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光明丨从学派到文派：宋元时期浙东学派转型及其影响

先来看叶适弟子的文学创作实绩。陈耆卿，字寿老，号筼牕，临海人，长于文学创作，“水心殁后，先生之文遂岿然为世所宗”[11]。王象祖，字德甫，临海人，真德秀极重之，为文简古老健，耆卿亦畏之[12]。王汶，字希道，黄岩人，“援笔为文，日数千百言，伯仲陈耆卿、吴子良之间”[13]。邵持正，字子文，平阳人，“工于诗歌骈体”[14]。戴栩，字文子，永嘉人，“高于文”[15]。吴子良，师从陈耆卿和叶适，字明辅，号荆溪，临海人，合朱、张、吕、陆诸家学说为一，具有重要影响力。吴子良弟子舒岳祥、刘庄孙，均为一时文学大家，在全国文坛颇负盛名。舒岳祥，字舜侯，一字景薛，宁海人。刘庄孙，字正仲，宁海人。黄宗羲《宋元学案》称“自水心传于筼牕，以至荆溪，文胜于学，阆风则但以文著矣”[16]。舒岳祥门人戴表元，为东南文章大家，著声于文坛。

值得注意的是，在南宋中后期，叶适对永嘉四灵的“发现”与表彰，具有重要的学术史与文学史价值。在某种程度上，这不但说明了浙东学派内部由学派向文派的转型在悄然进行，也可以视作浙东学派转型的一个富有代表性的标志。此一代表性的事件便是叶适亲自为永嘉四灵编选《四灵诗选》。永嘉四灵为徐照、徐玑、翁卷和赵师秀，均出自叶适的门下。永嘉四灵主张向贾岛、姚合等人学习，提倡“晚唐体”，在南宋后期引起了较为广泛的关注。叶适对他们的诗学主张表现出了浓厚的兴趣，多加揄扬。戴表元曾在《洪潜甫诗序》中谈到：

永嘉叶正则倡四灵之目，一变而为清圆。清圆之至者亦可唐，而凡枵中捷口之徒，皆能托于四灵而不暇为唐。[17]

此处谈到叶适表彰四灵，倡导学唐，诗歌变为“清圆”，并产生较大影响。永嘉四灵的文学创作，呈现出不同于此一时期仍在流行的江西诗派的特色。在内山精也先生看来，江西诗派和永嘉四灵的区别在于：“前者象征着传统或者传承，后者则象征着新变或者变革，一般认为后者能更鲜明地映射出南宋后期这个时代的特性。”[18]永嘉四灵为代表的浙东文士在诗学上呈现的此种新变，在某种意义上，是浙东学派转型的典型例子。南宋嘉定四年，叶适在《徐道晖墓志铭》中谈到徐照与徐玑、翁卷、赵师秀共同倡导唐诗，诗歌创作取法于唐，尽管有“厌之者，谓其纤碎而害道，淫肆而乱雅，至于廷设九奏，广袖大舞，而反以浮响疑宫商，布缕缪组绣，则失其所以为诗矣”[19]，“然则发今人未悟之机，回百年已废之学，使后复言唐诗自君始”[20]。在徐照的墓志铭中，叶适直言有文士不喜永嘉四灵的诗风，原因主要是“纤碎而害道”、“淫肆而乱雅”等，而这也恰恰从另外一个方面说明永嘉四灵等人的文学创作在与“道”的疏离、与主流“宋诗”的疏离等方面，呈现出更多的唐人气象。其著述也基本都是文学作品，呈现在世人面前的是一个文学流派的面貌。嘉定七年，徐玑逝世。次年，叶适作《徐文渊墓志铭》云：

初，唐诗废久，君与其友徐照、翁卷、赵师秀议曰：“昔人以浮声切响单字只句计巧拙，盖风骚之至精也。近世乃连篇累牍，汗漫而无禁，岂能名家哉！”四人之语遂极其工，而唐诗由此复行矣。[21]

叶适借为徐玑写墓志铭之机，表彰永嘉四灵在文学上的贡献，尤其是对唐诗的再度流行贡献良多。永嘉四灵在浙东学派转型过程中是一个重要的文人群体，此后，南宋浙东学派的弟子和再传弟子表现出了更多诗文家的气质。

如果说诗学的转变，仅仅是一个方面的话，那么，在宋末元初的浙东文士著述中，我们可以看到抒发内心情感、寄托心志的抒情性诗文的比例明显上升，甚至在不少浙东学派成员那里，文学作品所占的比重远远超过学术著述，更甚的是被称为“纯粹的文人”。略举数例，以见概貌。如王应麟、舒岳祥“并以文学师表一代”[22]、戴表元“以文章大家，名重一时”[23]、袁桷则被誉为“一代文章之钜公”[24]等。南宋末年，浙东不少文士有感于辞章之不振，欲有所革新，以改变其弊。宋濂纂修《元史》期间，曾获睹戴表元之文，并将录其《剡源集》传示诸人。明洪武四年，宋濂作《剡源集序》表彰戴氏其人其文，云：“初，先生既擢第，悯宋季辞章之陋，即濯然自异。久之，四方人士争相师法，故至元大德间，东南文章大家，皆归之先生无异辞”[25]，称其文章特点为“新而不刻，清而不露，如晴峦出云，姿态横逸，而连翩弗断；如通川萦纡，十步九折，而无直泻怒奔之失”[26]。宋濂此文不谈戴表元之学术，而对其文章特色赞不绝口，在某种程度上，是对其文学创作成就的认可。

