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玉茗堂四梦”最早的合刻本探索

吴之鲸和黄汝亨两人文名相伯仲，他同《再生缘》杂剧作者吴大山并称为“江皋二俊”。在冯梦桢、陈继儒、虞长孺、屠隆、吴用先、潘之恒、沈朝焕诸家的诗文集中，都能发现与吴之鲸酬唱和交往的文字，彼此之间过从较多。他们都是当是江浙一带的著名文人或士大夫，除了吴大山以外，其余的也都是与汤显祖来往较密切的友人。吴伯霖与《玉茗堂乐府》编刊者的父亲吴伯实、叔父吴仲虚的交往，就是通过冯梦桢、汤显祖的介绍，“向余从冯开之、汤义仍两先生获闻新安吴伯实、仲虚两君子，恂恂孝友，多长者行，窃心仪之”。汤氏《邯郸记》、《南柯记》写成后，伯霖又允诺为二记作序。可见他和汤显祖之间的关系也非同一般，他们的深厚情谊，过去却不为汤显祖研究者所了解。这篇“总序”不仅仅是探讨“玉茗堂四梦”最早刊刻的重要资料，也是研究汤显祖交游活动的有力见证。

二 《玉茗堂乐府》的编刊者吴敬

家世及刻书

黄汝亨《寓林集》(天启四年刻本)卷首，在“校文姓氏”中首列“吴敬德聚”的名字。同书卷八有黄氏为吴敬书斋所写的一篇《尊闻堂记》，云：“吴子德聚……父伯实先生、叔仲虚氏。”由此可知《玉茗堂乐府》的编刊者应当是这个吴敬。

吴敬，徽州府休宁县人(今属安徽)。《康熙休宁县志》卷五“舍选”云：

吴敬字德聚，商山人。加例文华殿中书舍人。

他生长于“素封”之家，其祖父吴洽为大徽商，仅在杭州一带就经营不少产业。父继美(1545-1597)字伯实，世称“伯实先生”，弱冠曾游南雍，由于为人醇谨忠厚，乃父临终前，嘱其掌管家业，“怔营(荫按：指惶恐不安)较计，至达旦不昧，分理诸生产作业在武林诸郡者”。伯实对吴敬寄予很高的期望，让他跟随在身边，这样才得以从杭州黄汝亨游学，并以家赀捐官文华殿中书舍人。因为黄汝亨的关系，吴敬与吴伯霖的交往也非常密切。

吴敬的叔父名继灼(1553-1599)，字仲虚，以字行。五次应乡试皆败北。冯梦桢《快雪堂集》卷二十二有《祭吴仲虚文》，是他与黄汝亨、虞长孺三人所撰，其中有：“呜呼!仲虚多情嗜义，于吾三人足称嗅味。”可见仲虚的为人，他们三人与仲虚最称为莫逆。黄汝亨也赞扬“仲虚，生平不妄交人，闭户下键，多所事玄览。于武林独昵就予与虞长孺、冯开之先生，与吴昵王百谷，与临川昵汤若士，俱文章气谊之知”。

吴仲虚自幼聪颖，喜好读书，“偏嗜《左》、《史》、两汉、晋魏诸书，及百家言、稗官小说，无不涉及津涯”他的书斋名西爽堂，撰有《西爽稿》。正因为他兴趣广泛，涉猎驳杂，“遂不利于有司试”。但他雅好刻书，其西爽堂刊刻过《晋书》一百三十卷，每卷卷末题“吴氏西爽堂校刻”，黄汝亨为之作序。还刊刻过《虞初志》七卷，王穉登序曰：“吾友仲虚吴君，博雅好古。以《虞初》一志，并出唐人之选，乃于游艺之暇，删厥舛讹，授之剞劂。”汤显祖曾点校过《虞初志》，是否用过此本?待考。仲虚卒于万历二十七年，其后人继续以“西爽堂”名刻书。据瞿冕良《中国古籍版刻辞典》载，除上述两种外，今尚存者还有十种，即《三国志》裴松之注六十五卷、《大唐西域志》十二卷、《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明高棅《唐诗正声》二十二卷、明乔时敏辑《王元美先生文选》二十六卷、明天启四年(1624)刻《新镌出像点板北调万壑清音》六卷、天启五年(1625)西爽堂自编《皇朝历科四书墨卷评述》不分卷，崇祯三年(1630)刻元杨士弘辑、明顾林批点的《唐音》十五卷，明朱一是、吴玙评《樊川集》十七卷，及崇祯四年(1631)刻王征《新制诸器图说》一卷等。吴氏在杭郡多处商业活动中，我想也应包括经营售书业，不然为什么大量刊行史书、诗文集、戏曲、墨卷、佛经、器用之类的书籍?

