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韬丨再论《左传》“五十凡”

需要指出，“《左传》五十凡例”与《春秋》经的联系，可能早在刘歆创通《左氏》大义时，已具雏形。《汉书·五行志》载有不少刘氏《左传》遗说，其中有数条值得注意。《五行志上》：“宣公十六年‘夏，成周宣榭灾。’[⑩]榭者，所以臧乐器，宣其名也。董仲舒、刘向以为十五年王札子杀邵伯、毛伯，天子不能诛。天戒若曰，不能行政令，何以礼乐为而臧之？《左氏经》曰：‘成周宣榭火’，人火也。人火曰火，天火曰灾。榭者，讲武之坐屋。”[11]按，《左氏经》后据传文解释。而宣十六年《左传》凡例“凡火，人火曰火，天火曰灾”仅略去“凡火”两字。刘歆、班固显然注意到《左传》对于“火”“灾”的规定，不同于《公羊》《谷梁》学者的灾异学说。值得注意的是，《左氏》经文仅此一处书火，其他皆为“灾”，故传文发凡。而《公羊》《谷梁》此处经文皆为“灾”。

更重要的是，《汉书·五行志中》可能已用凡例进行了类推。《五行志中》：“僖公二十九年‘大雨雹’……《左氏传》曰：‘圣人在上无雹，虽有不为灾’。说曰：‘凡物不为灾不书。书大，言为灾也。凡雹，皆冬之愆阳，夏之伏阴也’”[12]《左氏传》引文出自昭三年，是《左传》中唯一对“雹”明确的解释，强调虽有雹但通常不造成灾害。而《左氏》说云“凡物不为灾不书”，此为庄二十九年凡例。《春秋》已书“大雨雹”，必是为灾，故与凡例相合。但前引传文意在说明雹一般不为灾，故《春秋》书大，其非寻常雹，故为灾。可以看出，《左氏》说中的解释，已在调和相关传文与凡例间的矛盾，已初具后世推例的雏形。

贾逵《春秋》经注中亦有用凡例解经者。昭三十二年《春秋》：“三十有二年，春，王正月，公在干侯。取阚。”杜预注：“无传”。如何解释无传之经，其实最能看出解经者的心思。《左传正义》引贾逵注云：“昭公得阚，季氏夺之，不用师徒。”[13]贾氏显然以“不用师徒”来解释经文“取”字。理据何在呢？昭四年《左传》：“凡克邑不用师徒曰取”，正是杜预所谓凡例。尽管刘歆贾逵等人利用凡例解经，但其时并无凡与不凡的区分。

凡例中的“凡”有总括之义，凡例即有总例的含蕴。凡，《说文》云：“最括而言也。”段玉裁注曰：“最括者，总聚而絜束之也……按《周礼》多言凡……举其凡，若网在纲。杜预之说《春秋》曰：‘传之义例，总归诸凡。’凡之言泛也，包举泛滥一切之称也。”[14]段氏指出，《周礼》中多凡字。而《周礼》传为周公所制礼经。因此，杜预就把凡例与周公、《周礼》联系在一起。《春秋释例·终篇》：“邱明之传，有称《周礼》以正常者，诸称‘凡’以发例是也……称‘凡’者五十，其别四十有九”。[15]这种关联，杜氏显然有其用意，在此不赘[16]。

“凡”字领起作为著述条贯，在汉魏其他经书中亦颇常见。许慎《说文解字》：“凡水之属皆从水”之类，已有以类相从的总结意味。在《春秋》学中，何休《春秋公羊传解诂》已明确用凡字概括某类条例。闵二年《春秋》：“九月，夫人姜氏孙于邾娄”，何注：“……凡公夫人奔例日，此月者有罪”[17]，何休指出公夫人奔《春秋》通常书日，此处书月，乃孔子贬斥夫人姜氏。显然，此处“凡”字总结了在日月时例中公夫人出奔书法的一般特征。再如，宣十年《公羊传》：“春……齐人归我济西田”何休注：“……凡归邑、物例皆时”[18]。而此又是日月时例中关于归邑、物之类的归纳。当然，这些凡字虽是对日月时例下的诸小类的总结，但不可否认其有总括的意涵。

《易》学也不例外。王弼《周易略例下》中凡字的领起发凡意味浓厚。《略例》下阐释了《周易》最重要的术语，如说《彖》、《象》：“凡《彖》者，统论一卦之体也。《象》者，各辩一爻之义也。”[19]再如说“无咎”：“凡言无咎者，本皆有咎者也，防得其道，故得无咎也。”[20]这里，凡字皆有总括之义，对理解王弼《周易》注无疑有总例的作用。

不仅经书，史书亦有类似的“凡例”。西晋司马彪《续汉书·郡国志一》云：“凡《前志》有县名，今所不载者，皆世祖所并省也。前无今有者，后所增也。凡县名先书者，郡所治也。”[21]在正文前交代了《郡国志》所载与《汉书·地理志》间的沿革关系，司马彪又指出各郡率先提到的县名，皆一郡之治所。显然，这些问题涉及《续汉书·郡国志》的基本体例，可见司马氏有发凡的自觉。而汉魏时期著述重视条例的风气，无疑会对杜预总结《左传》凡例产生积极的影响。

