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 Guin：女性叙事的背袋理论

厄休拉·勒古恩 / 著

庄泽曦 / 译

在温带和热带地区，当人科动物 （hominid）演化成人类时，他们的主食仍是蔬菜。在旧石器时代、新石器时代和史前时代，这些地区的人类饮食中的65%-80%是蔬菜；而只有在极北地区，肉类才是主食。身材魁梧的猛犸象猎人占据着洞穴岩壁和人们的头脑，但我们为了生存和脂肪的所作所为其实是收集种子、根茎、树叶、嫩芽、坚果、浆果、水果和谷物，还有昆虫和软体动物，我们还织网诱捕飞鸟、游鱼、大鼠、兔子以及仍未成熟的虾米，并用它们补充蛋白质。而且我们甚至从未花大力气投身于这些事情，至少比农业发明以来在奴役其他地区居民的事情上要懈怠得多，也比发明文明以后的工薪阶层的工作要轻松得多。对一个史前人而言，想过上美好生活平均每周只需劳作15个小时。

每周用15个小时为生存打拼，意味着有很多时间留作它用。如此多的时间或许会让那些还未生育的、躁动不安的人想方设法去丰富他们的生活，比如磨练烹饪或唱歌的技能，或者思考那些非常有趣的想法，例如，决定偷偷摸摸地刺杀一头猛犸象。于是，技巧娴熟的猎人便跌跌撞撞地带回了一大堆肉、一大捆象牙，还有一个故事。改变人类的并不是肉，而是故事。

说好一个令人难忘的故事并不简单，比如我说这个故事：我找到了方法砸碎谷壳，取出了野生燕麦的种子，然后我又砸了一个，又砸了一个，又砸了一个，又砸了一个，接着我挠了挠飞虫叮的小包，同时Ool说了个有趣的事情，接着我们去小河边喝了口水，又盯着小蝾螈看了一会儿，忽然我发现了另一片野生的燕麦……不，故事可没那么简单：谁能想象我是怎样把长矛深深刺入泰坦般巨大的，全身长着绒毛的巨兽的侧身，当时它的大象牙刺穿了Oob的身体，让他扭动着尖叫，任鲜血如洪水般喷得到处都是，而我用弓箭一下射穿了它的眼睛，并直捣大脑，Boob就被压成了一团血浆，因为它猛地落地。

这个故事不只是个“动作剧”，还是“英雄题材的”。英雄是强大的。在不知不觉中，那片野生燕麦田里的男人和女人，他们的孩子还有工具制造者的技巧、智者的思想以及歌者的乐曲全都组织在了一起，并一起服务于这个有关英雄的传说。可是，这并非他们的故事，而是他的故事（译注：即his story，因此这里暗指“历史”）。

英国作家弗吉尼亚·伍尔夫（Virginia Woolf）和她的小说《三个畿尼（Three Guineas）》

当弗吉尼亚·伍尔夫计划撰写后来的著作《三个畿尼（Three Guineas）》时，她在笔记本上写下了一个标题——“词汇表”：她想用这种新的写作计划重新塑造英语，并讲出一个截然不同的故事。在这张词汇表里有个条目是“英雄主义（heroism）”，但被写成了“botulism（酒囊主义）”1。而“英雄（hero）”这个词则被写成了“bottle（酒囊）”。把“英雄”写成“酒囊”，这是严谨的重新估值。而我现在提议把“酒囊”写作“英雄”2。