吴敬为人也是“醇质而秀文，袭素封不为侈，寄官中翰，非其所好也。恂恂好修，喜读书”。他深受其叔父仲虚的影响，对刊印书籍也极有兴趣。早在万历二十九(1601)，就刻过黄汝亨辑《古奏议》，卷首有黄氏自序和吴之鲸序。万历四十一年(1613)又为顾起元刻《说略》三十卷，有顾起元自序。万年四十三年(1615)，刊印乔时敏辑《王元美先生文选》二十六卷(此书也列于西爽堂刻书中)。万历四十六年(1618)三月，黄汝亨督学江西时，因官署不慎失火，“衙斋长物，俱为煨尽，其他亡论。而生平诗文集累千余篇，付之一炬……何其惨也”!德聚昆季闻讯后，即以“盛币兼金”去慰问。而汝亨再三致谢，退回馈赠，恳求“以收拾遗文为第一义，托在德聚，幸勿置之”德聚果然不负重托，与黄氏门人四方搜集遗文，终于在天启四年(1624)，与其从弟吴芝(字采于，仲虚次子)等刊印了黄汝亨的《寓林集》三十二卷《诗集》六卷。

徽州吴氏虽然经商起家，资产雄厚，但历来重视子弟读书，一门都具有深厚的文化修养，又广泛结交当时的文人士大夫。吴敬有这样的经济、文化和社会关系背景，特别是其父辈与汤显祖的交往，再加上有刊印书籍的家传和经验，况且他生平又喜好戏曲，为汤显祖编刊《玉茗堂乐府》也就是非常自然的事。

三 “四梦”的刻印和

《玉茗堂乐府》的编刊

《玉茗堂乐府总序》称“‘四梦’次第以出”，《紫钗记》成书于万历十五年前后，有金陵陈氏继志斋刻本行世，卷首镌有万历三十年(1602)陈大来所书写的汤显祖《紫钗记题词》，可知它刊于是年，它是“四梦”中刻印最早的一本。《牡丹亭》撰于万历二十六年(1598)，《南柯记》成于万历二十八年(1600)，而《邯郸记》正在写作中，直到次年才杀青，故汤氏《答张梦绎》书云：“谨以《紫钗记》操缦以前。余若《牡丹魂》、《南柯梦》，缮写而上。问黄粱其未熟，写卢生于正眠。”他只能将新出的《牡丹亭》和《南柯记》以手抄本赠给友人。万历三十年秋，又将《牡丹亭》赠给黄汝亨，黄氏极为赞赏，即作《复汤若士》信：“政雀鼠喧阗时。得《牡丹亭记》。披之情魂俱绝。三昧游戏，遂而千秋乎?妒杀，妒杀。”所赠本究竟是抄本还是刻本?《汤显祖年谱》未作可否。古人尤重视自己诗文集的刊行，多数是自己出资刻印。万历二十三年(1595)，汤显祖在遂昌知县任上，自编了《玉茗堂选集》，当时未能付梓。二十六年(1598)，他弃官归临川后，家境相当窘迫，当然更无财力出书，直至三十四年(1606)，才由金陵文棐堂刊印。此集仅有十五卷，只收韵文赋和诗，未收戏曲，原来打算收录的各类散文和书信，在上版开雕时也统统被删去。因此，《牡丹亭》、《南柯记》、《邯郸记》不可能在万历三十年就有自刻本行世，黄汝亨所得到的很可能还是抄本。