那么，《左传》五十凡是否意味着凡字领起者恰好为五十呢？廖平认为，其数当为五十二，非仅五十[22]。而杜预所谓“称‘凡’者五十，其别四十有九。”又有何意蕴呢？《左传》宣十七年：“凡大子之母弟，公在曰公子，不在曰弟。凡称弟，皆母弟也”，文中虽有两凡字，实为一条。即孔颖达所谓“盖以母、弟二凡，其义不异故也。”[23]杜氏强调五十凡而实有四十九者，是附会《周易》大衍之数。《周易·系辞上》云：“大衍之数五十，其用四十有九”。韩康伯注：“王弼曰：演天地之数，所赖者五十也。其用四十有九，则其一不用也……”[24]杜预与王弼虽同时人，然王说早已流行，当对杜氏有影响。五十凡与大衍之数相合，则能演天地之数，暗合天道，意义非凡。而且，五十凡为周公所制，周公乃名教人伦之英，那么，周公所制五十凡例则绾合天人之道。由此可见，杜预立此说用心良苦。而廖平《五十凡驳例》指出：“因有两凡同在一条，遂附会《易经》‘大衍之数其用四十有九’之说”[25]，或仅指出其表层含义，而不及杜氏的真正用意。

综上可见，杜预“五十凡例”的提出，不仅与汉魏著述体例的发展有关，而且与当时经学的关系非常紧密。显然，此说提出绝非向壁虚造，而有其深厚的学术史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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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凡例解经的理论准备

《左传》文字古奥，不少内容汉儒已异说纷呈。五十凡例在《左传》中有其特殊的语境，部分凡例内容过于简略。若以晦涩不明的凡例直接解《经》，显然缺乏可操作性。用凡例解经，务必先将凡例的内容阐述得明确清晰。职是之故，杜预对不少凡例重新进行阐释，并厘清了相邻的概念，使凡例解经有了较坚实的理论基础。以下，举例说明。

文三年凡例：“凡民逃其上曰溃，在上曰逃。”可是，“其上”与“在上”究竟何指？依据前后《传》文：“三年，春，庄叔会诸侯之师伐沈，以其服于楚也。沈溃。凡民逃其上曰溃。在上曰逃。”文中并没有对沈国溃败的景象做出详细的描绘，“在上”所指仍不清楚。对此，杜预注云：“溃，众散流移，若积水之溃，自坏之象也。国君轻走，群臣不知其谋，与匹夫逃窜无异，是以在众曰溃。在上曰逃。各以类言之。”这里，杜预明确指出“国君轻走”为“逃”，那么，所谓“在上”者即指国君。而“溃”则专就群臣民众而言。杜预《春秋释例》进一步阐述：“苟无固志，盈城之众一朝而散，如积水之败，故曰溃。溃者，众散流遁之辞也。国君而逃师，弃盟违其典仪，弃其车服，群臣不知其谋，社稷不保其安，此与匹夫逃窜无异，是以在众为溃，在君为逃。以别上下之名，无取于国邑也”[26]。至此，“逃”例和“溃”例所指对象就十分清晰了。

又如，僖二十年凡例：“凡启塞从时。”“启”、“塞”两字非常概括，其义难明。甚至连孔颖达也难以分辨：“传唯言‘启塞从时’，不知启塞之言意何所谓？”[27]并引服虔注说：“阖扇，所以开；键闭，所以塞。”[28]那么，“阖扇”“键闭”又具体何指？杜预显然不满意服氏的解释，故其注云：“门、户、道、桥谓之启，城、郭、墙、堑谓之塞，皆官民之开闭，不可一日而阙，故特随坏时而治之。”据前后《传》文“二十年，春，‘新作南门’。书，不时也。凡启塞从时”，杜氏推测启、塞或与土功之事相关，故将其落实为具体的名物。对此，孔颖达也认为：“虽杜之言亦无明证，正以门户道桥所以开人行路，故以为启；城郭墙堑所以障蔽往来，故以为塞。虽言无所据，而理在可通。”[29]尽管杜注并无坚实的经典证据，但毕竟使启、塞的含义更清楚了，即分别指门、户、道、桥等便利往来流通的设施和城、郭等防御封闭性设施。如此一来，解释对应的经文不至于无处着手。

前面所言，是杜预将较笼统的凡例清晰化，便于解经的实际操作。事实上，不仅要将凡例的内容阐释明晰，而且对相邻的概念更要界分清楚。例如：

成十八年凡例：“凡去其国，国逆而立之，曰入；复其位，曰复归；诸侯纳之，曰归；以恶曰复入。”入，杜预注云：“谓本无位，绍继而立。”复归，注云：“亦国逆。”归，杜注：“谓诸侯以言语告请而纳之，有位无位皆曰归。”复入，杜预注：“谓身为戎首，称兵入伐，害国殄民者也。”通过这一番解释，杜预把这四个概念界分清楚。“入”主要指无位者被国人拥立即位；“复归”者虽亦是被国人拥立，但是原本有位；“归”是在诸侯的帮助下得位，无论原本有位与否；“复入”是指带兵入伐，祸国害民者。显然，有位无位这些概念本非凡例所原有，但杜预通过引入一些条件，加上自己的理解与限定，就使概念间的界限更加清晰了。在清楚阐述这些概念后，凡例解经才变为可能。

三、凡例解经的基本思路

杜预以凡例解《春秋》的思路，《春秋序》一言蔽之：“《经》之条贯，必出于《传》；《传》之义例，总归诸凡”。换言之，杜预认为，经文所述不与传文相违，而凡例又为传例之统摄。那么，经→传→凡例形成了三位一体的解释框架，而凡例处于中心位置。而凡例解经其实是这一关系的逆向推理：凡例→传→经。由于凡例出自传文，因此，凡例解经首先要考虑凡例与经文对应的传文不相违，其次是经传之间不相违。只有三者内容协调一致，凡例解经才具有较强的说服力。

