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译本是指在基督时代前几个世纪的旧约译本。希伯来文古抄本十分稀少，古译文能帮助我们认识古代的希伯来文经文，它们有极重要的参考价值：另一方面，犹太教及基督教的信仰之所以流传广泛，译本是功不可抹的。
撒玛利亚人在犹太人被掳期移入犹大地：而犹太人则在古列王下谕令时（五三八）回到故土；双方在以斯拉与尼希米时代起了冲突（四五○至四○○）。他们之间的仇恨，早在耶罗波安分裂时（大约九三一年）已经种下了祸根，敌对态度历代伸延，到了新约时仍未止息（参约四7—42）。虽然他们分裂的详情已不大清楚，不过我们可以肯定，犹太人及撒玛利亚人是大约在主前三五○年断绝关系。撒玛利亚人的正典只有五经，原因是圣卷（希伯来圣经第三部份）是在分裂时期才收集的；另外，先知书有很多处攻击北国及其首都撒玛利亚，先知书可能亦因此没有收入他们的正典之内。
撒玛利亚人的五经，现在仍受一个在那巴斯（Nablus，邻近古代的示剑）的小社群所宝贵。严格来说，它不是一个古译本，但它确实保存了古代独立的希伯来经文。它与马所拉抄本有六个不同点，但大多都是串字及文法上的。犹太人及撒玛利亚人，都会根据自己的观点略为修改字句。例如，申命记二十七章四节，在马所拉版本中是以巴路，在撒玛利亚五经却是基利心——撒玛利亚的圣山（参看四20）。同样，申命记有多于二十处的地方（申十二5、11、14、18，十四 23—25），是把马所拉版本的「耶和华你的神将拣选的地方……」，改为「已经拣选了……」，用意是表明圣山是基利心而不是锡安（锡安在大卫时代才落入以色列人手里）。
虽然撒玛利亚五经没有留下准确的版本，但现有的已是非常宝贵，因为它能成为一些古卷的经文证据，尤其是七十士译本：有差不多一千个地方，撒玛利亚五经与七十士译本一致，但却与马所拉抄本不同：尤其是串字方面，前两者比较准确，例如马所拉版本的Dodanim应为 Rodanim（创十14，参七十士及代下一7），在创二十二 13，马所拉版本的「留心后面的一只羊」应为「留心一只羊」（参七十士译本）。这些改变是因为将希伯来字母r改为d所造成的，还有些字因为与腓尼基及方形文字相似而混乱了：另外，一些个别的字眼则被删除了（例如创十五21，若对照七十士，应是「革迦撒人，『希未人』，耶希斯人」）；有时候，马所拉版本会溜掉一句片语，参照撒玛利亚五经及七十士译本之」后，才重新被找出来（例如创四8的「让我们到田间去」）。
被掳归回后，犹太社会的日常用语变为亚兰文，所以需要把旧约翻成亚兰文，以便用来在会堂诵读。这些「他尔根」，最初可能是口头传诵的，到了耶稣降生之前的一段时间才被写下来。追溯他尔根的历史非常困难，主要问题是没有好的版本，而且他尔根有些部份只是原文的意译，甚至加入了一些注释，所以对评经研究的用处不大。
最重要又最忠实的亚兰文译本是安祺洛斯的他尔根（Targum ofOnkelos），这是会堂官式的五经译本。此译本可与其他版本一起用来作评经研究之用，但更重要的，它是一个有力的见证，它告诉了我们犹太人对旧约的态度。它那描述历史的部份，由初期基督教开始记录，于主后四、五世纪，在巴比伦完成最后编辑工作，内容加插短评或注脚，使后人明白犹太教的发展。
若与安祺洛斯比较，耶路撒冷他尔根是比较后期的作品，它在主后七世纪才完成，以巴勒斯坦的一种亚兰文方言撰写。内容包括一些早期资料，律法的翻译，并且附上很多犹太传统及法例：对犹太教有兴趣的人，会用得着这本书，但它在评经研究方面，却没有太大帮助。 约拿单他尔根，是先知书的官方亚兰文译本，大概于主后五世纪在巴比伦成形，并曾有一个巴勒斯坦的版本。它的立场比安祺洛斯他尔根更开放，尤其对后先知书作出很高评价，与起初犹太教有所保留的态度不同。
翻译圣卷的他尔根有很多不同版本，大多是意译而非翻译。由于完成时间太迟（主后七世纪或以后），所以对评经研究帮助不大。
撒玛利亚人亦有他们五经的他尔根。现仍存有数个版本，但却没有一个是官方的版本。我们从这些他尔根可以发现，未有官方版本之前，经文是不固定的，那时翻译者处理经文的时候，有相当程度的自由。
七十士译本的翻译经过不单湮没于历史中，而且还充满着犹太及基督教传说的神秘色彩。按照传说，多个译者各自翻译，却有相同的成果，传统的译者是七十人（七十士译本之拉丁名称Septuaginta是「七十」的意思），他们似乎是属于主前—一五至一○○年，亚历山太犹太社群的犹太人。七十士译本的形成过程与他尔根相若；因为需求，产生不少非官式的译本，然后在早期教会时代统一起来，成为教会权威性的旧约圣经版本。
