妇女簪花作为一种民俗事象，在我国很早就产生了。然而在其流传的过程中也在不断地发生变异，变异之一便是不光妇女簪花，连男子也簪花。《羯鼓录》上记载，汝阳王琎随唐明皇游幸，常戴砑绡帽打曲，上摘槿花一朵簪之，琎舞山香一曲而花不落。
由此看来，在唐代已有男子簪花的现象了，当然尚不普遍；到了宋代，才日益普遍起来，而且还成为某些典礼的仪节。如邵雍的“头上花姿照酒卮”，梅尧臣的“欲插为之醉，但惭发星星”，杨万里的“牡丹芍药蔷薇朵，都向千官帽上开”，陆游的“儿童共道先生醉，折得黄花插满头”等等，便是簪花习俗在宋代十分普遍的真实写照。
宋人簪的都是什么花呢？请看王巩《闻见近录》上的一段记载：“故事，季春上池，赐生花，而自上至从臣皆簪花而归。绍圣二年（1095），上元幸集禧观，始出宫花赐从驾臣僚，各数十枝，时人荣之。”
所谓“生花”，就是鲜花。一般而言，春天多簪牡丹、芍药，夏天多簪石榴花、栀子花、荣莉花，秋天多簪菊花、秋葵等。《宋稗类编》上记载，寇准侍宴，上特命以千叶牡丹簪之，曰：“寇准年少，正是赏花吃酒时也。”这儿说的“千叶牡丹”即是鲜花。
所谓“宫花”，是指以罗、绢、通草等为原料制成的假花，也就是《梦梁录》中所说的“像生花朵”。宫花或由宫中制作，或由坊间专为宫中制作。
制作宫花，必须选取形态、质地逼真的材料。如梅花瓣质地较薄，且有轻盈感，用罗来制作就比较合适。牡丹、芍药花瓣较厚，又有一点毛茸茸的质感，用通草来制作就比较相宜。再加上能工巧匠的精心染色、攒合成型，更是栩栩如生，几可乱真。宋代词人蔡士裕《金缕曲·罗帛剪梅缀枯枝，与真无异作》，便写了他对像生花制作工艺的赞美：“怪得梅开早，被何人香罗剪就，天工奇巧。”“玉质冰姿依然在，算暗中、只欠香频到。”形态逼真的程度于此可见一斑。
宋·李嵩《花篮图》，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此外，从《闻见近录》中的这段引文，我们还可以看出，在哲宗朝（1086一1100）之前，皇帝赐花多用鲜花，此后则多用宫花了。
我们说，簪花习俗在宋代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主要表现在它不仅继续作为一种民俗事象而存在，而且还部分地转变成礼仪制度。这从宋人簪花的主要场合便可以看出来。
一 典礼
据《宋史·舆服志》记载，“中兴，郊祀、明堂礼毕回銮，臣僚及扈从并簪花，恭谢日亦如之。”此外，太上两宫及皇帝的庆寿活动亦有簪花的仪节。
南宋时，皇帝所赐的花色，按品级各有不同。“大罗花以红、黄、银红三色，栾枝以杂色罗，大绢花以红、银红二色。罗花以赐百官，栾枝，卿监以上有之；绢花以赐将校以下”（《宋史·舆服志》五）。
此种场合的簪花方式是：将花簪在幞头上，即所谓“簪戴”。《武林旧事·恭谢》中对这种幞头簪花的场面有生动的记载：“上服幞头，红上盖，玉束带，不簪花。教坊乐作，前三盏用盘盏，后二盏屈卮。御筵毕，百官侍卫吏卒等并赐簪花从驾，缕翠滴金，各竞华丽，望之如锦绣。”姜白石也写诗描述过这种场面：“六军文武浩如云，花簇头冠样样新，唯有至尊浑不戴，尽将春色赐群臣。”“万数簪花满御街，圣人先自景灵回。不知后面花多少，但见红云冉冉来。”
男子簪花图
簪花也反映在民间婚仪中。按照宋代婚俗，新郎可以“戴花一两枝、胜（又叫花胜，是古代的一种首饰）一两枚”（司马光《书仪》卷三“婚仪”上）。这在《水浒传》第五回上亦可找到例证。小霸王周通前往桃花村入赘时，“小喽罗头上乱插着野花”；他本人则“头戴撮尖乾红凹面巾，鬓旁边插一枝罗帛像生花”。直到近代婚仪，在不少地区还保存着新郎肩披红绸、礼帽两侧插上金花的习俗。由此也可以看出民俗事象的传承性。
