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年他们走了,没有悲情只有怀念

原标题:这一年他们走了,没有悲情只有怀念

2019年的日历还剩下最后几页,看着已经翻过去的厚厚一沓,代表着我们这一年里走过的每一个脚步。2019,有太多的过往值得记忆,其中最让人唏嘘的是一些摄影人的生命定格在这一年。他们有的生前功成名就被世人追捧;有的默默无闻独自在摄影领域深耕;还有的刚刚开始自己的研究方向就遗憾地戛然而止……本文是对2019年里去世的几位中外摄影人的回顾,这不仅是对他们个人的纪念也是对摄影文化的回溯。

2019 生命的痕迹

文/王江

蒂姆·波顿(Tim Burton)于2003年执导的电影《大鱼》(Big Fish)通过一系列奇幻的故事,讲述了一对父子之间的关系从僵持与对峙逐渐转向了温情与理解。在电影的结尾,儿子在众人的注目下怀抱暮年的父亲步入河流,目送着他幻化成一条大鱼缓缓消失在视野中,这个催泪的结局平静而克制,却显示出儿子对父亲的生命痕迹终于了解和释怀。鬼才蒂姆·波顿用这样一种手法诗意地描绘了死亡,以至于那个片段在我的脑海中很难抹去。

逝去,是所有生命体终将面对的一幕,大部分的生物会由本能驱使着去回避它,而只有人类才会在恐惧中认真地打量、思考并且通过种种隐喻的方式去表现逝去。为什么我们会把逝去作为一种终极命题,穷极几代人的智慧去探究它的意义?大概是因为我们对于逝去的思考越升华对于生存的意义就越明晰。

从某种角度上讲摄影人是幸运的,他们通过学术研究或者影像创作为世间留下自我的痕迹,当他们的生命如同大鱼消逝在时间的河水里,那些痕迹就是他们来过的证据。

赵俊毅

(1954.3.18-2019.3.18)

敲下这个名字的时候,我依然觉得恍惚。

圈中人称的老赵,在摄影器材城把生意做得有声有色。我与他的相识大约是在2010年左右,那时我算是初入专业摄影网站的新人,老赵也自诩是经商之余偶尔写点小文的“菜鸟”。还记得2010年的某一天,老赵带着一点拘谨和试探,问我可否在网站上发表他对中国摄影史的研究文章。在我欣然接受之后,老赵反而表现得有点不好意思,他怕人家说“你一个卖相机的没事乱写什么东西?”没承想,这之后老赵的“乱写”愈发不可收拾。从民国时期各种摄影组织的溯源,到民国摄影家的个人轶事;从旧时摄影出版物的介绍到某些摄影名家名作的解析……老赵的文字多基于他对个人收藏的摄影历史出版物、作品的研究,那些研究文字翔实而又细致,如果不是静下心来在那些海量的史料中仔细地比对、考证是不能够形成那样笃定的文字。我当时就很赞叹老赵这样的生意人还能有钻进故纸堆的这份执着。在之后的那些年,我的工作岗位不断更迭,也不总有机会在网络上发表老赵的文字,但是我们之间的联系却一直没有间断。他会时不时地将新写的文章发给我看,能明显感觉到老赵文字的“火候”越来越好,当初那份忐忑已经被自信取代。2013年,老赵的摄影史研究文章在中国民族摄影艺术出版社集结成《中国摄影史拾珠》,虽然是一本小册子,但是也能看出老赵受到了莫大的鼓舞。他在其中一篇文章中写到了对成立中国摄影博物馆的遐想,在这篇略玄幻的文章中可以看出老赵对于未来中国摄影史研究的理想与抱负,虽然文字夸张,但是却来自实打实的构想。

老赵的这一梦想戛然而止于2019年3月18日,他的突然离世,给身后留下一堆待研究的摄影史料。遗憾的是,他没能亲眼见证理想中摄影博物馆的实现,但是他所构想的,还是给出了方向。

张甸

(1930.3.2-2019.10.8)

