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校“失败者联盟”:我眼里只有金字塔底层

原标题:名校“失败者联盟”:我眼里只有金字塔底层

纽约时间下午5点,李博伦刚刚结束了48小时的“目标守卫者”活动,准备收拾行装启程返回北京。这是一场议程密集的聚会,巴西的木薯培育、孟加拉国的疾病研究、非洲的性别议题……等等推动全球欠发达地区发展创新的案例与观点在这里激情碰撞。

李博伦(后排右二)在“目标守卫者”活动上的合影

从纽约回北京的返程航班有三个选择:当天下午、当天午夜和次日白天。李博伦毫不犹豫地下选择了纽约时间午夜的航班,因为这样既不影响当日纽约的活动日程,也不影响第二天回到北京参加当天的会议。

与多数手握国内外顶尖名校文凭的“精英”学生不同,从毕业于清华大学和美国杜克大学的李博伦身上,看不出一丝“精致利己主义者”的气质。

△李博伦(右一),Diinsider 联合创始人,长期关注国际发展与社会创新,目前在中国、缅甸、菲律宾有办事处

以下是搜狐新闻与李博伦的对话:

搜狐新闻:你是清华数学系毕业的,却跑去大家眼里的穷乡僻壤创业做“国际发展”,为什么会选择这么一条看起来不搭边的路?

李博伦:我考上清华之后特别丧,觉得自己好像不是很擅长学习。在清华学数学,让我发现其实自己并不是很喜欢数学。

我从小就很关心公共服务,怀揣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抱负,大二开始到处闯荡。抱着“到基层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的干劲,我将大部分大学课余时间花在了中国西部或农村进行社会调研。

后来我在学校加入了一个读书会,每天早上在情人坡读《论语》、四书等等人文经典书籍。读《罗马帝国衰亡史》的时候,开始了解中东和北非的历史,比如他们的朝代更迭让我觉得特别有意思。大概因为读书会,我开始对国际文化历史有了浓厚兴趣。

但我发现,自己对这个世界还是一无所知。于是在各种国际组织中实习、积攒经验、跑过了亚非拉的许多地区。从2012年开始,花了两三年去了解国际发展、全球议题这个新领域。当时很年轻,跟现在很多很喧哗的人一样,也兴冲冲地想去解决非洲发展问题。其实很难,尽管有热情在,但发现还是做不了。

搜狐新闻:发现做不了,那你怎么办?

后来干脆去杜克大学读了个公共卫生和国际发展相关的硕士,当时跟安吉丽娜朱莉基金会去柬埔寨做乡村清洁能源和卫生的研究,我的主要工作是研究基金会在当地投放的清洁炉灶,每天去不同的村子走访不同的家庭,了解他们在使用什么炉子。

△2015年正在读书期间的李博伦

柬埔寨的乡村比中国更原始,基本上就是“刀耕火种”的状态。当时是在马德望省和拜林省之间的自然保护区,朱莉基金会从2002年开始在这片废墟上重建,包括修路、供电等等,特别原始。

搜狐新闻:你之前觉得“做不了”所以去了美国继续念书,那在朱莉基金会的工作让你改变想法,感觉到“这事儿能做了”吗?

李博伦:我2015年去的时候,发现他们辛勤耕耘资助了12年的六个村庄,到头来还是没能通电。朱莉自己的人脉、关系,保证了资金的相对充足;人力也不成问题,英国卫生部每年会派专业医生前往当地,一代代志愿者也不断更新换迭,为当地输送新鲜血液;而基金会本身架构成熟,工作严谨,又有许多专家的专业知识作靠山。

搜狐新闻:既然有这么多支持,为什么也还是“做不了”?

李博伦:2012年到2016年,我跑了差不多40多个发展中国家,做过无数调研和实践后,发现被我们寄予厚望的国际机构,实际很难深层刺入底层居民的真正所需,产生实际效益。许多国际援助机构所发起的项目,常常居高临下地将自有的资源强加于贫困地区,却难以深入针对其所需的痛点;又因资金方等各方利益牵扯、人员换更,很难达成持续影响力;而当地却又会因此产生对国际机构的依赖,缺乏形成自助体系的动力。因此,援助、失败、再援助、再失败,成了国际慈善事业的常态。我的所有教育、背景、经历,都指引我走向这一步,但当我终于到了那里,却发现没有出路,开始迷茫、不满、无力。

