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先秦时代，诸子哲理与历史著作中，就已经有植物寓言的出现，而且题材丰富且形象多变，为植物寓言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根基。 唐宋时期，古文家寓言和拟人传体植物寓言，则开创了植物寓言的不同风格。 到了元明清时期，植物寓言更是推陈出新，百花齐放，可說是各体兼备，且成绩斐然. 本章分三节，依次讨论先秦，唐宋，元明清三大植物寓言的发展情形。
先秦两汉时期
先秦两汉的植物寓言，是中国古代植物寓言发展的雏形阶段。这个时期的植物寓言大多并非独立存在的单篇寓言，而是以用作举例的故事形态存在，以辅助陈说诸子哲理或政治主张； 此外，植物寓言的寓言性质不甚强烈，比如借助虚拟故事与角色以寓说言外之意的用意并不明确，常常还是被当作文章之中一个比喻性质的桥段运用，还没有自觉性、成熟性的寓言创作。
然而先秦两汉植物寓言的形制天然，语言淳朴，寓哲理智慧于简单朴素的故事中，犹如璞玉未经雕琢，而美质蕴于内；篇幅多半简短，情节也较单纯，没有绚丽的文采与繁复的典故，常常以最原始简单的形式，在叙述故事之后，留给读者寻思和意会的空间。
先秦植物寓言，多穿插于诸子典籍当中出现，其中包括了儒、道、法、杂的各家著作，也有少数篇章蕴涵在历史著作之中。 在这些论理著作中出现植物寓言的有《晏子春秋》、《论语》、《孟子》、《庄子》、《韩非子》等，历史著作中则以《战国策》中的植物寓言最为突出。
初具雏形的植物寓言——
初具雏形的植物寓言应从《橘逾淮为枳》，《佛肸召》，《拔苗助长》三则故事说起，其情节生动转折、形象逗趣逼真、可以说是众所熟知的寓言名篇； 但其中的植物形象仅作为平面之寓意象征，未有立体动态的植物角色，因此只能说是植物寓言发展中的雏型之作。 即使如此，这三篇植物寓言，还是能够带来深远的影响，成为后世创作的典范。 其中的植物象征，甚至成为人们琅琅上口，传诵不绝的词汇，《逾淮为枳》、《匏瓜徒悬》、《系而不食》、《拔苗助长》等，用语之精炼，意涵之警醒，都得力于植物意象之新颖与丰富。这 三篇杰作是中国古代植物寓言发展当中的重要里程碑。
《橘逾淮为枳》——为《晏子春秋》 内容，记述春秋时代齐国名相晏婴的言论思想与事迹， 虽然为先秦晏婴所著，其实是为战国时人搜集有关晏婴事迹编辑而成。 情节生动、形象鲜明、语言个性化、富有传说故事的文学色彩。
《橘逾淮为枳》在晏子机智敏锐的言论中，引用橘、枳的比喻，化解楚王的刁难； 其比喻象征意涵深入人心，可说是植物寓言发展初期的重要作品：
晏子将至楚，楚闻之，谓左右曰：「晏婴，齐之习辞者也。 今方来，吾欲辱之何以也？」左右对曰：「为其来也，臣请缚一人，过王而行，王曰何为者也，对曰齐人也，王曰何坐，曰坐盗」。 晏子至楚，王赐晏子酒。 酒酣，吏二缚一人，诣王。 王曰：「缚者曷为者也？」对曰：「齐人也， 坐盗。 」王视晏子曰：「齐人固善盗乎？」晏子避席对曰：「婴闻之，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葉徒相似，其实味不同。 所以然者何？水土異也。 今民生长于齐不盗，入楚则盗，得无楚之水土使民善盗耶！」王笑曰：「圣人非所与嬉也，寡人反取病焉」。
