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传奇的逼真展现——从电影《秋收起义》到话剧《三湾,那一夜》

原标题:革命传奇的逼真展现——从电影《秋收起义》到话剧《三湾,那一夜》

1927年 99日,毛泽东领导秋收起义,继南昌起义之后,再一次用枪声向国民党政权宣示了共产党人绝不屈服的革命斗志和永不放弃的革命信念。这一事件也成为毛泽东革命生涯中一次光辉的亮相,是毛泽东思想形成的重要起点,充满了传奇色彩与创造精神,值得后人大书特书。而随之而来的三湾改编则首次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军队里将支部和士兵委员会建在连上,确立了党指挥枪、思想建军的原则,在中国共产党建军史上具有重要意义。

文艺作品应该如何表现这一题材呢?进一步地说,应该如何表现中国共产党光辉、光荣而又艰苦卓绝、可歌可泣的革命史、建设史、改革开放史?这在今天“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的背景下,显得尤为迫切。《学习强国》网站在今年 99日重播了 1993年为纪念毛泽东同志百年诞辰由周康渝导演、王霙主演的电影《秋收起义》,国家话剧院 1030日在上海美琪大戏院演出了王宝社编剧、殷弘毅导演的话剧《三湾,那一夜》,为我们思考这一问题提供了很好的剖析样本。

话剧《三湾,那一夜》

秋收起义和三湾改编是前后相续、因果相连的两件事,是我们党在井冈山建立工农武装割据的前奏。电影《秋收起义》讲述了起义的全过程,在结尾时非常简单地提到了三湾改编的内容。《三湾,那一夜》的主要内容则是三湾改编前夜的通宵会议,作为对起义经验的总结,会议复盘了起义中的若干细节、场景、事件、人物,经过尖锐的思想斗争和政治斗争,形成了将“支部建在连队”等重要决议。前者以顺序为主,发挥了电影适合于大开大阖展现历史画卷的特长;后者以倒叙为主,适合于利用话剧集中、整一的特点,表现尖锐复杂的矛盾斗争。两者都很好地展现了革命斗争风浪中领袖的形象,较为逼真地再现了历史。

故事本身非常传奇。试想想,如果让一个在城市打拼多年的30岁出头的青年人冒着生命危险到内陆的穷乡僻壤去领导一场敌我力量悬殊的暴动,那会是什么情景?如果领导的这群人,有的听指挥,有的不听指挥,那该怎么办?如果在军事斗争的过程中,失败了或者形势发生了意想不到的变化,该怎么办?这些都是当年仅有领导农民运动经验、尚无武装斗争经验的青年毛泽东即将面临的现实问题。 1927年,作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的毛泽东被派往湖南去领导秋收起义。当时正处于白色恐怖的险峻形势之下,国民党对共产党实行“宁可错杀三千,不可放过一个”的清洗政策。毛泽东在潜往目的地的路上随时有被国民党抓住杀头的危险。事实上,他确实有一次差点被发现和捉拿。不过毛泽东凭着过人的胆识,化险为夷。等他踏破铁鞋赶到目的地时,已经比约定时间迟到了一天。而起义指挥官们并不是都能轻易就接受一个空降而来的“前委书记”的领导。起义过程中,有的指挥官自恃了解军队,会打仗,并不把读书人出身的毛泽东放在眼里;有的指挥官机械地执行中央指示,坚决要按既定目标攻打中心城市,而对毛泽东根据形势变化灵活机动的指挥方略,并不以为然;有的军官军阀作风严重,动辄打骂士兵,克扣军饷,许多士兵因为受到不公正待遇、屡屡失败看不到希望或信仰不坚定而当了逃兵。这些都引发了毛泽东关于军事指挥权的思考,关于如何建设一支有强大战斗力的军队的思考。究竟是党指挥枪,还是枪指挥党?这是一个原则问题。应该建立怎样的官兵关系?如何让部队有凝聚力有战斗力,打起仗来如手使臂?这需要在紧张的战争间隙中予以回答。让一个从未带兵打仗的读书人来指挥一场武装暴动,已经不可思议了,而这个人还想用思想来武装队伍,彻底地改造一支军队,更是难以想象。然而最后居然都被毛泽东做到了。无论是谁,恐怕都会对一个能够驾驭大风大浪的强者心生敬意。人们不禁要问:他是怎么做到的?为什么是他?

