乌金世界的喊海人，江苏省徐州煤矿作家（一） ：小说家 

周梅森从14岁时就开始下井，干过采煤、掘进、运搬、通风、机电安装。井下艰辛劳作的亲身体验，贾汪矿区特有氛围的耳濡目染，使他渐渐明白什么是高尚、什么是鄙俗，什么是奉献、什么是索取，什么是爱、什么是恨……种种强烈的生活感受如同烧红的烙铁烙在他那年轻的心灵上。一种强烈的愿望在他心中萌动：把自己的感受写出来奉献给社会。

他是这样描绘煤矿的：“一个被沧海桑田之变埋葬了的世界，那个世界在亿万年以前也曾有过美妙的好时光。也曾充满蓬蓬勃勃的生命。也曾被我们头上的那颗相同的太阳照耀过。这地下丰厚的煤田便是由那些构成森林的树木演变而来的。我曾借着镀灯明亮的灯光，细细地观察那印在煤壁上的树叶和树木纤维的清晰可见的痕迹。我由此而相信了关于我们这颗星球历史的科学。”

他是这样表述第一次下井感受的：“……第一次下井的时候，我想得很多。我觉得我不是置身在三百米井下，我的头上也并没压着一层层花岗岩、黄岩、火成岩。甚至认为，我从未离开过我少年时代生活过、依恋过的大地，和那永远属于我的太阳。我的眼前常常出现幻觉：头上的镀灯太阳似地悬在远古时代的空中，照耀着深深地下的这块被沧海桑田之变扭曲了的森林和大地。有时，我似乎能听到远古森林中鸟儿的鸣叫；有时，我似乎能看见那蛮荒旷野上疾驰嚎叫的兽群。然而，经过亿万年的演变，森林变成了煤炭，旷野变成了岩层，那个时代的大地失落了。我像个在远古时代的森林中迷了路的孩子一样，对着这令人怅然，令人惊讶，又令人惊心动魄的一切，第一次意识到了人的渺小，历史的博大、深沉。”

周梅森从14岁开始写第一篇短篇小说，到24岁发表第一篇短篇小说，整整10年！他自己给这段时间下的定义是“挣扎期”。这10年中他写了100多万字的废稿，其中有3部长篇小说。这使我想起“世界短篇小说之王”莫泊桑，他也是从小开始写作，一直写到30岁，才在一人多高的废稿上发表了成名作《羊脂球》。这说明人要把握复杂多变的社会发展规律，必然要有个过程，在正确的结论没有形成之前，失败当然会不断出现，但失败往往是通向成功的阶梯。正如爱迪生所说：“失败也是我需要的，它和成功一样对我有价值。”要是没有这“十年磨一篇”的精神，周梅森也许就不成其为周梅森了。

随着这10年“挣扎期”的结束，周梅森进入了“成功期”。1983年，24岁的周梅森经李瑞林、袁庆南老师的推荐，到南京《青春》杂志社学习。当时《青春》的主编斯群同志慧眼识才，将很有文学潜质的周梅森正式调进《青春》当编辑。周梅森由此从矿山走进省城，迈进了新的人生阶段。《青春》开放的思维方式，清新的学术空气，使周梅森如鱼得水，文学才华得以充分的发挥。他雄心勃勃地将“30岁之前成为全国一流作家”作为自己的奋斗目标。他是恃才自傲吗？事实告诉人们：不是。他26岁就发表了成名作《庄严的毁灭》（1985年）。随之，中篇小说《沉沦的土地》（1986年）、《国殇》（1988年）、《大捷》（1988年）、《红粉之战》（1992年），长篇小说《黑坟》（1987年）、《重轭》（1990年）、《神谕》（1990年）、《沦陷》（1992）、《此夜漫长》（1992）等一批在中国文学界产生轰动效应的优秀作品相继问世。评论家大野、北帆在专论中写道：“周梅森向当代文坛展现了一片神奇的土地。”“这部系列小说以苍凉遒劲的笔调，勾勒了近现代中国社会一幅独特的生活画面，流动在画面之中的是一种沉沦与毁灭，崛起与喧闹的历史形象和声响，呈现了宏阔深沉的史诗风格和庄严崇高的悲剧力量。”周梅森说：“我找到了属于我的土地，属于我的题材，属于我的叙事风格。我开始能够站起来，而不是躺在别人怀里看世界了。世界在我眼里也不再是浩渺无际的了。”

1995年，周梅森从南京回徐州挂职任市政府副秘书长，沙凡在徐州南郊宾馆采访了他。20世纪七十年代，周梅森还在矿上工作的时候，沙凡在夏桥工人文化宫见过他。很年轻。身材匀称，皮肤很白，头发黑而亮，鬓脚长长的，眉毛浓浓的，用现在的话来说是标准的“帅男”。采访时见到他与十几年前在韩桥矿所见相比，仍然那样年轻英俊、潇洒倜傥，只是才气更加咄咄逼人了。交谈之中，他思路敏捷、表达缜密，不失著名作家之风度，但讲到动情之处，妙语连珠，一溜排比句式，再加上手势辅之，又仍然是矿工之气韵。

沙凡一直在寻找一个答案。他问周梅森：“你从二十几岁起就写出了那么多以清末、民国初年为背景的新历史小说，而且构建宏大、气势磅礴，无论是故事情节、战争场面、人性搏斗、氛围营造、人物形象、人物语言都与当时的社会背景十分吻合，笔法遒劲老道，使得一些初读你作品的专家学者误认为你是个老作家，发出‘周老先生功力不凡’的感叹。你是怎么做到的呢？”周梅森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是：“向社会学习，向生活学习，大胆想象，小心求证。”

想象，是文学之鸟的翅膀。如果离开了想象，文学创作确实不可想象。屠格涅夫在创作《父与子》的过程中，曾为书中主人公巴扎洛夫写了两年的日记，这就是想象的魅力。周梅森有没有为他的主人公写日记，沙凡不知道，但从周梅森的作品来看，为了使自己塑造的形象真实而富有生命、具有典型的性格特征，他在无穷尽的想象空间驰骋遨游，去设想人物的举动，去揣摩人物的言行，去设计人物的命运……但是，周梅森的想象不是无源之水，而是经过生活的严格求证的想象。他向沙凡举了一个例子：“比如，写一个民国初年军队的团长，大的情节姑且不论，当时的团长是什么军阶？使用何种规格的枪械？是骑马还是坐轿？穿着何种样式、颜色、质地的军装？一个团的编制有多少人？等等细节，都必须考证清楚才能下笔。虽说不一定达到‘崔杼杀其君’的程度，但也不能将野鸭当鹘鸟、似是而非。”沙凡由此想到，偌大的一片森林沉沦后最终只能形成一块很小的煤炭，周梅森创作了那么多大部头历史小说，他需要查阅多少历史资料、阅读多少理论著作、写下多少卡片、笔记呢？这个问题只有周梅森自己能够回答。

周梅森曾几次放弃组织上送他上大学的机会，不是他轻视知识和高等学府，而是看不惯当时“文凭热”中夹杂的急功近利的因素，不想随波逐流。他十分崇拜高尔基、安徒生那样以社会为大学、以生活为导师、刻苦自学的著名作家，决心效仿之。

最后，沙凡向他提出这样一个问题：“你认为自己在中国文坛处于一个什么样的位置？”周梅森笑着回答说：“我处在一个很恰当的位置上。文学界有这样的现象，有时万马齐喑，有时群星灿烂。文学活动犹如一场马拉松长跑，中途肯定有些人被淘汰。我在30岁之前想当全国最优秀的作家，30岁之后又想到‘贵在参与’，我投入了，我尽力了，后人自有评价。”回答得很机智。是啊，叫他自己怎么说啊，那年他才36岁。