寓言中以枳橘为喻，若生长于淮南的是滋味香甜的橘，生长于淮北就成了臭苦不堪的枳，虽外观相似，内涵实质则大不相同，以此作为比喻，来讽刺楚国水土环境不良而使民偷盗，无关乎齐国人的素质。 这一类的寓言以陈述人物言论的方式，引植物作比喻，以寄托寓意。 枳，橘的形象鲜明，给予后世很大的启发，是最早运用果实成功形象地比喻来寄托的文章。
《佛肸召》——出自儒家典籍《论语》，由孔门弟子和再传弟子汇集孔子言行而成。虽然是以语录体思想类著作，却有几篇征引故事的手法来暗喻事理，也被认为是具有寓言围的雏形之作。《佛肸召》虽以人物对话为主，却包含前因后果的简要事件陈述，并且拿匏瓜这一植物的果实，当作人物剖白心迹时的重要比喻，从这里可看出植物寓言的早期创作的简单型态。
佛肸召，子欲往。子路曰：「昔者由也闻诸夫子曰：『亲于其身为不善者，君子不入也。』佛肸以中牟畔，子之往也，如之何？」子曰：「然，有是言也，不曰坚乎，磨而不磷？不曰白乎，涅而不缁。吾豈匏瓜也哉？焉能系而不食？」。
《佛肸召》中的匏瓜比喻才无所用之人，也属于以植物为喻的篇章。《论语》中一些寓言的萌芽，与比喻紧密联系在一起，如“割鸡焉用牛刀？”和“吾豈匏瓜也哉，焉能系而不食？”即是比喻又是寓言的萌芽，这些都能使抽象的道理具体化；《佛肸召》所运用的匏瓜比喻，可以说是匏瓜寓言的萌芽，只是它以最原始简单的型态呈现。
《拔苗助长》——由战国之思想家，教育家，散文家孟子（轲）所作，以孔子之道，倡仁义，王道之说，标榜唐虞三代，后人封为亚圣。此文比喻生动有趣，轻快灵活，与寓言渊源深厚，《拔苗助长》在植物寓言的发展中有着关键地位，故事中因为栽植禾苗不得其法，急切强求，而导致禾苗枯槁，暴露自身愚昧无知的宋人典型，跨越文学领空，让后代无数人自省反思，警惕借镜的深刻典型。宋人有闵其苗之不长而揠之者，芒芒然归，谓其人曰：「今日病矣，予助苗长矣。」其子趋而往视之，苗则槁矣。天下之不助苗长者寡矣，以为无益而舍之者，不耘苗者也。助之长者，揠苗者也，非徒无益，而又害之。
《拔苗助长》可作多层面之引申，以宋人急切地培育禾苗，欲速则不达伤害了农作的题材，得出「欲求速成反致危害」的主旨，从植物的「栽植之道」出发，从而开展寓意，说明了一则成功的寓言作品，其寓意的宽广性和多义性。
《庄子》植物寓言形象和思维的创新——
庄周（前369？—前295？），战国杰出思想家，散文家。其学无所不窥，主张万物齐一，虚静无为，逍遥自得。庄子借助寓言、重言、创作出意出言外、怪生笔端、谑弄讽嘲、机趣横生的独特散文风格。所作《庄子》一书实乃道家之经典，更是中国古代寓言的宝库。其中，植物寓言亦为不少，开拓了植物形象的运用，寄寓深远的哲理意义，将植物寓言的形象和意境，提升至另一种高度，可谓形象和意境的飞跃与创新。因此，《庄子》的植物寓言，犹如一个明亮闪耀的宝石，在先秦植物寓言的沙河中，最为光彩夺人，价值非凡。其价值展现，分下列两点说明：
（一）塑造多样植物形象