显然，凡例解经的理想状态是经、传、凡例所述不抵牾。此时，“凡例”解经仅需在《春秋》经中寻绎凡例所界定的事物，若经文所述与凡例之言相合，杜氏即据凡例推衍以解《春秋》。

其一，当经传对应，且与凡例无违时，杜预直接引凡例解经。譬如，隐二年《春秋》：“郑人伐卫。”杜预注：“凡师有钟鼓曰伐，例在庄二十九年。”

按，隐二年《左传》云：“郑人伐卫，讨公孙滑之乱也。”而庄二十九年《左传》凡例云：“凡师有钟鼓曰伐，无曰侵，轻曰袭。”其中，凡例对“伐”的界定恰与传文“郑人伐卫”对应。而《春秋》亦云：“郑人伐卫”，故经传无矛盾。故杜预援引：“凡师有钟鼓曰伐”解经，并指出凡例的出处在庄二十九年。

其二，当有经无传时，若经文所述合于凡例，杜氏直接引凡例解经。譬如，桓五年《春秋》：“螽。”杜注：“无《传》。蚣蝑之属为灾，故书”。

按，此处经文无对应《左传》文字，故只需考虑凡例与经文的关系。庄二十九年《左传》凡例：“凡物，不为灾不书”，那么，为灾者当书。此处经书“螽”，当是螽为灾故。因此，杜氏认为蚣蝑之属为灾故《春秋》书，依据为庄二十九凡例。

又如，庄十年《春秋》：“二月，公侵宋。”杜预注：“无《传》。侵例在二十九年。”

按，此处无传，仅需考虑经文与凡例的关系。庄二十九年凡例：“凡师，有钟鼓曰伐，无曰侵，轻曰袭。”杜预显然用“无曰侵”做解，并从此条凡例中析出侵例。

其三，经传无法对应，但杜预对凡例已有所界定，故使经、传、凡例三者不相违。譬如，隐四年《春秋》：“戊申，卫州吁弑其君完。”杜预注：“称臣弑君，臣之罪也。例在宣四年。”

按，隐四年《左传》：“四年，春，卫州吁弒桓公而立。”关于弑君，宣四年《左传》凡例：“凡弑君，称君，君无道也；称臣，臣之罪也。”传文所述只有州吁之名，并无桓公之名。州吁是卫桓公完的异母兄弟，为桓公之臣。州吁弑卫桓公，是以臣弑君。准此，则传文合于凡例“称臣，臣之罪也”。不过，经传却有差别。《经》云“卫州吁弑其君完”，显然既书臣“州吁”，又书君“完”。那么，经传之间就有矛盾。此时，杜预对凡例的解释界定就显得极关键。宣四年凡例注：“称君，谓唯书君名而称国以弑，言众所共绝也。称臣者，谓书弑者之名以示来世，终为不义。改杀称弑，辟其恶名，取有渐也”。此处，杜氏将“称君”严格限定为仅书君名而称国者，这就排除了即书君名又书臣名的情况，因此隐四年经仅符合称臣一种情况，故经传凡例的内容得到了协调。故杜注经云：“称臣，臣之罪也。”引凡例以解之。同样的情况还有不少，在此不复赘述。

四、凡例解经的困境及对策

在《春秋经传集解》中，凡例与经、传的矛盾并非罕觏。此时若用凡例解经，势必遭遇理论上的障碍。因此，杜预须先化解经、传、凡例间的冲突，才能实现凡例解经。依据“以传为断”的原则，当《春秋》《左传》的内容不能同时符合凡例的规定时，杜氏通常先解决《左传》前后文与凡例的矛盾，再疏通凡例与经文的关系。杜预解决的方法往往是通过附加某些条件的阐说，最终使《春秋》《左传》、凡例皆不相违，以实现凡例解经的目的。以下，分类言之。

其一，经传对应处似不矛盾，但传文前后所述与凡例冲突，故杜预增设条件为之解释。试以宣七年凡例：“凡师出，与谋曰及，不与谋曰会”来说明。

隐十年《春秋》：“夏，翚帅师会齐人、郑人伐宋。”杜预注：“不言及，明翚专行，非邓之谋也。及例在宣七年。”

按，此经有传。隐十年《左传》：“夏，五月，羽父先会齐侯、郑伯伐宋。”左氏亦云“会”，《春秋》《左传》似乎不矛盾。那么，经传就同时符合宣七年凡例：“凡师出，与谋曰及，不与谋曰会”，杜氏可以“不与谋曰‘会’”作注，为何《春秋》注云“不言及”呢？原因在于《左传》前后文所述与凡例不尽合。据隐十年《左传》：“王正月，公会齐侯、郑伯于中丘。癸丑，盟于邓，为师期。夏五月，羽父先会齐侯、郑伯伐宋”可知，翚会齐人郑人伐郑，事先鲁、齐、郑在邓有盟约，则鲁人参与谋划伐郑。依据凡例，《左传》前文叙及盟于邓则是鲁与谋，那么翚帅师伐宋，传文当记为“及”而非“会”。显然，《左传》这一记述已悖离了凡例。依准杜氏“经之条贯必出于传”的观念，《春秋》实书“会”，则《春秋》只据后传文而无视前传文。显然，经、传、凡例就无法协调统一，必须化解这一矛盾。杜氏发现，邓之盟与谋伐宋者为鲁隐公，但帅师伐宋者是公子翚。而且，前文有公子翚不从隐公之令的记述。隐四年《左传》提到：“秋，诸侯复伐郑。宋公使来乞师，公辞之。羽父请以师会之，公弗许。固请而行。故书曰‘翚帅师’，疾之也。”那么，邓盟之谋如果不被执行，《左传》就可据实情而书“会”，从不与谋之例。因此，杜氏云“明翚专行，非邓之谋也”就解释了《左传》前后记述与凡例的冲突，经文当从“不与谋曰会”例。杜预通过串联前后传文，增设“羽父专权，不从隐公之命”这一条件，使经文、传文满足了凡例的规定。

