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杨圣明研究员是中国消费经济学的主要奠基人,同时也是新中国外贸理论的开拓者。其研究涉及宏观经济、消费经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对外贸易理论、马克思主义劳动价值与剩余价值理论等多个领域,均取得丰硕成果。杨圣明研究员以自己的研究领域为框架,回顾了学习、工作经历和主要研究成果,并提出几点治学之悟。

杨圣明, 1939 年生,山东省金乡县人,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博士生导师、研究员;曾任中国社会科学院财贸经济研究所(后更名为财经战略研究院)所长、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副院长、中国经济规律研究会会长、中国成本研究会副会长、国务院房改领导小组成员( 1996 — 1998 年)等职;第十届全国人大代表。
杨圣明研究员涉猎宏观经济理论、消费经济理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对外贸易理论以及马克思主义劳动价值与剩余价值理论等多个研究领域。早年师从杨坚白先生,主要从事国民经济综合平衡理论研究; 1979 年之后投入消费经济理论研究; 1994 年担任中国社会科学院财贸经济研究所所长,并从事国际贸易研究。杨圣明研究员在所涉及的各领域均取得丰硕成果,先后出版著作 45 部(自著、主编、参编合计),发表学术论文 300 余篇;获孙冶方经济科学奖 5 次,安子介国际贸易研究一等奖 1 次,薛暮桥价格研究奖 1 次,中国国际贸易学会优秀论文一等奖 1 次,中国社会科学院优秀科研成果奖和特别奖 5 次;曾获国务院“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称号。 2019 年 6 月,南开大学建校 100 年授予其南开大学“杰出校友”荣誉称号。
2019 年 9 月 25 日,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智库》编辑部成员拜访杨圣明研究员。杨圣明研究员在本次访谈中着重回顾了学习、工作历程,并分别从宏观经济理论、消费经济理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对外贸易理论以及马克思主义劳动价值与剩余价值理论等方面梳理了自己的研究成果,并就如何开展学术研究发表了自身感言。


一、从 国民经济综合平衡到宏观经济调控
1963 年,我成为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经济研究所国民经济综合平衡专业的研究生,师从著名国民经济综合平衡理论专家杨坚白先生( 1911 — 2004 )。综合平衡理论其实就是计划经济时期的宏观经济理论。之后我虽然涉猎了很多研究领域,但始终都把宏观经济理论研究放在主要位置。即便是研究区域问题、行业问题,甚至企业问题,我都会将其置于宏观视野当中。
(一)综合平衡理论
综合平衡理论主要研究和回答计划经济时期国民经济总体运行中的问题。改革开放初期,我总结了新中国成立 30 年国民经济综合平衡的经验教训,发现什么时候综合平衡比较好,经济发展就比较快;反之,什么时候否定或轻视综合平衡,经济发展就比较慢,甚至会下降。因此,必须坚持国民经济综合平衡。这些经验教训对当前的宏观调控也有重要启示意义。一个国家无论采取什么样的经济制度,计划经济也好,市场经济也好,国民经济不仅要在总供给、总需求上实现基本平衡,在财政收支、金融信贷、进出口贸易、外汇储备上也要保持平衡,人口、资源、环境和经济增长之间也要保持合理的比例关系。当然,还要重视部门间的平衡和地区间的平衡。当前我国宏观调控应该汲取过去国民经济综合平衡的经验教训,不仅要有正确的调控目标、手段,还要有社会经济、科技发展中长期规划,要提高调控决策的科学水平。在当今信息时代,科技手段日新月异,宏观调控决策要重视对先进科技手段的运用,降低决策失误可能造成的损失。
(二)积累与消费