二、元中叶：浙东学派完成由学派向文派的转型

除了叶适之外，陈亮亦是浙东学派中的杰出代表。陈亮的诗词文章成就较高，韩淲称其：

有才气笔力，有议论远略……吕祖谦伯恭、朱熹元晦，皆与之议论上下。南涧翁亦爱其文而怜其才。叶适与之为至交。当今天下文章，陈亮、叶适。[27]

可见，在韩淲看来，陈亮为南宋一流的文学大家。[28]陈亮弟子吴深，其孙为吴思齐，方凤与思齐为讲友，而黄溍、柳贯、吴莱皆为方凤之弟子，宋濂为方凤之再传弟子。陈亮《龙川学案》学术承传脉络大致如此。浙东文士文学活动的开展，加速学派的转型。值得一提的是吴思齐、方凤、吴渭、谢翱等人创办的月泉吟社。

以书院为中心，浙东文士文学活动的开展，加速学派的转型。值得一提的是，以浦江月泉书院（宋咸淳年间，王霖龙所建月泉书堂，元代置书院山长）为联系纽带的吴思齐、方凤、吴渭、谢翱等人创办的月泉吟社。月泉吟社以征诗的形式联系海内文士，声势浩大。吴渭“元初退食于吴溪，延致乡遗老方韶父与闽谢皋羽、括吴思齐主于家，始作月泉吟社。四方吟士从之，三子者乃为其评较、揭赏云”[29]。于此可以看出，月泉吟社是一个比较成熟的诗社。月泉吟社会告知题目，通知参加人员在规定时间内上交作品，并有专门人员进行评较，最后排定名次，颁发奖品。在命题及上交方面，“本社预于小春月望命题，至正月望日收卷，月终结局，请诸处吟社用好纸楷书，以便誊副而免于差舛。明书州里姓号，以便供赏而不致浮湛，切望如期差人来问”[30]；在发布名次方面，“俟评校毕，三月三日揭晓，赏随诗册分送”[31]。同时，还会对所出题目进行解释，以便参加者得以揣摩、写作，并给出评诗之标准。[32]现存《月泉吟社》1卷，收作者六十人，为后世学者所重视。文学社团的兴盛，促进了浙东学派转型的加速。

除了金华地区的遗民有较为频繁的文学活动外，四明地区也有着类似的唱和。四明以宁海的赤城书堂为活动中心，主要有舒岳祥、王应麟、胡元叔、胡三省、孙钧、刘庄孙等文士。赤城书堂建成于元至元二十九年正月，并举行开堂典礼，以纪念宁海大儒罗适而取此名。舒岳祥作《壬辰正月，胡子持、孙平叔、刘正仲诸友于雁苍建赤城先生祠，赋唐律一十韵以纪其事》以记之，于此诗可知赤城书堂同时也是纪念罗适的祠堂。 [33] 王应麟《赤城书堂记》云：

台之宁海，其先贤曰赤城先生罗公，德业为元祐名臣，道义为一乡师表。教思无穷，逾二百年，清风肃然，闻者兴起。旧祠于学，犹未特祀，邑之宿儒前进士胡君元叔倡率乡人，仿古闾塾之制，即公游息之地创为书堂，合乡之俊秀子弟而淑艾之。诹诸乡评，延笃学多闻之彦，前进士舒君岳祥为之长，前进士孙君钧、赵君孟礼、胡君三省、前太学陈君应嵩、刘君庄孙为之录。训之以孝弟敬逊，其规约如蓝田、丽泽；而稽经订史，种学绩文，以为有用之实。衿佩济济，弦诵洋洋，邹鲁之风蔼如也。 [34]

于此，可知舒岳祥为书堂负责人，胡元叔、胡三省、孙钧、赵孟礼等著名文士为教学人员，“衿佩济济，弦诵洋洋”说明从学之人众多。如此多的文士相聚在一起，文学酬唱活动是必不可少的。

全祖望谈到四明地区的文学活动，在咸淳之后，文学活动亦极为频繁，“礼部尚书高衡孙、军器少监陆合、知汀州汪之林而下四十余人，一月为一集”[35]。宋亡后，遗民唱和不断。其《句余土音序》云：

宋之亡也，遗老自相唱酬，时则深宁王公为主盟，陈西麓尤工诗，寓公则舒阆风、刘正仲之徒咸与焉。 已而有陈子翬、郑奕夫、徐本原、章垒诸君嗣之。清容学士之家居也，鹿眠山人裒以兄弟相应和，而蒋远静辈皆为故家之良。[36]