我这个“酒囊”指的不仅是装杜松子酒或葡萄酒的酒瓶，而是一切有容器之意的普通事物，一个能包容它物的东西。

要是你没有个东西来容纳它物，那吃下去的食物只会直肠子出，即便像燕麦这样食之无味弃之可惜的东西也一样。要是你有一堆燕麦，你也只能尽可能多地填满自己的胃，而胃就是你的第一个容器。不过，要是你第二天早上醒来发现天气又潮又冷，便决定拿手里那把燕麦塞进小Oom的嘴里，让她多嚼嚼免得吵闹，但除了肚里那坨外，就只剩手里那把了，你又该怎么办呢？你得起身跑去那潮得要死的燕麦田，而且要是你有个东西能用来放婴儿Oo Oo，是不是就可以双手开工了呢？所以说，容器不是个好东西嘛？一片叶子、一只葫芦、一个贝壳、一张网、一个袋子、一个吊袋、一个麻袋、一只瓶子、一口锅、一个盒子都是容器。它们是主导者，也是接受者。

“最早的文化装置（cultural device）可能就是接受者……许多理论家认为最初的文化发明产物肯定是用来盛装收集劳动成果的某种容器或类似吊袋或网兜的东西。”

伊丽莎白·费舍尔《女性创作（Women’s Creation）》

这是伊丽莎白·费舍尔在《女性创作（Women’s Creation）》中说的（McGraw-Hill, 1975年出版）3。但不是这样的，不可能是这样的。我相信，最早的发明是那根又大又长又硬的东西，一根兽骨，就像电影里那个猿人用来猛击他人的兽骨，紧接着他狂喜着收获了史上第一场蓄意谋杀，然后把它扔上了天空，旋转着变成了一艘太空飞船冲进了宇宙，让它受精，并在电影中生产了一个可爱的胎儿，当然是个男孩，他漂流在银河系里，却没有一个子宫，甚至没有母体（这够诡异了吧）？我不知道。我甚至不在乎。这不是我要讲的故事。我们都听过这个故事，我们都听过这些刀枪剑戟和烧杀抢掠的故事，听过这个又长又硬的东西的故事，但我们从没听过什么能放东西进去的故事，听过能容纳事物的容器的故事。那是个新故事，也就是新闻。

译注：

1. “Botulism”在现代英语中意为“肉毒杆菌（中毒）”，其词源同“酒瓶（bottle）”无关，而是拉丁语中的“香肠（botulus）”。而这个拉丁语词是奥斯坎-翁布里亚语借词，意为“肿胀的”，演变自原始日耳曼语中的“kwe þ uz（子宫）”。在这里，勒古恩和我们玩了一个字谜（她的好友哈拉维也喜欢玩这种字谜），我们可以把“botulism”一词的词义演变过程当成其论述内容的题解：如果说男性叙事窃取了、篡改了史实，那他的窃取和篡改行为至少能在这个词中看出端倪。另外，意为“肉毒杆菌（中毒）”的这个巧合着实具有讽刺意味，目前社会的僵化困境难道是冥冥之中注定的嘛？

2. 这张词汇表是伍尔夫在1930年代中期写在其读书笔记本中的，但在小说里她并未使用这种“新式英语”，这本笔记可以看出伍尔夫的女性主义思想。

3. 伊丽莎白·费舍尔（Elizabeth Fisher），美国人类学家，女性主义学者。

而且还是个老掉牙的新闻。你只要想想就知道，在以前，在很久以前，在武器以及后来的豪华而无用的工具发明以前；在有用的刀子和斧头以前；在后来必然发明的冲击锤、研磨机和挖掘机以前，（要是你没有能装下大量土豆的工具，那你何必要画那么多土豆呢）在你发明向外发力的工具以前，我们首先制造了能将力量带回家的工具。对我而言，这才说得通。所以，我是费舍尔在人类演化问题上提出的所谓“背袋理论”的信奉者。