1981 年,正值中央决定狠抓调整、稳定经济的时期,国家计委经济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辽宁社会科学院联合发起,在沈阳召开了新中国成立 32 年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国民经济综合平衡理论问题讨论会。中央有关单位和全国十八个省(市、自治区)的经济计划工作者、经济理论工作 者、新闻及出版界的同志共一百七十多人参加会议,时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许涤新( 1906 — 1988 )致辞。孙冶方( 1908 — 1983 )是我国最早提倡研究综合平衡理论的经济学家,当时他有事没能参加会议,但有录音讲话。他在录音讲话中指出,综合平衡是非常重要的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他呼吁必须提高统计工作的社会地位,把由计委代管或领导的统计管理体制改为由国务院和各地政府部门直接领导的统计管理体制。薛暮桥( 1904 — 2005 )在会上谈论了两个问题,一个是国民经济比例失调的问题,一个是生产、建设和人民生活的问题。第二个问题其实就是积累率的问题,对这个问题的争论从 20 世纪 60 年代初至今都没有停止过。当时经济学界不少同志根据新中国成立后 30 年的经验教训,主张我国的积累率应该长期稳定在 25% ,这个比率虽然符合我国以往的实际情况,但要完成党的“十二大”提出的我国国民经济发展的宏伟战略目标,显然是偏低的。关于这一问题,我发表过多篇文章。我将积累率写成两个公式,第一个公式侧重从分配领域表明积累率与国民收入、消费基金的关系,即积累率 = (国民收入总额 - 消费基金额) ÷ 国民收入总额;第二个公式侧重从生产领域表明积累率与国民收入、积累效果的关系,即积累率 = 国民收入增长速度 ÷ 积累效果。在现实生活中,一种观点更多地从生产领域看问题,强调国民收入增长速度,在积累率下降或一时难以提高的条件下,要提高国民收入增长速度,必须增加积累基金,提高积累率;与此相反,另一种观点侧重从分配领域看问题,尤其从消费领域看问题,强调生活消费,要求增加消费基金,降低积累率。前一种观点往往认为积累率偏低,而后一种观点则经常认为积累率太高。我将这两种意见结合起来,将生产、分配、消费统一起来,测算出中国积累率宜长期保持在 28%~30% 的幅度内。
关于积累和消费问题,我在这方面的研究比较多,除了合理的积累率以外,还包括人民生活和生产建设、国民收入、消费基金和补偿基金、收入分配等问题。关于收入分配问题,当时有人否定超分配问题的存在。所谓的超分配就是指国民收入的分配额超过了生产额。我有一篇文章《国民收入分配问题》,原载于杨坚白先生主编的《社会主义宏观经济论》,通过研究国民收入初次分配、二次分配,发现由于价值形式的国民收入可以离开使用价值运行,而且运 行的渠道和环节多种多样,加上财政、信贷、税收等经济机制的介入,国民收入的分配额很有可能会超过生产额,从而产生超分配问题。这种超分配一般表现为财政赤字、货币发行过多、信贷膨胀、价格非结构上升。这个问题值得宏观决策部门关注。现在看来,这个问题依然存在。
(三)中国经济发展战略
1986 年,杨坚白先生、李学曾和我三个人历时三年完成了《当代中国经济》一书,这本书共分 6 编 20 章,是《当代中国》丛书之一。该书全面总结了中国以往 30 多年经济发展的经验和教训,从经济发展战略转变、经济体制改革和经济结构完善等方面论述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实现社会主义的现代化问题。不同于国外传统战略、“变通”战略,这是具有中国特色的战略。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要从中国国情出发,根据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要求,改革已有的经济体制。这本著作得到经济学界的一致好评。 我在这本书中负责总结中国经济战略几次重大变动过程中的 经验和教训,归纳起来有 7 条,包括:必须正确处理政治决策与经济决策、政治组织与经济组织、政治工作与经济工作的关系;在经济发展速度和效益的关系上,要以提高经济效益为中心,把速度和效益结合起来;经济发展要从以外延为主的方式逐步转向以内涵为主的方式;开发智力与开发财力并重等。这些经验教训现在看起来仍然很宝贵。

二、刘国光安排我从事消费经济理论研究