搜狐新闻:但你还是要毕业,要面对。

李博伦:对,硕士毕业之后我又回到了非洲,但是找工作未果,只好打道回府蜗居缅甸,一边写东南亚草根组织的故事,一边在当地做一些项目。

缅甸金三角地区毒品泛滥,很多年轻人染上了毒瘾,一个缅甸朋友当时开了一间戒毒所,让我帮忙给里面的年轻人做培训。这些年轻人受教育程度不高,很多是读完小学就没再读书了,我只能给他们讲一讲简单的人生理想、基础知识、基本写作,我讲英文,我的朋友在一旁翻译成缅甸语。这样当然也是行不通的,现在想想真是不靠谱。

搜狐新闻:你是怎么开始关注到“草根组织”的?

李博伦:我在学生时代的时候特别喜欢的一部书是 C. K. 普拉哈拉德教授的《金字塔底层的财富》。在这本书中,普拉哈拉德教授以收入为依据建立了一个简单的“财富金字塔”模型,而处在“金字塔底层”(BOP)的人是传统意义上所说的“贫困人口”。

普拉哈拉德教授提出了一个富有变革性的主张:被当做社会负担的全球四十亿贫困人口,事实上也是有价值的消费者和有创造力的企业家和生产者。而千千万万服务这个群体或由其组成的中小企业或创业者,则是世界下一轮创新与变革的源泉。关注与赋能他们,不仅仅是有效也有回报的投资机会,也更容易对世界创造价值。

我开始重新审视经济政治中,所谓的“欠发达地区”,发现其实在当地,有许多优秀的社会创业者,正利用本土资源,以自己的力量解决着社会问题。

而对于众多致力于可持续发展工作的国际机构来说,有的时候却由于过度“高大上”,不容易从实际问题出发,更多地向本土机构学习。既然双方都有痛点,那么我们是不是能将二者结合,让资源流向这些创新组织,帮助他们更好地发展,切实解决当地的民生、社会问题呢?

搜狐新闻:所以你干脆自己创业,合伙人是怎么找来的?当时想好Diinsider具体要做什么吗?

李博伦:我与国内外几个志同道合的朋友一起,创办了 Diinsider,希望能够引导资源持有者,为本土创新机构提供实际帮助,同时也由此将草根性机构带入市场化的模式,为他们注入稳定的生命力。

但老实说,我们就是一个“失败者联盟”,我一直找不到称心的工作,另外两个联合创始人也是由于各种原因离开了老东家。2017年底,我们算是正式开始一Diinsider机构的名义去接项目,一边做CHANGE杂志网站,一边接政府、投资机构的项目,希望能把政策和资源引入到发展中国家的创新创业组织上去。

▲创办于2015年的CHANGE杂志是Diinside的第一个产品,讲述发展中国家的本土社会创新故事

搜狐新闻:可能跟身边同龄人相比,你算是挺能折腾的。创业跟你想象中的差距大吗?

李博伦:开始创业后,我才慢慢懂得什么叫做“创业维艰”。

我们带着项目计划和上线的网站去拜访很多机构和个人,得到的回复大多是“你们做的事情特别有意义”、“你们很有情怀,向你们致敬”、“你们一定要坚持下去呀”之类的,虽然以肯定为主,但是却始终无法达成太实质的合作。

还有的人说“我不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创业计划”,“这个太难赚钱了”等等,算下来,过去两年也至少被人拒绝过几百次了。

搜狐新闻:评价很真实,你怎么处理这种新手公司面临的商业化问题?

李博伦:幸运的是,公司创立之后,“一带一路”这一话题慢慢和更多的中国机构和个人发生了关联。近年来,中国与发展中国家的公共外交和国际合作日渐频繁。澜湄合作、中非合作论坛等话题的热度与日俱增,中非合作论坛的 600 亿美元近期又一次引爆国内的社交媒体。企业、政府都开始“走出去”,将资金投入于发展中国家的民生、基础建设。

中国的发展越来越依赖于全球。中国企业通过对外投资构建跨国产业链,这可以提高在全球配置资源要素的能力和竞争力。不论是中国政府、企业、基金会还是当地民间,都很希望这些资金投入可以起到双赢的实效。