《庄子》中的植物题材，以树木居多，写出了各式各样的树种，各有不同的意义，令人耳目一新。包括樗树、栎社、楸柏桑、与大木等。植物形象丰富鲜明、寓意深刻，在先秦植物寓言中，展现植物题材创作的丰富性和文学运用的想像力。
由于庄子对大自然观察细密，体验深刻，且又富有灵感，因而其笔下的动植物的形象就特别生动，多采多姿。无论是鲲鹏雀鸠、龟蛇蚌鳖、大椿雁鹅、还是海鸟蜗牛、鵷雏腐鼠、鱼猴蜩羊、栎树马蹄、朝菌蟪蛄，无不新鲜有趣。庄子把大量植物作为寓言对象，为寓言的创作开辟了一条新的途径，这种现象，在先秦寓言中也是少有的，就是在国外的寓言创作上也很少见到。
《庄子》塑造寓言形象的文学功力高超，加上富有瑰奇浪漫的想像，因而天地之间各类各种五花八门之热闹景象，都能被化用于寓言当中，当作寄托哲理的对象。《庄子》开启了崭新的创作途径，将无法言说，无法行动的静态花木，赋予了蓬勃的生命力与奔放的热情，引领出趣味盎然、新奇有趣的寓言形象。庄子于美学、文学为主；以天和天、大美而不言，力追自然，素朴，恬淡之美。因而，《庄子》中的植物寓言亦表现其散文之自然素朴的美感，结合奇幻新颖的寓言形象，创造出一种瑰奇又纯朴之自然美。
（二）呈现颠覆传统的独特思维
庄子的《匠石与栎社》——栎社树之「散木」，「不材之木」形象，成为贯穿唐宋陆续写出探讨树木材用寓言的核心价值。如北宋欧阳修《伐树记》，晚清吴沃尧《投生》等篇，皆从庄子树木的「无用」，「有用」的价值论辩为寓意出发点。
匠石之齐，至于曲辕，見栎社树。其大蔽数千牛，絜之百围；其高临山十仞而后有枝，其可以为舟者旁十数；观者如市，匠伯不顾，遂行不辍；弟子厌观之，走及匠石，曰：「自吾执斧斤以随夫子，未尝見材如此其美也。先生不肯观，行不辍，何邪？」曰：「已矣，勿言之矣！散木也，以为舟则沉，以为棺椁则速腐，以为器则速毁，以为门户则液樠，以为柱则蠹。是不材之木也，无所可用，故能若是之寿」。
栎社树之所以保全性命，得养天年，全在是无用的散木，作成舟船易沉，作成棺椁则很快腐朽，作成器用也容易毁坏，作为门户柱子都易于虫蛀生蠹，不堪久用。从散木的生存道理连结人事，因而使人体悟无所可用乃为长寿之道，不材之木得保天性。这是从匠石叙述散木得享性命不被斫损的道理开展寓言，又从而响应人间世事，得到启发教益。
《五石瓠》，《大樗与狸鼪》，《匠石与栎社》，《商丘大木》，《楸柏桑》，《山木与雁》等篇，植物样貌丰富多变，形象逼真，有的就像智者的化身，给与世人启发与教益；有的用以反衬世人愚昧刻板，不知变通。这些寓言经常围绕着“无用之为大用”，“乘道德而浮游”的处世观点，展现出庄子特有的植物寓言，在想像国度中遨游于无穷哲理的境界。更以其臻于艺术层次的意象语言表达出依意取象、借象涵意的意象融合寓言。这一类的寓言告诫世人破除对“有用”的执迷，以达到超越“定用”的圆通境界，其寓意思想高度亦让后世难以望其项背。
风格务实的《韩非子》植物寓言——
韩非（前280？—233？）战国思想家，散文家，为法家集大成者，力倡君主集权，执法用术，尚功近利，其文气势雄健，犀利峭刻，冷峻透辟，又善用故事，寓言，说理严密，形象生动。韩非所著书《韩非子》的植物寓言，亦展现此务实质朴，深刻致用的风格，更多取材于日常生活所見所闻，与《庄子》充满想像、喜以夸张手法表现的植物寓言，恰成两个鲜明的对比。此外，《韩非子》植物寓言多从“种树”之题材入手，并以树木比喻人才，这一类的“种树寓言”也成为其特色之一。可以从这两点论述《韩非子》的植物寓言：
