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春儒：
“鳌湖现象”是一个社会学模型的独立研究样本
文|本刊特约撰稿人 梁瑛
邓春儒 / DENG CHUNRU
鳌湖艺术村“村长”、艺术家
腼腆的笑容，质朴的言语，初见邓春儒的人，大概很难想象他就是那个在一众艺术家与村民之间周旋得游刃有余的“村长”。第一次见到邓春儒，是在已经废弃的启明学校，那是2006年，邓春儒刚刚把鳌湖老村里那个荒草丛生的启明学校租下来做自己的工作室。而十几年以后，这座华侨捐建的百年校舍已经获得政府文物部门的支持，重新翻修，成为鳌湖艺术村对外艺术交流和公共教育的窗口。启明学校的变迁，正是鳌湖艺术村成长的缩影。
2012年的鳌湖
从一个城市边缘充斥着垃圾和流浪汉的城中村，到今天古朴自然、充满文艺情调的艺术村，鳌湖这个几年前还籍籍无名的客家古村落，如今聚集了近百名艺术家，以深圳本土青年艺术家为主。出生在当地，既是村民又是艺术家的邓春儒就是这个初具规模的艺术群落的打造者。
2006年，艺术家邓春儒返乡，和朋友将村子里废弃的启明学校租了下来，改成了工作室，成为住进老村的第一个艺术家。2012年，他和妻子、孩子全家搬回了村里居住，“那时候，村里的老房子大多被租给了收垃圾的，或是小型加工厂，他们中很多人还要生火做饭，每天下午四五点，村里浓烟滚滚。”邓春儒的妻子王亭回忆说，刚住进来的他们感到非常烦恼，每次找朋友聚会，都要开很久的车往市里赶，“那时春儒曾经开玩笑说，什么时候不是我们去找他们，而是他们来找我们就好了。”这句戏言在几年之后成为现实，现在鳌湖艺术村里常常举办艺术活动，每周都有艺术家的私人聚会。这里相对低廉的房价和安静的氛围，使得年轻的艺术家在这里，既可以互相交流，共享资源，也可以关起门来潜心创作。而这一切，离不开邓春儒的奔走周旋。
林中空地发生的鳌湖艺术村对谈交流项目
起初，邓春儒不时邀请艺术家朋友到鳌湖老村体验。2012年底，邓春儒介绍的第一个艺术家徐弘滨住进了鳌湖村，王亭说：“当时，那个房子几乎是春儒硬推销出去的，从找房东到讲价格，他都一手承包。”2013年，F518艺术区租金上涨，很多艺术家急于寻找新的工作室，在邓春儒的引荐下，20多位艺术家来到观澜鳌湖老村落脚。随后，慕名而来的艺术家越来越多，一个艺术村落初具雏形。如今，这里除了深圳本土艺术家之外，还有少数北京、广州、香港等地的艺术家，所从事的艺术门类包括国画、油画、版画、雕塑、陶艺、音乐、写作等，艺术生态的多样性使这里具备了艺术生长发展的土壤。
公共艺术展的涂鸦作品
在回到老村之后，邓春儒在村里做起了艺术教育，邀请村里的小朋友一起学画画，想要融入村民的生活。村子里的人很快就认识了这些艺术家，也和艺术家联络起来。鳌湖艺术村在2014年成立了一个足球队，艺术家和村民一起组队出去参赛。2015年的2月，艺术村开始举办每年一届的“鳌湖艺术节”，意图以直接、大范围的角度，去呈现和探讨艺术家的工作，以及其对所在社区产生的影响。这一年，邓春儒和他妻子王亭还发起了“村商计划”，想要把艺术元素注入传统商铺，让村民也能直接接触艺术。
20世纪90年代，由日本返乡青年推动的乡村振兴计划，打造出了越后妻有、濑户内海等国际知名的艺术节。而时至今日，中国的乡村同样面临城市化所带来的窘境。鳌湖的成功，不仅为深圳古村改造活化提供样本，同时也在深圳这个寸土寸金的大都市里，为艺术留下一片生发之地。
在鳌湖之外，深圳还有大芬艺术村、观澜版画村、梧桐山艺术村、留仙洞艺术区、艺象iD TOWN国际艺术区、上围艺术村等众多或由政府、或由企业支持的艺术区。与之相比，鳌湖是一个独特的存在。作为由艺术家自发形成的艺术聚集地，这里更像是一个乌托邦式的艺术部落。而维持这个乌托邦的，则是邓春儒这个有着村民与艺术家双重身份的协调者。近两年，最早进驻鳌湖的一批艺术家租约已经到期，同时村口的地铁也在如火如荼的修建，房租的上涨不可避免，但进进出出，鳌湖的艺术家仍然有增无减。在此次采访的最后，谈到对鳌湖未来的期待，邓春儒说，希望润物继续细无声。
鳌湖本地孩子们的舞台剧《我们》
【对话】
《艺术市场》：鳌湖是深圳最成功的由艺术家自发聚集的艺术区，作为这个艺术区的发起者、组织者，你在其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这中间你遇到的最大的困难是什么？