周梅森对徐矿有强烈的感恩之心。据他回忆，当他写出第一部长篇小说《煤乡怒火》时，徐州矿务局宣传处的袁庆南老师热情帮他分析作品的人物、结构、主题。袁庆南老师离开徐州去南京开会时，还给周梅森写下近万言的长信，关心他的创作。这期间，李瑞林老师、许洪武老师都在文学创作上给予周梅森很大的帮助。周梅森觉得自己很幸运，在初涉文坛之时结识了几位好老师。周梅森虽然离开了矿山，成为省城的专业作家，但他一直与徐矿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周梅森是徐矿的文化名片，他回徐矿采风、讲课、休假，王广玉、皇新海、师为杰等徐矿集团党委领导同志都热情相邀，介绍企业的发展状况，关心他的文学创作。周梅森深情地说：“我的创作风格和文化品位，都是徐州煤矿赋予我的，是煤矿那沉甸甸的生活造就了我那沉甸甸的作品。”“井筒有多深，我的根有多深。我的笔管灌满煤海的波涛。”“我走上了文坛，走上了荧屏，可我的根依然深深地扎在徐州煤田、扎在老百姓当中。 我永远不能离开那深深的矿井，不能离开徐州故乡那一块神圣的土地。”

此话深刻。他如果不是从小随父从扬州来到徐州煤矿，现在也许照样是一位作家，但写出的作品可能是江南水乡的温馨典雅、丝竹萧瑟、吴侬软语、小桥流水式的风格，而不是现在这种雄浑厚重、阳刚苍劲、巨佚史诗般的作品。

1995年，周梅森在历史小说创作取得出色成就之际，转入政治小说创作。所谓政治小说，康有为下的定义是：“政治小说者，著者欲借吐露其怀抱之政治思想也。” 1995至2009年，周梅森出版的长篇政治小说主要有《人间正道》《中国制造》《绝对权力》《我主沉浮》《至高利益》《国家公诉》等。文学界有人将1979年蒋子龙的《乔厂长上任记》、1981年张洁的《沉重的翅膀》、1984年柯云路的《新星》等早期改革文学和1997年张平的《抉择》、2002年陆天明《苍天在上》等反腐文学都归为政治小说范畴，并评论说张平、陆天明、周梅森是中国政治小说“三巨头”。2017年，周梅森携长篇小说《人民的名义》再次敲开政治小说的大门，作品揭示了反腐斗争的复杂性、多面性、艰巨性，反映了党的意志、人民期盼，国家的未来，昭示着批判现实主义的回归，代表了中国政治小说的最高水平。因此人们称周梅森是“中国政治小说第一人”。

然而，反腐题材是政治小说一个非常敏感的区域。创作此类作品除去写作能力，还需抵御风险的胆识、勇气和智慧。如果说周梅森的政治小说是良心之作，那么他的这颗良心在滴血。他的政治小说出版后，曾引起轩然大波，有人对号入座，指责他污蔑领导、泄私愤，甚至有人对他威胁之能事。其实，自动对号者极有可能就是隐藏颇深的贪腐者，周梅森作品每一个故事、每一个人物，都像锋利的匕首，将对号者的假面具一刀一刀地往下剐，对号者能不气急败坏、恼怒抓狂吗？周梅森写政治小说不仅遇到诋毁，还遇上了官司。先后有两位作家起诉周梅森的《人民的名义》抄袭自己的长篇小说，要求赔偿。周梅森政治小说巨著连连，其文学成就已呈钟鼎之势，他连自己都不愿意重复，还要去抄袭别人？他向社会宣布：他的作品均是原创，欢迎全社会监督举报。只要查实有一部是抄袭的，他个人奖励十万元。法律是公正的，两位原告都败诉。

周梅森将《人间正道》《中国制造》《绝对权力》《至高利益》《国家公诉》《我主沉浮》《人民的名义》等政治小说由他自己担任编剧、艺术总监，拍摄成电视剧，轰动了影视界，出现了霸屏现象，影响力呈几何级数的增长。尤其是2017年推出《人民的名义》，更是一部“横空出世”的现象级大剧，被称为“史上尺度最大的反腐剧”，豆瓣评分9.1，收视率一路飙升，几十年不见的“万人空巷”现象再次出现，实时收视峰值破7，创造了近十年国内电视剧的最高纪录，成为当之无愧的“国剧经典”。平日里，在井下劳累了一天的早班矿工们，上井之后都会三个一群、五个一伙地涌进矿食堂，买上凉菜、炒个小炒，啤的白的一起上，边喝边聊、咋咋呼呼、热闹得很，八九点了还不愿散去，这是矿工们的生活常态。可2017年4月份的那些天里，矿食堂里一改往日的喧闹变冷清了，很多矿工买了饭菜就端走了，上井晚了的慌忙买上两猪蹄、四个馒头用筷子一穿，边啃边往外跑——都回宿舍追剧去了，看湖南卫视热播的电视剧《人民的名义》，一集都不愿拉下。第二天下井走在大巷里，还有人在为到底是高育良坏还是祁同伟坏，争得脸红脖子粗。

周梅森的政治小说无疑是中国主流文学的中坚力量。可有人说周梅森政治小说虽然在当下有较好的社会反响，但不是纯文学，进不了中国文学史。这个观念值得商榷。党中央提出，文艺是时代前进的号角，一部好的作品应该把社会效益放在第一位，文艺工作者必须自觉地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欢乐着人民的欢乐，忧患着人民的忧患。十八大以来，党领导的反腐斗争使中国的政治生态发生了深刻的变革。在这变革过程中，作家尤其是写政治小说的作家应该在场，用文学观照当下。这是党的要求、人民的期望、作家的责任。实践证明，周梅森是“在场主义”的笃行者，是巴尔扎克所说的历史“书记官”。

纯文学小说和政治小说都是人民所需要的，都是中国文学宝库中的璀璨奇珍。纯文学小说作家和政治小说作家，作品类型有所不同，但文学使命一致。如果说充满正能量的政治小说缺乏艺术价值，是对人民大众文学审美的低估，是对以人民为中心创作导向的理解出现偏差。如果周梅森政治小说进不了中国文学史，矿工兄弟们也许会问：中国文学史何人在写？

翟永刚

翟永刚，小说家。1950年出生，曾是老三届插队知青、徐州庞庄煤矿工人。高高的身材，清秀的面庞，透着书生气。他的《天寒地热》《深情》《亦梦亦真》《窑衣》四部中篇小说获第一、第二、第三、第六届中国作协和中国煤矿文联合举办的中国煤矿文学乌金奖。

他从小就喜欢文学。上初中正是“史无前例”的年代，他将《静静的顿河》《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等“禁书”偷偷地读个遍。拜伦、雪莱的诗句也能背上来不少。1969年他到邳州市一个贫困的乡村插队，不知触动了哪根神经，写了一首题为《迈开大步到农村去》的诗，发表在1970年1月5日在《徐州报》上。伴随着这篇处女作，他这一大步“迈”了整整四年。1973年他分到庞庄煤矿当掘进工。

翟永刚对待文学创作的态度有三条：不出书、不入会、获奖随缘。2008年，沙凡和他谈了两次，动员他作为重点作者在《喊煤海—徐矿作家文学丛书》中出版他的专集。换了别人高兴还来不及呢，他却婉拒了。

翟永刚衡量自己作品的标准也是三条：一是作品能否在大型文学期刊上发表。因为只有在文学期刊上发表，作品才算得到文学界专业人士的认可，这要比自费出版书籍的门槛高得多。二是作品在期刊发表时能否名列头条。因为头条是期刊的门面、招牌、导向，一旦被编辑选上，含金量可想而知。三是作品问世后能否引起社会的关注。社会的关注程度是衡量作品社会价值的重要指数之一。