此处所提及的王应麟、舒岳祥、刘庄孙等人均为宋元之际的诗文大家。在某种意义上，南宋灭亡是一个重要的刺激因素，大批遗民不约而同选择诗文作为表达情感的方式，抒发内心的怆楚之情，缅怀故国，助推了浙东学派向文派的转型。

在叶适之后，浙东学派影响最大的为何基、王柏、金履祥和许谦，被称为北山四先生。北山四先生传黄榦（号勉斋）之学，是朱子学的重要传承人，浙东地区亦是朱子学传播的核心区域之一。正如全祖望所说：“勉斋之传，得金华而益昌。说者谓北山绝似和靖，鲁斋绝似上蔡，而金文安公尤为明体达用之儒，浙学之中兴也。”[37]按照全祖望的逻辑，浙东学派在宋末之时是衰落的，至何基、王柏、金履祥方中兴。此时的浙东学派融合诸家，最强盛的一支即北山四先生一脉，主要传承朱子之学，呈现为朱学的特色。

对于许谦之后的学术传承，黄百家的案语折射出了丰富的信息。黄百家在《宋元学案》卷82《北山四先生学案·文定何北山先生基》后所加的案语为：

北山一派，鲁斋、仁山、白云既纯然得朱子之学髓，而柳道传、吴正传以逮戴叔能、宋潜溪一辈，又得朱子之文澜，蔚乎盛哉！[38]

黄百家明确指出北山四先生传承朱子之“学髓”，柳贯、吴师道传至戴良、宋濂，得朱子之“文澜”。他在《文宪宋潜溪先生濂》后进一步加案语：

金华之学，自白云一辈而下，多流而为文人。夫文与道不相离，文显而道薄耳，虽然道之不亡也犹幸有斯。[39]

此处，黄百家所揭示的浙东学派从学派向文派转变的脉络甚为清晰。非惟黄百家有这样的看法，全祖望亦持有此种观点。全祖望《宋文宪公画像记》云：

予尝谓婺中之学，至白云而所求于道者，疑若稍浅。观其所著，渐流于章句训诂，未有深造自得之语，视仁山远逊之，婺中学统之一变也。义乌诸公师之，遂成文章之士，则再变也。至公而流于佞佛者流，则三变也。[40]

全祖望则把浙东学派由学派转变成文派的时间节点，定在义乌诸公这里，更为清晰明了。义乌诸公，指黄溍等人。在全祖望之前的元末明初，已有类似观点产生。王袆《送胡先生序》云：

有元以来，仁山金文安公以其传于北山何文定公、鲁斋王文宪公者，传之白云许文懿公，实以道学名其家，而司丞永康胡公、待制浦阳柳公、侍讲乌伤黄公以及礼部兰溪吴公、翰林东阳张公则以文章家知名。虽若门户异趋，而本其立言之要道，皆著于文，文皆载乎道，固未始有不同焉者。[41]

此处，王袆所用的措辞为“以文章家知名”，说明其学术已为文名所掩盖。值得重视的是王袆指出黄溍、柳贯、吴师道等人以文章知名于世，浙东学派呈现出文学创作为主的特色。赵友同在为戴良所作的《故九灵先生戴公墓志铭》称：

时柳文肃公贯、黄文献公溍、吴文贞公莱，皆以文章鸣浙水东，先生往来受业门下，尽得其阃奥。[42]

此处赵友同亦指出柳贯、黄溍以文章知名。元至正十一年，宋濂为其师柳贯编定《柳待制文集》，并作《柳待制文集后记》，谈到：

先生素涵匡济之学，郁而不能大振，于是悉敛其英华，发之于文，震荡汪洋，自成一家之言。[43]

在此文中，宋濂对柳贯的文章成就评价颇高，称其“自成一家之言”，同时不无自豪地讲到“天历以来，海内之所宗者，惟雍虞公伯生、豫章揭公曼硕、乌伤黄公晋卿及先生四人而已，识者以为名言”[44]。类似观点还有，明张瓒为洪武文臣刘三吾文集作《新刊刘翰林斐然稿题辞》，称黄溍等人：“相次奋起，号称大家，皆以文传。”[45]黄宗羲《宋元学案》称：“水心之学，至阆风师弟后，无复存矣。”[46]章懋对浙东学派转变为文派则说得更为直接，其《与韩知府》中在谈到对韩焘《乡贤祠志》中所列的乡贤发表看法，认为规模大体已善，但具体细节尚待完善。章懋谈到：

傅寅、马之纯、孙道子、胡长孺、柳贯、黄溍、张枢、胡助、陈樵、宋濂皆不过文章之士，恐当以文学目之。如此分别，庶几游夏文学不混于颜闵之科，使后人无得而议焉。 [47]

在此，柳贯、黄溍等人既没被归入圣贤之学，亦没有被归入儒林，而是被划入文学中。在章懋看来，柳贯、黄溍等人已经是比较纯粹的文士。值得注意的是，把黄溍、柳贯比作唐代的古文大家韩愈、柳宗元，在明代已经是比较普遍的称呼了。张俭称：

