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光远:中国应果断出台“四万亿2.0”

原标题:马光远:中国应果断出台“四万亿2.0”

2月21日政治局会议的主题是研究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部署统筹做好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会议对当前疫情的基本判断:疫情蔓延势头得到初步遏制,防控工作取得阶段性成效,全国新增确诊病例数和疑似病例数总体呈下降趋势,但全国疫情发展拐点尚未到来,湖北省和武汉市防控形势依然严峻复杂。

当然,这次会议的一大看点是提出要“统筹做好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这也意味着,在防控疫情的同时,恢复社会和经济秩序,已经成为和防控疫情同样的大事。

我特别同意会议提出的“要针对不同区域情况,完善差异化防控策略。”这和我上一篇文章中的呼吁是完全一致的。我一致认为,全国上下,不论疫情严重程度,不分区域,村村封路,户户关门,小区封闭,生产物流停顿,是没有任何必要的。

在疫情爆发之后,恐慌的根本原因除了这是一种新的传染性疾病,从认识到预防需要时间,更重要的是,信息不透明导致的恐慌。这其实在任何国家都很正常。但一个治理能力比较好的社会,是可以在比较短的时间内就传染性疾病造成的恐惧拿出最好的应对方案的。

如果算上2003年的“非典”,中国社会在过去20年已经经历了两次大的疾病冲击,但可惜的是,我们没有把如何应对疾病造成的恐慌纳入社会治理的常规议题。导致每一次情况出现以后,我们仍然像第一次一样的慌乱和手足无措。

就加强社会治理而言,我是强烈呼吁把“恐慌”纳入正常的社会治理和公民教育范畴。我最近在推荐英国著名的研究“恐惧”话题的专家弗兰克·费雷迪的《恐惧:推动全球运转的隐藏力量》这本书,对疾病、恐怖分子、飞机失事等的恐惧是一个全球性的话题,如何应对并管理恐惧,应该成为中国各界都应该掌握的公共知识。这样,我们在面对传染性疾病的时候,就不会出现目前这种状况。

我在上一篇文章中提出,“不管疫情轻重,动辄将应对提高到最高级别并不代表负责任,而是一种不负责任的懒政。”同时呼吁,在国家层面成立应对疫情公共治理委员会,包括医学界、经济学界、公共管理、交通等方面的专家,定期对疫情进行专业判断,并调整应对级别,有条件复工的地区、行业和企业应该鼓励在不导致疫情蔓延的前提下复工。

武汉、湖北,以及北京加强防控是必要的,但不是所有地方都必须按照最严格的标准来,导致社会经济秩序瘫痪。会议提出“要制定明确的疫情分区分级标准”,强调要建立与疫情防控相适应的经济社会运行秩序,有序推动复工复产,使人流、物流、资金流有序转动起来,畅通经济社会循环。

会议对下一步中国经济的应对策略也做了部署。最近、机构、智库、专家们都在就疫情对中国经济的影响进行研究和判断。就这次疫情对中国经济的影响而言,不管疫情持续多长时间,绝大多数的机构和专家认为,这次疫情对中国经济的影响大于2003年的“非典”,这甚至可以说是当前大家的一个共识。

这次会议也强调,“新冠肺炎疫情给经济运行带来明显影响”,但同时指出,“我国经济有巨大的韧性和潜力,长期向好的趋势不会改变。” 怎么理解这两个判断?

首先肯定的是,官方也好,机构和专家学者对疫情给中国经济带来的影响方面,认识基本是一致的,影响“明显”。至于对中国经济的影响究竟是多少,可以以这次收到冲击最严重的中小企业为例。清华大学的朱武祥教授最近对全国1480家中小企业的调研结果显示:60%以上的中小企业账目现金能够支撑的时间不超过2个月;同时,31.62%的被调查企业预计本次疫情对公司营收的影响在50%以上。按照疫情持续的时间,可以分三种情况:

1⃣️、如果疫情能够在2月底基本控制,则影响基本是短期的,对中国经济的杀伤力不大,影响的主要是旅游、餐饮、物流等行业,这些行业只要企业不要死掉,恢复起来比较快,对中国经济长期趋势不会产生大的影响,对GDP的影响不会超过0.5%,但这种最乐观的情况现在看来几乎概率等于零;

2⃣️、疫情如果在3月底基本控制,则行业的影响会延伸到外贸、制造业以及吸引外部投资,如果没有大的救助措施,有30%的中小企业未必能够扛到3月底,这种情况下,对中国经济的影响至少在1%;

3⃣️、最坏的情况,如果疫情在4月底甚至5月底结束,则对中国经济的影响是长期的,如果没有强有力的重大危机措施,疫情的短期影响会转换为对中国经济中长期的杀伤力,大量的中小企业将面临生存困难,投资、内需、外贸、全球产业链都会产生重大的影响。在最坏的情况下,计算对GDP的影响意义不大。心理层面造成的长期的影响不是GDP所能体现的。

基于此判断,笔者在上一篇文章中就呼吁,在众志成城抗议新冠疫情的同时,高度重视疫情对中国经济短期、中期、长期的影响,未雨绸缪,重拳出击,以强有力的政策组合拳应对新冠疫情对中国经济的短期和中长期影响。