万历三十二年(1604)六月，钱希言到南昌为退休首辅张位祝寿，八月既望，往临川访县令袁世振。希言字简栖，系钱谦益的从高祖叔父，其人甚高傲，“笔下目中俱无旁人，而独亟见海若先生”。因此，他至临川后，特借住汤显祖的东阁旧居﹐先后盘桓近三个月，汤氏和帅家兄弟热情接待，他们“日逐舞裾歌扇”，并观看了“二梦”传奇的演出，但没有提到赠送《牡丹亭》诸传奇之事(《松枢十九山》之《二箫篇》)。如果汤氏的文集或“四梦”善本已经印行，肯定会送给钱希言的，而希言也就不会向汤显祖表示，愿意帮助他选书稿以流传。直至次年，即万历三十三年(1605)﹐黄汝亨由奉贤县令调北京礼部，先回杭州探亲，汤显祖即致书钱简栖：“贞父内征过家，兄需一诣西子湖头，便取‘四梦’善本，歌以丽人，如醉玉茗堂中也。”另外，黄汝亨也将《牡丹亭记》赠与沈德符，沈在《万历野获编》卷二十五“杂剧”中提到此事﹕“顷黄贞甫汝亨已由进贤令内召还﹐贻汤义仍《牡丹亭记》﹐真是一种奇文。”万历三十三年五月十七日，黄汝亨离开奉贤任所，六月十七日先回到杭州，由此可知“四梦”善本的刊刻，应在三十二年底至三十三年五月之前。万历三十二年甲辰，张世伟(异度)与汤显祖次子大耆邂逅于金陵，崇祯刊本《张异度先生自广斋集》卷十五《汤常博义仍先生》载有此事：“甲辰，晤其仲子大耆，南都一见语合，问谓余云：‘家君大慕兄，有书寄兄曾达否?’从而索复书，余谓实未见寄。渠言已刻集中。时匆匆别去，不成复。”从两人对话中透露一个信息，此时大耆正在南京为其父刊印《临川汤海若玉茗堂文集》(即金陵文棐堂刊印的《玉茗堂选集》)。万历时金陵刊刻戏曲的唐氏书坊主人，大多来自江西金溪。金溪与临川毗邻。明代同属抚州，万历间“四梦”的刊本大多数由江西老乡所刻印。在刊印文集时，可能中间又插印了这四本传奇，致使资金受到影响，从而延迟了文棐堂刊印本《玉茗堂选集》的竣工，直至两年后才刊印出来。而且将文集中准备收录散文和书信删去。汤氏所说的“四梦”，是对自己剧作的“总称”，还是指四本传奇的“合刻本”?我认为应该是指前者，其原因有三：一是，如果不是单本刊行而是“合刻”，黄汝亨就不会只赠给沈德符一本《牡丹亭记》，而应当赠以全套“四梦”，不然有失礼貌和人之常情;二是，如果为“合刻本”，卷首应当有汤显祖自撰或请友人撰写的总序，可是此序既不载于各种刊本的汤氏文集中，也不见于其友人的任何记载，足见根本就不存在汤氏自刊“合刻本”事。三是，吴敬编印《玉茗堂乐府》，是“汇若士先后制，合而刻之”。假如“四梦”已有新刻合刊本问世，作为汤氏挚友的晚辈就不必再迫不及待的“合而刻之”。

吕天成《曲品序》云：“予舞象时即嗜曲，弱冠好填词。每入市，见新传奇，必挟之归，笥渐满.”他广泛搜罗当时刊行的各种曲本，早在万历三十年，就开始撰《曲品》，后几经修订，终于在万历三十八年(1610)完成此书 。《曲品》中著录了汤显所创作五种传奇，说明这一年之前，《紫箫记》和“玉茗堂四梦”都以刊本的形式在社会上广泛传播。今皆有万历间刻本传世者，汤显祖所创作的四本传奇，今有万历间的刻本传世者，《紫箫记》创作于万历五至七年之间，有金陵唐对溪富春堂、唐绣谷世德堂刊本;《紫钗记》则有万历三十年(1602)继志斋本行世;因为《牡丹亭》最受读者欢迎，所以当是刊本较多，有万历间金陵唐氏文林阁、槐塘九我堂和七峰草堂等刻本、万历间刻本，以及万历四十五年(1617)石林居士序刻本;《南柯记》仅有万历间金陵唐振吾刻本;《邯郸记》也只见万历间一种刻本。这三记的坊刻本都没有刻书牌记，很难断定其具体刊刻年代。当时金陵等地的书商为了牟利，竞相刊印小说戏曲，像汤氏的戏曲作品一旦问世，在其还是传抄时，就会不胫而走，而坊刻本则可能出现得更早一点。汤氏大概不满意坊本，才有“四梦”善本之刻。当然，也不排斥上述诸本中，有的可能和“四梦”善本有关联(如金陵唐氏所刻《牡丹》、《南柯》二记)。

《玉茗堂乐府》既然“汇若士先后制，合而刻之”，很可能是黄汝亨带到杭州的汤氏戏曲“四梦”善本，或者先汇集诸坊刻本，再用“四梦”善本进行校订。因无存本比勘，目前只能如此推测。