我第一次仔细观看张甸的作品《我的家》恰恰就在 2019 年第 11 期的《中国摄影》杂志上,那些来自家庭生活的影像碎片,在时代变迁的背景下集合在一起就形成了两三代人的集体记忆。可能正是因为没有什么宏大叙事的预置,反而更加容易让观看的人接纳和解读。这组作品在2019年的9月被第27届全国摄影艺术展览组委会确定为致敬作品之一,遗憾的是一个月之后,张甸先生在沈阳去世,享年89岁。

作为中国摄影家协会的首批会员,生于1930年的张甸从鲁迅美术学院毕业以后调入《辽宁画报》任职摄影记者,从此与摄影结缘几十年。张甸是一位天性乐观充满幽默感的人,但是面对种种困难的拍摄环境张甸从未退缩过,他经常不顾危险冲在第一线。在张甸报道摄影的生涯中他拍摄了 300 多个专题,同时个人的摄影创作也5次荣获国际奖项,19次荣获国内奖项。取得这样的成绩,足见张甸是怎样一位兢兢业业的职业摄影师。当他拿起相机拍摄家人的时候,并没有刻意地纠结于影像的图式和语言,这反而突出了脉脉的温情,成为作品中的主体。

吴积仁

(1929.5-2019.10.17)

丽江在今天“文青”们的心目中已然变成了一个逃离喧嚣的目的地,这样一个标签化的认识已经影响到我们对于这座城市的客观认识。而吴积仁是这样一位摄影师,他用了60多年的时间从一个亲历者的视角记录下丽江时代变革中的大事件,也记录了街头巷尾、庭前屋后的百姓琐事。吴积仁曾在回顾自己 60 年摄影生涯时说:“我用照相机反映社会,记录民生,为历史存照。让同胞能寻找到往日美好生活的记忆。我不是摄影家,也不是艺术家,只是一个用相机记录历史者。所以我从来不用摄影技术改变画面,而是客观地拍摄。真实是最能打动人的,也是最美的。只有这种美才能留世。”正是出于这样朴素的记录,吴积仁用镜头为我们还原了一个气息鲜活的丽江。这其中的喜怒哀乐、生老病死,都比那些“文青”口中的世外桃源更加接地气。2019 年10月17日,纳西族老摄影家吴积仁先生因病在家中逝世,享年90岁。他的生命在这一天终止,而丽江却在他的影像里永存。

2020

摄影总能重新开始

文/袁洁

书写逝者并不会让生者感到好受,不过,足以让人理性起来。正如此刻,混沌于日常的我坐在电脑前挨个敲下如下伟大的名字:罗伯特·弗兰克(Robert Frank)、奥奎·恩威佐(Okwui Enwezor)、彼得·林德伯格(Peter Lindbergh )、迈克尔·沃尔夫(Michael Wolf)、特瑞·奥尼尔(Terry O' Neill)、罗伯特·弗里曼(Robert Freeman)、须田一政、卡尔·拉格斐(Karl Lagerfeld)......有一种现实的残酷提醒我:每年的逝者榜单里的人数只可能不断增加,不可能减少,灵魂无论多么杰出,也不可能对抗时间的法则。2019年是他们,2020年又会是谁呢?

我很喜欢中国哲学理论家孙周兴的一句话:人总能重新开始。这种“开始”指代人具有强大的主观能动性,这种能动性几乎是革命性的,暗示出艺术本质上不是一个首尾相接的宿命轮回,而是新的开启。2019年,罗伯特·弗兰克的离去非常让人悲泣,但当代摄影并不会因此而落幕;同样,著名非洲裔策展人奥奎·恩威佐的离去也不会带走他多年来为艺术多元化、打破单一欧美标准所作出的努力;彼得·林德伯格和特瑞·奥尼尔在生前早已为商业摄影拓疆出一条全新的道路,启迪了无数后继的摄影师们;至于迈克尔·沃尔夫,他对中国摄影人的影响早在几年前就突显了出来,许多年轻摄影师正借助于他的实践方式,审视着当下的中国。

2019年逝者名单中的他们没有带走摄影,相反,他们为摄影铺设出更多条道路。写到这,让我想起哲学家尼采在生命弥留之际,躺在医院病床上看着一旁为他哭泣的妹妹反而安慰说:“伊丽莎白,你为什么要哭呢?难道我们不幸福吗?”是啊,我们无需为这些逝者哭泣,人虽已离去,但摄影总能重新开始。

卡尔·拉格斐

(1933.9.10-2019.2.19)