（一）务实风格
《韩非子》的寓言善用日常生活题材，题材来源多为历史故事，民间传说，出于其自创的寓言，也多为历史故事和民间传说的改编，或从生活经验中汲取材料，加以编写为寓言。韩非是个面向现实的人，他竭力把触角伸向浩瀚的历史长河，和纷扰杂沓的现实世界，所以他的故事很少以拟人化的动物，或神异色彩浓厚的神话为题材；也很少出现虚幻的想像和奇异的描绘；而往往以较为平实可靠的历史事迹或现实生活为题材。韩非子寓言风格务实，贴近生活，不作天马行空之想，直接阐述道理。
《韩非子》一书在日常生活可见可闻的植物习性与样貌中，体会出政治或人生的道理。韩非子寓言从实际的植物生长与特性，以隐喻人事，尤其着重于种树题材的表现。《拔杨容易树杨难》、《隰斯弥不伐树》、《阳虎不善树人》等篇，是其中的代表。
此外，《韩非子》一书中《坚瓠》一篇以坚瓠比喻无益于世，毫无贡献的人，《阳虎不善树人》以橘柚比喻知恩图报的良才，枳棘比喻恩将仇报之奸人。韩非善用故事、寓言、来揣摹刻画人心，人性。
（二）种树寓言
韩非植物寓言的取材，侧重在表现对“种树之道”的阐述类比。从平实的植木、伐木的学问中，联系政治及处世的道理。韩非子寓言对植物栽植之道的探讨，主要是针对杨树、橘、柚、枳、棘等树木的生长习性和特质发挥，并与寓意结合，这对于后来形成的种树寓言，有一定的影响。如《拔杨容易树杨难》〉就杨树的特性叙述：
陈轸贵于魏王，惠子曰：「必善事左右，夫杨横树之即生，倒树之即生，折而树之又生。然使十人树之而一人拔之，则毋生杨；.以十人之众，树易生之物，而不胜一人者何也？树之难而去之易也.子虽工自树于王，而欲去子者众，子必危矣」。
《拔杨容易树杨难》掌握杨树调节力强，容易生长的特性来作比喻，说明即便如杨树般容易生存成长的树种，不论横树，倒树，折而树之，皆可存活，然而当有人意欲除之，虽仅一人除之，犹有十人树之，则其同样难以保命，因为种树之道，大自然法则即为“树之难而去之易”，破坏永远比建设容易。此则寓言借着种植杨树作为比喻，要为官者以为警惕，一旦反对者众多，再稳固的势力都可能面临崩解危机，更何况破坏力惊人的力量，远胜于建设与经营，届时地位岌岌可危也就可想而知了。
又比如《隰斯弥不伐树》、《阳虎不善树人》等篇则是以记叙人物事件为主，以伐树或种树经验为外围事件，从伐木种植的学问当中，关系着重要寓意之所在：
隰斯弥見田成子，田成子与登台四望，三面皆畅，南望，隰子家之树蔽之，田成子亦不言，隰子归，使人伐之，斧離数创，隰子止之，其相室曰：「何变之数也？」隰子曰：「古者有谚曰：『知渊中之鱼者不祥』夫田子将有大事，而我示之知微，我必危矣。不伐树未有罪也，知人之所不言，其罪大矣。」乃不伐。
阳虎去齐走赵，简主问曰：「吾闻子善树人」虎曰：「臣居鲁，树三人，皆为令尹，及虎抵罪于鲁，皆搜索于虎也；臣居齐，荐三人，一人得近主，一人为县令，一人为候吏，及臣及罪，近王者不见臣，县令者迎臣执缚，候吏者追臣至境上，不及而止；虎不善树人」主俯而笑曰：「夫树橘柚者，食之则甘，嗅之则香；树枳棘者，成而刺人；故君子慎所树」。
