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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 | 趙英雄
中国煌煌五千年历史，老祖宗传下来的东西着实不少，涉及规矩、风俗、礼仪、习惯等方方面面，围绕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形成了一整套的行为逻辑和惯例成法。在帝制时代，无论是帝王官家还是寻常百姓无一不把祖宗惯例摆在无比重要的位置，可以说祖宗家法的传承与一个王朝的兴衰休戚与共。我们常常在历史剧中看到这样的桥段：太后对着年轻气盛锐意改革的皇帝大声训斥：“祖宗家法具在，岂容皇上轻易更改。”紧接着就是一阵捶胸顿足，嘶声力竭地呼唤先帝，而往往这时候小皇帝便吓得跪在地上直哆嗦，连声道歉，表示绝不敢有违祖宗家法。
赵匡胤
历史上，有两个朝代对于祖宗家法的重视异乎寻常，一个是赵宋，一个是满清。陈寅恪先生对于宋朝十分称道，曾说：“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而在日本史学界也流行着“崖山之后无中国”这样一种观点。对于许多文人墨客和知识分子而言，宋朝，尤其是北宋开明、宽容的政治氛围，君王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政治结构让他们无比憧憬向往。这种政治氛围和政治环境的产生和发展正是得益于赵宋王朝的祖宗家法的形成和巩固，而大宋王朝最终走向衰落却也是因为祖宗家法的束缚与桎梏。可谓其兴也祖宗之法，其亡也祖宗之法。
那么，赵宋王朝的祖宗之法其内涵为何？简而言之，就是宋代帝王累代相承的正家治国方略与规则，这里面既包括了祖宗创业奠基时建立的制度和确立的立国原则，也包括后世子孙对于祖宗故事的引用、解释和延伸。
下面笔者围绕赵宋王朝祖宗家法的形成发展以及对赵宋国运的影响展开讲述。
一、赵宋王朝祖宗家法形成的背景。这里我们会从历史沿革、现实环境以及宋人自身的反思三个维度来进行详细阐述。
从历史沿革来看，“行先王之教，奉先王之制”的理念自先秦以来便广为流传，周秦以来，对于祖宗的崇拜随着儒家文化的发展和兴盛而逐渐上升到制度层面，效法先王，遵从祖制成为了一个合格君王所必备的基本素质。两汉时期，随着汉武帝执行董仲舒主张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儒家文化在中国文化中取得了绝对优势的统治地位，与儒家文化息息相关的“祖宗”这一角色受到无与伦比的尊崇，奉宗庙安社稷成为了君主的首要职责。
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作为一个君主，其地位本身的合法性与其是否符合祖制要求，是否能够延续祖宗所传承下来的制度，并使之万世不移的传承下去有着密切联系。可以说，汉家天子的帝位坐得是否安稳首先取决于皇帝本人是否能够很好的履行侍奉宗庙，传承祖制的职责。而那些权臣或后宫得势干政时，也往往以“该皇帝德薄福浅，德行不足以侍奉宗庙，承继祖宗大统”为理由废黜皇帝，另立新君。
可以说，两汉以来，统治者始终将贯彻祖宗制度视为稳定朝政，维持社会秩序的重要手段，并视那些想要妄图改变祖制，推陈出新的人为祸乱之源。隋唐以降，凡新天子继位，必先昭告天下，宣示自己将继承祖先和先帝的意志，高举先帝祖制的伟大旗帜，对祖宗家法报以绝对的信任，并毫无保留的执行下去。那一道道继位诏书虽然文采飞扬，写法各异，但是那条坚持祖宗家法基本原则可以说是任谁也不敢轻易遗漏的。 补充阅读：何为“崖山之战”？——浅述蒙古灭宋之阶段战略！
也正是这些沉甸甸的宣示，使得祖宗的阴影始终笼罩在每一个新皇帝的心里，徘徊在他执政期间所制定的法规政策之间，直到有一天皇帝本人也成为了列祖列宗，那时他所提出的主张，留下的政策，又将成为祖宗家法的新内容被贯彻下去。这种对祖宗家法的无限推崇，以及祖宗家法自身所携带的光环对于国家发展的影响在有宋一代发展到了极致。