卡尔·拉格斐的一生都在赢,而且赢得相当精彩。他有多重的身份,最被人津津乐道的身份是作为香奈儿(Chanel) 时装品牌的掌舵人,但藏在“老佛爷”盛名背后的他,同样是一名非常优秀的商业摄影师。

他与摄影的机缘开启于1984年,因为抱怨摄影师没有表达出自己对Chanel服装的设计感,拉格斐一气之下选择自己拿起相机来拍。初尝摄影的拉格斐很快就找对了自己和摄影的关系,“摄影建立了我所热爱的艺术和时装之间的连接。有了它,我的艺术观圆满了。”于是,一直追寻奢华神秘与古典优雅相结合的老佛爷,很快将自己的美学理念从服装复制到了摄影上,直到他去世都没有放弃摄影创作。

卡尔·拉格斐的摄影风格和他的服装设计一样具有鲜明的个人特色,他尤其热衷于古典浪漫主义。在 2016 年,83 岁的拉格斐在米兰碧提宫举办了一个举世瞩目的摄影回顾展,全面诠释了这位时尚大师在摄影上的卓越洞见,展览上展出了他 200 多张摄影作品,其中不乏许多如圣经故事一般多人叙事性的作品,拉格斐恢弘的大手笔驾驭这种导演式摄影画面可谓轻车熟路。

2011 年,他就一改时尚摄影界的轻浮之气,以古希腊神话故事为灵感,黑白的画面如荷马史诗般神秘磅礴,让古典重新回潮。在2012年,他为中国版《VOGUE》拍摄封面就选择特立独行的中国影星周迅为模特,同样是个人风格明显的黑白简约风格,杂志一上市就在当时引起了国内外时尚界的轰动。

著名的史泰德(Steidl)摄影图书出版社给拉格斐发行过大量的摄影集,这位时尚界的凯撒大帝对美的理解从没有改变过:只有追求不变的经典才能做到永恒。摄影亦如此。

须田一政

(1940.4.24-2019.3.7)

生于 1940 年的须田一政,21岁从东京大学毅然退学进入东京摄影专科学院学习,毕业后便如心愿走上了摄影之路。1967年,他为当时日本著名的艺术家寺山修司担任摄影师,不久后出版了自己的第一本写真集《风姿花传》,并获得日本摄影协会新人奖。

如果认为须田一政的摄影之路走得星途坦荡那就真错了。和同时代的日本摄影大师森山大道、荒木经惟等人相比,他要低调得多,而且一直被误解。直到去世前不久,才被西方的评论者们认为是日本最被低估的摄影大师。

原因可能是因为须田一政喜欢关注最接地气,同样也是不被看好的民俗文化。这与当时强调学习西方,寻找先锋语言探索的日本摄影潮流并不对接。很多人第一眼并不喜欢须田一政的作品,认为其粗暴又不加修饰,仿佛刻意去寻须田一政找日常中的怪诞和丑陋。的确,和我们擅长讴歌大美河山的民俗摄影非常不一样,须田一政更像一个自言自语的吟游诗人,他喜欢在旅行中拍摄,以一种看似反讽批判的摄影方式来记录当时日本文化中的各种琐碎瞬间,没有修饰任何视觉上可能产生的不安,在黑白画面中常常用闪光灯这种硬光源,勇气十足地记录下他对日本文明的个人思考。

日本江户时代的国学大家本居宣长曾经提出一个文学名词叫“物哀”。须田一政的作品非常完美地解释了“物哀”在摄影创作上的价值: 真情流露地感知被摄对象,无论是任何情绪,都不要回避,把它们如情绪产生的一瞬间那样自然地表达出来。1985 年,他的《日常的断片》获得了日本第一届东川赏摄影奖,1997 年的《人间记忆》更是获得了土门拳摄影奖,那一年须田一政已经 57 岁了。

多年后,当我们再次回望须田一政的作品,对其谈论有关美丑的话题都显得多余而矫情,画面中流露出的别样深情,反倒极具纪实品格。

奧奎·恩威佐

(1963.10.23-2019.3.15)