吾乡金华黄文献公与其友柳文肃公均以文名于时，世称黄、柳如唐退之之于子厚也。 [48]

此处的“世称”说明这种说法已为人所认可，并广泛流行。宋濂、王袆、刘基等更多地继承前辈学者诗文方面的主张，学术色彩逐渐淡化，真正呈现为文学之士。可以说，到元中叶，在黄溍等人这里，浙东学派由学派到文派的转变基本完成。为表述的方便，我们统称之为浙东文派。[49]

三、浙东文派与元明之际文坛格局

浙东学派完成转型后，在文学创作方面的成就非常突出，引领着天下文学创作的潮流。元代儒林四杰中，浙东文派占据一半，分别为黄溍和柳贯。加上浙东文派的吴莱、胡翰、苏伯衡、王袆等成员，浙东文派在诸多方面对此一时期的文坛产生重要影响。现择其要者，绍述如下：

（一）主导文坛格局，引领天下士子的文学创作。在很大程度上，就文学创作而言，元代中叶以后，黄溍可谓是文坛领袖。胡翰在为王袆文集所作的序中称：“逮至正以后，黄公犹秉笔居中朝。”[50]黄溍的弟子宋濂则是明初文坛领袖，影响着有明一代的文学走向。清代文人薛熙称：

明初之文之盛，潜溪开其始；明季之文之乱，亦潜溪成其终。盖潜溪之集不一体，有俊永之文，有平淡之文，有塗泽之文。洪、永以及正、嘉朝之诸公善学潜溪者得其俊永而间以平淡，此明文之所以盛也；隆、万以及启、祯朝之诸公，不善学潜溪者得其塗泽而间以平淡，此明文之所以乱也。 [51]

薛熙明确指出宋濂对一代明文发展的影响，把“明初之文之盛”和“明季之文之乱”都归结到宋濂身上，虽不无夸大之嫌，却可见出宋濂在明代文学中的地位。同时，浙东文派所开展的一系列文学活动，丰富着文坛的文学书写。元末钱塘宗阳宫聚会，是浙东文派王袆、徐一夔、郭公葵、朱右等人倡起的重要诗会，十一年后的元至正二十四年，徐一夔对此还念念不忘，作《题永思亭卷后》。据徐一夔此文所交代，当时参加聚会的有：“同郡朱右伯言、陶凯中立、郭公葵秉心、陈秉彝性初、南阳堵简无傲、金华王袆子充会于钱塘宗阳宫，时止善请论著其永思之亭，而伯言实为之记，中立、秉心、性初、无傲、子充暨一夔六人者为之赋诗。”[52]这次诗会令徐一夔等人追怀不已，其文采风流不难相见。另外，元末影响较大的还有“续兰亭会”，朱右等浙东文派多位成员参加。[53]入明后，浙东文派在京师的文学活动，塑造着明王朝的形象。明洪武八年（1375）八月七日，朱元璋大会儒臣，君臣唱和，极一时之盛。朱元璋强使宋濂醉，宋濂醉不能成步，朱元璋赋《楚辞》一章以赐，并令侍臣赋《醉学士歌》。桂彦良《续赋醉学士歌》、华克勤《应制赋醉学士歌》、张唯《续赋醉学士歌》、林温《续赋醉学士歌》、宋善《应制赋醉学士歌》等唱和作品流传后世。这塑造了君臣和谐融洽的良好形象，有利于明朝的文化建设。

（二）倡导馆阁文风，形成颂圣美政的潮流，开“台阁体”先声。山林与馆阁之辨，早已有之。宋濂之师黄溍便探讨过这一问题。黄溍《贡侍郎文集序》认为所居之地不同，导致文辞有别，两者并无高低优劣之分。 [54] 到了洪武三年，宋濂开始褒美台阁之文而贬低山林文章，强调台阁文章“美教化而移风俗” [55] 的功能。创作馆阁文章的一个有效作用便是 恢弘治道，黼黻太平，增强大明王朝的认同感，团结由元入明的儒士，增强凝聚力。 [56]宋濂不但提倡馆阁文风，而且亲自创作，多种体裁均有尝试，且数量巨大。方孝孺、郑叔度曾对此加以选择，编成《宋学士续文粹》10卷。在方孝孺看来，此书是宋濂对明朝文化建设的重要贡献，“后有贤者考论国朝之所由兴而追惟德业之盛，以歌咏太平之治于无穷，太史公之功庶几可白于后世” [57]。宋濂鼓扬馆阁文风，响应者甚多。其弟子王绅、刘刚便创作了名闻天下的歌颂朱元璋的馆阁文学作品。如王绅的《拟 大明铙歌鼓吹曲》十二首，讴歌朱元璋从龙兴到开国的文治武功 [58]。刘刚（字养浩，义乌人）的作品在当时影响更大，有宋濂、胡翰、苏伯衡、方孝孺等人的题跋。刘刚所作的《铙歌鼓吹曲》，由明初著名书法家杜叔循书写，文辞与书法俱为文士推许。苏伯衡《题刘养浩铙歌鼓吹曲》称“养浩文辞有名缙绅间，而此十二曲，材雄气昌，辞与事称，有古作者之风，尤为诸老所推，固无藉乎叔循之翰墨以传。然叔循早已书法入侍春坊，大为皇太子所眷。其书流辈中亦未见其比焉。远方畯士诵养浩之作，观叔循之书，不独可以想见今天子圣德神功巍巍、荡荡天之为大，而国家多士济济，材艺臻极，抑亦可见矣” [59]，文章与书法并存，诚为洪武朝的一段佳话。宋濂《书刘生铙歌后》云：

