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金、元、明几代王朝定鼎都城于北京，历朝历代统治者发布了一系列统治政策，使北京成为全国的文化统治中心。但是，就全国范围而言，北京仅仅是统治者发布其文化统治政策的皇城，并非真正意义上的文化活动中心和学术研究中心。由于地域的关系和历史的原因，清以前的北京只是在军事上和政治上处于中心位置，但与文化学术领域的中心一直无缘，江南地区的文化学术一直处于很强的优势状态。因此，清以前的北京在文化学术发展方面在全国没有形成主导地位。
清代北京城平面图
清王朝建都北京以后，随着清前期的逐渐发展，特别是满族统治者为了笼络汉族知识分子而采取了一系列重要的文化政策，逐渐吸引全国汉族文人名士汇聚北京。大批汉族学术名家汇聚京城，并在此参与重要的文化项目或者参加重大的文化活动，使北京在清代文化学术发展和文化学术研究、交流上，逐渐凸显出全国首善之区的主导地位。
北京的文化发展历程上之所以能出现如此变化，主要缘于清代康熙年间的“博学鸿儒科”的开设、明史馆的设立及对中原传统文化进行大规模的历史性总结。“博学鸿儒科”作为我国封建时代制科的一种，始于宋高宗绍兴三年（1133年），当时被称为“博学宏词科”。清康熙十七年（1678年）改为“博学鸿儒科”，乾隆时又改为“博学鸿词科”。宋代最初创立时称“博学宏词科”，因避清高宗弘历名讳，将“宏”改作“鸿”。
康熙朝开始设立“博学鸿儒科”最直接的目的在于将散居于各地，尤其是东南地区的隐逸之士、博学大儒，吸引到清廷的直接统治范畴之内。一方面将其精深之学充分地用于清王朝的统治，也达到笼络天下儒士的目的。另一方面也折射出满族统治者进入中原地区后，对汉族儒家文化的迫切需要和学习的渴求，这既有其加强满族统治力量的迫切需求，也有提高自身文化素养的渴望。
图片来自于Pixabay
大清国的皇帝已经不满足其只是驰骋马上的女真部落首领的形象，他们也渴望成为儒家学说的饱学之士，以此来显示“满汉一家”的清廷统治意识。有这样的统治意识和治国理念，康熙自然懂得将天下饱学之士聚于京畿之地，让其为大清国所用，这是巩固满族统治极为重要的文化方略。
更重要的是，将这些在明朝就已经具有重大文化学术影响，而且在汉族士子阶层中极具影响力的隐逸之士、博学大儒聚揽在清廷为满人所用，对于争取汉族士子阶层，乃至整个汉族的臣服之心，是极为重要的。为此，康熙皇帝在开设“博学鸿儒科”上也是不惜投入“血本”；费尽心机。他将宋高宗时的“博学宏词科”更名为“博学鸿儒科”，“宏词”改为“鸿儒”，两字之差，不论是开科的内容，还是开科的内涵，都可谓天壤之别。
以往的“宏词”体现的是对儒家学士辞章才能的考量，而改为“鸿儒”一词，对参与者的誉美之意昭然若揭。不管是不是会被“博学鸿儒科”所取，单凭被荐举为“鸿儒”的美誉就足以让极重名节、声望的汉族儒士得到极大的心理满足。（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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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于北京市社科联等组编的《史说北京》（插图本）。图片来源于网络。返回搜狐，查看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