他是这样认为的，也是这样努力的：一是他的主要作品都发表在《北京文学》《花城》《清明》《雨花》《阳光》《小说月报》《作品与争鸣》等国内有影响的大型文学期刊上。二是他的《窑衣》《深情》《还有一只花圈没到》《亦梦亦真》《噩缘》《天寒地热》等作品均发表在刊物头条或显著位置，彰显编辑部对永刚作品的肯定。三是他的《窑衣》是徐州文学界中篇小说中唯一被《小说月报》转载的作品，还被《作品与争鸣》头条转载并配发了评论《为工人作家呼吁》；《北京文学》配发了评论《自知何知》。《窑衣》《噩缘》《有话就说有酒就喝》《还有一只花圈未到》均由《领导科学》《决策》以缩写等形式转载。《窑衣》《噩缘》被缉入多种选本。中篇小说《天寒地热》1985年被全总文工团改编为电视剧《爱的选择》在中央电视台、北京电视台、山西电视台播放。

《窑衣》是翟永刚获得中国煤矿文学乌金奖的中篇小说。他用良心蘸着血泪讲述了一个国有煤矿改制过程中，有人趁机大肆吞食国家资产，广大职工奋起抗争的故事。情节跌宕起伏，环环相扣、厚重深沉、撼人魂魄；字里行间激荡着来自生活底层的正义呼唤。矿工把下井俗称为下窑，又把下井穿的工作服叫着“窑衣”。在旧社会，矿工身上的窑衣褴褛破烂，是当牛做马受剥削受压迫的写照。解放后，矿工穿上结实、耐磨、防静电的劳动布工作服，是国家主人翁的象征。有很多下了一辈子窑的老矿工，退休后都把窑衣洗干净叠整齐放进箱子，作为一个念想保存起来。《窑衣》主人公何自如是矿工会副主席，见有的干部趁企业改制之机大肆吞食国家资产，深恶痛绝。为了维护工人利益，保护国有资产，挺身奋起抵制，可与权势相斗他毫无胜算。最后，他在深深的歉疚和万般无奈中，身穿窑衣，投湖自尽。另一位主人公秦师傅是一位曾在井下舍生忘死抢救工友的英雄、劳动模范，改制后却有病无钱治，贫病交加，身穿窑衣含恨吞药自杀。一个干部、一个工人被迫离开人世时，为什么都选择身穿窑衣而去？在他们的精神世界里，窑衣不只是一件工作服，而是一种象征。只要穿上它下井干活儿就能挣钱养活家小过上好日子——窑衣象征着幸福；只要穿上它下井就能体会到自已是为社会创造财富、为人民奉献光和热的国家主人翁——窑衣象征着使命；只要穿上它下井就能看到企业在改革开放中的美好前景——窑衣象征着希望……当他们被贪腐的邪恶势力逼得走投无路，不得不用提前结束自已生命的方式，来向吞诬他们的幸福、玷污他们的使命、撕碎他们的希望的贪腐恶魔作出最后一次抗争之时，想到要把这些自已为之奋斗一生的最珍贵的东西带走，不能留在世上让那些混蛋糟贱。小说虽有浓浓的悲剧色彩，但它并不让人消沉，也不让人对改革失去信心，而是让人在悲愤中振作起来，端正企业改制之路。作者塑造的矿山工人群像，自有拨乱反正的力量，自有惩恶扬善的智慧，改革的希望就在最底层的普通百姓手中。由此可见作者对人民、对国家深沉如山岳般的爱。

翟永刚的反腐题材的中篇小说《多判了三五年》以贪官丈夫的妻子作为主人公，颇有新意。某副老总与老总是多年共同打拼的铁杆兄弟，是随着老总的步步升迁而随之得到步步提携。老总和副老总的妻子看上去也是一对好姐妹。但女人的虚荣天性使得老总妻子对副老总妻子有着优越感甚至颐指气使，副老总妻子为了丈夫的前途，对老总妻子的骄横敢怒不敢言，忍耐了一切甚至还逢迎讨好她。翟永刚把女人之间这种微妙的关系描写得非常精彩。天有不测风云。老总、副老总相继落马“双规”。这两家妻儿一落千丈，陷入了难堪和恐慌。老总交代他有笔赃款存在的“小三儿”手中，只要退赔这笔赃款就能使自己少判三五年刑期。副老总的妻子曾经在外出旅游时结识这个小三儿，但不知道她的真实身份。当老总的妻子得知副老总的妻子可能知道老总的“小三儿”的下落，没了以往的气势，百般乞求副老总妻子帮助寻找“小三儿”。副老总的妻子为了寻找能够救老总的“小三儿”，胸前挂着寻人启事的硬纸牌，到过多个城市的火车站、飞机场、宾馆，吃尽千辛万苦，终于找到了“小三儿”，说服“小三儿”将保存的赃款全部上交法院。读者看到这里，都以为这就是故事的结局。不料想，翟永刚笔锋一转：“小三儿”上交的赃款远远多于老总交代的金额，老总又落了个不据实交代的罪名，因此比原定的刑期又多判了五年。这真是绝妙的讽刺。作为副线，老总的儿子和副老总的女儿是一对情侣，随着事件错综复杂的矛盾冲突的发展也分分合合、坎坎坷坷。翟永刚这部作品告诫世人，欲望与现实的矛盾、拥有与失去的矛盾，永远是人们必须谨慎对待的社会命题。

他发表于2013年第6期《北京文学》的中篇小说《还有一只花圈未到》。这是翟永刚的创作视野由矿工生活转向更广阔的社会生活的作品。他将亲情、孝道、官场、民生等诸多社会现象凝结在一个葬礼上。这个葬礼有着不平常的社会背景，既是一个官员父亲的葬礼，同时也是另一个普通工人父亲的葬礼。更不平常的是葬礼发生在年底考察干部的敏感时期。各类人物或纠结或伪善的心态，或自觉或身不由己的行动，让矛盾一层层铺陈，情节由浅入深，既折射出带有普遍性的人情世相，又反映当今社会的扭曲特征。《还有一只花圈未到》能被《北京文学》放在刊物最显著位置发表，可见作品的分量。

翟永刚的生活道路并不平坦。结束了一段不美满的婚姻之后，上天把一个叫作徐瑞芳的好姑娘送到他身边。徐瑞芳身材高挑、温婉贤淑、热爱文学，与翟永刚志趣相投、甚是恩爱。他们幸福地共同生活了十多年。天有不测风云，2013年夫妻俩去九寨沟旅游，徐瑞芳突然因高山反应没来得及抢救溘然去世。夫妻两人高高兴兴携手出门，最终却是丈夫捧着妻子的骨灰盒伤心而归。徐瑞芳香殒九寨沟之后，永刚一直沉浸在悲伤之中。徐瑞芳和他一起谈论文学、一起湖畔散步的美丽倩影，常常魂牵梦绕地出现在他的脑海之中。缅怀亡妻可以是照片、可以是视频、可以是鲜花、可以是遗物，而永刚则认为，只有高尚的文学才能放飞他对瑞芳千呼万唤终不回的不尽之思念。他将与徐瑞芳合著的四十万字的长篇小说《清纯》（暂名）交由中国煤矿文化网连载，在互联网浩渺的空间向人们传递着、见证着不仅他和徐瑞芳名字仍然连在一起，他们的心更是仍然连在一起。夫妇俩在《清纯》中讲述了以一个煤矿姑娘家庭爱情事业为主线的凄美故事。

永刚将迈进古稀，虽孑然一身，但还保持着年轻时颀长的体形，身体很健康。他以“行万里路”来充填因爱妻去世而坍塌的心灵空间。他已走遍了国内所有的省份，现在正拉着箱子行走在自己选定的走遍世界的旅途中，己去了美国、加拿大、墨西哥、南非、阿联酋、埃及、土耳其、韩国等十几个国家。这只是计划中的五分之一。也许完成了周游世界的计划，他会静下心坐下来，铺开稿纸拿起笔再创新作品。

李其珠

李其珠，小说家，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江苏省作家协会会员、徐州市作家协会顾问。他1951年出生。老三届插队知青。 1971年从农村到徐矿第二机电修配厂当工人，和沙凡是一个车间的同事，李其珠是钳工，沙凡是车工。后来沙凡调局机关工作，他调建井处工作，有几十年的工作交集，关系甚笃。