乌伤刘生刚，从余学经，为文颇久，近制国朝《铙歌》十二曲，传于远迩，士君子称之。 [60]

宋濂肯定刘刚所作《铙歌》的水平，并指出其传播范围之广。胡翰《刘养浩铙歌鼓吹曲后跋》云：“今刚此歌篇次体制皆承子厚之旧，而才气横发、音节铿鍧，则得之潜溪，又将追步其武，而骎骎其前矣。” [61] 胡翰点明刘刚的创作和宋濂的渊源关系，并赞扬了其创作。方孝孺《题刘养浩所制本朝铙歌后》曰：“今天子起布衣，除群雄，十余年统一四海，与汉高祖无异。吾太史公以闳博奇伟之文，居迁、固之任，为士者莫不慕之。公之门人金华刘君养浩亦奋然自喜，以为此难遇之时，不可漫无所述，乃考徵征伐之次第，为铙歌十二篇，以宣扬国家之功烈。其事信，其辞奇，其取尚于世可必也。” [62] 刘刚的祖上曾经贵显，其先祖刘公亮以中奉大夫致仕，朝廷所赐诰命一直保存到明初 [63] 。因此，刘刚对大明王朝的建立有一种难言的喜悦，主动创作铙歌十二篇。

不但宋濂弟子创作馆阁文章，而且浙东文派的其他成员也积极响应，如王景，“仰思朝廷声教轶于前代，撰《铙歌》二十、《平云南颂》一，铺扬圣德以润色鸿业” [64] ，并把此种文风延续到永乐年间。 永乐年间，浙东文派仍具有强大影响力。王景任《永乐大典》总裁，潘畿、叶砥任副总裁，足见浙东文派在永乐时期的影响力。 [65] 王景，字景彰，自号常斋，浙江松阳人，洪武年间任凤阳怀远教谕、山西右布政使司，后被诬贬官云南临安，建文即位，被召入翰林，恰逢太夫人项氏卒，守制于家，太宗即位，授翰林侍讲、翰林学士、奉政大夫，亦任《太祖高皇帝实录》总裁， “居清华之地，掌丝纶之命，日承顾问，宠眷益隆……两典文衡，去取至公” [66] ，“一时诏勅皆出于景” [67] 。同时，王景还举荐周景辰等人入京，扩大浙东文派的实力。周景辰，一名焕，以字行，号东蒙生，“永乐中学士王景彰荐入文渊阁纂修国史” [68] 。同时，馆阁重臣黄淮、陈敬宗等人亦把浙东文派的影响力推向新的高度。

（三）标举“唐宋八大家”与唐宋文统之梳理。浙东文派形成后，重新审视与梳理古文统绪。吕祖谦所梳理的唐宋八大家文章谱系受到格外关注。现存吕祖谦所编的《古文关键》2卷，选韩、柳、欧、三苏、曾巩、张耒八家文章，虽未选王安石之文，却对其文章评价甚高，称 “王文纯洁，学王不成，遂无气焰” [69] 。朱右接续吕祖谦开创的传统，在元末明初编选唐宋八大家的文章选本。其《新编六先生文集序》云：“文所以载道也，立言不本于道，其所谓文者妄焉耳。” [70]同时，他进一步强调“六先生之文断断乎足为世准绳”[71]，无疑向人们呈示作文之法。贝琼《唐宋六家文衡序》阐述作文之法为“务合于道，非徒以其词高一世为工也。若六家者，虽于道有浅深，皆本诸经为说，铲驳而复纯，于此求之其至于古无难者，是伯贤之志也。”[72]《唐宋六家文衡》旗帜鲜明地向世人列出了唐宋八大家（三苏合为一家），并认为这是学习古文的典范，“足为世之准绳”。朱右弟子、与方孝孺有着十余年交情的唐之淳，“年二十余已有声于浙水东” [73] ，“为文蔚赡有俊气” [74] ，以文评的形式标举唐宋文章八大家，与朱右的唐宋八家文章选本相互配合，堪称“双璧”。唐之淳《文断》采用朱右“六先生”的说法称唐宋八大家（三苏合为一家），其《凡例》云：“是书之编，凡言唐人文、宋人文者，专指唐宋诸杂家，韩、柳、欧、曾、王、苏六先生不与焉。” [75] 在此，唐之淳把唐宋八大家文章单独作为一个系统进行评论，这种文学批评态度值得重视。[76]对唐宋文统的梳理，尤其是从吕祖谦到朱右、唐之淳对唐宋八大家的标举，这在浙东文统中具有独特的学术价值，且对后世有深远影响。四库馆臣《唐宋八大家文钞》提要称：“世传唐宋八家之目，肇始于是集。考明初朱右已采录韩、柳、欧、曾、王、三苏作为八先生文集，坤盖有所本也。”[77]可以看出，浙东文派梳理的唐宋文统的影响力随着时间的推移而逐渐增强。

