奉宸府开设及《三教珠英》开撰时间的纠正及意义

到底哪一条正确，我们先放一放。

二、史籍关于编纂《三教珠英》开始时间的说法。

1、《新唐书》：奉宸府成立之后的某一时间。

《新唐书卷一百零四·列传第二十九•张行成传（族子易之、昌宗）》：

圣历二年，始置控鹤府，拜易之为监。久之，更号奉宸府，以易之为令。乃引知名士阎朝隐、薛稷、员半千为供奉。后每燕集，则二张诸武杂侍，摴博争道为笑乐，或嘲诋公卿，淫蛊显行，无复羞畏。时无检轻薄者又谄言昌宗乃王子晋后身，后使被羽裳、吹箫、乘寓鹤，裴回庭中，如仙去状，词臣争为赋诗以媚后。后知丑声甚，思有以掩覆之，乃诏昌宗即禁中论著，引李峤、张说、宋之问、富嘉谟、徐彦伯等二十有六人譔《三教珠英》。

《旧唐书》说控鹤府成立以后，“寻改为奉宸府”，《新唐书》则说“久之，更号奉宸府”，有见过这样直接对抗、直接矛盾的史书吗？至于开始撰《三教珠英》的时间，《新唐书》只说奉宸府成立以后，武则天的后宫“二张诸武杂侍”，“后知丑声甚，思有以掩覆之”。没有给出具体时间。

2、《资治通鉴》：亦说是奉宸府成立之后的某一时间。

《资治通鉴•唐纪二十二》：（久视元年）“六月，改控鹤为奉宸府，以张易之为奉宸令。太后每内殿曲宴，辄引诸武、易之及弟秘书监昌宗饮博嘲谑。太后欲掩其迹，乃命易之、昌宗与文学之士李峤等修《三教珠英》于内殿。”

一个说是“后知丑声甚，思有以掩覆之”，一个说“太后欲掩其迹”。还有没有其他说法？

3、《唐会要卷三六·修撰》说是“圣历中”：

圣历中，以上《御览》及《文思博要》等书，聚事多未周备，遂令张昌宗召李峤、阎朝隐、徐彦伯、薛曜、员半千、魏知古、于季子、王无竞、沈佺期、王适、徐坚、尹元凯、张说、马吉甫、元希声、李处正、高备、刘知几、房元阳、宋之问、崔浞、常(《玉海》作韦)元旦、杨齐哲、富嘉谟、蒋凤等二十六人同撰。于旧书外，更加佛道二教，及亲属姓名方城等部。

《唐会要》说的是“以上《御览》及《文思博要》等书，聚事多未周备”，并没有说武则天要遮丑的意思。究竟谁说得对？

我们不妨简单捋一下中国自秦朝统一以来的文化史。秦始皇对文化的贡献很大，车同轨，书同文，统一度量衡，无论怎么评价都不为过。但是，秦始皇没有以国家的名义编纂过图书。到了西汉，最重要的著作是司马迁的《史记》，但修史是自春秋开始的历朝历代就奉行的优秀传统，因此，在向司马迁表达崇高的敬意外，我们不会把崇拜的目光投向西汉哪位皇帝。到了东汉，蔡邕为后世留下了“熹平石经”，但是，如前所说，在向蔡邕表达崇高的敬意外，我们不会把崇拜的目光投向东汉哪位皇帝。此后有三国·魏文帝曹丕授意编纂的《皇览》，北齐高纬下旨编纂的《修文殿御览》。但是，这两部书编得不是多成功。到唐朝初年，高士廉等主持撰写了《文思博要》，使类书的编纂出现了一个小高潮，但唐初的类书从规模上讲没有一部能超过《三教珠英》。确实，武则天在文化建设方面魄力太大，胜过过去所有的男皇帝。她不仅经常出面搞诗歌大会，鼓捣出了真正意义上的唐诗（律诗），而且还为书法的繁荣保留下来了二王的一些书法真迹。应该说，这对中华文化的贡献已经空前绝后了，但是，她还要组织文人学士编书。纵观古今，武则天是第一个成功组织编写大型类书的皇帝，而《三教珠英》也堪称是第一部由皇帝出面组织编写的大型类书。就编书的角度而言，武则天是明成祖朱棣、清高宗爱新觉罗氏·弘历的“鼻祖”，《三教珠英》亦是《永乐大典》《四库全书》的“鼻祖”。武则天对中华文化有添柴续火之功！

把话再收回到《三教珠英》编纂的时间上。若按照《资治通鉴》所言，乃是奉宸府成立以后，由于“易之及弟秘书监昌宗饮博嘲谑。太后欲掩其迹”才决定编书，那么这个时间一定得比久视元年六月晚。晚多少？史籍上没有具体时间，那就大致给出一个时间，就说半年吧，即到久视元年年底开始编书。可是，这就和成书的时间对不上茬了。《唐会要》云：“大足元年（701年）十一月十二日，麟台监张昌宗撰《三教珠英》一千三百卷成，上之。”你看，只用了不到一年的时间，一千三百卷书就编成了。在当年那种没有印刷术，全靠手抄的情况下，编纂这样一部大型类书，显然是不可能的。《新唐书卷一百九十九·列传第一百二十四·徐齐聃传附徐坚传》的说法也证实了这一点：“坚……与徐彦伯、刘知几、张说与修《三教珠英》，时张昌宗、李峤总领，弥年不下笔，坚与说专意撰综，条汇粗立，诸儒因之，乃成书。”你看，编书之初，由于没有经验，找不到切入口，就犹豫迁延了几乎一年的时间，怎么可能在短短的一年内把书编成呢？所以，可以断定《资治通鉴》给出的时间是错误的。特别是《唐会要》与之不一致，明确说，“圣历中”“以上《御览》及《文思博要》等书，聚事多未周备，遂令张昌宗召李峤、阎朝隐、徐彦伯……”这就让我们不能认可《资治通鉴》的结论。但不能认可也不能推翻，很无奈。