隰斯弥洞察田成子心意，本欲伐树以迎其意，却在使人伐树的当下豁然醒悟，先行逆料他人心意可能带来的危机，遂止而不伐；后者阳虎为君举才的结果，却换得忘恩负义，被反咬一口的下场，从而感叹不善树人。这就好像大自然中种树的道理一样，种得橘柚香而甘，种得枳棘却成而刺人，让人联想人事作为，培育人才也不可不慎。两则寓言从人物的立场开展故事，叙说植物所蕴含的道理，再与人之作为相连结，在叙事当中借着植物题材以衍生寓意。
《战国策》寓言拟人植物
《战国策》国别体史书，一般认为由秦汉间人杂采各国史官或策士的史料，笔录编纂而成，非一人一时之作。内容主要为当时策士谋臣纵横捭阖的外交活动和有关言词主张，反映战国时代错综复杂的历史，其文长于记事，且夸张渲染，大量运用寓言，比喻，风格生动活泼，铺张扬厉。书中的植物寓言，率先运用了拟人植物角色，使其成为贯穿故事的灵魂。这样的植物寓言，更加活泼生动，趣味十足；因为植物角色形象是立体的，有生命力的。它们能够言语思想，具备主动的行为能力，已非操控于人物之手的被动性工具；如此一來，由植物角色自己来演说的故事，更能使人感到新奇，然后自然而然地接受虚构故事背后的真理。即使拟人手法运用简略，刻画不够精细，《战国策》植物寓言，仍是先秦植物寓言发展上的一大迈进。
（一）率先运用拟人化手法
《战国策》是先秦文学中，寓言作品最丰富精彩的一部史书著作/最为人们熟知的《鹬蚌相争》、《狐假虎威》、《南辕北辙》、《土偶与桃梗》、《画蛇添足》等寓言，皆出自《战国策》。由这些出色而具代表性的寓言作品，可以看出《战国策》以写作人物和动物寓言最为成功，且成功以拟人化手法，将物之自然特点与某种人的社会特性有机地巧妙地结合在一起。《战国策》植物寓言篇数虽不多，却在植物寓言的发展上有着重要的意义。因为《战国策》植物寓言也将拟人手法运用在植物角色的创造上，植物角色成形，成为贯穿故事的要素，更加接近现代所谓植物寓言的定义。
《战国策》寓言中以植物为角色者极少，仅《树杨拔杨》中的杨树，及《柱山两木》中不知品种的树木，不过两篇寓言中，植物都有重要地位；而且，《树杨拔杨》就杨树在人类栽种下的生长状况发挥，依然没有离开与人物的互动；《柱山两木》中，树木在神灵化后，具有情绪、思想、对谈的秉性，相较之下，后者更有变化，亦增趣味。
《战国策》寓言另一个比较显著的特点，就是常用拟人化手法来叙述动物故事，这些动物寓言的出现，往往显示了作者的浪漫主义与写实主义相结合的创作倾向。
《战国策》寓言拟人手法的发挥运用，不仅出现在动物寓言中，更在仅有的两篇植物寓言《少年胜神丛》、《柱山两木》中，表现了以拟人化手法叙述植物故事的浪漫风格。运用少年与神丛的竞争约定，苏秦与柱山两木的对话，反映出作者的大胆想像与极度夸张。
《战国策》寓言作为策士之辞，纵横家之言，游说之士的工具，引用有趣的寓言和巧妙新奇的比喻，来达到成功游说的功效，因而自然形成其故事的虚构夸张与富有极强的渲染力。
（二）言语生动的拟人植物角色
应侯谓昭王曰：「亦闻恒思有神丛与？恒思有悍少年，请与丛团。曰：『吾胜丛，丛籍我神，三日不胜丛，丛困我。』乃左手为丛投，右手自为投，胜丛，丛籍其神；三日丛往求之，遂弗归；五日而丛枯；七日而丛亡。今国者，王之丛；势者，王之神，籍人以此，得无危乎？臣未尝闻指大于臂，臂大于股，若有此，则病必盛矣」。 《少年胜神丛》
