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元凯:大力发展资本市场,让全球最优秀公司到中国上市|“致知100人”第47期

原标题:温元凯:大力发展资本市场,让全球最优秀公司到中国上市|“致知100人”第47期

搜狐财经&经济杂志联合《经济》杂志系列访谈——“致知100人”第47期(点击进入专题)

本期嘉宾:中国改革开放风云人物、著名经济学家、化学家 温元凯

1977年,由邓小平亲自领导的“科学与教育工作座谈会”拉开了序幕。年仅31岁的化学家温元凯是这场座谈会上年龄最小的参会者。温元凯在座谈会上当场建议恢复高考制度。

“我当时就举手发言插话说,当前中国教育最重要的是恢复高考。”温元凯对搜狐财经和经济杂志说,没想到邓小平听完后当场采纳了恢复高考的建议。“邓小平做完这个决策后,全体代表都非常激动,整整鼓掌了五分钟。”

这次科教座谈会在某种意义上改变了温元凯的人生。后来,他先后参加了科技体制、教育体制改革、安徽大包干改革,以及中科大教育体制改革的决议过程,并在全国两三百个城市做了四百场左右的报告。

1988年,温元凯被评为中国改革十大风云人物之一。

90年代,温元凯在华尔街投资银行工作了三年,成功由化学家转变为经济学家和金融专家。“大概家国情怀起了很大的作用。我想,如果在华尔街工作几年,我带回中国的东西,恐怕比几篇化学论文的价值要大得多。”温元凯解释他的转行时说。

从华尔街回国后,创办了北京南洋林德企业顾问有限公司。他最早提出了创业板的概念,推动了民间资本市场的兴起。

如今,73岁的温元凯着重关注中国教育领域的改革。“中国的教育改革要鼓励更多的大学拥有自主办学权,同时还要创办新型学校,鼓励自主创新,从而使整个教育活起来。”

中国改革开放风云人物、著名经济学家、化学家 温元凯

搜狐财经&经济杂志:1977年,你参加了科教工作座谈会,当时你是如何向建议中央恢复高考的?

温元凯:1977年8月2日,我接到中央办公厅的电话,邀请我作为参会代表参加一个科教座谈会。飞机落地后,接我的是教育部高等教育司司长刘道玉。然后,我被安排住进了北京饭店。

我在住处拿到了会议资料,一看吓一跳。参会代表一共33位,全是中国科技和教育界的元老级人物,其中有北京大学校长周培源、清华大学校长何东昌、上海复旦大学校长苏步青,以及中科院生物研究所所长童第周教授等等。40岁以下的参会代表仅我一人。

开会第一天,邓小平对我们说,“我向中央建议分管科技和教育,以后我就是你们的后勤部长,你们有什么要求,尽管提。”当时我很激动,想把心里话讲给他听,但由于这是我第一次参加这么高规格的会议,资历仍浅,所以就一直在观察是否有适合我发言的机会。

座谈会开到第三天,会议讨论学生质量较差的问题。我当时就举手发言插话说,当前中国教育最重要的是恢复高考。我提出一个16字方针:志愿报考、领导批准、严格考试、自由录取。

没想到,邓小平听完后当场表示,至少采纳了3/4的建议。他说,“领导批准”可以删去。因为考大学是每个人的自由,不需要领导批准。

时任教育部长说,当年恢复高考可能有问题,因为工农兵推荐上大学的中央文件已经下放至全国各省。

但是邓小平当场就表示,可以收回中央文件,一定要在当年恢复高考,否则又将耽误一代人。

邓小平做完这个决策后,全体代表都非常激动,整整鼓掌了五分钟。

座谈会结束时,邓小平对我说,“温元凯,你可是这次会议中最年轻的代表。你一定要做出更大的贡献,否则是要打棍子的。”

几十年来,这句话一直勉励我。后来,我也很积极地建议中国要向欧美国家开放,恢复留学生制度。

搜狐财经&经济杂志:你为什么会被选为此次座谈会的代表?

温元凯: 我从小是个化学迷,后来考上了南京大学化学系。为了看懂论文,我自学了德语和俄语,所以在大学二年级时,我已经掌握了英语、德语、俄语三门外语。当时,我还写了两篇论文,准备投报发表。

1964年春节,全国范围都在找学生标兵。于是,我们校长就把我的资料带到北京交到教育部。

在1966年3-4月期间,教育部发了一份全国简讯,标题为《一个生动活泼主动学习的好学生暨南京大学化学系学生温元凯》。我一下子就成为全国大学生标兵。

大学毕业后,我被下放到军垦农场劳动锻炼,被分到绍兴县的一个塑料厂。由于我是厂里唯一的化学系大学生,于是我就成为厂里的技术员,带着几个转业军人搞技术创新。

我们从蓖麻油里面提炼出一种工程塑料——尼龙。当时厂里想生产工程塑料,但需要50万元的投资。我便到处跑这个项目,于是认识了县工艺局的一个女孩子,她的未婚夫在中国科技大学工作。

当时正好中国科技大学在招收“回炉生”,希望把68、69、70届毕业的科大学生重新召回培训几个月当助教。

她很热心地对我说了这个消息,并且通过她的未婚夫,把我想回中国科技大学的事报告给了当时的中科大。所以,我比我的同龄人早了三四年时间回到了高等院校。

回到科大后,我一边当助教讲课,一边做研究,很快就在已复刊的科学刊物上发表论文,随后就不断地有国外同行写信与我交流学术问题。

我受到了学校里一些攻击。我于是给当时中科院院长方毅写信,直言在全国化学界做基础理论研究的学者中,我是40岁以下的唯一一位。

方毅回信支持我的理论研究工作,从某种意义上解放了我。这时,国家要召开一个科教座谈会,要求参会代表必须有真才实学,且要敢讲话。

因为我刚和方毅院长通过信,他觉得我敢讲话,就特别将我的名字添加了进去,所以我才参加了该座谈会。

搜狐财经&经济杂志:这次科教座谈会对你产生了哪些重大影响?