其二，据凡例推衍，经传所述矛盾，故杜预须增设条件解释。这里，以庄十一年凡例：“凡师，敌未陈曰败某师，皆陈曰战，大崩曰败绩，得儁曰克，覆而败之曰取某师，京师败曰王师败绩于某”来说明。

庄十年《春秋》：“春，王正月，公败齐师于长勺。”杜预注：“齐人虽成列，鲁以权谲稽之，列成而不得用，故以未陈为文。例在十一年。”

按，据《左传》云：“战于长勺，公将鼓之。刿曰：‘未可。’齐人三鼓，刿曰：‘可矣。’”，则齐人三鼓成列，当是已陈。而且传文明言“战于长勺”，可知其符合庄十一年凡例“皆陈曰战”的规定。但《春秋》书“公败齐师于长勺”，若据凡例“敌未陈曰败某师”推衍，则《春秋》以为齐师未陈，显然与《左传》所述不合。对此，杜氏必须解释，同时满足经传。据杜注，“齐人虽成列”则承认了齐人已陈，此说顾及传文所谓“三鼓”成列；而根据曹刿所言“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则进攻时鲁人仅一鼓，与齐人三鼓合于礼制者不同。因此，杜预解释道“鲁以权谲稽之，列成而不得用”，遂造成齐人陈已成但不得其用的结果，即事实上的未陈。因此当从未陈之例，故《春秋》书“公败齐师”。杜预《春秋释例·战败例》云：“长勺之役，虽俱陈而鼓音不齐”，“虽皆已陈，犹以独克为文者，举其权诈也”[30]，这是对《集解》的补充说明。显然，欲使经传与凡例协调一致变得十分困难，杜预只能在矛盾的经传中补充条件曲为之说。对此，廖平《左氏古经说汉义补证》驳斥道：“据《传》言公将战，齐人三鼓，则齐已陈矣。直言败为内外例，杜据未陈为说，非是。”[31]廖氏指出，杜预经注以未陈为说不合传之实情，信然。但杜预苦心协调经传与凡例冲突，似未被今文经学者所忽视。而且，败分内外乃汉儒说《春秋》之例，与杜氏迥异。

其三，传文对经文书法有独特的解释，但经文书法与凡例冲突，故杜预放弃用凡例作解。今试以庄二十九年凡例：“凡物，不为灾不书”来说明。

宣十五年《春秋》：“冬，蝝生。”杜预注：“螽子以冬生，遇寒而死，故不成螽。”

按，据《左传》：“冬，蝝生，饥。幸之也”，那么左氏也认为冬日蝝生。可见，《春秋》《左传》是一致的。既然《春秋》《左传》皆云“冬，蝝生”，据庄二十九年凡例：“凡物，不为灾不书”推知，当是蝝生为灾故。但左氏又认为“幸之也”，这可能意味着“蝝生”并不为害。杜预解释道：“蝝，未为灾而书之者，幸其冬生，不为物害，时岁虽饥，犹喜而书之。”由于蝝冬日生，尚未造成灾害，虽时有饥馑，但史官仍欣喜记下此事。那么，根据传文和杜氏的解释，《春秋》书“蝝生”乃是史官的特笔。显然，经书“冬，蝝生”就无法用为灾故书的凡例来解释了。杜氏注意到《春秋》前文有“秋，螽”，而这条经文左氏无传，据庄二十九年凡例推知当是螽为害故书。因此，杜氏将“冬，蝝生”与“秋，螽”联系起来，认为蝝是螽子，遇寒死，故不成螽为害。因此，《春秋》书“蝝生”虽有害，但未成螽不为灾。这样，前条经文合于“物不为灾不书”的凡例，而后条经文不合凡例的规定，故杜注的重点在于解释了其不成灾的原因。由此可见，杜氏为协调经、传、凡例的关系煞费苦心。

由上可知，杜预欲用凡例统摄经传，遇到了解释上的巨大困难。尤其是凡例与经、传所述冲突时，杜预须附加一些条件，来弥缝经传与凡例间的罅隙。还需指出的是，这些附加条件虽可解释对应的经传，但不可推衍诠释同类经传文。而且，附加条件的频繁使用，明显削弱了凡例的权威性，加剧了经传的紧张关系。

五、凡例解经的变形

增设附加条件弥缝凡例与经传的罅隙，往往就个别问题而发，是杜预面对凡例解经困境时采用的策略。当某个问题多次出现，具有类的特征时，杜预会设置条例予以解释。这时，当经传无法直接满足凡例的规定时，杜预可从传文中提炼出新例，进而联合凡例解经。而这些新例改变了凡例解经时对经传的限制条件，可视为凡例的一种变态形式。