2019 年在当代艺术领域最让人悲伤的事情,莫过于备受爱戴的奧奎·恩威佐的去世。《中国摄影》杂志的读者也许还记得,刊登于 2017 年 6 月刊“托马斯·鲁夫”专题里的文章《托马斯·鲁夫照片中的谱系和观看属性》,正是恩威佐撰写的。

1963 年,奧奎·恩威佐出生于尼日利亚,17 岁的时候随家人移居美国,由于在新泽西城市大学攻读政治学位期间,他强烈感受到政治与当代艺术之间的紧密关联,因此,毕业后不久便进入到了当代艺术领域从事策展的相关工作。

恩威佐从来没有回避过自己的身份,他是一个非洲裔策展人,却在白人占据主要话语权的策展领域做出了相当伟大的成就:他曾是唯一一个担任过世界上最具影响力的两大国际艺术展——威尼斯双年展和德国卡塞尔文献展的非洲裔策展人。他还曾是慕尼黑艺术之家博物馆的馆长,纽约国际摄影中心、惠特尼美术馆等众多顶级美术馆的策展人,以及弗朗西斯科艺术学院、匹兹堡大学、纽约大学、哥伦比亚大学等学校的艺术史教授。

这是一位真正坚信艺术的力量可以改变世界的人,奧奎·恩威佐用其艺术成就证明了这一点。

迈克尔·沃尔夫

(1954.7.30-2019.4.24)

1954 年,迈克尔·沃尔夫出生于德国慕尼克的一个艺术世家,最初入读美国加州大学柏克利分校,后来转学到了德国埃森大学并最终取得了视觉传播的学士学位,毕业后不久他就成为了一名摄影记者,1995年来到中国香港后一直居住在此,直到去世。

他在中国的这 24 年里拍出了诸多职业生涯中的重要作品,这些作品看似冰冷,其实非常亲切,大部分中国人都能在他拍摄的这些系列作品中看到熟悉的元素。其中最有名的要数表现香港城市生存环境的《建筑密度》,密集的城市空间彻底挤压了人的梦想,营造出一股可怕的视觉压力,既纪实又超越现实。

他还关注中国街头凝聚了百姓智慧的各式各样的生活用具;拍摄了中国玩具工厂的生产线和工人们;除此之外,还深入被誉为“中国仿造名画第一村”的大芬村,为那里的民间画家们拍摄肖像;他甚至还关心起了中国人的穿衣打扮,用摄影的方式解读中国式时尚。应该感谢迈克尔·沃尔夫这位德国摄影师,因为他替中国完成了社会转型中的诸多影像思考,这些影像如切口一般,让中国人深入窥视被自身忽视已久的诸多社会现实,帮助我们更好地自省。

这位获得了 3 次荷赛摄影奖的摄影师,绝不是冷眼旁观,而是真正地参与其中,他对当代城市生活和现代人精神世界的解读带有敏锐的前瞻性,为今日的中国摄影师更好地理解自身做出了重要的视觉范本。

彼得·林德伯格

(1944.11.23-2019.9.3)

2019年9月3日,著名时尚摄影师彼得·林德伯格在巴黎去世,享年74岁。

林德伯格1944年出生于德国,成年后就读于柏林美术学院和克雷菲尔德的艺术学院,或许受到家乡杜伊斯堡工业环境的影响,以及学生生涯对抽象艺术的喜爱,他的艺术品位倾向于简练而象征。1971年移居杜塞尔多夫后,他的注意力全面转向摄影,并将自己的这种艺术倾向在时尚摄影中继续提炼和发扬光大。

1990年1月的英国《Vogue》杂志刊登了林德伯格所拍摄的几位超级模特:辛迪·克劳馥、娜奥米·坎贝尔、琳达·伊万格莉斯塔,等等,画面一改之前时尚摄影界流行的唯美彩色之风,而用简约纪实的黑白风格来替代。这一反常的创新,开创了黑白现实感的时尚摄影先河,随后也为林德伯格赢得了殿堂级的国际声誉,他也因此被誉为地球上最会拍黑白人像的摄影师之一。

林德伯格有一句非常重要且意义深远的名言:“今天的摄影师应该有责任让女性,甚至是每个人都摆脱对青春逝去和追求完美的恐惧。”他排斥后期,排斥过度修饰、人为装扮的商业美,努力追求每位被摄者的真实内在,于是人们在林德伯格镜头里看到的女明星们并非往日的光彩夺目,而是面露疲倦,脸上甚至布满皱纹和色斑,但正是这种看似平凡写实的画面却暗含着一种穿透力惊人的魔力。

