文史|读张子良的一封信

今年是著名编剧张子良学长逝世11周年。生前，他与我有过三次书信来往。因多次搬家，两封已遗失。这一封是他的第一封来信，幸被完整地保存了下来。现发表出来，以表示我对他的纪念。

（张子良）

大约是1971年抑或是1972年秋天，我以陕西省子洲县革委会通讯干事的身份去张家沟村下乡采访，顺便拜访了张子良的父母亲。回到县上后，随即给时任西安电影制片厂编剧的张子良写过一封信，内容大体上叙述了我对他父母款待的感激之情，以及我对子洲县的一些粗浅印象。

半月之后，我接到了张子良的回信，厚厚的，打开一看，满满五页，约有1500字之多。如下：

维荣同志：

看到你的来信我是太高兴了。你知道这样的事情是不会很多的……我的同学，落脚我熟悉的故乡，而且专写报道！

你的工作是非常理想的工作。因为我们这些人的通病是眼高手低，没有生活。你这个工作，正好是克服这种毛病的好工作。事情不怕小，只怕不坚持、不认真。我以为由小到大，循序渐进是唯一正确的道路。我的工作，较你之差，是不实际，离生活太远，环境浮夸……今后，我也许有条件改变这状况——那当然是后话了。

提起子洲县，我是十分怀恋，和你的看法一样，子洲是块好地方，只要人的工作做好了，子洲是大有可为的。我甚至天真地想有朝一日还乡去，也为故土出把力！我的故乡张家沟，资源丰富，条件良好，前途更是令人神往。我和你一样认为：事情总是要变的，而且总要变好的！

我的父亲在农村是一个很有能耐的人物。从我记事起，他就肩负着全家十多口人的生活重担，而且白天晚上为农村工作奔走。为了生活的原因，我母亲曾多次哭着求他多为家里老小操些心，但他总是没有因为我母亲的眼泪而停止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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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七年七月间（或是八月间），我亲眼看着我的父亲和其他几位乡亲一块让胡匪逮走……几个月后我的父亲长发掩压着耳朵，瘦得连我也都认不出来了，伴着一位自称清涧地方的农民回到了我家。那时候，我们的生活很困难，姓王的没有营生，就买死牛肉。我清楚地记得篮子里那白色的长长的牛舌头是多么令人怵然！后来，记不准有多长日子，这个三十多岁的姓王的给我祖父尿了一炕，第二天天不亮就不见人了。我们全家为此好笑。祖父气得哭笑不得……也就从此，这位姓王的人再没有回来……文化革命中有人说这个人如何如何，我是不以为然的！从我记得，我父亲的朋友就不知有多少，这些朋友里除了革命的关系，就是穷的、可怜的需要人保护的人。当然，一个小孩子又能懂得什么呢？现在年龄大了，离我的父母亲远了，但是父母亲的行为一直影响着我，我甚至认为：他们就是我做人的榜样！

四八年正月，因为兵荒天灾人祸（我祖母气死……胡匪抢了牲口，拉了人，我祖父又不务正业），我们全家在边区政府的关怀下，怀揣政府移民证徒步乞讨着去山西逃荒……从陕西到山西离石县，三百多华里路程，我们一家人走了近二十多天。在陕西境内靠的是移民证，走哪里找村公所吃到哪里（其他逃难的人们，是没有这种待遇的！）当然也得要饭要水！过了黄河，那就全靠讨饭了。当时晋北也解放了，但土豪打了还没有分产。几十天的长途讨饭，使我五岁的二弟瘫在地上伸不开了腿。不久，他又看也看不见了！我刚满三岁的三弟，就像一个死了的孩子一样，不哭不嚎，挪一下动一下，无声无息。我们住在类似咱们乡下场窑一类的一个“皮行"（这是农村所谓“下等人”，诸如妓女、吹鼓手、轿夫、乞食者住的地方）的破窑里，用一捆蒿草挡住门。白天，父亲去抬轿车顶桌子（这是山西人认为最下贱的活儿）糊口。母亲去讨饭，我看着两个动也不动的小弟……维荣呀，你也许很苦，但你简直没法想象……就这样，当时地方上排外情绪严重，父亲为了生活，为了站得住，又投身革命，整天在区政府跑来跑去——当时我父亲只有二十八岁。一年之后，一个外地人，我年轻的父亲就是行政村主任了——从此，我们分了地，分了衣，分了粮食，住在了当地最大地主郝吉贵的几套大门的院子里，我们彻底翻了身！一直到1953年回陕西，我父亲都在工作。回家时，当地政府和乡亲们特制了一面红旗，上面绣了白字送给我们……

我父亲不会夸耀这些，但他确实做了一个普通农民应该做的事情……现在，我父亲年龄大了！

我即兴说这些，是因为又提到了故乡，提到了我的父母亲。我热爱我的故乡，当然也热爱我的父母。

我的故乡是很有意思的，只要你认真，那是一个可以大有作为的好地方！

作为谝闲传，我就写这些——生活是需要这样自自然然地交流的！

顺祝

安好！

子良九月二十日

这是一封极富个人感情色彩的信，充分表达了张子良对故乡、故土的一往情深和对生他养他的父母亲的深深挚爱。如果联系他后来的创作实践，我们会发现，张子良的作品大多数是在描写陕北这块黄土地上的人和事，因此也就不难感受到这封信所呈现的浓郁底色与苍凉气息。

信中，他用了大量篇幅叙述他的父亲和胡宗南进犯陕北时他的多灾多难的家。这段逃荒的苦难经历，以及战争投射到他幼小心灵的阴影，为他的长篇小说《我的伊甸园》的创作，提供了丰富的生活素材。

基于对战争的思考和理解，以及柯蓝《深谷回声》的启迪，他紧紧抓住了其中的电影美学元素，创作了电影文学剧本《深谷回声》（后改名为《黄土地》）。于是才有了导演陈凯歌，有了摄影张艺谋，有了作曲赵季平；才有了中国电影的“第五代”。

其实，《黄土地》的电影剧本故事情节并不复杂，只是编剧张子良赋予了它独特的艺术构思。剧本展现在读者面前的是陕北黄土地上朴实而守旧的农民，是陕北人的生存境况和精神处境。由于内容和形式打破了传统的电影语言观念，而被中国电影史学者称为第五代的代表作，张子良则被推崇为新时期电影重要的旗手式人物。

张子良的第一部电影作品，是1984年同王吉呈一起将著名诗人郭小川的长诗《一个和八个》改编为电影文学剧本《一个和八个》。剧本一反以往电影中明确的“好人”“坏人"之分，告诉人们，好坏其实是相对的；在特定的时间、空间内，它们是会相互转化和融合的。这一新的理念引起了电影界的极大关注，影片被誉为第五代的先锋之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