（一）新例扩大凡例的应用范围：大夫盟亦同国君亲盟之例

隐八年《经》：“辛亥，宿男卒。”杜预注：“无《传》。元年宋、鲁大夫盟于宿，宿与盟也。晋荀偃祷河，称齐、晋之君名，然后自称名，知虽大夫出盟，亦当先称己君之名以启神明，故薨皆从身盟之例，当告以名也。《传》例曰：‘赴以名则亦书之，不然则否，辟不敏也。’今宿不以名，故亦不书名。诸例或发于始事，或发于后者，因宜有所异同，亦或丘明所得记注，本末不能皆备故。”

按，此经无传，可径引凡例作解。隐七年凡例云：“凡诸侯同盟，于是称名，故薨则赴以名，告终称嗣也，以继好息民，谓之礼经。”宿男卒而《春秋》不书其名，据例推衍当是宿未与鲁结盟。不过，杜预认为《春秋》不书宿男之名非据隐七年凡例，而是准僖二十三年凡例：“凡诸侯同盟，死则赴以名，礼也。赴以名则亦书之，不然则否，辟不敏也。”换言之，杜预认为宿与鲁曾结盟。那么证据何在呢？《春秋》隐元年记载了鲁、宿大夫结盟之事：“九月，及宋人盟于宿。”杜预注：“客主无名，皆微者也。宿，小国，东平无盐县也。凡盟以国地者，国主亦与盟，例在僖十九年。”而且《左传》也记云：“惠公之季年，败宋师于黄。公立而求成焉。九月，及宋人盟于宿，始通也。”经传所记基本相同。依《左传》例，诸侯国卿之名当书于《春秋》。而鲁国、宋国与盟者皆不书其名，应是微贱者而非卿。鲁、宋盟于宿，宿国作为东道国亦与结盟，也当是大夫参与。可是，将此大夫之盟等同于诸侯亲盟，《左传》并无此义。杜氏认为，大夫出盟必称其君之名以启神灵，故与国君亲盟无异。杜预立论的根据为襄十八年《左传》文：“晋侯伐齐，将济河。献子以朱丝系玉二瑴而祷曰：‘齐环怙恃其险，负其众庶，弃好背盟，陵虐神主。曾臣彪将率诸候以讨焉，其官臣偃实先后之。’”环为齐灵公之名，彪为晋平公之名。荀偃称二君名以启神灵，杜预据此类推，认为大夫盟会亦必先称君名，故与诸侯亲盟相同。因而，大夫盟亦准国君身盟之例。由此可见，杜预在用凡例解经时，显然考虑到前后经文的协调一致，故由此生发出新例。由于大夫盟亦准国君身盟，新例显然将凡例的适用范围由诸侯扩展到大夫。

不过，杜预之说迥异于汉儒旧说，遭到后世经师的责难。刘文淇《春秋左氏传旧注疏证》云：“《正义》引卫冀隆难杜云：‘周人以讳事神，臣子何得以君之名告神人？荀偃祷河，一时之事耳。非正礼也。何得知大夫盟先称君名乎？’臧寿恭云：‘案卫冀隆为服氏学者，据此难，知贾、服之例，凡诸侯未尝身自同盟者，皆从未同盟不书名例。此宿男亦未尝身与鲁同盟者，故不书名。’按，臧氏言服义，亦揣测之辞。传例，赴名则书，义自明尽。宿君与鲁盟，或在春秋前，无由知仅元年一盟也。杜注：‘大夫出盟从身盟之例’，《传》例无此义。”[32]据此，卫冀隆认为荀偃祷河称君名非正礼，故杜说难以信从。而臧寿恭则推论贾逵、服虔旧说以为大夫盟从未同盟不书名之例。刘文淇立论矜慎，在证据不足的条件下，无法判断大夫盟从未同盟之例是否为贾服的旧说，故不认同臧氏的揣测。不过，刘氏却认定杜预所言大夫出盟从君身盟之例是《左传》例未有的新说。杜预此论遭到服氏学者卫冀隆的诘难，显然因为杜氏此说是违背左氏先师的“异端”。那么，大夫盟同于诸侯亲盟就是杜预依据《左传》文自创之条例。

值得一提的是，北朝学者或有认同杜氏此例者。《魏书·儒林传·刘献之传》写道：“（献之）每讲《左氏》，尽隐公八年便止，云义例已了，不复须解”[33]。我们推测，刘献之所言义例或为杜氏义例。因为隐公七年《左传》凡例已现，而八年又现杜氏新例，至此杜氏义例的基本类型皆现，故刘氏不复多讲。而杜氏用此条例注解《春秋》者，如下。

1、大夫曾盟，而同盟国之国君卒，《春秋》不书其名

成十四年《春秋》：“秦伯卒。”杜预注：“无《传》。二年大夫盟于蜀，而不赴以名，例在隐七年。”据杜预新例，大夫盟与诸侯亲盟同，则秦伯卒当书名。今不书名，秦人不以秦伯之名赴鲁。

2、大夫曾盟，而所同盟之国国君卒，《春秋》书其名

桓十七年《春秋》：“六月丁丑，蔡侯封人卒。”杜预注：“十一年，大夫盟于折。”按，桓十一年《春秋》：“柔会宋公、陈侯、蔡叔，盟于析。”杜预注：“柔，鲁大夫未赐族者。蔡叔，蔡大夫。”据此，鲁、蔡之盟为大夫盟。今蔡侯卒《春秋》书名，杜预认为，大夫盟同于诸侯亲盟之例。