李其珠在徐矿文学界有四个第一：第一个在中国诗坛圣殿《诗刊》上发表诗歌；第一个在全国性大报《工人日报》上发表小说；第一个在全国煤矿最高级别的文学刊物《中国煤矿文艺》上发表报告文学。第一个获得江苏省紫金山文学奖。他曾在《诗刊》《萌芽》《雨花》《人民日报》《工人日报》《中国煤炭报》发表作品约170万字。尤其近十年来佳作迭出，发表中篇小说《嘟嘟的呼号》《矿珀》《梁歌的歌》等作品。在作家出版社出版中短篇小说集《浮沉》。

1976年10月，“四人帮”倒台。二机厂各个车间都设有声讨“四人帮”的大批判专栏。李其珠负责三车间专栏的编写工作。他提着桨糊桶，把事先准备好的大批判稿件贴在批判专栏上，可最后右下角还有一块空白。可手头又没有现成的稿子。李其珠拿起毛笔沉吟片刻，直接在空白处写下一首题为《华主席，俺铁心跟您向前奔》的诗：“……党中央两项决议响春雷/华主席成为俺的领路人/毛主席遗愿得实现/东风万里扫阴云/十万大山齐欢呼/毛主席放心俺欢心/干起革命劲更足啊/华主席！俺铁心跟您向前奔/手，是一双双粗壮的手/心是一颗颗通红的心/手握机柄奏凯歌啊/华主席！俺又闹起了大跃进……” 尽管这首诗具有当时谁也无法避免的历史印记，但展示出工人阶级爱憎分明的政治情怀，语言朴实、朗朗上口。第二天，李其珠将这首诗抄写得工工整整装进信封，寄给了《诗刊》编辑部。

11月25日，李其珠和爱人袁承香去贾汪看望父母。一家人一边喝面条一边听广播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出的首都文艺界大型朗诵演唱会的演出实况。殷之光、瞿弦和等好几位中国顶级的朗诵艺术家朗诵了郭小川的《团泊洼的秋天》、石祥的《周总理办公室的灯光》等著名诗作，荡气回肠，激情澎湃。听着听着，李其珠突然听到广播里报幕员说到：“请听诗朗诵《华主席，俺铁心跟您向前奔》，作者李其珠，朗诵者张家声……”李其珠浑身像过电一样，嘴里的面条都没顾上咽，鼓着嘴像个雕塑一样一动不动，两眼直勾勾地盯着广播喇叭。袁承香推了推他：“是你的诗吗？”他将食指放在嘴边示意袁承香别出声。“……东风万里扫阴云/十万大山齐欢呼/毛主席放心俺欢心/干起革命劲更足啊/华主席！俺铁心跟您向前奔……”熟悉的诗句一句一句从广播喇叭里流淌出来。李其珠浑身哆嗦地高喊到：“是的！是我的诗！”原来，李其珠的诗寄到《诗刊》编辑部后，引起了编辑的注意，列入发表计划。正好赶上诗刊社编辑部参与主办这场大型音乐朗诵演唱会，便将这首诗推荐给晚会的编导和演员。第二天，全厂人都知道李其珠的诗上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人们向他祝贺。是啊，一个煤矿工人的诗作，能在粉碎“四人帮”这样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重大文艺晚会上，由著名朗诵大师朗诵，通过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电波传遍全中国、传遍全世界！难得，实在难得。十几天后，李其珠收到从北京寄来的两本刊有《华主席，俺铁心跟您向前奔》的《诗刊》杂志。事情虽然已过去四十多年了，已年近70岁的李其珠仍珍藏着这本纸页已经又黄又脆的《诗刊》。2011年，沙凡把李其珠这一段儿写进了长篇报告文学《五彩石》，其珠看了直笑。

1982年李其珠在《工人日报》发表的短篇小说《客满》，用幽默调侃的笔调，写了三个不同性格和境遇的女婿，大年初一在老丈人家相聚的情景。辛辣地讽刺了那些有关系、无才能的人靠开后门占满机关科室的位置，造成人浮于事的不正常现象。这种讽刺在令人发笑的同时，又令人心中隐隐作痛。值得一提的是，这部作品是三十多年前发表的，不仅在当时产生过较大影响，就是现在再拿来看，仍然字字合宜、句句对路。心地善良的人看了很解气，心里有鬼的人看了直冒汗。李其珠说：“面对生活中反常现象‘如入鲍鱼之肆，久而不闻其臭’的作家，是麻木的作家”。

李其珠的文学作品抨击丑恶是犀利尖锐、入木三分，歌颂崇高则激情奔泻、真挚豪放。 1981年，他根据义安矿青年矿工朱保平一只手臂仍然奋战在采煤工作面的事迹写的报告文学《一只手高举火把的人》，在《中国煤矿文艺》发表。引起煤炭部部长高扬文的重视，在全国煤矿劳模大会上专门看望了朱保平，并亲自安排为朱保平赴上海安装假肢，成就一段佳话。1994年，徐矿建井处转战淮南花家湖和山西等地，李其珠作为工区党支部书记带队出征，在工地与工人朝夕相处，共同战斗，写出了报告文学《高擎起燃烧的信念》《左手一指是太行》，描述了建井处职工在异地创业的艰辛拼搏和乐观豪迈。多年来，李其珠写了全国劳动模范陆金龙、写了全国煤矿劳动模范杨昌勋，写了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阎金鲁，写了获得全国“五一”劳动奖状的曹久宏班……李其珠说：“把反映劳动模范事迹当作‘小儿科’的作家，是‘身在宝山不识宝’的作家。”

1998年李其珠因严重的心血管疾病搁笔十年，直到2007年重新出山。大病初愈的李其珠将新创作的中篇小说《嘟嘟的呼号》手稿送到徐矿文学期刊《热流》主编沙凡手里。沙凡一口气读完，认为这是李其珠写得最好的一篇小说，立即签发在《热流》发表。随之被大型文学期刊《江南》转载。浙江省作家协会创研室主任、文学评论家金学种评论《嘟嘟的呼号》“无疑是中国接地气的文学作品之一”。文学评论家王景陶评论道：“李其珠颇具文学天赋，小说描写了嘟嘟这条狗的忠诚，剖析了腐败分子连狗都不如的丑恶。作品的总体结构是通篇性讽刺，这是最高级的反讽。其珠不是偶尔运用讽刺反语，而是采用一种特殊的篇章结构致使双关意义贯通全篇，这是他的自信，也是对读者的信赖。我们可以想象其珠写作时有太多刻骨铭心的伤痛。你读他的小说，只有读懂了故事全部情节，认识了人物之间相互关系及情感关联，才能真正领悟了文字下形而上的东西，文学性才能得到最大限度的实现，其艺术价值也才能真正被揭示出来。其珠的《嘟嘟的呼号》获得紫金山文学奖名至实归。”

《嘟嘟的呼号》发表之后，李其珠随后推出了以梦阳矿区为背景的“梦阳系列”中篇小说《招手之间》《矿珀》《梁歌的歌》，每篇都像《嘟嘟的呼号》那样解剖着“腐败”这个魔鬼的躯体，把它那黑透的五脏六腑置于阳光之下示众。