二、宴会
按宋制，“尝以春秋之季仲及圣节、郊祀、籍田礼毕，巡幸还京，凡国有大庆皆大宴”。凡皇帝“幸苑囿、池籞（yù），观稼、畋猎，所至设宴，惟从官预，谓之曲宴”。在这些场合，皇帝大都要给群臣赐花。群臣戴花后，还要“谢花再拜”（《宋史·礼志》十六）。
按哲宗朝以前的礼制，花中少数名贵的品种只赐给亲王宰臣，并由中使为之插戴。《盛事美谈》载，宋真宗在宜春殿赐宴，拿出一百多盘牡丹赏赐群臣，其中比较名贵的千叶牡丹才有十几朵，真宗竟破例赐给晁迥、钱文僖各一朵；又特命中使为晁迥戴花，以示恩宠。又有一次，真宗将东封，命陈尧叟为东京留守。行前赐宴时，真宗将自己头上的一朵牡丹取下来亲自为陈尧叟簪上，更是表示了对他的倚重与宠信。
按照礼制，凡参加大宴并御筵，皇帝所赐的花必须戴归私第，不戴或让仆从持戴，都是要受到御史纠举的。司马光20岁中进士，在闻喜宴（皇帝赐新进士宴名叫闻喜宴）上，众人都簪花，司马光性不喜华靡，独不簪花。大家便告戒他：“君赐不可违也！”由此也可以看出，不簪花是违背礼仪的举动。
然而，也有相反的情形。如遇国有大灾、瘟疫、忌辰等，则不可簪花。据《宋史·尤袤等传》记载，颜师鲁充任显仁后遗留使，至金，金必令其簪花、听乐，师鲁严辞拒绝，并表示：国势今非昔比，金人或强臣非礼，誓以死守。《宋史·李衡等传》也记载了一件类似的事：莫濛充任贺金正旦使，金人赐宴的那天，他以本朝忌辰而拒绝簪花。金人一再催促，他也坚执不从。这两位外交使臣，在国势孱弱的情况下，还能做到不屈从于淫威，极力维护本朝尊严，是难能可贵的。
朋友之间在举行便宴时亦可簪花。如沈括记载，韩魏公镇扬州时，恰巧芍药生金缠腰四朵，便招王歧公、王荆公、陈秀公宴饮，各簪一枝。司马光《和吴省副梅花半开招凭由张司封饮》：“从车贮酒传呼出，侧弁簪花倒载回。”显然也是写朋友之间饮宴的事。
清·黄慎《韩魏公簪金带围图》，扬州博物馆藏
三、节令
不同的节令插戴不同的花朵或类似花朵的饰物，是宋代节令的重要民俗事象。每逢上元之夜，“妇人皆戴珠翠、闹蛾、玉梅、雪柳”（《武林旧事》卷二“元夕”）。“闹蛾”是剪彩做成花或蛱蝶、草虫儿的形状。“玉梅”是以白绢制成的梅花。“雪柳”则是以绢花装簇的花枝。端午节，“荣莉盛开，城内外扑戴朵花者，不下数百人”（《西湖老人繁胜录·端午节》）。立秋的那天，“都城内外，侵晨满街叫卖楸叶，妇人、女子及儿童辈争买之，剪如花样，插于鬓边，以应时序”（《梦粱录》卷七“七月”）。重阳节更是热闹非凡，“都人是日饮新酒， 泛萸簪菊”（《武林旧事》卷三“重九”）。 司马光的“不肯那钱买珠翠，任教堆插阶前菊”，苏东坡的“髻重不嫌黄菊满，手香新喜绿橙搓”，都反映了重九簪菊的习俗。
明·陈洪绶《渊明簪菊图》
然而民间簪花，毕竟是一种装饰，所以还是年轻人居多。《古今诗话》中有这么一个故事：周翰童时，侍郡侯宴，恰巧席间有位簪花的客人。郡侯出了一个上联“口吹杨叶成新曲”，要周翰对，周翰不假思索，脱口而出：“头戴花枝学后生。”从周翰的这个对句我们可以看出，老人戴花会被人视为“学后生”“老来俏”。黄山谷有词云“花上老人头上笑，羞羞，人不羞花花自羞”，也是这一心态的真实写照。
——本文刊于《文史知识》1992年第5期“文化史知识”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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