从目前疫情的态势看,如果疫情在4月底完全得到控制,经济社会秩序基本恢复,是比较现实的,如此,则意味着,这次疫情对中国经济的影响仍然比较大。不仅仅大于2003年的“非典”,也大于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

在政策层面应该按照这种重量级的冲击后果制定政策,而不是把这次疫情仅仅看成一个公共卫生事件。以特殊之策挽救中国经济,避免中国经济长期向好发展势头因为疫情而出现“大拐点”,逆转中国经济发展的趋势。

我们呼吁高层高度重视疫情对中国经济的影响,全面提升应对疫情冲击中国经济的政策级别,特别时期,特别之策,重拳出击,逆转预期,提振信心。

笔者注意到,一些学者一方面提到要出台一些政策稳定经济,救中小企业,另一方面,又反对出台大规模的刺激计划,开出的药方是“倒逼改革”。实属匪夷所思。我绝对不反对改革,他们提出的种种的改革举措我也是同意的,了解我的人也知道,我是一个改革派。

但现在的问题是,如果疫情真的要到四月份五月份,则意味着很多企业要死掉,很多行业要受到致命的影响。现在最重要的是,在面对疫情这个黑天鹅,首要的问题是确保企业活着,行业和产业链不要受到太大的冲击,而不是如何活。连命都保不住的情况下,还要他们转型?这不是“何不食肉糜”吗?这些学者,说实在话,是真的学傻了。西方经济学的精髓没学到,西方经济政策的实践也了解的不多,把书上的东西和现实混为一谈。以为写到书本上的经济学理论就是欧美等国经济政策的现实。

如此,则美国2008年的救市政策岂不错的离谱?在很多企业的生存都受到冲击的情况下,我们不能陷入对一些长期改革举措的虚荣心追求上来。正如克鲁格曼所批评的:“脱离甚至不顾经济现实生活,重复类似灵丹妙药的经济理论政策教条,在出现紧急状况时仍相信(如美国1929---1933年大危机时的胡佛总统)会自然地回归,实在是犯了大忌。”

就目前对各行业造成的恐慌情绪而言,这次新冠疫情对中国经济的冲击远大于2003年非典。如果没有强有力的应对措施,这次新冠疫情对中国经济的冲击绝不是短期的经济破“六”,甚至可能逆转中国经济长期向好的势头。

本次政治局会议提出了一系列的应对措施,包括:

1⃣️、积极的财政政策要更加积极有为,发挥好政策性金融作用;

2⃣️、稳健的货币政策要更加灵活适度,缓解融资难融资贵,为疫情防控、复工复产和实体经济发展提供精准金融服务;

3⃣️、要加大对重点行业和中小企业帮扶力度,救助政策要精准落地,政策要跑在受困企业前面;

4⃣️、要帮扶住宿餐饮、文体娱乐、交通运输、旅游等受疫情影响严重的行业;

5⃣️、要积极扩大有效需求,促进消费回补和潜力释放,发挥好有效投资关键作用,加大新投资项目开工力度,加快在建项目建设进度等;

6⃣️、加强同经贸伙伴的沟通协调,优先保障在全球供应链中有重要影响的龙头企业和关键环节恢复生产供应,维护全球供应链稳定。

这些举措如果继续明细,对于应对疫情,确保经济稳定必然会起到很好的效果。

但关键是力度,关键是要明白,面对疫情的冲击,要确保中国经济长期向好的趋势不改变,必须重拳出击。也就是必须出台大规模刺激计划,出台针对各个行业,包括中小企业的救助计划。

我将之概括为“4万亿2.0”,确保企业活下来,确保全球供应链不要出现大的问题,确保行业发展的态势。等疫情过去,再谈改革不迟,改革再急迫,也得先确保企业活着。该放水放水,该刺激刺激,千万不要被书呆子政策耽误了时机。

众所周知,我在2008年是坚决反对“4万亿”政策的,现在我的立场没有改变。因为我不认为当时中国的形势和美国一样,美国是真正的金融危机,而中国只是出口受到了冲击而已,中国当时并未出现金融和经济危机,全球金融危机恰恰给了中国调整结构的机会,08年是真正需要抓住危机的时间窗口,推动改革的时候,可惜我们的药方是大规模的刺激,可以说,把中国后来很多年的发展机会和空间都透支了。

现在的情况则不同,是企业需要活命,大量的人需要就业,很显然,长期的改革举措解决不了当下最急迫的问题,除了刺激,除了“4万亿2.0”,还能做什么?在疫情严重的情况下,央行还在重复着一些打压房地产的论调,我不知道这是出于什么考虑,难道没有看到疫情对房地产的冲击吗?

经济学不是教条,更不是圣经。对疫情给中国经济造成的冲击分析清楚之后,应该清醒地意识到,要挽救中小企业,保持中国经济稳定,是无法用“正常”的套路解决的。千万不要教条到在这个时候还开出和正常周期下一样的药方,对一个新冠病人,你首要的是治好他的病,让他活下来,而不是开出让他“加强身体锻炼”的改革药方。正如克鲁格曼在他的《萧条经济学的回归》中一针见血指出的:“通向世界繁荣的唯一重要的结构性障碍,正是那些盘踞在人们头脑中的过时的教条!”返回搜狐,查看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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