这或许是因为林德伯格深知:每个人的光芒其实来自于内心。

罗伯特·弗兰克

(1924.11.9-2019.9.9)

1924 年,罗伯特·弗兰克生于瑞士的苏黎世,在很小的时候他就开始了接触摄影,不要被他后来看似狂放不羁的作品风格蒙蔽,和毕加索一样,他们其实都走过一段传统的训练之路。只不过,弗兰克并不满足于此,1947 年,他决定离开沉闷守旧的欧洲去美国寻找摄影的新可能,那一年他只有23岁。

初到美国后他先是给著名的时装杂志《哈泼市场》拍摄时尚照片,但很快发现这根本不是他想要的摄影,没多久他便辞职,以一名自由摄影师的身份进行个人创作。1954年对于弗兰克而言是非常重要的一年,他的导师,著名的美国纪实摄影师沃克·埃文斯(Walker Evans)推荐他申请古根海姆奖金,作为一个外国摄影师,弗兰克想拿着这笔钱全方位地拍摄下自己对美国的理解,用一种打破固有传统标准的方式。

他的确做到了。《美国人》自 1958 年在法国出版以来,围绕它的讨论就没有停止过,这本画册的语言风格、精神所指、编辑思路等,在今天依旧发挥着影响力,成为了改变摄影史发展方向的一个重要拐点。而拍摄下这83张照片的弗兰克,虽然雄心壮志,但也困难重重:他多年驾驶着一辆破旧二手车穿行于异乡土地,如一个流浪无根的诗人,对自己的经历既兴奋又失望,美国的主流媒体和评论界一开始对其冷脸相待......这一切都过早地预言出了他当初的判断。而在弗兰克与“垮掉的一代”成员进行电影上的实验和创作之后,1970 年代的他再次回到摄影创作上,但此后弗兰克的摄影,已经不再是《美国人》了。2019 年9月9 日,曾被围攻又被崇拜的弗兰克安静地离开了,享年 94 岁。

特瑞·奥尼尔

(1938.7.30-2019.11.16)

有一种名人肖像是很难被模仿的,英国摄影师特瑞·奥尼尔的照片就是如此。生于 1938 年的他本来是一名爵士乐队的鼓手,却辗转到了航空公司工作,由于被安排拍摄机场旅客的温馨场面非常成功,后又转行成了一名报纸杂志的供稿摄影师。

而他第一个正式客户就是日后名声大噪的披头士乐队(The Beatles),只不过 1963 年的披头士才刚刚出道,新手摄影师遇到新手乐队,非但没有把拍摄任务搞砸,恰恰相反,这次合作相当成功,这奠定了奥尼尔日后的摄影风格—纯真。必须要提及的是,2019年11月6日,同样因拍摄披头士五张专辑封面照片,帮助定义披头士早期形象的摄影师、导演罗伯特·弗里曼也因病在伦敦去世,享年 82 岁。

披头士之后,奥尼尔紧接着拍了滚石乐队,同样大获成功。出现在他镜头下的还有大卫·鲍伊、艾尔顿·约翰、伊丽莎白·泰勒,甚至包括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和已故南非总统曼德拉。在奥尼尔去世前的不久,英国威廉王子在白金汉宫为他颁发了 CBE 勋章,以表扬他对摄影界的贡献。奥尼尔赋予了名人肖像这一难能可贵的优点,他镜头下的名人大都单纯得像个孩子,自然的瞬间轻松而幽默,给人一种高级的俏皮感。无论多大腕的巨星都在他的镜头前能卸下身份的躯壳,回归最初的样子。特瑞·奥尼尔用他传奇的一生告诉世人:最好的瞬间是尊崇命运本来的样子,请放轻松。

本文所有图片来源于网络。

本文作者为袁洁、王江

袁洁,北京电影学院图片摄影专业硕士研究生,影像文化作者,著有《光的喜剧》《来!这样学摄影》等。

王江,《中国摄影》编辑

文章首发于《中国摄影》2020年1期返回搜狐,查看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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