本文撰写过程中得到复旦大学郑利华先生和浙江师范大学方如金先生的指点，谨致谢忱！

注释：

[①]一般而言，浙东学派有狭义和广义之分。狭义的指清代以黄宗羲等为代表的浙东学派，广义的指宋代至明清浙东地区各学派的统称。本文所言浙东学派均指广义的浙东学派。

[②]（元）脱脱等撰《宋史》卷434《陈亮传》，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第12929页。

[③]（元）脱脱等撰《宋史》卷434《陈亮传》，第12929页。

[④]（元）脱脱等撰《宋史》卷434《陈傅良传》，第12888页。

[⑤]（元）脱脱等撰《宋史》卷434《蔡幼学传》，第12895页。

[⑥]（元）脱脱等撰《宋史》卷434《叶适传》，第12894页。

[⑦]（元）脱脱等撰《宋史》卷434《叶适传》，第12889页。

[⑧]（元）脱脱等撰《宋史》卷434《叶适传》，第12890页。

[⑨]（清）黄宗羲原著、（清）全祖望补修、陈金生、梁运华点校《宋元学案》卷54《水心学案》（上），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1738页。

[⑩]（清）黄宗羲原著、（清）全祖望补修、陈金生、梁运华点校《宋元学案》卷54《水心学案》（上），第1738页。

[11]（清）黄宗羲原著、（清）全祖望补修、陈金生、梁运华点校《宋元学案》卷54《水心学案》（下），第1806页。

[12]（清）黄宗羲原著、（清）全祖望补修、陈金生、梁运华点校《宋元学案》卷54《水心学案》（下），第1806页。

[13]（清）黄宗羲原著、（清）全祖望补修、陈金生、梁运华点校《宋元学案》卷54《水心学案》（下），第1807页。

[14]（清）黄宗羲原著、（清）全祖望补修、陈金生、梁运华点校《宋元学案》卷54《水心学案》（下），第1814页。

[15]（清）黄宗羲原著、（清）全祖望补修、陈金生、梁运华点校《宋元学案》卷54《水心学案》（下），第1818页。

[16]（清）黄宗羲原著、（清）全祖望补修、陈金生、梁运华点校《宋元学案》卷54《水心学案》（下），第1825页。

[17]（元）戴表元著、陆晓冬、黄天美点校《戴表元集》卷9《洪潜甫诗序》，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第196页。

[18]［日］ 内山精也撰、张淘译《作为职业的诗人---宋末元初诗坛发生了什么？》，《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6期，第9页。

[19]（宋） 叶适著、刘公纯、王孝鱼、李哲夫点校《叶适集》卷17《徐道晖墓志铭》，北京：中华书局，2010年，第322页。

[20]（宋）叶适著、刘公纯、王孝鱼、李哲夫点校《叶适集》卷17《徐道晖墓志铭》，北京：中华书局，2010年，第322页。

[21]（宋）叶适著、刘公纯、王孝鱼、李哲夫点校《叶适集》卷21《徐文渊墓志铭》，北京：中华书局，2010年，第410页。

[22]（明）宋濂等撰《元史》卷190《戴表元传》，北京：中华书局，1976年，第4336页。

[24]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卷167《清容居士集》提要，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1436页。

[25]（明）宋濂著、黄灵庚编辑校点《宋濂全集》卷22《剡源集序》，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4年，第448页。

[26]（明）宋濂著、黄灵庚编辑校点《宋濂全集》卷22《剡源集序》，第448页。

[27]参见《永乐大典》卷三千一百五十六“陈”字韵、第15b页所引韩淲《涧泉日记》，据明嘉靖钞本《永乐大典》影印，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1971页。

[28]对于陈亮文学思想及词作的分析，参见董平、刘宏章著《陈亮评传》第七章《文学思想及其词作》，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351-379页。方如金先生近年来新发现不少陈亮诗作，并阐发陈亮诗歌成就，值得注意，参见方如金、黄宗海《诗词文章如江河之流—驳“（陈）亮平生不能诗”》，《河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2期，第1-10页。

[29]（宋）吴渭编《月泉吟社》，《丛书集成新编》第57册，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85年，第524页。

[30]（宋）吴渭编《月泉吟社》，《丛书集成新编》第57册，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85年，第527页。

[31]（宋）吴渭编《月泉吟社》，《丛书集成新编》第57册，第527页。

[32]（宋）吴渭编《月泉吟社》，《丛书集成新编》第57册，第527-528页。

[33]（宋）舒岳祥《阆风集》卷5，《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87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383页。