那么吴敬究竟编刊于何时呢?只要搞清《玉茗堂乐府总序》的撰写时间，这个问题也就会迎刃而解。“总序”的结尾说：“因作呓语数行弁其首，以偿昔之许序‘二梦’而未果者。” 所谓‘二梦’，是指《南柯记》和《邯郸记》。他们刊印前，汤显祖曾请吴氏作序，他也允诺。可是直到万历三十二、三年间，“二梦”已经有了刻本，他上未能兑现自己的诺言。当吴敬请他为《玉茗堂乐府》写序，吴之鲸总觉有一种负疚感。“总序”中既云“昔之”，说明他对汤氏的允诺，不是近一两年的事，已经过去相当一段时间。他科举蹭蹬失利，但他功名心切，几乎每试必应。万历三十四年丙午(1606)，吴伯霖忙于参加乡试，当然无暇他顾。万历三十七年己酉(1609)，他终于中举，授江西浮梁知县，不久卒于任所。因此，“玉茗堂乐府总序”只能写于这一年前，当在万历三十五、六年之间，而吴敬所编刊的《玉茗堂乐府》也成于此时。

汤显祖“玉茗堂四梦”的明代合刻本，万历间有臧懋循改订本《玉茗新梦四种》，但已失去汤氏原作的风貌，先可不计算在内，今尚有存本传世的，如万历末柳浪馆评点本“临川四梦”、天启四年张弘毅着坛刻本《玉茗堂四种曲》(但这四种曲并未刻完，只刊出《牡丹亭》)、明崇祯间所刻沈际飞独深居点定本《玉茗堂四种曲》、明末刊本《汤义仍先生四种曲》等。在这四种中虽然以柳浪馆本刊刻最早，其他几种都在万历末期以后，可以看出它们的刊刻的时间，都在《玉茗堂乐府》之后，因此“玉茗堂四梦”应当是汤显祖戏曲集的最早合刻本。其他合刻集的刊印显然要受到它的影响。

四《玉茗堂乐府》遗存

茅暎刊所刻朱墨套印本《牡丹亭》，其插图有“庚申中秋写”的题字，“庚申”为明泰昌元年(1620)，此本当刻于这一年。茅元仪既然在《批点〈牡丹亭〉序》中，提到了《玉茗堂乐府》，说明直到泰昌间这个“合刻集”仍然在流行。后来虽然失传不为大家所知，但我们仍能在现存的戏曲选集和汤显祖戏曲的各种版本中探索到它的遗存。如：

(1)明止云居士编、白云山人校本《新镌出像点板北调万壑清音》卷七，收有《牡丹亭》中《冥判》、《还魂》两折。这个戏曲选集是西爽堂在明代天启四年(1626)所刊刻。这是吴氏刻的选本，所选《牡丹亭》的折子戏，当然会出自吴敬所编刊的《玉茗堂乐府》。

(2)明泰昌间茅暎朱墨套印本《牡丹亭》，茅元仪在序中称“家季校其原本，评而播之”。此剧也应以《玉茗堂乐府》为底本﹐可是与今存万历间刻本、万历四十五年刊石林居士序本(此两本最接近原刊)比较，刊印者作了不少改动﹐多少要失去原著的特色。因为此本的批语出于臧晋叔的“四梦”改本，可能受其影响而加以改动。

(3)《玉茗堂乐府》今虽然不见传本﹐但从独深居点定本“玉茗堂四梦”可以看出其原貌。独深居点定本“玉茗堂四梦”卷首，列有《总序》、《会序》二篇，今仅存目录，而缺原文，可能是上版开雕时才删去。只在每剧前保留点定者沈际飞的《题词》和汤显祖的原序或题词。这个《总序》如果是沈氏所撰，绝不会轻易抽掉。此本自称用的是原刻本，且强调“四传奇本勿可改也……存大美以著本色”。可见这个《总序》，或许就是吴伯霖所写的《玉茗堂乐府总序》，独深居点定本可能也是以吴敬刻本为底本。日本学者根ケ山彻对今存各种刊本的《牡丹亭》作了认真细致的比较，可以看出独深居点定本《牡丹亭》与万历间刻本﹑石林居士序刻本﹑玉海堂刻本、朱元镇校刻本以及柳浪馆﹑蒲水斋﹑词坛双艳﹑安雅堂﹑汲古阁等本一脉相成﹐文字基本相同﹐它们应当是同一个版本系统(参见《明清戏曲演剧史论序说》，创文社2002年版)。这些刊本最接近汤氏的原著。尤其是石林居士序本的刊刻在诸本之上。此本现存台湾，它分为四卷本和两卷本﹐四卷本为初刻﹐插图精美﹐但文字有讹误﹔二卷本则对前本的文字进行了校订﹐也最能反映出汤显祖原著的风貌。

二○○六年九月十八日于京郊寓所

《戏曲研究》第七十二期“遂昌汤显祖国际学术研讨会”专辑，文化 艺术出版社，2007年1月返回搜狐，查看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