苏秦为赵王使于秦，反，三日不得見。谓赵王曰：「秦乃者过柱山，有两木焉。一盖呼侣，一盖哭，问其故。对曰：『吾已大矣，年已长矣，吾苦夫匠人，且以绳墨案规矩刻镂我』一盖曰：『此非吾所苦也，是故吾事也。吾所苦夫铁钻然，自入而出夫人者.』今臣使于秦，而三日不見，无有谓臣为铁钻者乎？」《柱山两木》
前者由假借人以神性的树丛最终枯亡，来说明假借人以权势的国君亦岌岌可危；后者苏秦借柱山两木的「呼侣」与「哭泣」，来表明自身遭王疏远的处境。这两则寓言中，植物角色已成了有血有肉，活灵活现的代言者，虽然一则假借神灵之性使之拟人化，一则是在人物的话语中复生，令人见到植物形象的生命力，是植物寓言发展中拟人植物角色萌芽的重要阶段。
《少年胜神丛》借少年和神丛打赌相斗的故事，来论说政治上大权旁落的灾难，提供为君子作为借镜。神丛将其神籍与人，也就失去其赖以维生的根本，等于是自取灭亡的不智行径。因此，为君者当明白所处之地位，和此地位所赋予之权势，必须审慎掌握权势，在众人觊觎之下，明辨时局情势，不受群小蒙蔽，不被巧言煽惑。若轻易将权柄受以他人，致使地位陷落，则将陷入难以挽回的地步。因此，清楚地画分权势轻重，明确地区隔地位高低，可说是使政权稳固，止息斗争的重要法门。
《说苑》两汉植物寓言的代表——
两汉时期的植物寓言篇数中，内容题材上的创新较少，在寓言故事集中收录的篇章，亦多先秦寓言的改编，在艺术手法上的加工改造，有的增加情节的细腻铺陈，有的对寓意更明白交代，更多仅是文字的微幅更改。如《橘生江北为枳》、《择人而树》等篇，皆是承袭前代寓言的作品。
由西汉学者，散文家刘向（前77—前6）所作《说苑》中的《橘生江北为枳》与《晏子春秋》之《橘逾淮为枳》故事原型雷同，仅文字叙述有些许差异，内容情节并无二致，故事的承袭性鲜明：
晏子将使荆，荆王闻之，谓左右曰：「晏子，贤人也，今方來，欲辱之，何以也？」左右对曰：「为其来也，臣请縳一人，过王而行。」于是荆王与晏子立语，有縳一人过王而行。王曰：「何为者也？」对曰：「齐人也」王曰：「何坐？」曰：「坐盗」王曰：「齐人固善盗乎？」晏子反顾之曰：「江南有橘，齐王使人取之而树之于江北，生不为橘乃为枳，所以然者何，其土地使之然也，今齐人居齐不盗，来之荆而盗，得无土地使之然乎？」荆王曰：「吾欲伤子，而反自中也。」
《说苑》收集的植物寓言篇数不少，又成功运用象征手法，反映天人相应的思维，可说是两汉植物寓言的代表。分以下两点说明：
（一）成功运用象征意义
所谓象征，是指在语文中，由于理性的关联与想像，社会的约定俗成，使用具体的意象来表达抽象的观念与情感，或使用一种看得见的符号来表现看不见的事物的一种修辞技巧。在植物寓言当中也常运用象征的手法，以表达抽象的观念、理念、思想、情感。
象征，通常是一个具体的意象或物体，由于其本身特性或意义上的关联，而代表或指涉另一个更大的意义，或较抽象的观念。例如，红十字符号代表医疗救护，国旗以图案和色彩象征国家，西方的狮子象征勇猛，百合花象征纯洁。以一物比拟另一物，隐喻则不直说，以一物暗指另一物；但不管是明喻还是隐喻，所比拟的都必须呈现出来。象征则是以一物代表更抽象，普遍、宏大的事件，观念或意义，象征物本身的呈现。