襄四年《春秋》：“春，王三月己酉，陈侯午卒。”杜预注：“前年大夫盟鸡泽。”按，襄三年《春秋》：“戊寅，叔孙豹及诸侯之大夫及陈袁侨盟。”可见，鲁、陈之盟是大夫盟。今陈侯卒书名，杜预认为大夫盟同于诸侯亲盟之例。

以上二事，诸侯卒皆书名。大夫盟与诸侯盟同，故使者以名相赴，《春秋》书之。

（二）新例改变凡例解经的条件：从盟主之令虽与谋亦从不与谋之例

宣七年凡例：“凡师出，与谋曰‘及’，不与谋曰‘会’。”显然，《左传》对“及”与“会”的概念界分得很清楚。可是，在某些经传中，时有经文书“会”，而传文记载为“与谋”者。显然，经传与凡例间发生了冲突。对此，杜预必须予以解释。譬如：

成二年《经》：“六月癸酉，季孙行父、臧孙许、叔孙侨如、公孙婴齐帅师会晋郄克、卫孙良夫、曹公子首及齐侯战于鞌，齐师败绩。”杜预注：“鲁乞师于晋，而不以与谋之例者，从盟主之令，上行于下，非匹敌和成之类，例在宣七年。”

据成二年《左传》：“孙桓子还于新筑，不入，遂如晋乞师。臧宣叔亦如晋乞师……郄克将中军……以救鲁、卫……癸酉，师陈于鞌……齐师败绩”可知，晋齐鞌之战前，鲁人、卫人皆如晋求兵伐齐。那么，鞌之战前鲁国与晋国合谋可知。依据凡例“与谋曰及”，则经应书“及”，然经实书“会”。那么，经文书法就不合凡例。此时杜氏若指摘经误，必会遭到经师的质疑与驳斥。因此，只能使经文书“会”合理化。杜氏认为，诸侯盟主不可与一般诸侯国等量齐观。诸侯国间先讲议利害，再依计而行，故曰与谋。而盟主的命令，上达乎下，是必须执行的，绝无讨价还价的余地。在杜预看来，两者的性质根本不同。尽管鲁人先谋于盟主，也当从不与谋书会之例。这样，杜氏既缓解了经、传与凡例间的冲突，又维护了《左氏》尊崇霸主的思想。可是，从盟主之令，虽与谋亦从不与谋之例，非《左传》原有，乃杜预自生之新例。这一新例通过增设听命盟主的条件，缓和了凡例中原本对立的“及”“会”二义，扩大了“及会例”的解释范围。此例还见于其他经文的解释。如下：

襄元年《春秋》：“仲孙蔑会晋栾黡、宋华元、卫宁殖、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围宋彭城。”杜预注：“鲁与谋于虚椗，而书会者，禀命霸主，非匹敌故。”

按，襄元年《左传》：“春，己亥，围宋彭城”。又据成十八年《左传》：“十二月，孟献子会于虚町，谋救宋也。宋人辞诸侯，而请师以围彭城”可知，仲孙蔑在虚町参与谋划围彭城之役。据凡例，经当书“仲孙蔑及晋栾黡、宋华元、卫宁殖、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围宋彭城。”。可是，经实书“会”，杜氏以鲁奉霸主晋国之命，故从不与谋之例。

综上可知，杜预在面对凡例与经传不一致的冲突时，尝试从《左传》中提炼出新的条例，来辅助凡例解经。这些新条例实质是因凡例而设的下位条例，因此可视为凡例的一种特殊形态。当然，新条例的出现使本已复杂的《左传》义例体系更加繁复。

六、凡例解经的局限

凡例解《经》的实质是以传解经，那么凡例所述内容当与《春秋》相关。若其所言与经文毫不相涉，凡例就失去了解经的效力。五十凡例中颇有发凡而无以为例者。譬如，襄十二年凡例：“凡诸侯之丧，异姓临于外，同姓于宗庙，同宗于祖庙，同族于祢庙。”由于《春秋》记事简略，无诸侯临丧的内容，此凡无用武之地。章太炎甚至指出：“此乃太史以授礼官之考丧事者，使之不失部署，而不为策书之法”[34]。章氏认为，此凡言礼制但不为策书之法，因此不能解释《春秋》书法的规则，故与解经无关。又如，庄二十九年凡例：“凡马日中而出，日中而入。”该凡例中心为马，亦是言礼制，同样不可解经。此外，还有学者指出：“复有与经文无涉者，如‘凡启塞从时’是也”[35]。

有的凡例部分内容与《春秋》相关，但其无关者不可据以解经。庄三年凡例云：“凡师，一宿为舍，再宿为信，过信为次。”然《春秋》描述军队驻扎的情况者，仅有“次”字，并无“宿”、“信”之字。例如，庄三年《春秋》：“冬，公次于滑”，可依“过信为次”做解。可是，凡例中的宿、次二字无着落，因此杜预《春秋释例》只能称此凡为“书次例”。面对这一窘境，杜氏注释凡例时尽力弥缝：“为经书次例也。舍宿不书，轻也。”尽管“舍”“信”于时为短，但仅凭一个“轻”字是难以解释凡例与经文经间的巨大差异的。再如，僖九年凡例云：“凡在丧，王曰小童，公侯曰子”。而《春秋》中未有王称“小童”者，因此“王曰小童”无法解经。杜预显然明了这点，注云：“周康王在丧，称‘予一人钊。’礼称亦不言小童，或所称之辞，各有所施。此谓王自称之辞，非诸下所得书，故经无其事，传通取旧典之文，以事相接”。值得注意的是，其所谓“故经无其事，传通取旧典之文，以事相接”，实质上已承认有些凡例的内容与经文无涉，不过是旧典之文。可见，杜预在遵奉凡例为核心例则时，其思维也许并未固化，仍给自己的理论留有余地。