1979 年我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担任助理研究员,当时以凯恩斯为代表的现代消费理论在西方国家已经发展了 40 多年,但国内很少有人研究消费,大家也都不懂什么是消费。刘国光( 1923 — )就对我说,你研究消费吧。就这样,我就到处找资料、查文献,开始对消费经济理论的研究。同年我发表了两篇关于消费的文章,一篇文章揭示了 1958 —1978 年我国高积累、低消费的根源及危害, 另外一篇文章从五个方面讨论了马克思主义消费的“生产”作用 ,驳斥了当时很多人认为的“消费纯系消耗物质资料,是消极的,不能称为目标”的观点,提出了满足广大人民群众不断增长的物质和文化生活的需要,不仅是社会主义生产的最终目的,也是国家全部经济活动的最高目标。
进入 20 世纪 80 年代,消费经济理论研究开始兴起,当时学术界针对消 费经济学是否能够成为一门独立学科,消费的作用与地位、消费模式、消费 水平和生活水平、消费结构、消费方式等问题进行了一场大讨论,这场讨论 奠定了我国消费经济学的基础。 2016 年我在一篇题为《 20 世纪 80 年代中国 经济学界关于消费问题的讨论》的文章中梳理了这场讨论中主要学者的观点。我在这期间先后研究了消费基金、消费结构、消费模式、中国消费体制改革等问题。
(一)适度消费理论
20 世纪 70 年代末、 80 年代初,理论界针对过去长期存在的“高积累、低消费”“先生产、后生活”以及“先治坡、后治窝”等问题,提倡要刺激消费、鼓励消费、扩大消费。80 年代后期( 1987 —1989 年),从上到下又大力批评消费膨胀;90 年代前期还不时批评消费膨胀、收入增长过快。亚洲金融危机后,又开始启动内需。这可谓完成了一个完整的循环过程。在 80 年代后期,经济学界存在“消费早熟”“消费膨胀”的观点。为了澄清中国居民消费是适度还是过高,我提出了“适度消费”的概念和标准。所谓适度消费是指适应于国情国力、生产力水平和自然资源的消费状态,又称合理消费或科学消费。适度消费理论是针对凯恩斯理论来说的,是对凯恩斯在《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中关于收入、储蓄、消费之间关系所提出的不同观点。凯恩斯认为,在收入增长一定的条件下,储蓄倾向上升,消费倾向下降。但事实上,美国的实践就否定了凯恩斯的这一观点,美国居民储蓄基本等于零,但美国人的消费仍然在上升。消费与储蓄的关系大致有三类:一是以美国为代表的低储蓄、高消费的类型;二是以日本为代表的高储蓄、低消费的类型;三是以中国为代表的收入、储蓄、消费三者同步增长、协调发展。对于中国来说,适度消费在微观上是指储蓄、收入、消费三者应该大体保持同步增长,或者三者之间的比例是常数关系,从长期观察应该不会变,而不是谁上升或者谁下降的关系;在宏观上消费基金与国民收入应该大体同步增长,或者保持一个常数关系。凯恩斯的《就业利息与货币通论》不能叫“通论”,应该叫“个论”。需求与供给的关系有三种情况,凯恩斯只研究了需求不足一种情况,马歇尔说出了供求相互产生的一种情况,还有一种情况是需求过旺,例如具有中国特色的投资需求过旺,而消费需求不足。凯恩斯在《就业利息与货币通论》开篇宣称反对马歇尔的“个论”,并声称他的研究成果是一“通论”。其实,凯恩斯所谓的“通论”也是“个论”。
(二)消费体制改革
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不仅包括生产领域、分配领域和流通领域的改革,也包括消费领域的改革。消费体制改革可以说既是老题目,又是新题目。 20世纪 90 年代之前,改革开放的第一个十年里可以看到这方面的文章,但 1990年以后很少能看到这方面的文章了。 1985 年,我在《我国消费体制改革问题探讨》一文中就提出要把消费体制纳入到体制改革的范围内。这些年,我也一直呼吁要重视消费体制改革,但都没有得到重视,直到 2018 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完善促进消费体制机制 进一步激发居民消费潜力的若干意见》才发布。

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要牢牢把握扩大内需这一战略基点,加快建立扩 大消费需求长效机制”。我认为,要建立这种长效机制,首先要解决消费体制 方面的问题。所谓消费体制是指由消费领域中各种消费关系、消费权益、消费 者组织、消费结构、消费教育、消费信用、消费安全,以及运行机制、调控手 段等组成的有机体的总称。它的核心是消费权益问题,主要任务是调整消费关 系,改革消费权力结构,兼顾各种消费利益,促进人民生活改善。消费体制目 标模式应具有国家、集体和个人多层次消费决策体系,包括:计划与市场有机 结合的调节体系,各种消费主体及其相互关系的优化组合,消费者组织和消费 教育网络的形成等。
三、从价格着手探索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