《说苑》中《桑谷》、《桥与梓》、《三苗同秀》、《萍实与商羊》等篇，都运用象征的方式，让植物形象更加饱满，代表了更深远的意义，而不只是单纯的植物题材，可以说是运用象征手法，以传达寓意十分成功的植物寓言之作。如《桥与梓》是以桥木之高耸而仰，象征父道；以梓木俯下之姿，象征子道，阐明人伦尊卑之意味浓厚，这使得桥木、梓木在具体的植物形貌之外，多了抽象深刻而且普遍为人熟知的象征意涵，可以引发人们直接的联想和共鸣。这也使得寓言除了表面故事情节之外，也有了故事深层的寓意象征。
（二）反映天人相应的思维周明仪<植物与文学文化>谈论古人看待包括花草树木在内的自然之不同角度时说：
中国古代思想看待自然的方式，可分为三种类型：一是对自然力量的敬畏膜拜，因此对于山林川谷，风雨雷电，动植矿物靡神不宗的心理；一是将人类道德，政治或人事比附于自然之上的“天人相应”思考模式；一则是在文学表现中的移情作用，文人将主观情感投射于自然，因此万物有情，更可以是人格化的隐喻或象征。
对自然界“天人相应”的思想在《桑谷》、《三苗同秀》、《萍实与商羊》三篇可见这样的思维发生在草木上的异象，不同于人们往常所见，就给予人们无穷的遐想与解释的空间。《三苗同秀》：以三苗贯桑而生，同为一秀，大几盈车，来象征天下之合而为一，四方之民感德来朝。《萍实与商羊》以得获大如斗、美如蜜的萍实，象征霸王者吉祥之象。《说苑》植物寓言的特色，就是植物之象征在寓言中清楚可见，指引人物的作为，成为施政，行为的重要参考与指标，也反映植物寓言在此一时期具体的社会功用。
《桑谷》：指桑、楮二木是不祥的祸殃之征，而君主若能自诫，勤政为善，则祸端自散：
殷太戊时，有桑榖生于庭，昏而生，比旦而拱。史请卜之汤庙，太戊从之。卜者曰：「吾闻之，祥者，福之先者也，见祥而为不善，则福不生；殃者，祸之先者也，见殃而能为善，则祸不至。」于是乃早朝而晏退，问疾吊丧，三日而桑榖自亡。
《桑谷》记叙殷太戊时，一日，在天子之庭长出了桑，楮二木，且越加繁茂，桑，楮不生于泽野，而长于天子之庭，古人视为一祸殃之兆。故太戊知所警惕，早朝晏退，问丧吊疾，展现关怀民生，用心国事的作为，三日而桑谷自亡。全篇寓言由一「农作异象」出发，写出上天给与君王的警醒，而能够善自悔过，则灾祸不至，隐喻了悔改向善，知所进取的力量，足以扭转頹局劣势的用意。
《桑谷》在《说苑》之卷「君道」篇中，阐论为君之道的用意，论述国君在治理国家，统治人民时，所应具备的品德修养和原则方法。太戊谨慎于异象，而后用心于国政的故事，来告诉为政者，治国理民当虚心以对，对于各种征兆能够戒慎恐惧，并且力图革新。对于一个桑谷生于庭的现象，尚且能够如此小心求证，筹思对策，那么面对国政大事，苍生福祉，将可能投入之心力时间，只怕是远远超乎一般人的了。不逃避，不推诿卸责，勇于承担，勇于悔过，方是为人君者，在治国理民上必须具备的修养。惟有具备这样的风范修养，才能虚怀纳见，真心接受良好的建议，并且不受到无妄之言的蒙蔽。返回搜狐，查看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