有的凡例仅有对应解释的唯一经文，但不可据此推衍解释其他经文。例如，文七年凡例：“凡会诸侯，后至不书其国，辟不敏也”，与文十五年凡例：“凡诸侯会，公不与不书，讳君恶也。与而不书，后也”，皆不可解释其他经文。廖平《春秋左氏古经说疏证》于“凡会诸侯不书所会，后也”下注云：“十五年《传》：与而不书，后也。二‘凡’同，专说本条，不可推之他条。凡诸侯已会，公后至，则不序诸侯而总目之。全《经》只一书，二‘凡’专释此一《经》。”[36]显然，凡例不可类推解释他条经文，那么，凡例的解释力就大打折扣。此类凡例在《集解》中难觅其解经的踪迹，也就不足为奇了。

除部分凡例与经文无法接榫外，还有不少义重辞复的凡例。刘师培《春秋左氏传古例诠微·诠凡例》云：“或二凡同例，‘克邑书取’，‘同盟赴名’，‘不与会不书’之类”[37]。刘氏指出这六条凡例实质是三组。“克邑书取”分别有：襄十三年《左传》：“凡书取，言易也。用大师焉曰‘灭’、弗地曰‘入’。”昭四年《左传》：“凡克邑不用师徒曰取。”那么，若《春秋》书“取”，当用“言易”还是用“克邑不用师徒”来作解就颇费周折。往往要根据上下文反复推敲，因此主观臆测的成分就很难避免。而“同盟赴名”也有两条：隐七年《左传》：“凡诸侯同盟，于是称名，故薨则赴以名，告终称嗣也，以继好息民，谓之礼经。”僖二十三年《左传》：“凡诸侯同盟，死则赴以名，礼也。赴以名则亦书之，不然则否，辟不敏也。”这两条的差别主要在于后者解释了不赴则不书的情况。“不与会不书”分别则是文七年《左传》：“凡会诸侯，不书所会，后也。后至不书其国，辟不敏也。”文十五年《左传》：“凡诸侯会，公不与，不书，讳君恶也。与而不书，后也。”这两条都提到了鲁君参与诸侯盟会，后至则《春秋》不书的情况，也略嫌重复。对此，廖平批评道：“钩考诸凡，文义详略，互有出入，往往一事数见。若省并之，不过二十余凡而已”。[38]重出的凡例使五十凡可解释的内容大为收窄，相似的凡例可能互相抵消甚至制约了彼此的解经功用。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义重辞复与无涉经文者一样削弱了凡例的作用。

七、余论

众所周知，汉儒多认为《左传》不解《春秋》，别是一家。而杜氏认为《春秋》《左传》在叙事上构成解释关系，并增设凡例作为经传之统摄。故凡例是杜氏首创的术语，特指《左传》五十凡。而之所以设置凡例，杜氏自有深意。依杜预之说，凡例为周公所作，则周公凡例居于孔子变例之上，古文经《左传》压倒今文经《公羊》，那么周公创制五经的古文经学理论就此建构完成。

以凡例解经实质是以传解经。但凡例的出现增加了以传解经的难度，加剧了经传的紧张关系。在解经的实践中，杜预尽可能地协调凡例、经、传的关系，使三者不生抵牾。但从效果来看，凡例使经传间的解释关系变得更复杂困难，且多条凡例不可通于经，因此后世学者难以认同五十凡也在情理之中。不过，杜氏构建左氏学解经理论的努力不应被忽视。

还需指出，杜氏首创的术语“凡例”很快被学者们接受。东晋范宁《谷梁》注中也有凡例，郭璞《尔雅》注亦有凡例，随后凡例又扩展到史学类文学类著作中。尤其南北朝史学著作编纂大多发凡起例，对此，刘知几《史通·外篇·杂说》指出：“皇家诸学士撰《晋书》，首发凡例”[39]。可见，随着“凡例”这一术语的内涵外延的扩大，它从《左传》学的专属概念变成了学术史的一般概念，这可能导致了唐宋《春秋》学者对杜氏凡例的理解多有偏差。譬如，唐陆淳《春秋集传纂例》自设“凡例篇”，而宋刘敞《春秋权衡》以非凡例为凡例，再到宋末林尧叟《春秋左传句读直解》甚至以凡例解传而非解经，这就背弃了杜预设置“五十凡”的初衷。故笔者草成是篇，希望对理解《左传》五十凡解经的问题有所帮助。至于唐宋《春秋》学对五十凡的接受，也是颇有意义的话题，笔者将另撰文阐述。

附记：原文发表于《中国经学》第二十五辑。小文刊发后，又有点想法。杜预的解经体系，在敝人看来，可能主要有两个层次。其一，是同年经传对应的解释层次，主要依据叙事，其实近于史。其二，由五十凡例主导的解经层次。事实上，这种解释主要针对《春秋》的字词，虽非一字褒贬，但其方法很接近汉代《春秋》学的主流。这是杜氏最经学的一面。前者同年《春秋》《左传》的对应，可视为经传的横向解释关系；后者从《左传》中抽出五十凡例，贯穿诠释整部《春秋》，可视为经传的纵向解释关系。通过一横一纵，杜预将《春秋》经紧紧绑定在《左传》上，形成了一个庞大的解释体系。其他如用二传解经，非其独创，无需赘言。皓首穷经，所得甚少，祈请大雅君子不吝赐教！