话剧《三湾,那一夜》

故事虽然传奇,但应该也比较符合历史的真实性。对于波澜壮阔的革命历史来说,只要把历史真实地呈现出来,本身就已经很传奇了。很多时候,历史和生活本身是最伟大的编剧,超过了所有天才的想象力。如果故事不够传奇、不够好看,往往是因为不够真实。而在当代文化语境下,严肃的革命历史题材尤其是涉及革命领袖人物的作品必须是以历史事实作根据的,不允许随便“戏说”。所以,我们对基本史实的真实性应该放心。电影《秋收起义》故事的传奇性正是源自其真实性,真实性也保证了传奇性。此外,人物形象、人物关系也处理得合情合理。最重要的一点是并没有把毛泽东当作神来写,当作先天的英雄来塑造,而是把他放在历史的实际境遇中来揭示。别人不听指挥,他有时也很无奈,不能完全靠命令去压服,只能靠事实来说服,靠形势的发展来转变。这一点经过了 1980年代思想解放运动的 1990年代比山雨欲来风满楼的 1960年代做得好多了。如 1961年的电影《洪湖赤卫队》里,洪湖赤卫队在 1930年就已经将毛泽东的井冈山经验奉为神明,将毛委员的语录当作口头禅,将尚未确立的毛泽东思想奉为指南。这恐怕是在那个特定的历史时期才发生的幼稚的历史虚无主义错误。今天的创作依然要避免以胜利者的眼光做历史回顾,仿佛当时的一切均属必然。其实未必。一切现在因为是历史事实而被视为历史必然的,在当时都具有偶然性,需要历史主体的主观努力才能使其定格为历史。可以推测,如果不是毛泽东这样的历史巨人的坚强领导,秋收起义可能是另外一番样子,中国革命可能是另外一条道路了。 1993年的电影《秋收起义》注意到了这一点,如实地书写历史,反而使历史具有了传奇之美。看过之后,一个信仰坚定、临危不乱、善于倾听民意、了解底层疾苦、永不忘记为工农打天下初心的毛泽东形象,合乎逻辑地建立起来了。这一点,在话剧《三湾,那一夜》中也表现不俗。

如前所述,在电影《秋收起义》中,三湾改编只是作为起义的结果被一笔带过。文家市会师还有地名,三湾甚至连地名都没有提及。这也未尝不可。因为故事的重点在讲起义。但在话剧《三湾,那一夜》中,三湾改编事件作为一个重要的历史关节点,作为一个总结起义经验教训的关乎军队性质、革命前途的历史性会议,是全剧的焦点。该剧以一夜回溯过往二十天(9月 9-29日)军事斗争的经历,正是话剧可以发挥优势的地方。妙就妙在,尽管这一历史事件在今天看来已经是确定无疑的历史事实,已毫无悬念,但剧作家并没有在这种“必然的”历史观指导下写作,而是把已经定格的历史当作正在进行的事件来写,仿佛一切并不确定,从而使故事充满了悬念,一波三折,高潮迭起,因发现而突转,最后柳暗花明。

大幕一拉开,看似平静的夜晚实则剑拔弩张、暗潮涌动。会议开了一个多小时,似乎已经陷入僵局:一方面师长余洒度要求建立紧急军事委员会,架空毛泽东的军事指挥权;另一方面前委书记毛泽东要求将支部建在连队、建立士兵委员会、缩编师为团,无异于解除余洒度的师长职务。而此时,余洒度拥护者众多,有唱有和,貌似处于上风;毛泽东发言不多,明显处于劣势。第二幕时,会议变成前委扩大会,增加了一名军事干部、一名政工干部、一名士兵代表,虽然五连党代表何挺颖介绍的“党员的六个保证”彰显了政治工作对于稳定军心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但毛泽东“包庇”逃跑的雷排长似乎是一个软肋,许多“包袱”还捂着,依然看不出他会得到更多的支持。到了第三幕,抓住总结起义失败的经验教训这个牛鼻子,毛泽东开始反将一军,通过对每一场战役细节的复盘、分析,逐步将失败的原因归结为军事干部的叛变倒戈、擅自指挥、骄横轻敌、军阀作风等政治素质问题,从而论证了党代表制度的重要性,顺理成章地重申了自己的三大主张,三下五除二地解除了余洒度师长的职务,扭转了会议的局面。第四幕就是尾声和升华了。前面关于雷排长的包袱打开了,原来根本原因还是余洒度新军阀作风导致的对雷排长的打压、排斥异己态度。于是主题进一步归结到共产党闹革命的初心和使命上来。剧中毛泽东最后总结道:“秋收暴动打了几个败仗,但失败是成功之母,从失败中,我们找到了胜利的法宝,那就是支部建在连上、士兵委员会建在连上,这两个建在连上,就是要保证部队从上到下、自始至终属于共产党的领导,保证官兵平等、官兵一致,保证散沙聚成水门汀!”“改造,将伴随我们共产党员终身!而任何时候的改造,都是因为我们头上飘扬的、代表工农大众的、这面革命的旗帜!”全剧自始至终毛泽东的形象都是自信、沉稳、成竹在胸的,尽管有时采取了必要的迂回、退缩的战术。而这一切都来自他扎扎实实的调查研究、来自他始终走群众路线,“懂得士兵”,来自他坚定的信仰、不屈的意志、必胜的信念。

