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家“抗疫”,为什么必要也必须输出稳定的娱乐内容?

原标题:在家“抗疫”,为什么必要也必须输出稳定的娱乐内容?

导读:特殊时期要稳定民心,就更需要为大众获得一个能够释放压力的空间,遗憾的是当下我们对影视文化产品采取的态度在很大程度上忽略了这一点。

文 | 戴桃疆

意大利作家卡尔维诺在《看不见的城市》里指出,“免遭痛苦的办法有两种,对于许多人,第一种很容易:接受地狱,成为它的一部分,直至感觉不到它的存在;第二种有风险,要求持久的警惕和学习:在地狱里寻找非地狱的人和物,学会辨别他们,使他们存在下去,赋予他们空间。”

在严肃文学的范畴下,这两种办法都有属于带有他们特质的文学人物,文学人物是虚构的,是从细碎生活中凝练出的典型。放到生活里活生生的人身上,做哪个都很难。前一个代表着无限的自我阉割和自我放逐,是一个下沉的过程,后一个则要时时保持神经紧绷。时间久了,哪种都会引发精神疾病和心理疾病。适当地转移注意力,放松心情,即便在特殊时期也有其无法替代的益处,比如帮助放松心情、充实生活等。宅在家里看剧成了许多人缓解精神压力的主要选择。

为了保障人身安全和身体健康,春节档不得不全部撤出档期,或放弃院线改为网络播出,或延后。相比之下正在播出及陆续上下的古装偶像剧和现代都市情感题材作品,尽管在舆论层面上为疫情相关信息上路,但在大量的情感消耗背后,这些剧集也抚慰了许多人疲惫的神经和心灵。

在饭圈守则已经全网普及的今天,每年的纪念日和特殊时期,娱乐新闻不再占用公共空间。当娱乐资源不再是消解历史议题、严肃社会议题的绊脚石时,对娱乐资源的绝对禁绝就成了一种精神上的暴行。

自由的意义在于拥有选择的余地,在当下的社会历史环境下,坚持不懈地关注严肃话题固然值得崇敬,但以此作为消解他人选择的借口,那么所谓的坚持也不过是自我标榜的途径和手段,不值一提。

何况特殊时期的创作,或许也能为更加长远的未来带来一丝新意。

以二战时期的美国为例。美国远离二战几大主要战场,珍珠港事件卷入太平洋战争时也较晚,二战对于美国本土人民的日常生活影响远不如深处远东、欧洲、非洲战场所在地的人。因而美国的电影工业并未因受到战争的影响而停滞,反而出现了诸多新的苗头。

由于美国征掉大量男性赶赴前线,为女性提供了走出家庭走进社会的契机,美国女性在这一时期的就业率前所未有地提高,女性获得了经济上和行动上的自由。除了劳动场所的身份转变外,女性在参加城市休闲活动的经济、社会和地理地位也发生了改变。随着战争的发展,越来越多的女性开始来到大城市,并逐渐成为城镇中心影院的忠实观众。

在电影类型偏好方面,二战时期的城市女性则偏好神秘怪异的、带有浪漫爱情元素的恐怖惊悚类型片,这种虚构的类型帮助她们从战争工厂短暂的休息时间里逃离现实。当时的一项调查研究表明,超过一半的女性恐怖片观众并不会拒绝电影中出现恐怖的人物形象,并且发现,女性对恐怖片的品味和男性观众存在一定的差异。她们更喜欢恐怖片中强大、睿智且不屈不挠的女性角色,对恐怖片的质量也有较高的要求,但不热衷于血腥暴力场景,更期待探寻植根于人类内心深处的惊悚。

《科学怪人的鬼魂》

观众的选择偏好影响了影视的创作生产,二战时期女性向的惊悚恐怖片成为好莱坞电影创作异军突起的一朵奇葩。这股潮流反应出两个问题。其一是女性观众群体自我意识和自我投射对象的变化,其二电影类型周期在特殊时期可能产生的变化。

二战时期涌现的女性向恐怖片,反映出的仍然是二战时期美国女性的传统价值观念,承担恐怖片中浪漫爱情元素的女性仍然是温柔美丽的,但这一类型的电影也反映出了时代变化根植于美国传统女性心中的矛盾。女性观众对恐怖电影角色的偏好揭示出了特定时代特征下女性的双重困境,一方面恐怖电影告知女性应该遵从社会所认可的角色模式,但同时又渴望获得自由,成为一种行为上可以违背当时社会对于女性期望的角色,为了表现这种矛盾,恐怖电影通常通过设置一善一恶两个女性角色将这种性别与社会的冲突表现出来。

《幽灵与未亡人》

由于二战时期美国娱乐产业布局相对简单,电影成为这一时期普通大众最喜闻乐见的娱乐消费形式。对于多数人而言,电影是一次性消费品,很快就会别其他能够提供相似体验到商品所取代。片单更迭是电影产业来赖以生存和运转的重要原则,也好似建构社会性观影习惯的重要元素,这种做法保证了任何一部电影给一批观众提供的体验不会超过太久。

对于习惯性观影者而言,快速更迭的电影所带来的可重复性快感要比体味影片中的独特魅力更加重要,单个影片的短暂易逝去,可以通过对连续性的主题和元素大量复制生产得到补偿,通过记录这个周期,可以发现观众偏好改变的过程,探究其中的要素,从而生产出更多更合观众口味的产品。

二战这一特殊时期电影娱乐产业的生产为战后商业电影类型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许多有益的参考,在特殊时期的刺激下,人类反而更容易正视或展露自我最深层次的需求。换言之,只要还有生产和消费的可能,特殊时期中的娱乐产品生产和消费也是有不可或缺的正面价值的。

每一个资本主义阶段性经济震荡时期,都是恐怖片和惊悚片爆发的时期,亚洲经济危机时期更是带动了韩国电影产业的全球性崛起。特殊时期对于绝大多数行业而言都是机遇与挑战并存的,真正杀死一个行业的不是特殊时期,而是特殊时期背景下对行业一刀切式的抹杀。换言之,在特殊时期下禁绝娱乐,才是对整个行业最大的灾难。

正如特殊时期来临后,徐峥电影《囧妈》与短视频平台联合试水网络模式,也是为未来为观众提供更新颖更符合观众需求的娱乐消费品积累不可或缺的经验。反观正在播出的网络剧,多以偶像言情为主,内容也大多是甜宠,不费脑,是最简单的娱乐形式,播放量和收视率尚可,在“宅”成为特殊时期生活主要方式的当下,并不能成为作品本身成功的反应。

长时间大批量重复同一类型的生产,唯一的结果就是观众审美疲劳和观影疲惫,特殊时期需要的不仅仅是“糖分”,更需要获得一个逃离现实并释放压力的空间,遗憾的是当下国产影视产品很难提供的。过度娱乐值得批判,但禁绝娱乐则是走向了另一个极端。

困难终将被战胜,而挫折能否给全行业带来新的气象和增长点,仍然未知。返回搜狐,查看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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