[①]参拙文：《杜预“经承旧史”说探析》，《孔子研究》2015年第5期，第28-34页。

[②]章太炎：《丙午与刘光汉书》，《章太炎全集》（四），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155页。

[③]刘师培：《春秋左氏传古例诠微》，《刘申叔遗书》，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年，第326页。

[④]杨向奎：《论<左传>之性质及其与<国语>之关系》，《绎史斋学术文集》，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193页。

[⑤]参陈盘：《左氏春秋义例辨·纲要·所谓<左传>五十凡例》 ，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93年，第43-49页。

[⑥]杜预注，孔颖达疏：《春秋左传注疏》卷一，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第1705页。

[⑦]杜预注，孔颖达疏：《春秋左传注疏》卷一，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第1707页。以下所引《春秋》、《左传》、杜预注原文均出自该书，文繁不再逐一标注页码。

[⑧]杜预注，孔颖达疏：《春秋左传注疏》卷一，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第 1705页。

[⑨]沈玉成、刘宁：《春秋左传学史稿》，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2年，第145页。

[⑩]今本《汉书》误作“火” ，但颜师古注云：“公羊经”。今本《公羊》《谷梁》经文皆作“灾”，唯《左氏》经文作“火”。显然颜氏所见本为“灾”。而且，此处若为“火”，则班固不必再引《左氏经》，故其不合《五行志》体例。参见程苏东《中华书局版＜汉书·五行志＞点校献疑》，《中国典籍与文化》，2013年第2期。

[11]班固：《汉书》卷二十七《五行志》，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1323页。

[12]班固：《汉书》卷二十七，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1427页。

[13]杜预注，孔颖达疏：《春秋左传注疏》卷五三，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第2127页。

[14]段玉裁：《说文解字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第681页。

[15]杜预撰，孙星衍辑校：《春秋释例》卷十五，《丛书集成初编》，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661页。

[16]拙文《杜预“周公作凡例”说探微》，《中国文化研究》2011年夏之卷。

[17]何休注，徐彦疏：《春秋公羊传注疏》卷九，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第2244页。

[18]何休注，徐彦疏：《春秋公羊传注疏》卷一六，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第2283页。

[19]楼宇烈：《王弼集校释》，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615页。

[20]楼宇烈：《王弼集校释》，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615页。

[21]司马彪《续汉书》，见范晔司马彪《后汉书志》第十九，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3385页。

[22]参廖平：《五十凡驳例》：“《汉书·五行志》‘大雨雹’下引说曰：‘凡雹皆夏之愆阳，冬之伏阴。’与‘凡物不为灾不书’同举。且文见本传，杜氏漏数此凡，非也。又传云‘凡物不足以讲大事’云云一条，杜亦漏数。”《廖平全集》（九），成都：巴蜀书社，2015年，第2225页。按，后者见隐五年《左传》：“凡物不足以讲大事，其材不足以备器用，则君不举焉。”这是臧僖伯谏隐公观鱼之言。五十凡皆为左氏陈述总结之言，未有对话者。杜氏不用，自有其理。前者虽为《汉书·五行志》所引，但不见于今本《左传》，疑廖氏所言谬误。除此之外，笔者检索，仍有用凡字领起者。譬如，襄十八年《左传》：“凡六官之长，皆民誉也。”

[23]杜预注，孔颖达疏：《春秋左传注疏》卷一，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 第1705页。

[24]王弼注，孔颖达疏：《周易注疏》卷七，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第80页。

[25]廖平：《五十凡驳例》，《廖平全集》（九），成都：巴蜀书社，2015年，第2223页。

[26]杜预注，孔颖达疏：《春秋左传注疏》卷一八，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第1840页。

[27]杜预注，孔颖达疏：《春秋左传注疏》卷一四，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第1810页。

[28]杜预注，孔颖达疏：《春秋左传注疏》卷一四，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第1810页。

[29]杜预注，孔颖达疏：《春秋左传注疏》卷一四，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第1811页。

[30]杜预撰，孙星衍辑校：《春秋释例》卷一，《丛书集成初编》，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16页。

[31]廖平撰，李耀仙编：《左氏古经说汉义补证》，《廖平选集》（下册），成都：巴蜀书社，1998年，第229页。

[32]刘文淇：《春秋左氏传旧注疏证》，北京：科学出版社，1959年，第44页。

[33]魏收：《魏书》卷八四，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1850页。

[34]章太炎：《春秋左氏疑義答問》卷一，《章太炎全集》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280頁。

[35]刘师培：《春秋左氏传答问》载其弟子萧定国问：“杜说左氏以五十凡为解经通例，按五十凡中亦有专详典制如‘临庙’诸条，或隶弗经；复有与经文无涉者如‘凡启塞从时是’也。”《刘申叔遗书》，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年，第312页。

[36]廖平撰，李耀仙编：《左氏古经说汉义补证》，《廖平选集》（下册），成都：巴蜀书社，1998年，第297页。

[37]刘师培：《春秋左氏传古例诠微》，《刘申叔遗书》，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年，第326页。

[38]廖平：《五十凡驳例》，《廖平全集》（九），成都：巴蜀书社，2015年，第2225页。

[39]刘知几撰，浦起龙通释，吕思勉评：《史通》卷十七，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第354页。

注：本文发表于《中国经学》第二十五辑，此据作者原稿，引用请以该刊为准。感谢方韬老师授权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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