五代乱世
从现实环境而论，中国历史始终遵循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的循环规律。五代十国介于唐宋之间正可谓是乱到了极致，《水浒传》里引用了这样一首诗描述五代乱世：朱李石刘郭,梁唐晋汉周,都来十五帝,播乱五十秋。一方面，五代十国被视作是唐朝自安史之乱以来藩镇割据发展的结果，唐代中期以后中央集权丧失，藩镇林立，最终随着朱温代唐，一个个割据政权前后相继建立。
在这样一个武人当国的乱世，唐末以来的那些世家大族遭遇到前所未有的灭顶之灾，不少家族分崩离析，为了维系家族传承，巩固家族地位，一些家族开始注重家法的建设，通过提倡家法建设来实现对内稳定家族团结，延续家族血脉传承。另一方面，五代十国时期也是中国民族大融合的时期，五代里面倒有四个朝代和少数民族有着密切关系，这些少数民族在入主中原的过程中，通过将自己与前朝皇室族谱相关联，来建立自己政权的合法性，像是沙陀族李存勖建立的后唐就自诩是李唐王室的法统继承，而后汉刘知远则是将自己的国号命名为汉，他希望通过这个国号和自己的姓氏，让老百姓将他的政权与汉朝联想在一起。那些士族为了避免自己的家族血缘被这些少数民族冲击，也寄希望于通过家法建设传承，来使自己的家族能够稳定延续。这种现象直接影响了宋朝初期对家法的建设重视。
宋朝作为五代十国之后，由大乱走向大治的朝代，从建国之初开始，宋朝的统治者就从未停止过对李唐王朝衰灭的反思，在宋人看来，盛极一时的大唐王朝正是由于家风不正、家法不严，而导致后期中央政权的动荡和控制力的衰弱，这种看法现在看来虽不完全客观中肯，但是无疑对当时赵宋的统治者而言有着深远影响，而赵宋祖宗在祖宗家法的建设上，也可以说是建立在这种反思之上，其后来所推行的强干弱枝、后内需外、重文轻武等一系列制度建设都与这种反思息息相关。
二、赵宋王朝祖宗家法的形成与发展，在这个部分我们将会谈到宋朝祖宗家法的内涵以及其最终正式提出。
自赵匡胤陈桥兵变、黄袍加身建立宋朝以来，摆在他面前的第一要务，就是如何稳定新生的大宋政权，避免宋朝成为短命的第六代。作为五代走出来的乱世豪杰，宋太祖深知五代时期枪杆子里出政权的乱世法则，为了避免自己的臣下，那些当年的同僚有样学样，也干出黄袍加身的举动，他采取了“三步走”的策略。
赵匡胤陈桥兵变、黄袍加身
第一步就是将兵权牢牢地掌控在自己的手中，传说中的“杯酒释兵权“就是宋太祖的妙招，比起后世明朝朱元璋高举屠刀杀戮功臣的那种血雨腥风的集权方式来看，宋太祖在这方面无疑做的更加巧妙和温和，也更有利于王朝尽快稳定步入正常发展的轨道。在收回高级将领兵权的同时，宋太祖进一步将中央的兵权进行分散，相应的降低了禁军统领的官阶职位，降低这些将领在军中的威望。
此外，在重构中央兵权分配的同时，宋太祖通过架空地方节度使的职权来弱化地方割据势力，他将地方兵权、财政和人事权进行拆解，通过分头管理达到权归中央，事由己出的效果。第二步，他进一步分散了传统宰相的职权，将枢密院推向外朝直管军事，分割宰相在军队的话语权，使原来的宰相从一个上马管军、下马管民的全能角色变成了专职民政的管理者。后来他又陆续设立了副相、参知政事等职务使宰相由独相变为群相，进一步分割宰相职权。第三步，宋太祖大量启用那些“能吏”型干部治理国家，比如我们熟知的只读过半部论语的宰相赵普，一方面，这种类型的人才治理国家使得国家大政方针的实施尽可能务实高效，帮助赵宋政权尽快稳定。另一方面，这种干部任用的偏好，也为后面到了仁宗一朝出现大量经世致用的通才贤相奠定了坚实基础。
宋太宗