话剧《三湾,那一夜》

历史上许多会议都具有戏剧性,但把一次会议成功地搬上舞台却并不容易。如何组织矛盾冲突、如何设计悬念、如何安排节奏,都大有文章可做。《三湾,那一夜》除了根据历史本身的逻辑提炼了矛盾(前委书记与师长关于军队整编之争)、设计了悬念(谁最终胜出)、安排了节奏(前后两场先抑后扬、欲扬先抑)外,还有意识地设置了四个层次的观众来凸显现实感,让我们看到毛泽东是如何在一夜之间实现从完全处于劣势到说服对手接受改编这样的传奇性转变的,从而有力地揭示出了真理的力量、信仰的力量、初心和使命的力量。

第一层观众,作为会场警卫的罗荣桓、朱建胜等两个特务连负责人。他们是离会议中心最近的观众,他们的“场上指点”代表着两种不同的倾向,影响着观众对会议走向的判断。第二层观众,会场附近的士兵,特别是师长余洒度的手下,随时把握会议动向,准备相机行事。第三层观众,会场外的广大指战员及群众。他们都在关心同一件事,会议结果如何?革命道路往哪里走?举什么旗、扛什么枪、干什么事、走什么路?这三层观众的存在既有效地制造了“间离效果”,启发了剧场观众时刻保持着审视者的姿态,又不时地制造紧张气氛,使剧场张力常在。第四层才是今天剧场的观众。对于大部分今天的观众而言,“三湾改编”不过是历史教科书里的几句话,仿佛天经地义、云淡风轻,看了此戏之后才知道原来阻力非常大,形势非常紧张,充满了激烈的思想斗争和惊心动魄的权力斗争。这当然更符合历史的真实。历史的每一步推进都是不容易的。毛泽东当时并非一言九鼎,但他既足智多谋,又灵活务实,既登高望远又脚踏实地,他不是神机妙算的诸葛亮,而是深谋远虑的革命者。伟人智慧、伟人韬略、伟人信仰、伟人意志,至此已初现端倪,非同凡响。

总之,这两部同一题材的文艺作品,都能将传奇性、真实性、现实感很好地融合,好看、感人、有力;都能将历史、人物与作者之神有机地结合在一起,生发出巨大的精神力量,产生积极的教育意义。

不传奇不足以引人入胜,不真实不足以令人信服。传奇性只有和真实性结合才能产生感人至深的效果。以前有些作品传奇性与真实性往往不能统一,以致传奇成了荒诞不经的别名,真实成了现实日常生活的刻板模写。而在真实发生的革命历史上,传奇故事是大量存在的,需要我们今天的书写者去发现,去开掘,去重构。我们也许会发现,历史往往是越真实,越传奇,越有戏剧性。今天的许多影视作品都不再回避传奇性,取得了很可观的成绩。如《潜伏》《永不消逝的电波》等革命题材电视剧大受欢迎,就与地下工作的神秘与传奇色彩不无关系。这些故事的大忌就是破坏故事的真实感,用后来形成的某些僵化的教条去解读历史、构建一种关于历史的单一化、确定性想象。而一旦真实感丧失,传奇性就成为可笑性了,如某些抗日神剧。从某种意义上说,如果写不好革命历史题材戏,那往往不是因为革命历史无戏可写,而是因为我们今天禁忌太多、顾虑太多,我们的艺术家思想还不够解放,束缚太多,以致不敢去自由地探索与表达历史的真实。

革命历史题材是主旋律作品的重要的甚至是首要的表现对象,其中的确蕴含着巨大的审美资源和丰沛的精神力量。因为20世纪人类历史的波澜壮阔、波诡云谲、回旋汹涌,本身就具有取之不尽的丰富多彩的传奇性。这种传奇性与传统意义上因偶然的误会、巧合、离奇造成的传奇性、与浪漫无根的想象造成的传奇性有着明显的区别在于:它是建立在坚定的信仰与强大的意志基础上的,因而具有强烈的现代意味。因此我们不必回避也不必排斥革命历史本身所具有的传奇性,关键是将这种传奇性赋予历史真实感和时代的现实意义。如此,我们或可在主旋律作品的创作方面取得更大的成绩。

作者 上海戏剧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戏剧艺术》副主编返回搜狐,查看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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