七十士译本的内文有颇多分歧，包括神学观点、文字，及译本的准确性等，所以我们不能随便接受。不过，它在评经研究方面，有极重要的价值，因为它是从早期未经统一的希伯来经文翻译过来的。与死海古海、撒玛利亚五经一起，七十士译本对研究马所拉之前的希伯来文经文，同样是重要的工具。
早期基督徒愈来愈普及地使用七十士译本，分散各地的犹太群体，亦转用其他希腊文译本。早在主后二世纪，一个名为亚基拉的外邦人信奉犹太教（他可能是拉比阿基巴的门徒），他翻了一个生硬的希腊文译本，但因为严格地依从希伯来原文，所以很快深受犹太人欢迎：但可惜只有片段的译文保存至今。
同世纪末，改教的狄奥多田（Theodotion），重译一个早期译本，后来基督徒较犹太人更欢迎这个译本。除了但以理书之外，其余译文只有很少仍流传下来。这本但以理书的译本，事实上已取代了七十士译本。俄利根所编的一本圣经，将六个版本连同希伯来经文，小心地平行记录下来，让读者可作比较，这本圣经名为「六文合璧」（Hexapa，约于主后二二○年完成），从它的残卷可知，其中译文包括上述希腊译本及辛马库（Symmachus）译本，可算是版本批判早期的一个里程碑。
通常称为毕赫达译本（Peshitta，或Peshitto简单来说意思是「普通百姓接受的译本」）。古叙利亚文是亚兰文的一种方言。此译本明显是在早期教会的时代翻译而成。它在评经研究方面价值不大，原因如下：第一，部份五经内容似乎依靠巴勒斯坦的他尔根：第二，每个段落受七十士译本影响，所以在研究古抄本时，就算两个译本一致，亦只能作为同一个参考的证据。古叙利亚译本现正经过严谨整理后出版，所以我们将更易评估此译本对旧约研究的价值。
拉丁译本最初不是源于罗马（那里的有识之士都用希腊文），而是源于北非及高卢南部。因为古拉丁译本以七十士为蓝本，所以对希腊译文有参考价值，却不太能帮助我们澄清希伯来经文。我们对拉丁译本的认识，只能透过拉丁教父的引述、一些礼仪性作品，及一些简单的抄卷而得。
拉丁教会在礼仪引用经文及神学对话时，遇到一些十分头痛的问题，因为实在有太多古拉丁译本，所以教皇达玛苏一世（约主后三八二年）委派才华横溢的学者耶柔米，翻译一个权威性的译本。这个译本主要部份是基于希伯来经文，而某些部份，尤其是诗篇，则依赖希腊文版本。因为他用希伯来经文，所以曾一度受到不必要的怀疑，甚至连他的朋友奥古斯丁亦然。其实耶柔米的工作很细心，在不明朗的地方，他都尽可能依靠七十士、亚基拉、狄奥多田、辛马库，以及极受重视的古拉丁译本。
耶柔米这本武加大译本（意即「受普通人接受」或「流行」），由于蓝本有很多个，限制了它在版本批判研究上的价值，因为若有部份与马所拉版本有异，则可能是受了希腊或拉丁译本影响，而未必是反映另一个马所拉以前的古抄本。此外，因为耶柔米译本到天特会议时（一五四六）才被接纳为权威性的译本，所以可能被其他拉丁译本影响，而作出一些编修。因此，这本现仍是罗马天主教权威译本的武加大圣经，如果用来修正马所拉版本的话，我们便需格外小心。
其他的主要旧约译本都是重要的见证，告诉我们基督教流行广远，也显示了当时的宣教士怎样热诚地以通俗的语言传递神的话。所以这些译本，其重要性不在于矫正希伯来经文，而是在于重建他们的蓝本的发展史。
埃及译本基于七十士，在主后三、四世纪译成，对象是埃及一般的平民百姓。译本所用的文字，是埃及语的后期文字，以希腊字母形式书写，并借用了很多希腊词语。埃及有很多不同的方言，所以有需要翻译不同译本，尤其是沙哈迪语（Sahidic——上埃及［Upper]，即埃及南部）、阿米力语（Akhmimic）及布希域语（Bohairic——下埃及［Lower］，即埃及北部）。因为埃及天气干燥，所以四世纪甚至三世纪的抄卷亦能保存至今。
反之，埃提阿伯译本虽然在四世纪末已开始翻译，但现存最早的抄卷，都已是十三世纪或以后的了。大部份抄卷都似乎是依据七十士译本，但也曾受中世纪阿拉伯版本的影响而有所修改。除了个别书卷及段落，我们现在并没有可靠和准确的版本。
阿米尼亚译本的日期是主后五世纪，蓝本是七十士及毕赫达译本。阿拉伯译本没有一个标准版本，只包括一系列流行于埃及、巴比伦，及巴勒斯坦一带，根据希伯来，撒玛利亚、七十士、毕赫达，及埃及各版本的翻译。最早的可能在回教世纪之前（大概主后六百年），但大多在几个世纪后才出现。返回搜狐，查看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