到了宋太宗时期，作为继往开来的第二代君主，宋太宗赵光义在大哥赵匡胤所奠定的基础上，进一步完善宋朝的祖宗制度建设，在继位之初，他高举继承太祖遗留制度的大旗，将很多尚且粗线条的举措加以制度化，使宋朝的祖宗家法建设进一步规范完善。简单来看，在太宗一朝有两点比较明显的政治倾向。一是，基本确立了“重文轻武”的政治格局，过去我们常常以为重文轻武是宋朝一建国就执行的国策，其实不然，作为从五代时期走出来的大宋王朝，其建国之初，武将阶层仍然有很高的地位，而文人群体大多以幕僚的身份寄身于武将幕府，而这些武将对于文人的态度大多也停留在为我所用层面，作为这些武将中的一员，宋太祖自然也不例外，太祖一方面重视发挥文人治国的作用，另一方面也重视文武调配，以保证为己所用。
到了太宗时期，由于太宗自身严重的猜忌性格再加上他在军中威望远不如乃兄，所以也就使得他大量启用文臣，抬高文官的政治地位，以压制将领在军中的威望。可以说北宋初期人才选用中，所贯彻的文武兼用的原则背后，掩映的是大臣与皇帝之间亲疏能庸的交替关系。二是，正式形成了“守内虚外”的基本国策，宋太宗曾经这样对臣下说：“国家若无外忧，必有内患。外忧不过边事，皆可预防。惟奸邪无状，若为内患，深可惧也。”
宋朝文臣
在这种指导思想下，宋朝的政治格局从一个向外扩张的态势逐渐收缩成为注重防范化解内部风险的内敛防控模式。这两点倾向的影响使宋朝逐渐凝练出以“事为之防 曲为之制”的精神原则作为祖宗家法的精髓，它强调保持对于意外事变的戒惕心态，强调防范纤悉，同时以制度的平缓调适保证政治的稳定。
到真宗一朝，经历前期两朝皇帝几十年的经营，宋朝逐渐走向繁荣稳定，也逐步走出五代短命王朝的阴影。这个时候继位的真宗皇帝，在当时像李沆、王旦等一批贤臣的辅佐下，稳定延续太祖太宗传下来的祖宗家法，推动王朝平稳过度到守成阶段。这一时期一大显著特点就是，宋朝统治阶层开始将贯彻延续祖宗之法视为确保国家长治久安的重要手段。这种对祖宗之法的重视，一方面是因为真宗皇帝希望通过对祖宗之法的尊重，来向天下证明自身帝位的合法性，另一方面是因为不断成长的文官集团希望通过借助祖宗之法的权威，来限制当朝国君偏离正常轨道。正是这种带有工具性的特点，使赵宋的祖宗之法在原来祖宗朝奠定的制度基础上，又延伸出新的内涵，即后世可以根据自身需要来灵活解释祖宗之法，而这也大大增加了祖宗之法本身的不确定性。
宋仁宗
自真宗后期至仁宗朝，与士大夫阶层成长的同时，国家的故事往例、典章制度在政务治理中的作用逐渐加强。“祖宗之法”的正式提出及其趋于“神圣化”，正是伴随这一过程发生的。说起这位仁宗皇帝，可能我们所有人的第一反应都是经典传奇“狸猫换太子”，但其实这不过是一个民间传奇故事。
历史上的大宋仁宗皇帝是一位难得的有道仁慈的明君贤主，在他统治时期能人辈出，例如我们熟悉的欧阳修、范仲淹、三苏、包拯、狄青等。仁宗一朝，随着士大夫阶层的茁壮成长，加上皇帝的开明贤德，逐渐形成了君主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和谐社会。 这种情形下，君主和士大夫阶层希望借助对祖宗之法的提出和阐释，对国家政治运作形成行之有效的制约，以此来防范过失。在这种“事为之防 曲为之制”的行政目标导向下，出现了效行“祖宗之法”的正式提法。
三、祖宗家法对于赵宋王朝国运兴衰的影响。
对于赵宋王朝的统治者而言，祖宗法度始终是他们宝座背后一抹挥之不去的阴影，对他们而言既可以视之为祖宗的鞭策激励，也可以将其当做是高悬的达摩克利斯之剑，随时可能因对祖宗不肖而招致灾厄。可以说宋朝能延续三百年国祚得益于祖宗之法的一以贯之，也可以说两宋之交的靖康之耻和建炎南渡，直至最后南宋的灭亡也正是由于祖宗之法对统治阶层所形成桎梏。
从短期来看，祖宗之法对于当朝统治者的影响从仁宗时起就已经开始显现出来，一个很突出的特点就是，凡是统治者想要革新政治，创新变法都需要从祖宗之法中寻章摘句寻找祖宗对于变革创新的支持，来为自身的变革披上合法化的外衣，从庆历新政到熙宁新法莫不如是，即便是王安石这样对外宣称“祖宗不足法”的一代大咖也不敢将自己的变法事业与祖宗之法完全割裂。