然而我们发现,在“走出去”的过程中,许多机构由于缺乏与当地民众的沟通或对当地情况的了解,项目往往效率不足,不被本地人认可,有些项目甚至无法顺利开展。根据一家美国智库的数据统计,自 2013 年来 234 项中国大型国际发展项目受阻,而这些发展项目的总额近 2000 亿美元。

因此,帮助这些(自上而下的)项目更好地了解所在国民情与文化,了解真实的需求,选择合适的合作伙伴,并准确引导这些投资与援助,让他们在所在国当地创造务实的社会影响力,是一件极其重要的事情。而完成这样有挑战性的任务,既需要专业知识与实践经验,也需要扎根在当地的全职团队;既需要具有中国视角,也需要谙熟当地民情。我想这正是我们所具备的优势。

搜狐新闻:等了多久才开始有起色?

李博伦:熬到了2018年初,丑媳妇终于熬成婆。我们慢慢开始走上正轨,现在单个项目已经可以做到300万美金,现在国际发展领域关注东南亚、非洲的人都知道我们,绝大多数都会选择跟我们合作。我们的合作伙伴也都对我们比较认可,基本上17、18年开始一直保持稳定的合作关系,19年这个范围也在不断扩大。

2018年,李博伦上榜福布斯中国的“30 Under 30”(又称“30位30岁以下精英”)榜单

毕竟评判一个机构的好坏需要时间,不是它有多喧哗,而是它的业务、它的产品怎么样。

搜狐新闻:按照你的构想,目前有没有比较成功的案例?

李博伦:去年(2019年) 3 月,受深圳市国际交流合作基金会(SFIEC)委托,我带着团队在柬埔寨茶胶省进行乡村 200 户家庭的太阳能项目可行性调研。发现虽然很多偏远地区的家庭缺少照明能源,但由于用电设备有限,对于发电设备的要求其实并不高。而市场上绝大多数太阳能发电设备的参数远远超过柬埔寨乡村家庭的用电需求,如果捐赠或购买这些设备,会在一定程度上造成资源的浪费。

而同时我们了解到,在当地已经有一些创新性社会企业在致力于解决这一挑战,如一家本土太阳能初创企业(Okra Solar),已经在探索利用移动支付和智能控制的方式实现对农村家庭用电数据的监测,对于实际用电量远远小于设备功率的情况,企业会帮助另一户有需求的家庭连线进来,按实际使用让两家分摊费用。

我们将这些发现报告给基金会,合作伙伴也在其“深系澜湄”太阳村项目的执行中选取了更匹配的设备供应商,使得项目更得民心。

这也是一个“讲好中国故事”的良机。很多从事国际事务的朋友知道,有些时候由于传播媒介的原因,中国在海外的一些工作可能会被误解,或被以偏概全。

搜狐新闻:你提到国内对海外工作的“误解”和“偏见”,你观察到了哪些?

李博伦:比如很多时候中国老百姓会反感,说你怎么总是帮非洲人,中国也有很多收入低的人,也有很多社会问题,为什么往非洲撒钱、做援助? 这种误解是最典型的。

为什么中国要关注非洲?因为非洲可能是成为未来几十年内人口增数量长最快的地方,2050年,非洲人口数量预计将翻倍增长至25亿,世界1/4人口将集中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如果不解决非洲的问题,可能会进而导致资源失衡、难民动乱等等问题,对机构而言投资者利益可能受损,对国家而言,生存环境势必会遭受影响。

比如我们今年执行比尔及梅琳达盖茨基金会的中非项目,邀请传播工作者去报道非洲发展,希望能产出高品质的公共产品,或者找到更多有意思的、不会引起国人反感的话题。

搜狐新闻:你经常对接国外的合作方,比如时差问题,你是什么样的一种工作状态?

李博伦:我几乎是7×24小时在工作状态,不是在做工作,就是在思考工作该怎么做,没有太多别的生活。我同事和朋友也说我“不管说什么最后都能绕到工作上”。不出差的话,我每天凌晨1点多睡觉,基本是被工作充满的状态。

搜狐新闻:听说你除了工作以外,心愿就是“减肥”?

李博伦:工作对体力、脑力都是消耗,我每天要吃五、六餐饭,不然就会很饿,可能就是传说中的“过劳肥”吧。那也感谢搜狐新闻和中国移动的心愿加速计划,给我提供量身定制的健康饮食方案,让我能愉快地吃、健康地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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