[34]（宋）王应麟《深宁先生文钞摭余编》卷1《赤城书堂记》，《丛书集成续编》第106册，上海：上海书店，1994年，第1098页。

[35]（清）全祖望撰、朱铸禹汇校集注《鲒埼亭集》外编卷25《句余土音序》，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第1233页。

[36]（清）全祖望撰、朱铸禹汇校集注《鲒埼亭集》外编卷25《句余土音序》，第1233-1234页。

[37]（清）黄宗羲原著、（清）全祖望补修，陈金生、梁运华点校《宋元学案》卷82《北山四先生学案》，北京：中华书局，第2725页。

[38]（清）黄宗羲原著、（清）全祖望补修，陈金生、梁运华点校《宋元学案》卷82《北山四先生学案》，北京：中华书局，第2727页。

[39]（清）黄宗羲原著、（清）全祖望补修，陈金生、梁运华点校《宋元学案》卷82《北山四先生学案》，北京：中华书局，第2801页。

[40]（清）全祖望撰、朱铸禹汇校集注《鲒埼亭集》外编卷19《宋文宪公画像记》，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第1098页。

[41]（明）王袆《王忠文公文集》卷7《送胡先生序》，据明嘉靖元年张齐刻本影印，收入《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第98册，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98年，第130页。

[42]（明）戴良《九灵山房集》卷三十，清乾隆间戴氏传经书屋刻本，第8a页。

[43]（明）宋濂著、黄灵庚编辑校点《宋濂全集》卷4《柳待制文集后记》，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4年，第88页。

[44]（明）宋濂著、黄灵庚编辑校点《宋濂全集》卷4《柳待制文集后记》，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4年，第88页。

[45]（明）刘三吾《刘翰林先生斐然稿》之张瓒《新刊刘翰林斐然稿题辞》，清钞本，复旦大学图书馆古籍部藏。

[46]（清）黄宗羲原著、全祖望补修、陈金生、梁运华点校《宋元学案》卷54《水心学案》（下），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1826页。

[47]（明）章懋《枫山集》卷2《与韩知府》，《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254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52页。

[48]（明）张俭《圭山近稿》卷1《重刊黄文献公文集序》，《仙居丛书》本，民国二十三年铅印本，第1b页。

[49]按：关于文派之称，查洪德先生指导的博士罗海燕梳理金华地区的文学创作，称之为金华文派，认为金华文派的第一代作家为黄溍、柳贯、吴莱等人，参见其博士论文《金华文派研究》，南开大学，2012年5月；李建军先生把北宋中叶至宋元之际流衍于浙东地区的散文流派，称为宋代浙东文派，参见其著作《宋代浙东文派研究》，北京：中华书局，2013年版。笔者认为，浙东学派转型为浙东文派的时间节点定在元代中叶较为合适，主要以浙东文士黄溍等人为代表。

[50]（明）王袆《王忠文公文集》之胡翰《王忠文公文集序》，据明嘉靖元年张齐刻本影印，收入《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第98册，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98年，第4页。

[51]（清）薛熙《明文在·凡例》，清康熙三十二年古渌水园刻本，第1a-1b页。

[52]（明）徐一夔撰、徐永恩点校《徐一夔集》卷5《陶尚书文集序》，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7年，第54页。

[53]参见邱江宁、宋启凤《论元代“续兰亭会”》，《江苏社会科学》2013年第6期，第185-190页。

[54]（元）黄溍《金华黄先生文集》卷19《贡侍郎文集序》，清同治三年刻本，第7a-7b页。

[55]（明）宋濂撰、黄灵庚编辑点校《宋濂全集》，第460页。

[56]按：并非所有由元入明的儒士都认可朱元璋政权，不少士子心怀故元，参见［日］宫崎市定《明清》之《洪武から永乐へ：初期明朝政权の性格》，收入《宫崎市定全集》第13册，东京：岩波书店，1992年，第40-65页。钱穆先生亦有类似论述，参见钱穆先生《读明初开国诸臣诗文集》，收入《钱宾四先生全集》第20册，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98年，第101-223页。

[57]（明）方孝孺《逊志斋集》卷12《宋学士续文粹序》，《四部丛刊》影印明嘉靖王可大台州刊本，第20b页。

[58]（明）王绅《继志斋集》卷上《拟大明铙歌鼓吹曲》，清同治三年刻本，第1a-3b页。

[59]（明）苏伯衡《苏平仲集》卷10《题刘养浩铙歌鼓吹曲》，《四部丛刊》影印明正统七年刊本，第21a页。

[60]（明）宋濂撰、黄灵庚编辑点校《宋濂全集》，第460页。

[61]（明）胡翰《胡仲子集》卷8《刘养浩铙歌鼓吹曲后跋》，《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229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103页。