李其珠的中篇小说《粱歌的歌》塑造了工会干事梁歌、工资科业务员韩思乐、电视台美女记者余力三个典型人物。主人公粱歌是一个充满正能量的正面形象。他是老劳模的儿子，心地善良、富有正义感，矿上发生了4.11罐笼放大滑事故，致使罐笼内的三名矿工全部牺牲。全矿停产让工人进行吸取事故教训的安全教育。工人们都说明明是矿长老婆做生意购进了质量不合格设备造成的事故，却拿工人当替罪羊。粱歌为安抚工人的情绪，突发奇想让工人无记名投票搞了一个“我最厌恶的人”评选。结果汪精卫、秦桧、矿长刘金宇一同上榜。刘金宇恼羞成怒。正直的梁歌为不连累矿工，承担了全部责任离矿而去，在埋有牺牲的矿工兄弟的公墓当了守墓人。工资科业务员韩思乐，外号老油条。看上去油嘴滑舌，混吃混喝。其实看透了红尘，嬉笑怒骂皆文章，正直而有智慧。因他掌握着矿长刘金宇购买设备吃回扣的证据，刘金宇想让韩思乐替他顶罪，韩思乐不买账，把他的话录了音。刘金宇为堵他的口提拔他当了工资科长。老油条将计就计，用巧妙的斗争策略与其周旋，处处在暗中保护着梁歌，又设法把己被刘金宇整下岗的200多名职工召回矿上班，用一种特殊的方式伸张正义。电视台美女记者余力外表长得纯美，具有仗义执言的职业精神，利用媒体的力量拿下了不少如狼似虎的贪官，对梦阳矿发生的4.11罐笼放大滑死亡事故的原因调查也是紧追不放。从这一点说，她是正义的化身。但就是这个正义的化身，又是市委书记的情人。她之所以能拿下贪官的能力与这个强大的背景密不可分。因此，她正义的反腐之举，是靠非正义的人脉资源实行的。这个矛盾的组合体让她痛苦，可她又为是否从这种痛苦中自拔而犹豫徘迴，因为她要靠这个尴尬的组合体来做她想做的事情。李其珠的《粱歌的歌》告诉读者，尽管腐败这个恶魔气势汹汹、不可一世，但是正义总能以不同的角度、不同的方式、不同的主体形成强大的合力，使其不堪一击。

李其珠是个作家，年轻时还是个多才多艺的“杂家”。

他喜欢文艺表演。肤色虽然黝黑，但浓眉大眼高鼻梁很英俊，曾经在文艺舞台上扮演过郭建光、杨子荣，扮演过旧社会卖儿卖女的老窑户，扮演过高唱“山丹丹开花红艳艳”的红军战士等等，不管是主演还是配角，都十分投入。

他喜欢演讲。曾是徐矿职工演讲协会撰稿部部长，写出了一批质量上乘的演讲稿在省、市演讲比赛中获奖，还为市电大讲过演讲稿写作课。

他喜欢书法。写得一笔好字，特别是练就的魏体很有功底。

他喜欢读书，酷爱先秦文学、诗经、楚辞及汉魏文化。不少名句名篇，一背一串，每每潜入历史文化长廊，总是乐不思蜀。

他喜欢神游。他从东北三省到西南边陲，从天山之巅到南海港湾，登过万里长城，闯过千里戈壁，取大地之锦秀，写矿山之华章。

他说：“生活是多侧面、丰富多彩的，没有生活就没有积累，没有积累就不可能成为作家。”

栾晓明

栾晓明，小说家，国家二级作家、江苏省作家协会会员、徐州市作家协会理事。他1953年出生，曾是老三届插队知青、徐州新河煤矿工人，高大威猛、豁达开朗、不修边幅、酒量过人，绝对是“豪放派”版本。奇怪的是，他只要进入创作状态，犹如深闺待嫁的姑娘学女红一样，心境如水银泻地，细腻缜密，就连写的字也如女性般娟秀。

他一生发表文学作品二百三十余万字，出版散文集1部、小说集1部，21次获全国和省部级文学奖。中国煤矿文学乌金奖从第一届到第六届，他每届参评每届获奖，全国唯他一人能有此骄人的纪录。

1970年初，栾晓明作为老三届插队知青在铜山县柳泉公社务农。在轰动一时的向阳渠水利工地个顶个地干活，每天迎着太阳上工、披着月光收工，累得夜里两腿直抽筋。前途如何？希望在哪里？未来是个什么样子？都是未知数。他无意中读到贺敬之的《放歌集》，很是激动了一阵子。他想，这活儿我辈也可以试试的。不久，他担任了水利工地宣传员，为了对得起那免受抬大筐、扛石头的皮肉之苦得来的工分，工作十分积极，写了一些诗歌发表在油印的《向阳渠战报》上，虽说有些标语口号的味道，倒也合辙押韵。怕老百姓不认识字，还亮开嗓门给大家念——也算是宣传鼓动吧。就这样，他把自己认为是“诗”的东西写了满满两个日记本。闲时独自咏叹、悠然自得，觉得生活充实了许多。

1975年他结束了“接受再教育”插队生活，分配到徐州新河煤矿当掘进工。他坐在开往掘进头的矿车内，不安分的文学细胞还在忙着找灵感。那份辛勤、那份刻苦、那份执著，劳模比之亦感逊色。他的诗歌开始上了广播、黑板报，慢慢地矿上不少人都知道有个写诗的叫栾晓明。

栾晓明真正懂得文学创作为何物，得益于当时在局宣传处抓文学创作的袁庆南。他进矿后把一组诗歌寄给袁庆南。结果其中一首《铃儿叮铛》在袁庆南主编的《矿山文艺》上发表。袁庆南慧眼识人才，安排他参加了局和省文学创作学习班。这两次学习培训，栾晓明见了世面，开阔了视野，看到了差距，找准了目标，创作产生了质的飞跃。后来又得到《工人日报》王恩宇、工人出版社岳建一等老师的提携培养，创作技法日臻成熟。就在创作风头甚健之时，他考入徐州师专。读了两年大专不过瘾，又接着考入西北大学作家班学了两年本科。这四年寒窗虽苦，但为他的创作所起的作用不言而喻了。

栾晓明文学作品第一个特色是多用白描式语言，朴实、自然、简练、口语化，没有过多的场景描写，没有过长的人物对话，但是内在节奏却十分紧凑，寥寥数语便把人物性格刻画得惟妙惟肖，几句话就把很长过程叙述完毕，收放自如。他的获奖作品《水往低处流》、《伤脑筋的下旬》便集中表现了这一特色。

栾晓明文学作品第二个特色是笔调幽默，常有带着微笑的讽刺和调侃，捧腹之余让人在笑中深思。即使是令人悲伤的事物，他也力图用调侃笔法来写，沉重中见轻松，悲壮处含滑稽，描绘着生命的另一种色彩。他的小说《八旗子弟》就闪现着这种才华。

栾晓明的文学作品第三个特色是挖掘社会生活的层面比较广。他的纪实文学《黑太阳的性爱契约》就入木三分地批判了当时煤矿存在的买卖婚姻的丑恶现象，字里行间流动着深深的思索，令人心灵震撼，产生了较大影响，被《开拓文学》杂志创刊号发表后，又被人民文学出版社、作家出版社、百花出版社、辽宁出版社辑书发行，成为他的代表作之一。

晓明曾担任徐矿文学期刊《热流》副主编。为发展徐矿文学事业做了很多工作，《热流》能被评为全国煤炭系统十佳文学期刊，栾晓明功不可没。他和《热流》编辑吴亚旭在刊物上开辟了一个《集装箱》栏目。每期杂志集中宣传一位徐矿作者，刊登其代表作和大幅作者照，并配发文学评论，给读者形成完整的、立体的阅读印象，宣传效果非常好。从1997年至2013年《热流》一共集中包装推介了58位重点作者。

2009年的一天，徐矿小说家翟永刚做东，邀约几位文友小酌。席间，栾晓明与沙凡打赌，说：“我们俩是同年人，都快退休了，看谁能再写一部长篇。”沙凡说：“好啊，你写长篇小说，我写长篇报告文学，谁输了就还在这个酒店，还是这些人，请一场。”众人说：“就这么定了！”三年过去，他俩没有输赢，打赌酒没喝成：栾晓明写出了长篇小说《忍受》，沙凡写出了长篇报告文学《五彩石》。

2009年前后，栾晓明患上糖尿病，屡次住院。在这期间他创作的《生命六题》写的十分精彩。耐读耐品。看上去他是在描摹和剖析着身边朋友的生活状态，引领读者观赏生命的雾化、享受生命的趣味、辨析生命的颜色，追求生命的纯净。实际上，他隐隐约约感到死神虽然还看不清面目，但一直在他不远处转悠，使他有意无意地在对自己生命存在作深层次探寻。