20 世纪八九十年代,围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界展开了热烈的讨论 和深入的探索。我在这方面也做了一些新的探索。
(一)价格理论研究
我对市场经济理论的研究最早开始于对价格问题的研究。早年研究主要 集中在物价、国民收入计价等方面。 20 世纪 80 年代末,通货膨胀严重,有关 领导提出“价格闯关”,我在《关口 · 风险 · 对策》一文中指出,在通货膨胀 条件下进行价格改革是有更大风险的,要实现价格闯关,应该先把经济增长速 度降到 7%~8% ,货币发行量的增长速度降到 15% 以内,全面规划,分步实施, 重点解决生产资料价格改革、农产品价格改革和以房租为中心的劳务价格改 革。价格改革成败的关键在于效率。当时关于价格改革最大的困难是什么?有 的说是企业对价格上升部分的消化吸收能力低,有的说居民的承受能力低,还 有的认为财政困难是价格改革的拦路虎。这些说法都有一定道理,但我认为深 层次的原因是效率低。一般来说,价格总水平的上升幅度等于居民货币收入增 长速度与劳动生产率增长速度之差。这是美国经济学家托宾给出的公式,这个 公式对于当时中国价格改革有重要的意义,它为中国如何走出价格改革困难指 明了正确的道路。
90 年代前后,价格改革中争论最大的问题就是生产资料价格双轨制的问 题。争论大致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双轨制的出现是政策失误还是历史 必然,第二个阶段主要争论双轨制的利弊大小,第三个阶段则是争论双轨制的 最终命运,是回到传统计划体制,还是走向有计划的市场价格体制。对于生产 资料,我认为价格双轨制有其存在的客观必然性,关键在于计划内外的价差不 能过大,改革的基本思路应该是“放调结合,有调有放,放中有管,稳步前 进。”随着市场改革的推进,“比例”双轨 A 会逐渐消失,但“板块”双轨制会 一直存在。也就是说,一小部分商品价格由政府制定,但大部分商品价格由市 场机制形成。比如,药品、自来水、出租车等价格,在西方国家也多数是由政 府或者其代表制定的,企业和居民执行。在中国也应该这样,价格问题不能彻 底自由化、市场化。
(二)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形成及特色
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经济体制改革的任务后,全国上下展开一次大讨论。 1979 年在无锡召开“社会主义经济中价值规律问题讨论会”,有 300 多名学者 参加了这次研讨会。虽然那次大会的很多看法当时并没有被多数人接受,但是 计划一统的坚冰已经被打破。当时,为了研究市场经济,我们还先后出访美 国、加拿大、新加坡、越南、中国台湾、日本、波兰、匈牙利等地,考察这些 国家和地区的市场经济与经济改革,并撰写了多份报告。
邓小平同志提出的社会主义市场理论是一个崭新的理论,无论是在马克思 主义发展史上,还是人类文明史上,都划出了一个新的时代。整个理论的形成 大致经历了 13 年——从 1979 年至 1992 年。形成过程大致分为三个阶段,从“计 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到“社会主义有计划的商品经济阶段”,再到“计 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每个阶段都有过激烈争论。我在《新市场论》一文 中全面深入分析了整个历程及每个阶段采取的主要改革措施,并阐明了市场经 济的共性和个性问题。邓小平同志提出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同资本主义市场经 济的共性就在于市场只是资源配置的手段,不是社会基本制度,以前的社会也 有市场,其方法上都是相似的,都包括价值规律、供求规律、竞争规律等。当 然,不同于资本主义的市场,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有八大特色,具体体现在: 它是建立在公有制基础上的市场经济,是共同富裕的市场经济,是计划指导的 市场经济,是廉洁的市场经济,是劳动者当家作主的市场经济,是亿万农民的 市场经济,是国有企业富有活力的市场经济,是初级阶段的市场经济。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基本理论问题研究》这本书是中国社会科学院重大项 目和国家社会科学基金特别委托项目的共同成果。原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 国人大副委员长李铁映同志( 1936 — )领导课题组,还为这本书写了序。后 来,这本书的第三章“论财富”获得 2009 年孙冶方经济科学著作奖。我当时 负责的是第一章“论商品”和第五章“论资本”。