[62]（明）方孝孺《逊志斋集》卷18《题刘养浩所制本朝铙歌后》，《四部丛刊》影印明嘉靖王可大台州刊本，第26a-26b页。

[63]（明）方孝孺《逊志斋集》卷18《跋刘氏家藏诰命后》，《四部丛刊》影印明嘉靖王可大台州刊本，第34a-34b页。

[64]（明）徐纮《皇明名臣琬琰录》卷13陈链《翰林院学士王公景彰墓碑铭》，《丛书集成续编》第30册，上海：上海书店，1994年，第290页。

[65]据陈链《翰林院学士王公景彰墓碑铭》记载王景“及修《太祖高皇帝实录》与《永乐大典》俱为总裁”，见徐纮《皇明名臣琬琰录》，《丛书集成续编》第30册，上海：上海书店，1994年，第290页。王圻《续文献通考》卷172《经籍考》：“十一年丁亥十一月，《永乐大典》成。先是令解缙于天下百家，凡天文、地志、阴阳、医卜、僧道、技艺为一书，赐名《文献大成》。已而，上览之谓其多有未备者，乃复命太子少师姚广孝、刑部侍郎刘季箎及解缙督其事，学士王景、王达、祭酒胡俨、洗马杨溥、儒士陈济为总裁，侍讲邹辑等二十人副之，简中外官及四方宿儒有文学者充纂修、缮写，几三千人，凡四历寒暑而成，计二万二千九百卷、一万一千一百本，更赐名《永乐大典》。上亲制序文。”《续修四库全书》第765册，据明万历三十年松江府刻本影印，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377-378页。黄虞稷《千顷堂书目》卷15子部“丛书类”记载：“《永乐大典》二万二千二百一十一卷。永乐元年閠七月丙子朔，上谕翰林学士解缙等曰：‘天下古今事物散载诸书，篇帙浩繁，不易检阅，朕意欲采各书所载事物类聚之而统之以韵，以便考索。尝观《韵府》《四溪》二书，事虽有统而采摭不广，纪载太略，尔等其如朕意。凡书契以来经史子集百家之书，至于天文、地理、阴阳、医卜、僧道、技艺之言备，编辑为一书，毋厌浩繁。二年十一月丁巳书成，赐名《文献大成》。既而帝览以为未备，遂命重修而勅太子少师姚广孝、刑部侍郎刘季箎及翰林学士兼右春坊大学士解缙总之，命翰林学士王景、侍读学士王达、国子祭酒胡俨、司经局洗马杨溥、儒士陈济为总裁，翰林院侍讲邹辑、修撰王褒、梁潜、吴溥、李贯、杨观、曽棨、编修朱纮、检讨王洪、潘畿、王偁、苏伯厚、张伯颖、典籍梁用行、庶吉士杨相、左春坊左中允尹昌隆、宗人府经历髙得旸、吏部郎中叶砥、山东按察司签事晏璧为副总裁，命礼部简中外官及四方宿学老儒有文学者充纂修，简国子监及在外郡县举能书生员缮写，开馆于文渊阁，命光禄寺给朝暮酒馔。永乐五年十一月书成，更赐名《永乐大典》。帝自制序以冠之。”《丛书集成续编》第67册，上海：上海书店，1994年，第278页。缪荃孙《永乐大典考》所考证总裁、副总裁与《千顷堂书目》所记的人员相同，其所考的卷数为二万二千八百七十七卷，凡例、目录六十卷，共为一万二千册，参见《艺风堂文续集》卷4，《续修四库全书》第1574册，据中国科学院图书馆藏清宣统二年刻民国二年印本影印，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211页。在总裁的排序中，王景排在第一位，潘畿、叶砥任副总裁，也在一定程度上表明浙东文派的地位。

[66]（明）徐纮《皇明名臣琬琰录》卷13陈链《翰林院学士王公景彰墓碑铭》，《丛书集成续编》第30册，上海：上海书店，1994年，第290页。

[67]吕耀钤等修、高焕然等纂《松阳县志》卷9《王景》，民国十五年木活字本，第58a页。

[68]吕耀钤等修、高焕然等纂《松阳县志》卷9《周景辰》，民国十五年木活字本，第58b页。

[69]（宋）吕祖谦《古文关键》，收入黄灵庚、吴战垒主编《吕祖谦全集》第11册，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8年，第2页。

[70]（明）朱右《白云稿》卷5《新编六先生文集序》，《续修四库全书》第1326册，据北京图书馆藏明初刻本影印，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268页。

[71]同上，第269页。

[72]（明）贝琼《清江文集》卷28《唐宋六家文衡序》，《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228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477页。

[73]（明）方孝孺《逊志斋集》卷22《侍读唐君墓志铭》，《四部丛刊》影印明嘉靖王可大台州刊本，第32a页。

[74]（明）方孝孺《逊志斋集》卷22《侍读唐君墓志铭》，《四部丛刊》影印明嘉靖王可大台州刊本，第32b页。

[75]陈广宏、龚宗杰编校《稀见明人文话二十种》，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年，第32页。

[76]参见龚宗杰《唐之淳<文断>考论》，《古籍研究》2017年第1期，总第65卷，第25-31页。

[77]（明）茅坤《唐宋八大家文钞》，《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383册，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12页。

注：本文发表于《宋史研究论丛》第24辑（科学出版社），此据作者原稿，引用请以该刊为准。感谢朱光明老师授权发布。返回搜狐，查看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