2012年之后，栾晓明的糖尿病愈发加重，出现了紧张、焦虑、失眠、记忆力减退等症状，住院治疗不见效果。沙凡两次去医院看望他，己经明显感觉到他的精神世界被病魔侵袭得有些紊乱，常有令人费解的呓语和举动。

栾晓明的长篇小说《忍受》是他生病期间与死神撕扯的过程中写完的。写得非常辛苦。他对《忍受》的期望值很高，认为自己就是为了写这部《忍受》而活在人世间的，他大半辈子的思考和阅历都在这本书里边，浸泡着他的感情，流淌着他的心血，张扬着他的个性，传递着他的思想，觉得自己能写成《忍受》，这辈子就没白活。他在《忍受》后记中写道：

“在写的过程中，我媳妇和女儿问我，你在写什么呀？我回答，我在写小五子。女儿问，小五子是什么概念？我说，中国新闻出版署署长接受崔永元采访时说，中国文学有一百多年没出大师级的人物了，四大古典名著以后，小五子迟迟出不来。我当时心里一动，我的《忍受》算不算小五子呢？女儿说，那别说小五子了，小八子也行呀。女婿搭话说，照那么说来，小十子也挺金贵的。我说，小十子就出圈了。我向小五子努力，力争不出小八子，干个漂亮活出来。我嘴巴没有把门的，不久就吹给文友听，有的文友用小五子来挖苦我。我说错了？谁嘲笑谁呀？你等想都不敢想的事情，我已经奔着那个目标挣扎着跑去了，我倒在路上，也是倒在冲锋的途中。何况，你怎么敢断定我没有生一个小五子的功能？！我说我达到了，你说没达到，争执起来，你我说的都不算。那么，谁说的算呢？这要由读者说了算，这要由时间说了算，这要由历史说了算。我明白，我确实干了一件力气活。不敢说力拔山兮气盖世，起码力透纸背是做到了。从今往后，我不光忍受别人的白眼了，我还将享受成功的快乐。怎么样？挺好的，棒极了。”

可惜， 栾晓明用生命的最后时光写出的40万字的长篇小说《忍受》还没来得及出版，于 2013年11月14日16时，因糖尿病并发症医治无效阖然长逝，享年60周岁。众文友纷纷赶来参加栾晓明的治丧活动。徐矿文学评论家王景陶执笔撰写了栾晓明生平介绍，徐矿诗人贾兴沛主持遗体告别仪式，徐矿散文家张本刚介绍栾晓明生平。中国煤矿作家协会、徐矿文联都送了花圈。栾晓明的去世，是徐矿文学界的一大损失，但他的文学理想、文学精神和文学作品给徐矿留下一笔难得的文化财富。

晓明逝世后，文学评论家王景陶发表了题为《用生命撞出文坛霞彩------浅谈栾晓明及其长篇小说<忍受>》的文学评论。文中写道：“可以说，栾晓明的《忍受》是用他的生命写成。小说有他的心血在流淌，有他的情感在喷发，有他的思想在呐喊，有他的生命在延续，才让我们惊讶这部小说的高度，才让我们重视这部小说的深度。他确实在用生命撞出文坛的霞彩。至于《忍受》多少年后能被中国文学史承认为第几名著，历史会有结论的。”

耿家强

耿家强，小说家，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江苏省作协会员、徐州市作协副主席。他是江苏淮安人，1943年出生。1960年进矿，曾是徐州韩桥煤矿采煤工。后任《徐州矿工报》副刊部编辑、专刊部主任。职称是主任编辑。

他干采煤工时写了不少表扬本工区好人好事的稿件，投给电台、报社并得到采用，因此工区的干部工人都很喜欢他。到了文革时期，无书可读，他便把《金光大道》《艳阳天》读了好几遍，潜心研究浩然朴实流畅、生活气息特浓的语言风格。在日常生活中，无论是井上井下，他只要听到工友们在说句有意思的方言俚语、俏皮话、歇后语之类的，兴奋得像捡到宝贝一样，马上跟上去央求人家再说一遍，记在随身携带的小本子上，工友们见他如此情态都哈哈大笑。他的努力很有成效，为自己的文学语言形成生活气息浓郁、富有幽默感的风格打下扎实的基础。

耿家强从通讯报道转向文学创作得感谢周梅森。那是在1975年，当时两人同在韩桥矿工作，周梅森19岁、耿家强32岁。周梅森拿自己创作的小说《煤乡怒火》与耿家强探讨创作、交流体会。这次见面给耿家强的触动很大：佩服周梅森青春年少就能写小说，自己都过了而立之年，应该加倍努力！从而激发了创作热情，不断练习尝试，终于在《新华日报》整版发表了处女作小说《煤海激浪》，从此走上了文学之路。四十多年之后，沙凡问他从事文学创作以来最高兴的事是什么？他的回答是：1975年与周梅森的会见。

1975年他借调徐州矿务局宣传处创作组，1979年《徐州矿工报》复刊，他正式调进报社副刊部当编辑。从此在文学之路上迅跑，成为一位高产作家：至今已出版五部长篇小说：《炎黄蚩尤演义》《海之魂——郑和下西洋后传》《铁马冰河—— 一个老兵的传奇》《煤之魂》《爱做梦的孩子》；出版五部长篇纪实文学：《魔窟奇人传》《姑嫂情》《差生小世界》《中国第一列》《航道惊涛》；出版中篇小说集、散文随笔集五部：《我认识你》、《文化随笔》《笔墨缘》《人世间》《仁贤斋主录》。小说《功臣》《遥控》获中国煤矿文学乌金奖，《长龙》获中国煤炭太阳石奖，中篇纪实文学《过关越卡大事记》获中国首届煤矿文艺奖。硕果累累。

他的主要代表作有三部：

第一部是1988出版的长篇传记文学《魔窟奇人传》。1983年初，耿家强从报纸上得知邓葆光先生作为徐州煤机厂的职工家属住在徐州，他立即产生创作冲动，马上联系邓葆光先生。征得邓先生的同意后，每天下午4点骑自行车去邓家，5时开始采访，直到夜间11点，第二天早上再从邓家骑自行车去报社上班。采访15天，天天如此，写下20万字采访笔记，当时耿家强一家四口住在徐州矿务局机关探亲楼一间不到十平方的房间内，标准的“蜗居”，两张床一摆，就挤得满满登登，没地方放写字台。耿家强就趴在床上写，一写就是半个月，终于写成18万字长篇传记文学《殊途》。作品情节惊险，史料翔实丰富，生动描写了邓葆光先生曾是无产阶级老一辈革命家董必武、陈潭秋的得意门生，却又跟随戴笠多年，是军统总部掌握经济大权的少将。同样又是他，多次执行共产党潘汉年等人的若干指令，一直徘徊在国共两党之间。解放后从香港回到祖国的怀抱，选为全国政协委员的传奇故事，具有很强的故事性，可读性。在未正式出版之前，耿家强从中选择了5万字在《徐州矿工报》上连载51期，这是《徐州矿工报》有史以来最长的一篇连戴文章，产生了较大影响，邓葆光先生也很满意、很感动。1988年8月，《殊途》由农村读物出版社改名为《魔窟奇人传》正式出版。成为徐矿第一本正式出版的纪实文学书籍。《魔窟奇人传》后被福建电影制片厂改编拍成电影《在暗杀名单上》在全国放映。影片的主演是中国青年艺术剧院著名演员郑乾龙。

第二部是1997年发表于《企业文化》杂志的报告文学《姑嫂情》，后与郑子合作改编为电视剧《山村姑嫂情》。该电视剧荣获江苏省“金凤凰”文艺大奖和第18届中国电视金鹰奖。文友于松明 还为此发表了述评《感人肺腑的人间真情 动人心魄的艺术魅力》。