四、外贸理论把我“逼上梁山”
1994 年初,我刚担任中国社会科学院财贸经济研究所所长不久,国际贸易博士点唯一的指导老师袁文祺同志突然去世。如果没有指导老师,那么这个博士点就可能被取消。经过多方协商,最后决定由我担任国际贸易博士点的指导老师。从此,我不得不由内贸转向外贸,开始对外贸易理论问题的研究。我 在对外贸易领域的研究主要包括实践层面和理论层面两个方面。其中,实践层面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中国入世前后的关税制度、外贸战略等方面,理论研究则主要包括世界市场、国际价值、国际投资等。
20 世纪八九十年代,经济全球化趋势日益明显,积极参与全球化是作为发展中国家的中国后来居上、赶超发达国家的必由之路。1986 年 7 月我国政府正式提出“复关”申请,之后相继在外贸法制建设、外贸企业改革、出口管理体制、投资体制、外汇管理体制等方面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并忠实地履行了关税减让的承诺,多次主动大幅降低关税。 A 尽管如此,当时我国名义税率与 WTO 中的发展中国家平均关税水平 14%~15% 相比,仍然存在一定差距。但实际上,由于我国制订了大量减免关税的优惠措施,实际关税税率其实要比名义关税率低得多。 B 进行关税制度改革迫在眉睫。1997 年,由我主编的《中国关税制度改革》出版,这本书详细介绍了关税制度、关税职能、关税政策、关税优惠、保税制度等问题,这是有关我国关税制度改革的第一本理论专著,是财贸经济研究所和国家海关总署政策研究室合作的一项研究成果。这本书在1997 年 12 月获得“安子介国际贸易研究奖”优秀著作一等奖,后来又被译成日文,全书在日本关税协会主办的杂志《贸易与关税》上连载十多期。
中国“入世”问题在国内外引起强烈反应。其中,国内关于中国是否应该“入世”的问题,就有两种不同观点。一种观点认为中国“入世”就是“门户开放”“资本主义化”“自由化”,必然亡党亡国;另一种观点认为中国“入世”可以借助于发达国家先进的科技、管理甚至“制度安排”,使中国的体制改革与现代化建设毕其功于一役,一步登天,进入发达国家行列。这两种观点我都不赞同。我先后撰写了《当代发展中国家的贸易政策选择》《“入世”对我国经济的影响及其对策》等多篇文章,提出“入世”既是机遇,又是挑战,有利有弊,但利大于弊。“入世”对我国第一产业(农业)和第二产业(工业)的影响是可以承受的,不会产生灾难性的后果,但对第三产业(服务业)的影响远远超过前者,后果可能严重一些。为了研究“入世”对国际服务贸易的影响,我们还以“当代世界服务交换与我国服务贸易发展”为题申请了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后来出版了学术专著《服务贸易——中国与世界》, 这在当时也是有关国际服务贸易的第一本书。

2000 年 我 国“ 入 世 ”前夕,中国社会科学院组织了学术考察团,由我带队,访问了世界贸易组织( WTO )在瑞士日内瓦的总部,就我国“入世”的有关问题与一些专家进行了交流。回国后,我在《光明日报》发表了一篇《我国“入世”应采取的十项对策》,提出改革和转换对农业和制造业的保护方式、发展和完善行业中介组织、创立和完善政策性金融支持、服务业对外开放和对内开放同时并举等建议。有些建议,现在看来仍然有一定的参考价值,比如扶持民营企业发展。

20 世纪 90 年代,我国在改革领域,理论超前,但实践落后;在开放领域却是实践超前,理论滞后。当然,外贸理论研究也有一些突破,比如突破外贸垄断论,形成了市场竞争理论;突破单纯商品贸易论,形成了以商品贸易为主、服务贸易为辅的外贸理论;突破关税“无用论”,形成了较为科学的关税理论等十个方面的突破。 关于国际贸易理论问题的研究,我一直强调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我在这方面的研究成果有《学习马克思的国际价值学说》《马克思主义国际贸易理论新探》《马克思国际价值理论研究》《关于马克思主义国际投资理论》等。马克思将劳动价值理论应用于资本主义社会的研究,创立了剩余价值学说,这是大家熟知的。