温元凯:这次科教座谈会某种意义上改变了我的人生。

由于我提出了恢复高考的建议,我因此有了一份好人缘,以至于有人称我的建议改变了千百万中国人的命运。

本次座谈会后,我非常关心国家大事,有更强烈的家国情怀。后来我也参加了中共中央关于科技体制、教育体制改革的决议,也参加了安徽大包干的改革,以及中科大教育体制的改革。

整个80年代,我大概在全国两三百个城市做过三四百场报告。对于科学家而言,做这种重复的报告按理说是浪费时间。但是这些报告引起了当地强烈的反响,我看到那些趴在窗户上听讲座的大学生,感到很感动。

搜狐财经&经济杂志:后来你从研究化学转向经济学研究,是怎样的一个契机?

温元凯:这个转型发生在90年代。当时我应邀去美国加州理工大学做访问学者。我很快意识到,华尔街和硅谷是美国最重要的核心竞争力。

一个非常偶然的机会,我陪同国内一位民营企业家朋友考察华尔街,他就动员我去华尔街工作。当时我已经48岁了,要从化学研究转行到金融经济领域,对我而言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大概家国情怀起了很大的作用。我想,如果在华尔街工作几年,我带回中国的东西,恐怕比几篇化学论文的价值要大得多。于是我便开始转行,在华尔街做管理工作。我在华尔街工作了三年,至少做成了三件事。

第一件事:我建议山东兖州矿业到美国纽约证交所上市。兖州矿业后来在纽约证券交易所成功上市,融资6亿美元,这是当时中国人从华尔街融资的最大金额。

第二件事:我发起成立了中国旅美金融协会,是美国最早成立的有大陆背景的金融人士组织协会。该协会一直活动到今天,对中美两国的金融交流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第三件事:我写了一本普及读物,叫《闯荡华尔街》,这是中国第一本介绍华尔街的书。在这本书里,我用了八个章节描述了互联网的作用。在某种意义上,我也是中国互联网经济最早的鼓吹者之一。

搜狐财经&经济杂志:金融体系对国家经济发展的重要性体现在哪些方面?

温元凯:美国的金融霸权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华尔街的证券交易所。全世界优秀的公司都希望到美国上市,这象征着地位;二是美元。美国二战后建立了以美元为兑换基准的世界货币系统。直到今天,这两个优势仍然十分明显。

中国经济未来必须要往这两个方向发展。第一,发展资本市场,让全世界最优秀的公司都想到中国上市;第二,推动人民币的国际化,让人民币成为世界硬通货。

搜狐财经&经济杂志:如何更好地实现这两个目标?

温元凯:我认为当前最大的挑战是人才,尤其是高端人才。我做过一项研究,收集了1901-2018年全世界626个诺贝尔自然科学奖,总结出五大规律。

第一,美国、英国和德国3个国家占据了诺贝尔奖90%以上的份额。二战后,仅美国就占据了70%以上的诺贝尔奖。我国要吸引诺贝尔奖学者来中国工作。

第二,世界排名前20名的大学占据了全世界诺贝尔奖90%以上的份额。第一名是哈佛大学,先后出了152个诺贝尔奖;第二名是哥伦比亚大学,先后出了101个诺贝尔奖;第三名是剑桥大学,先后出了91个诺贝尔奖。而我国只有清华、北大和浙大三所大学进入了世界大学前100名。

第三,30-40%的诺贝尔奖是师徒相传,时间最长的传承达到了五代人。因此,传承非常重要,名师出高徒,而我们没有这样的师徒传承。

第四,获奖较多的大学有一些著名的实验室。大学最重要的是有一批大师。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

第五,犹太人占据了30%以上的诺贝尔奖,但犹太人口只占全世界人口的0.3%。犹太人十分关注教育,提倡批判思维,敢于向老师提问题,甚至把老师难倒。这和我国的教育理念有所差异。

搜狐财经&经济杂志:你觉得中国经济未来的大趋势是什么?

温元凯:中国未来的大趋势显然是进一步地繁荣富强。

十八大以后,我们提出两个时间点。第一,2020年初步实现小康社会,这个目标我们已经基本实现;第二,2049年初步实现现代化,而且要成为世界强国。目前还有30年。

我认为当前中国需要一场更加深刻和全面的改革开放。我们在教育改革和国企改革等方面还存在硬骨头,这需要我们继续啃下去。只有这样,到2049年,中国才能有更加强大的科技、教育、经济和军事实力。

搜狐财经&经济杂志:你最关心的是哪一块的改革?

温元凯:我一直在教育领域工作,所以最关注的还是教育改革,我也最愿意投身于教育体制改革。80年代时,我一直在中国科技大学工作,当时中国科技大学是全中国思想最活跃的大学,也培养了一批杰出的人才。

令我最自豪的是,我已经培养了3个得到了诺贝尔奖提名的学生。第一个是哈佛大学女教授庄小威,她是1997年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朱棣文的学生;第二个是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杨培东教授,他在世界100个顶尖材料科学家排行中位列第一名。第三个是年仅22岁的麻省理工学院博士生曹原,他很有可能成为中国最年轻的诺贝尔奖获得者。

中国的教育改革要鼓励更多的大学拥有自主办学权,同时还要创办新型学校,鼓励自主创新,从而使整个教育活起来。

(搜狐智库原创稿件,转载请注明:转载自搜狐财经与经济杂志联合打造的“致知100人”系列访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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