第三部是1999年远方出版社出版的长篇小说《炎黄蚩尤演义》。耿家强为写这部小说精心准备了四十年。《炎黄蚩尤演义》是中国第一部描写4600多年前炎帝、黄帝和蚩尤（新炎帝）三帝对立统一过程的小说，是比《三国演义》还要早三千年的“上古三国演义”，知识性，史料性，可读性，逻辑性很强，较完整反映了上古人民悲欢离合的生活和情感。他之所以之用小说的形式来写中国上古史诗，一是因为小说允许虚构，能跳出历史和传说的窠臼。二是可以增加感情色彩，引人入胜。三是因为涿鹿之战是上古时期最大的一次战争，对于古代华夏族由远古时代向文明时代的转变产生过重大的影响。因此，学界认为《炎黄蚩尤演义》是中国第一部系统描写炎黄蚩尤的长篇军事小说，从而被中国革命军事博物馆收藏。在创作过程中，他得到他的老师、著名文化学者田秉锷先生的精心指导。他的妻子胡梅英、儿子耿银波、耿银华更是鼎力相助和悉心照料，让他全身心地投入创作。

耿家强幸运地躲过命中一劫。1988年的一天，他骑自行车跟汽车撞上了。当时的情况十分严重，送到医院后医生说必须立即开颅手术。不开，肯定活不成；开，有风险但有存活的希望。他妻子胡梅英和报社领导情急之下两害相权取其轻，决定开颅。结果奇迹出现了。耿家强竟然摸到阎王爷的鼻子又回到人世间。尽管他的大脑在医生的柳叶刀下见过天、曝过光，但康复之后没有留下任何后遗症。反而文学神经愈发健壮，文学细胞愈发活跃，一部又一部有质量、有影响的文学著作相继问世。正应了那句老话：大难不死，必有后福。也许他天生就有当作家的命。

2006年，耿家强退休后仍然活跃在徐州文坛上，担任了《当代徐州》杂志常务主编、徐州市写作研究会副会长、徐州市孔子学会副秘书长等社会职务，继续为徐州文学界作贡献。

2019年初，他在香港华夏文化艺术出版社出版了他编著的《世界信仰百科》26卷本，共1300万字。可谓巨著。此书所说信仰包括古今中外各种意识形态的信仰，如政治信仰、思想信仰、生活信仰、生存信仰等等。耿家强说，之所以说此书是“编著”，1300万字中有30%是自己创作的。30%也四百多万字，很多作家一辈子也写不了那么多字啊。他完成了一项浩大的文学工程。

现在，耿家强又在埋头创作另一部重要著作，一本用自己姓氏命名的哲学著作———《耿氏易曲》。耿家强说，这将是中国第一部用通俗语言诠释《易经》的“白话读本”，旨在进一步宣扬东方文化，让《易经》在民众中普及，在世界上产生与《圣经》《可兰经》同样的巨大影响。雄心勃勃。

《易经》是万经之首、大道之源。具体作何解？易学专家树旗大师云：“易经，是两个概念。易，是象。是阴阳之象，八卦之象，六十四卦象。而这些象是八千年的伏羲氏通过仰观天文，俯察地理，远取诸物，近取诸身画出来的宇宙万物密码。它是宇宙万象的符号化，也是最早的文字，最早的符号学。而经，据说是历代圣贤对卦象的解释，经比易至少晚了四千年。历来学易者都把易和经混淆在一起，所以谈易者大都不懂易，只会经。因此，清代学者李刚主叹曰：“易，几千年在漆室中。”探索易象之本源才是学习易经的根本，也是学易的重中之重。抓住了象，才算抓住了易经的牛鼻子。”

耿家强要将博大精深、玄妙深奥的《易经》用大白话通俗地、准确地表述出来，必须通晓《易经》之精髓不说，还要将高深难解的概念转化为易于世人接受的文学表达，其难度可想而知，要为此付出的精力和时间也可想而知。易学专家树旗大师得知耿家强正在撰写《耿氏易曲》，特地相赠四句真言：“阴阳象上求本真，象数一宗莫搅混，明位方知君臣别，玄机尽在变中论。”，旨在帮助耿家强加深对《易经》的理解，拓展创作思路。

尽管耿家强使命在肩，放手一搏，但毕竟是77岁的老人了。他说：“自己来日无多了，每天都在全力紧张地工作，不敢一日空过，一定要在有生之年完成任务……争取其精选本《白话易经读本一一耿氏长篇易经故事》明年出版。”他的这段话蕴含着坚定、执着，似乎还有一丝悲壮。

杨刚良

杨刚良，小说家，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江苏省作家协会会员、徐州市作协顾问。他是江苏徐州人，1954年出生。曾是徐矿焦化厂职工。先后在《北京文学》《阳光》《雨花》《扬子江诗刊》《中国煤炭报》等发表文学作品百万字。出版散文随笔集《绿色记忆》《晚香斋笔记》，小说集《白乌鸦》，报告文学集《天山南北徐州人》（合著），长篇报告文学《从沛筑到中华筑》。2016年出版的长篇小说《大爆临界》获得第六届江苏省紫金山文学奖长篇小说奖。

杨刚良是典型的知识分子气质。面带微笑的话语流出一种涵养，自来卷的发型透出一种潇洒，鼻梁上的眼镜溢出一种儒雅，尤其是四季身着中式对襟盘扣上装更显一种返璞归真的时尚，已是刚良堂堂仪表的标配。也许人们会以为刚良生于书香门第或者谢王人家。殊不知，刚良的实际经历与这种判断相去甚远。

杨刚良的父亲是工人，母亲是农民，兄弟姊妹六个有的随父亲入了城市户口；有的随母亲入了农村户口。刚良是农村户口。一般人家的孩子六七岁就开始上学，可刚良因为父母做工务农，哥哥都上学读书，他要在家里带弟弟妹妹，直到9岁才开始上小学一年级。上到四年级“文革”开始了，他只有辍学回家务农。可生产队长说，你们这些孩子还小，没有毕业证不能干农活。杨刚良跑到学校去找教导主任要来一张油印的小学毕业证，兴奋地交给队长，取得挣工分的资格。在生产队那几年，刚良年纪虽不大，但刮尿积肥、犁耕靶拉、摇耧撒种、开渠打畦、看护庄稼、跑运输、上河工，啥活儿都干过、啥苦都吃过。

他刮过尿。徐州市内早年流传一句调侃的话语：“来了来了----刮尿的！”。这恰恰是刚良少年时的生活状态。队里安排他挑着尿桶或拉着粪车，到市内各个公共厕所把尿收集起来，或肩挑或车拉运到几公里外的农田施肥。这活儿是典型的“苦脏累”。问他刮尿时有没有担心被人看不起，他说凭劳动挣工分不是什么丢人的事。因此，当他挑着尿桶拉着粪车走在繁华的淮海路上时，虽不是昂首挺胸，倒也是坦然自得。

他看过水。水稻水稻，水很重要。队里安排刚良在田头查看水情，水少了开泵、水够了停泵。白天太阳晒可以戴个草帽，夜里稻田的蚊子嗡嗡地成群地往人身上扑，实在招架不了。刚良用666药粉洒在草上烧，生烟驱蚊，效果不错，但烟散了，蚊子又嗡嗡回来了。刚良只好跑到水里蹲着，只露个头，躲避蚊子的侵袭。他多年之后想起这件往事，写了一篇短文《避蚊计》发表在《都市晨报》上。

他当过记工员。工分是农民劳动的计量，收入的高低全靠工分的多少。刚良每天开工前点名，夹着个本子跑到各个地头去记录谁翻多少地、谁割多少草、谁刮多少尿等等。农民视工分如命，伸长脖子眼巴巴看着他在本子上写下的每一个数字。

他当过医生。1978年，刚良所在生产队因企业征地赔偿可以带工，刚良在省煤指参加了工作，每月工资三十多块钱，在当时这可是相当不错的收入。后来厂里推荐人员去淮阴卫校上学，但只要去上学工资就停发。刚良清醒地意识到，对他这样的农村青年来说，上学读书是“跳龙门”改变命运的极好机遇。在热恋女友尹其兰的支持下，他果断放弃了工资，去淮阴卫校读了两年书，系统地学习了医学基础知识。卫校毕业后，他在徐矿焦化厂医务室当了医生，一干就是8年，算是跻身知识分子的行列。

