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绪二十二年，任湖南长沙府益阳县知县，后改湖南长沙府湘阴县知县。次年捐同知；光绪二十七年，任湖南衡州府常宁县知县。次年任湖南南洲直隶厅通判。他为官心系百姓，避免了多起流血冲突。赵润生代理益阳知县时，益阳产锑矿，但当地人惑于风水之说，聚众2000多人，准备围攻矿务局，声言要杀人，形势一触即发。危机之下，赵润生向乡民陈说利害，反复晓喻。因赵润生操守较好，为当地百姓办了不少实事，百姓对他颇有好感，围攻者怕暴乱会给赵润生添乱，于是，一场即将流血的大冲突得以平息。

光绪二十三年，赵润生补授湘阴县知县，当时设立电话线杆，老百姓担心电话线给他们带来不利，先是怀疑，后是恐惧，继而骚动，纷纷将电杆砍倒，上司发怒，便想派兵捕杀一二人以示警戒。民可疏，不可堵，历史上因滥杀百姓而激起民变的事不少，虽然官、民冲突于官不利，但百姓往往是更遭难的，于是，他亲自到乡里沿途解说，使百姓释疑，此后再无砍电杆事件发生，从而不动一兵一卒便避免了一场悲剧的发生。

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七月初六，赵润生因脑溢血，卒于南洲直隶厅通判任上，享年56岁。南洲士民得知赵润生去世的消息，许多人都为之痛哭流涕。宣统二年(1910年)，由湖南巡抚杨文鼎及湖南众绅士分别上疏朝廷，将事迹载入《清史循吏传》。说他“宦湘十年，凡四易任所，至案无留牍，必严查保甲以清良莠。每决一讼，必两造均服始具结；下乡轻骑减从，夫马必自备，遇儒者殷殷教诲若子弟，豪强巨猾必严惩不少贷……”

赵润生为父教子有方，常为人们所称道。他一心希望寄托于儿子。赵炳麟《庭训录序》说：“先君望麟甚殷，每寄一书，谆谆不惮详尽。”当赵炳麟入翰林院时，赵润生撰《翰林说》送儿子，谓“国家优养翰林，不责小成而期大效”，希望赵炳麟当闭门谢绝酬答，趁少壮精力，考究中外古今治乱成败，一旦被国家重用，则可以“指挥四方，无所不通”。

儿子在御史记名的试用阶段，赵润生又告诫赵炳麟“言事宜持大体，毋毛举细故，毋以讦为直”，又集古代谏官贤者30人、不肖者50人的事迹，汇为一册，名《御史法戒录》，邮寄京师，希望赵炳麟好自为之。他以格言形式写就的《训子大概》12条：一、审时势，酌进退。二、谦交君子而不可流于党；善避小人而不可结为仇。三、谨言语，不可说他人之短；惜笔墨，不可书时事之非。四、君前不可轻奏事；友前不可乱上书。五、读书必须明体达用；作事不可急功近利。六、度量要宽宏，性情要忍耐。七、谈笑不可近讥诮，应对不可斗针锋。八、精明须蕴于浑厚；浑厚须藏以精明。九、亲友以情相爱；尊长以礼相敬。十、心贵谦和，气戒骄傲。十一、当用之财不可吝惜；非分之宠不可邀求。十二、御下宜抚之以恩，感之以情，制之以礼，临之以智，使彼不忍欺我，不敢欺我，不能欺我。

赵润生所列这十二条做人的道理，无非望子修心养性，在险恶的官场中，趋利避害。又有《临别训子书》，说赵炳麟“性太急，急则易近于躁：凡遇一事稍有不顺，则直指其谬，遇一人稍有不正，则直斥其非。此我大不放心处”。

他解释自己不是教子以不直，而是“直有直道”。作为言官，所谓“直道”是谏君规友，“须择用直之地，审用直之时，度用直之势，以成用直之功，而不至招用直之过。”朋友相处“语言尤贵谦和，即遇乖僻之人，意见多偏，言词甚谬，更或以刻薄之言讥我、讪我、鄙我，只可付之一笑，不可针锋相对，此击彼攻。”“交朋处友，最宜和而不同，群而不党；涉世持躬，尤宜秉正不阿，中立不倚；自命虽大，不可急功近名；读书虽多，必须明体达用。”他要求赵炳麟“在在需要留心，时时需要着意。笔墨一字不可妄写，言语一句不可轻发；朋友信札，只可叙情，不可论人、论事；平日著作，只可述古，不可贬人”。赵润生又说自己年老力衰，感到当今办事，诸多棘手，而炳麟弟妹少不更事，希望炳麟读书养气，作为弟妹们的准绳和楷模。赵润生心中的准绳和楷模是：“人生在世，总要立定做人脚跟。”1922年，赵炳麟在山西省太原编辑出版《赵柏岩文集》，特意把赵润生教子各信编为一卷，冠于自己文集之首，称为《庭训录》。

赵炳麟生时，母梦天竺居士(天竺指古印度，这里泛指佛僧)入室，故取字竺垣；中年号养真子；晚年有感于清王朝的灭亡，以“我清人也，万事皆空”，自号清空居士，表示自己的清高。民国初避袁世凯洪宪之忌，隐居家乡，筑室柏岩，故又号柏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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