他所做的事恰恰是贯彻祖宗“事为之防 曲为之制”的精神原则，以发展的眼光来看待祖宗之法，以期解决“内则不能无以社稷为忧，外则不能无惧于夷狄“的严重问题。但也恰恰由于祖宗之法对于当时一批社会精英如司马光、文彦博等的束缚，使得支持变法与反对变法两派逐渐势同水火，对整个士大夫阶层造成了严重割裂，统治阶层的士大夫不得不纷纷选择站队，以免被误伤。而这种激烈的党争严重影响了北宋朝政的稳定，也大大有悖于“事为之防 曲为之制”的精神原则，最终动摇了北宋统治的国本根基。
从中期来看，在经历过靖康之变，徽钦二帝被金人俘虏后，南渡偏安的高宗皇帝赵构并没有认真面对现实，南宋初年，民族矛盾激烈突出，既有金军南下的威胁，也有来自刚刚安顿下来的宋朝统治集团内部的矛盾，其中像苗刘兵变就是矛盾激化的结果。面对金军南下威胁的现实迫使宋朝统治者不得不依托像是岳飞、韩世忠等一批武将来指挥军队抗击金人。
苗刘兵变
但是，苗刘兵变的直接影响就是勾起了赵宋统治者对于五代时期武人乱政的记忆，于是乎，一时间要求防范武将，遵循祖宗法度重文轻武的呼声甚嚣尘上。对于如何解决眼前危机，如何攘外安内，满朝统治者最终只得出四个字——祖宗之法。而这时宋朝统治者对于祖宗之法的理解早已忘记了祖宗“事为之防 曲为之制”的精神原则，也忘记了祖宗在建立法度时因势利导，实事求是的施政方针。这种空谈遵循祖宗之法的后果最终造就了岳武穆含冤风波亭、韩世忠空老洞庭湖的个人悲剧，也酿成南宋处处被动，屈辱求和，再也无力恢复故土的国家悲剧。本文转载自赵氏宗亲微信公众号，作者赵英雄。
从长期来看，“祖宗之法”的提出，是一批杰出精英根据他们当时所处的环境，针对他们所需要应对解决的问题而提出的一个合乎现实的解决之道。但是“祖宗之法”已经提出，其双刃剑的性质即迅速显露出来。一方面参与塑造“祖宗之法”的事发福门在政坛上稳固了自己的位置，寻得了治国理政便利的精神武器；另一方面本是精英共同杰作的“祖宗之法”却又转而舒服了相当一批精英人物的头脑。
南宋时期面对时局困境，统治阶层举步维艰，却拿不出一套行之有效的应对策略，最终士大夫阶层不得不从原来“经世致用”之学转向对天理道德的终极研究，试图通过道德的力量来打开国家前进的出路。不得不说宋人通过“祖宗之法”将文化推向造极之世的同时，其国家命运也无可奈何地走到了终点。1275年，南宋政权在临安向蒙元投降，1279年，元朝张弘范在崖山海战攻灭南宋海军，陆秀夫挟持8岁的小皇帝宋幼主赵昺投海而死，南宋灭亡。
我们常读宋史，每读到此处莫不哀婉叹息，钦佩其抗争到底的精神，感叹其无力回天的悲凉。借杜牧的一句话：宋人无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
四、总结
首先，我们从历史沿革、五代至宋初的现实社会环境以及宋人对于唐朝的反思和经验教训总结入手分析了宋朝祖宗家法建立的的背景。赵宋王朝祖宗家法之所以如此严密，原因之一是受到传统文化中根深蒂固的对祖宗的崇敬的影响，原因之二是由于宋朝建立在五代乱世的末端，宋朝的统治者在总结唐末五代乱世时认为正是因为前朝对家法建设的疏漏才导致了五代乱世的产生。
其次，我们梳理了从宋太祖赵匡胤到宋仁宗赵祯时期，宋朝祖宗之法的内涵及其发展成型的过程。赵宋王朝的祖宗家法不是一蹴而就的，它是一个不断发展完善的过程，宋太祖建立宋朝之处为祖宗之法的建设奠定了基础，经历宋太宗对其进一步完善使之基本成型，后续经由真宗、仁宗两朝最终确立。形成了以“事为之防，曲为之制”为核心要义的祖宗之法。
最后，我们从短期、中期、长期三个方面谈到了赵宋王朝的“祖宗之法”对于宋朝国运兴衰的影响。短期而言，祖宗之法束缚了宋朝推进改革直面现实问题的决心和勇气。从中期来看，经历靖康之变的宋朝由于祖宗之法的束缚导致统治者无法直面现实寻求行之有效的应对之策。从长远来看，赵宋王朝的祖宗之法束缚了中国士大夫阶层解放思想，不断创新的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