三、奉宸府成立及编纂《三教珠英》的可靠时间。

正在为史书的矛盾无所是从的时候，沈佺期的一篇诗序令人眼前一亮。沈佺期的《黄口赞序》云：“圣历中，有敕东观修书，黄口飞落铅椠间，奉宸主簿李崇嗣命采花哺之，河东薛曜邀余为赞。”（见新校注本《唐诗记事》）“东观”是东汉宫廷中贮藏档案、典籍和从事校书、著述的处所。位于洛阳南宫。“东观修书”很有可能就是指修纂《三教珠英》。这篇序文虽短，但有三点可弥补正史之不足。1、“有敕东观修书”，明确说是武则天颁发了修《三教珠英》的敕书；2、明确了奉宸府成立和修书开始的时间是“圣历中”，这也就直接否定了《资治通鉴》的“久视元年”说；3、明确了奉宸主簿是李崇嗣。封建史家对于奉宸府的领导班子，虽然说到有令、丞、簿，但只说奉宸令是张易之，至于丞、簿是谁，不知道。后由《新唐书卷九十七•列传第四十七•郭元振传》：（郭元振）“上《宝剑篇》，后览嘉叹，诏示学士李峤等，即授右武卫铠曹参军，进奉宸（监）丞……”得知，郭元振是奉宸丞。到这里又有了李崇嗣是奉宸主簿，就算补充完整了。

由《唐会要》《黄口赞序》的“两家之言”“圣历中”，再加上《旧唐书卷六•武后本纪》所言，就可以完全否定《资治通鉴》所言的“久视元年”。但是我们的目的不是一否了之，而是要知道正确的时间。让我们再回到前面对史籍关于奉宸府成立时间几种说法的抉择上。很显然，第一大段里的第3点，即《旧唐书卷六•武后本纪》所言：（圣历）二年“春二月，封皇嗣旦为相王。初为宠臣张易之及其弟昌宗置控鹤府官员，寻改为奉宸府，班在御史大夫下。”是正确的说法。于是，我们捋出张易之、张昌宗兄弟入宫之后，前五年的大致轨迹：

神功元年（697年）正月，张易之、张昌宗入宫。

十个月之后的圣历二年正月（实际上是神功元年十一月，公元698年十一月）甲子，控鹤府成立，张易之任控鹤监、郭元振任丞、李崇嗣任主簿。

圣历二年二月，改控鹤府名为奉宸府。上述人员分别改为奉宸令、奉宸丞、奉宸主簿，接着就开始了《三教珠英》的编纂。

大足元年十一月十二日，麟台监张昌宗撰《三教珠英》一千三百卷成，上之。

这个时间表告诉我们，武则天让二张兄弟入宫，先是搞了一个文人之家，继而搞了一项开创历史的大型编书工程。从圣历二年二月开始，到大足元年十一月结束，历时近四年，编出了一部大型类书《三教珠英》。这部书对中华优秀文化的传承意义重大。过了一百多年后的开成二年（835年）十月，唐文宗敕改《三教珠英》为《海内珠英》。但是，后经五代战乱，《海内珠英》散佚殆尽。尽管这样，十二世纪的《郡斋读书志》亦著录《珠英学士集》五卷，并云：“唐武后朝，尝诏武三思等修《三教珠英》一千三百卷，预修者凡四十七人。崔融编集其所赋诗，各题爵里，以官班为次，融为之序。”

把《三教珠英》的编纂时间恢复到圣历二年二月，还有一层意义，就是它无情地击碎了封建史家的“遮丑”说。不难看出，封建史家在奉宸府成立与编书开始之间人为地设置了一段时间，说这个时间武则天与张氏兄弟在宫里暧昧，搞得乌烟瘴气，害怕传扬出去，才以编书为幌子遮丑。可是，当抽掉这段时间，恢复了历史的本来面目后，就让读者看到，所谓的宫廷暧昧实际上是漂浮着的没有根基的空中楼阁，属于封建史家的想象和发挥，自然也就成了封建史家搬起石头砸自己脚的笑话。

武则天在抓经济、实国防的同时，还特别注重文化建设，开创了大唐乃至后朝编写大型类书的先河，不愧为高擎中华文化的一面旗手！可是，封建史家不仅不歌颂，反而变着法子篡改历史，抹黑女皇，真乃不可思议！

主办：洛阳市隋唐史学会

作者：宋宗祧

审稿：王恺

编辑：零零

管理：刘端

（ID：suitangshixuehui）

欲知隋唐事，走进隋唐史

交流河洛文化，传承隋唐历史

欢迎您关注洛阳市隋唐史学会！返回搜狐，查看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