他当过公司领导。后来他从医务室借到厂史志办写厂志，随之正式调进厂党政办，先当秘书、后当主任，一路升迁。 1994年，徐矿焦化厂划归徐州市燃气总公司后，刚良出任燃气总公司所属的管道煤气公司经理兼书记。管道煤气公司负责全市20多万户居民的生活用气及全市200多家工厂、机关、饭店等集体用气。他亲身经历了企业改制的全过程，为他创作《白乌鸦》《大爆临界》奠定了基础。

他当过人大代表。杨刚良后改任总公司工会副主席期间当选为区人大代表。他认真履行代表职责，积极参加各项活动，与选民保持密切联系。

由此可见，刚良是从社会最底层一步一步走上来的，社会大学里的所有“课程”他均有涉猎，有的“科目”还学得很深，使他正直而不莽撞、理智而不市侩、仁义而不迂腐、灵活而不油滑、稳重而不迟钝，有时为保护自己还会有一丝机敏的狡黠。正因为刚良有了如此丰富的社会阅历和生活体验，才能在艰苦的生活中找到人生阶梯；在纷繁的社会中辨析世态炎凉；在复杂的现实中采撷创作素材，从而成就一部部优秀文学作品。

杨刚良善于学习。文学天赋让他的大脑细胞对文学营养有一种本能的大口吞噬，对文学书籍有一种天然的亲近爱好。他在生产队里当仓库保管员时，有家不回，自己捣鼓一张床，就睡在仓库里，图的就是清净无人打扰正好彻夜苦读。尽管仓库里堆过化肥、放满农具，味道刺鼻，他全然不顾，如痴如醉地徜徉在文学世界里。早期对他影响较大的书籍有《语文基础知识》和《唐宋词一百首》，如获至宝、爱不释手，获益匪浅。《红楼梦》他前前后后读过四遍，到现在他还认为自己没有完全读懂，还要继续读下去。

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初，他报名参加了徐州市文协举办的首届文学讲习所，听了戴厚英、汪曾祺、黎汝清、周梅森等著名作家讲课，脑洞大开——原来文学世界是那么的浩渺、神圣。在这之后，凡有学习机会他都不会放过：北京语言文学自修大学、诗刊社刊授学院、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甚至市总工会举办的电脑培训班，他都积极参加。发自内心，如饥似渴。90年代初，多数人还不太了解电脑时，他就有了自己的第一台电脑。

1983年6月，杨刚良在《中国煤炭报》发表处女作《在生活的海洋里航行》。后来又陆陆续续在《雨花》等报刊发表一些短小诗文并获奖。徐州市曾为五位获奖青年诗人举办了作品研讨会，这五位青年诗人是杨刚良、陈广德、郁舟、日月兰、陈其。从此，杨刚良算是在徐州市文学界崭露头角了。

杨刚良还曾召集一帮子文学青年在云龙山下组建了一个文学社。那时年轻，大有激扬文字、指点江山之气概。现在看来虽有些稚嫩，但他们对待文学是绝对的敬畏、绝对的真诚。《新华日报》《徐州日报》《徐州矿工报》都对这个文学社作了宣传推介，产生不小的影响。

随着年龄的增长和阅历的丰富，杨刚良的思维逻辑和情感表达方式越来越趋于理性、成熟。从2009年到2011年，他一口气写出了《白乌鸦》《春去春回来》《瘿变》《打官司》四部中篇小说，均在《北京文学》《阳光》等大型文学期刊头条发表，成为有影响的优秀作家。

2015年，经市委宣传部和市文联推荐，市委组织部下文任命杨刚良为沛县人民政府顾问，挂职锻炼两年，主要任务就是深入乡村采风。沛县给他提供了很好的工作条件，还为他配了一辆专车。挂职两年期间，刚良走访了13个镇、4个办事处、1个开发区中的150多个村庄，访问各界人士近千人，做采访笔记百万字，获取大量图片及音视频资料，收获颇丰。这期间他创作并出版了长篇报告文学《从沛筑到中华筑——沛县工匠的筑梦之旅》，没有辜负徐州市委组织部、宣传部、文联、沛县人民政府对他的期望，交出了一份令人满意的挂职成绩单。

杨刚良为人善良。栾晓明与刚良是交往几十年的文友，栾晓明以前常去刚良办公室谈文学，有让刚良茅塞顿开的点拨之语。栾晓明患糖尿病住院，刚良就跑前跑后照顾他。栾晓明病重时神经已经混乱，发作的时候几乎是狂暴的状态。晓明说想吃包子、辣汤，刚良忙跑到医院大门外买来香喷喷的包子、热乎乎的辣汤送到床头，晓明突然变脸，几乎是咆哮：“谁吃这些玩意！”把包子辣汤全都摔在地上。过了一阵，晓明又清醒了，又说想吃包子辣汤，刚良二话不说又跑去买。病房里的人们都夸刚良仁义，刚良平静地说：“他是个病人。”栾晓明因糖尿病并发症医治无效去世之后。刚良又主动参与治丧，写下了令人动容的挽词。

杨刚良文学成就突出。他的长篇小说《大爆临界》于2015年写成、2016年1月出版、2017年获得江苏省紫金山文学奖，无疑是他文学成就的高峰。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张平评论《大爆临界》：企业改革的成败、人性善恶的博弈，汇于《大爆临界》。全书突显"干预现实"的锋芒，直显众生的生存之真，不仅会触动你的心弦，更会震撼当下的社会。江苏省作家协会主席范小青评价《大爆临界》：作者怀抱赤诚，呕心沥血，九年而成。一部《大爆临界》，充分彰显了文学的担当精神。江苏省作家协会副主席周梅森评论《大爆临界》：让我们看到了国有资产在经济发展的表象下如何被硕鼠盗走。读后悚然愤然。作者赤子情怀令人感佩!

长篇小说《大爆临界》是在中篇小说《白乌鸦》《春去春回来》两部作品的基础上延展生发而成的。因此，在刚良心目中，《白乌鸦》是他最看重的作品。《白乌鸦》是以2006年一家国企在改制过程中发生的一起罢工事件为历史背景写出的故事，《白乌鸦》经岳建一、章德宁、杨晓升等老师的推荐，在《北京文学》发表不久，东北就发生国企改制工人闹事打死总经理的事件，更证明刚良这种深层次忧患具有超前意识。作品提醒人们，既要承认资本在市场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又要坚定不移地加强党对国企的领导，坚定不移地加强国企的党建工作，牢牢把握住国有企业深化改革的正确方向。如果这个问题解决不好，国企改革不仅会出现白乌鸦，还会出现黄乌鸦、绿乌鸦。也许，有人认为《大爆临界》《白乌鸦》有暴露改革阴暗面之嫌，然而，这正是文学的历史使命之所在、文学的社会价值之所在、作家的勇气胆略之所在。为刚良点赞！

杨刚良生性爱静。手机已是当今人们须臾不可离身的社交、学习、生活工具。可在刚良眼中，小小的手机则是一个喧闹的世界。他除去与家人和文友，其余的微信基本上是不关注、不回复、不转发。他上街买豆腐掏出百元大钞，人家找不开，让他用手机扫码支付，他懵了，不懂。他不是清高避世，只是感到自己要做的事太多，时间不够用，特别想有一个宁静的心境多读一些书、多思考一些问题、多写一些作品。

尤其是在获得江苏省紫金山文学奖之后，他这种愿望更强烈了。

【作者简介】

沙凡，1953年12月出生，江苏如皋人。研究馆员。报告文学作家，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江苏省作家协会会员、中国电视艺术节协会会员。全国德艺双馨电视艺术工作者、全国煤矿德艺双馨文艺工作者。出版长篇报告文学一部，报告文学集两部，曾获中国煤矿文学乌金奖、中煤作协“阳光”文学奖。曾在徐矿集团供职4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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