这个理论不仅解答了演化理论中大量晦暗不明的问题，也避免了大量意义不明的讨论（主要围绕老虎、狐狸以及其他常见的陆生哺乳动物所做的讨论）。就我个人而言，它还以一种前所未见的方式在人类学研究领域，甚至在我心中扎下了根。因为，要是将文化阐释为起源于并发展自用那种又长又硬的东西捅刺、拍打和杀戮的那种东西，那我就无法想象自己能成为或像成为这种文化的一份子。（莉莉安·史密斯 4发现“弗洛伊德误以为女性缺乏文明教养是因为她们少有忠于文明的。”）这类理论家认为，他们谈论的社会和文明显然是仅属于他们的，是他们所拥有、所喜爱的。而他们才是人类，完整的人类，拍打、捅刺、贯穿又杀戮的人类。可我也想成为人类，所以我得寻找自己生而为人的证据。但如果我也学着那样，制造武器杀灭另一套理论，可以预见我要么是最残废的人类，要么就根本不是人。

就是这样，他们说。你生而就是一个女人。有可能根本不是人，但至少是有缺陷的。那么现在，在我们继续讲述这个男人高升为英雄的故事时，请保持肃静。

我要说的是，继续走，走到野生燕麦田里去，把Oo Oo放在吊袋里，让小Oom提着篮子。而你可以继续讲猛犸象是如何压扁Boob的故事，讲该隐如何砸死亚伯的故事5，讲核弹如何落在长崎，燃烧弹如何砸中村民，弹道导弹如何降临邪恶帝国，以及人类在高升过程中的每个步骤。

译注：

4. 莉莉安·史密斯（Lillian Smith，1897-1966），美国作家，曾在1919-1925年在湖州女子中学担任音乐课主任。

5. 农民该隐由于羡慕牧民亚伯而乘其不备将后者杀死，这是圣经故事中人类历史上的第一场谋杀。

如果说把你喜欢的、有用的、好吃的或漂亮的东西放进背包里、篮子里，或用树皮和树叶卷起来，或用你自己的头发或其他什么东西编成一张网，包起来带走，带回家，带进那个能装下人的更大的袋子里，带给其他的家人（home being），再把它们拿出来和家人共享、食用，或把它们存到更坚硬的罐子里留着过冬，或放入药包（medicine bundle）、神龛或博物馆这类神圣得令人崇敬的地方，然后等第二天醒来再做一遍同样的事情，如果这些算是人事（human thing）的话，如果这么做也算个人，那我就算是个人了。那我总算成了个彻彻底底的、自由自在的、开开心心的人。

印第安原住民的传统药包

不，如前所述这是个没有侵略性的毫无战斗力的人。我只是个生气的老妇人，带着手提包躺着的老妇人，和流氓斗争的老妇人。尽管我并不认为这么做很英勇，也没人这么觉得，但这仍然是你必须要做的一件恶心事儿，因为只有做了你才能继续收集野生燕麦，并讲好你自己的故事。

这是个期待变化的故事。这是隐蔽了我的人性的故事，是猛犸象猎人讲述拍打、刺杀、强奸和杀戮的故事，是所谓英雄的故事。这是个精彩却有毒的酒囊主义故事，是个杀戮者的故事。

2019年电影《高草丛中》剧照

有时候，总感觉这个故事就快收尾了。感觉它再也讲不下去了。感觉我们中的有些人能在野生燕麦田里，在外星球的玉米地里，好好想想该如何讲述另一个故事，或者好好想想该如何了结这个旧故事，然后再讲一个新的。但这都是感觉。问题是，我们都让自己成为了这个杀戮者故事中的一员，所以我们也会随故事的落幕而终结。因此，我必须赶紧去选择另一个故事的讲法、它的主题和话语，那是一个还未讲述的故事，一个生活的故事。

这是个没人熟悉的故事，不像杀戮者故事那般容易编好，也很难不假思索地让嘴皮子自动说出来。不过，“还未讲过”这个说法有点夸张了。人们曾用同样的话语和方式讲过无数遍有关他们自己的生活故事。比如创世的神话和变化多端的鬼怪故事、民间故事、笑话、小说，等等等等。