但是马克思应用劳动价值理论考察世界市场,创立了国际价值学说,知道的人比较少。马克思国际价值 理论实际上就是一种经济全球化理论,对此,马克思有过极其精辟的分析与描述。 马克思国际价值理论是发展中国家融入经济全球化的理论基础,也是引导全球化均衡发展的思想武器。过去全球化进程的非均衡化是国际经济旧秩序直接导致,新秩序的建立应该以马克思国际价值理论所阐明的国际价值规律为依据。中国过去提出开放战略的原则是平等互利,现在提倡“互利共赢”,都是基于马克思国际价值规律,是符合这个规律基本要求的。有些国家不遵循国际价值规律的要求,不按照国际价值这个标准判断是非,而是采取双重或者多重标准,扰乱国际经济关系和国际市场秩序。
五、感悟
(一)用哲学的思维来研究经济学
经济学研究需要从实际情况中抽象概括出一般规律性的问题,因此必须具备一定的抽象思维。哲学可以培养人的抽象思维,因此搞经济研究的人需要学习一点哲学。比如说,搞学术创新,必须辨证地看问题,除了“存同”,还得“求异”。“同”和“异”就是矛盾的共性和个性的关系,要允许“个性”的存在,通过“个性”找出“共性”。允许“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些都是哲学思维方式的体现。
(二)关注现实问题,紧跟时代步伐
70 年来,新中国从成立之初,面临旧中国遗留的市场经济,通过社会主义改造过渡到高度计划经济,再到改革开放 40 年,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个“市场—计划—市场”的过程变化是巨大的。亿万人民由饥寒到温饱,再 到小康,这是史无前例的。统一世界变成两极、三极世界,再回到全球化、一体化。作为学者,要跟上时代变化是不容易的,但跟不上时代变化,就难以治学。尤其是对应用经济学研究者来说,不能只是十年磨一剑,需要及时回答现实提出来的新问题。要培养自己敏锐的洞察力,要制定严格的计划,尽快拿出成果来。1992 年我担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副院长之前,刘国光副院长打电话征求我的意见,问我愿不愿意接受这份工作,并嘱咐我“行政工作多了,不要影响业务”。我接受了这份工作,并答应对刘国光副院长的嘱咐一定照办。此后,我就给自己制定了一个强制计划:每月不管长短见报一篇文章,每年出一本书。就这样强制自己,现在回过头来看,不仅实现了自己制定的计划,而且是超额完成。
(三)应该吸收西方经济学有用的东西,注重调研工作
西方经济学有些概念、理论、方法有用,比如宏观、 GDP、基尼系数等概念。不能排斥西方经济理论,但也不能用西方经济学代替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西方经济学要引进、要用,但要以马克思主义为本。我在除了系统学习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外,还认真研读了西方经济学名著,从亚当 · 斯密的《国富论》到萨米尔森的《经济学》,从凯恩斯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到格鲁奇的《比较经济制度》,以及《宏观经济理论》《宏观经济分析》等,但是对西方经济理论博览和学习不代表可以生搬硬套,而是要在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的基础上,结合中国实际情况,深入思考提出切实可行的建议。要了解中国的实际情况,就必须深入一线。我在工作期间就很注重调研,很多成果都是从调研工作报告中总结出来的。此外我还先后赴美国、法国、英国、德国、日本、加拿大、澳大利亚、新加坡、波兰、匈牙利、越南等国家考察、调研和学习。
(四)注重对学生的培养
除了搞科研、行政工作外,我还亲自培养了四十多名学生。学生进校后,我会提三点要求。一是既要学好业务知识,成为本学科专家,又要学习做人,成为国家有用人才。两者要兼而有之,不可偏废,学问和人品不能等同,也不能相互替代。二是要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研究当今世界的问题。立场问题就是为谁的利益说话的问题。三是博士论文要有“三性”,即学术理论性、前瞻性和创新性,绝不能成为“八股文”式的所谓“框架设计”论文。虽不能说学生后来的成就与自己的教育有关,但看到每个学生都能小有所成,也是一种欣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