邓春儒：当初，我想改变出生地村庄的环境恰好与一批本地的艺术工作者寻找工作室的需求相契合，这是鳌湖成为艺术社区的初始密码。在外来与本地的各种碰撞中，我担当的既是中间人也是方向把控者的角色，多年来已经非常适应站在各种身份的角度思考问题，因此，很多看似困难的事，我更愿意把它看做挑战。例如我们要面临的城市更新进程，如何保障原村民（房东）可能存在的拆迁利益，又如何保障艺术家（租户）在此的各项权益；还有来自各级政府的行政任务与艺术村独立创造性之间的平衡、如何高效可行地判定是否有恰当的身份资格入驻艺术村的艺术从业者等等诸如此类，把这些难题转化为挑战，这样我每天面对的是各种挑战，而不是乌云压顶的困难。
鳌湖艺术村村景，摄影：邓春儒
《艺术市场》：鳌湖的成功对周边文化氛围产生了很大影响，甚至延伸出上围这样的新兴艺术村，你觉得这种影响主要表现在哪些方面？
邓春儒：我认为鳌湖在深圳是一个全新的存在。在鳌湖之前，深圳有过多个艺术区或生态群落，他们成功和失败的特征都是我们参考的重要信息，例如在租约上去集权化、在管理上保证先进性和一定程度上的松散式自由，都是从前人的失败中取得的经验，这些是让鳌湖成为艺术生长合适的土壤的健康条件。
鳌湖作为一个自然村落、混居式社区，给了艺术家们非常好的创作和生活土壤，他们在这里把自己的职业性和平凡生活紧密结合，才有了现在这样看似乌托邦的乐园——而这些新型特征也给了周边一些村落以启发，上围艺术村就充分复制了这种“艺术家与村落结合”的特征，他们也就此改造村中的旧屋，吸引各种艺术从业者进驻。但行至今日，已经鲜能看到其他艺术村落有持续的鲜活的艺术活动，而鳌湖依旧保持着活力，在原有基础上不断升级，发展出自身特色。这其中有个很重要的因素被“模仿者”忽略——把所有时间奉献给鳌湖及公共事业的我。除了艺术家和原住村民的双重身份，我还发展出了更多重的职业：通过竞选担任了村里股份公司的监事会主席——更深切地参与村中的经济事务；担任了社区共治委员会副主任——与基层政府一同制定和执行各种社区治理方案；当选区人大代表——作为艺术文化产业的从业者发出更有力的声音；作为深圳市青年美术家协会副会长以及深圳艺廊艺术总监——为鳌湖内外的艺术交流牵线搭桥……每日每夜，事无巨细地关照处理，组成了我在鳌湖的日常生活。诚恳地说，若不是如此，我们也很难想象这个艺术村现今的样貌。
鳌湖艺术村艺术项目
鳌湖的现象对整个深圳不能说有多么大的学术推动，但值得作为一个整体的社会学模型在艺术界成为一个独立的研究样本。多年来我们不断地接待来自国内外高校、美术馆、艺术研究机构的来访者，也有众多画廊和策展人专门来此集中寻找和拜访艺术家，我想我们成为了深圳艺术界的重要地标之一。
鳌湖艺术村艺术项目
《艺术市场》：与国内其他艺术区相比，深圳的艺术村有什么特点？
邓春儒：深圳无美院类的高校，没有强有力的学院支撑，本土艺术界由来自各地的人组成，基因十分多样，在深圳的艺术聚集地也就形成了鲜明的“深圳特色”。鳌湖的成员们也是带有各自的背景，去宽容对待他人的故事，“融合”作为一项基本生存原则在此确立，这也确立了鳌湖的特殊面貌——艺术家散居在村落中，与各种复杂身份的其他居民融合在一起，日常生活分不清彼此，艺术活动中也常跳跃着村民的身影。
《艺术市场》：鳌湖艺术村的发展，对你个人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
邓春儒：极大拓宽了我的职业生涯。从大学毕业到10年前，我个人创作的主要媒介是画布，涉及一点影像和装置。如今，我的创作媒介是一个社会学模型，内容可以是直接关于艺术的，也可以是看似与艺术毫无关联的事物，但归根结底还是会牵引到艺术上来。如果不是抱有做好一件事（鳌湖艺术村）的简单目的，也不会有后续如此多的新事物去学习、去承担，所有这些造就了如今的我，将公共关系和艺术创作结合起来产生的待办事项是我每天工作的主旋律。（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公共艺术展“粘贴公共；与村共生”返回搜狐，查看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