小说从本质上讲不是英雄主义的。当然，英雄在小说里常掌管一切，但他的帝国主义本质和不可控的冲动常在他妄图操控一切并推行严刑峻法时，操纵其不可控的那部分，最终杀害他自己。所以，英雄通过其喉舌，这些立法者所下的严刑峻法主要是：1）让叙事形状成为箭头或矛头形，从故事开端直奔主题，然后——砰一声！——命中目标（并刺杀这个目标）；2）小说在内的各种叙事的核心是冲突；3）如果英雄不在小说里，那这个故事就不好玩了。

我想说的故事完全不是这样的。我要说的是当然是一个叙事形状类似麻袋或背袋的故事。一本书把握其词句，词句又把握其事物，而这些事物又都有其意义。小说就像一个腰包，掌管着各式各样具体的事物，而这些事物都无比强大地关系着彼此，关系着我们。

英国小说家H·G·威尔斯1898年发表的科幻小说《世界大战》

小说元素之间的一种关系可以是矛盾，但要是把小说概括为仅仅是矛盾，那也是荒谬的。（我读过一本写作指南，它说一个故事必须看上去像是一场战争，要一步步讲解其战略、攻势和胜利，诸如此类的东西）在被构思为背袋、子宫、盒子、房屋或药包的叙事中，冲突、竞争、压力、斗争可以被视为必要元素，但它本身却不能称其为所谓的冲突或和谐，因为我的目标既不是得出什么结论，或陷入复杂的漩涡中，而是把故事一直讲下去。

总之在小说的背袋里，英雄看起来并没有那么英武。他也需要一方舞台、一个基座或一座高峰。你把他放进背袋里，他看上去就像个兔子，或像块土豆。

这就是我喜欢小说，而非英雄故事的原因，因为里面有人气。

那么，当我坐下来写科幻小说的时候，我便拖着个装满东西的沉重背袋，里面装着懦弱的（男）人和愚笨的人，以及比芥菜子还小的东西，还有很多费力织成的网。我用力地让这些网打结，以便让人看清里面卡着一块蓝色的小石子、一座告诉我们异世界时间的无法正常运转的时钟，还有一只老鼠的骨架。背袋里装满了有头没尾的东西，装满了起点、失落、变换和转译，那些比矛盾更诡秘的东西，比阴谋和欺骗更难代表凯旋的东西，还装满了搁浅的宇宙飞船、失败的任务和迷茫无知的人。我想说，把这个从野生燕麦里摘出谷子的故事说话并不简单，虽然我不能说是完全不可能的。可谁说写小说是件简单的事儿呢？

《解救普罗米修斯的赫拉克勒斯》：在勒古恩的叙述中，所谓赫拉克勒斯式的普罗米修斯，其实是个语言游戏。因为普罗米修斯并非赫拉克勒斯般的神话人物。事实上，被困于高加索山的前者正因为后者的诡计才得以救赎，但一个人又该如何分身而不乏术呢？

如果科幻小说是现代技术的神话，那它的神话必定是个悲剧。“技术”或“现代科学”（就是这两个词的通常含义，指的是建立在不间断的经济成长过程基础上的，未曾被人经验的硬科学和高科技）是一场英雄主义式的未完的事业，那 赫拉克勒斯式的普罗米修斯曾在故事中凯旋，而它的终章也不免沦为悲剧。这种虚构曾被也仍被具体化为一场场凯旋——男人征服了地球、太空、外星人、死亡、未来等等等等，但同样也是一场场悲剧——那启示录，那大屠杀，那时候或那当下。

2012年电影《普罗米修斯》剧照

但是，要是有人能规避这种技术-英雄模式的线性的、进程式的时间线（杀戮线），并将技术和科学重新定义为主要的文化背袋（载体）而非统治武器（工具），那么它能孕育一个令人欢喜的副作用，即科幻作品就不再是什么顽固不化的狭隘领域，也不必一定要有普罗米修斯和世界末日，而是，事实上才能更不像个神话叙事，而是现实主义叙事。

这是一种奇怪的现实主义，但也是一种奇怪的现实。

Ron Miller和Tony Masters根据弗兰克·赫伯特（Frank Herbert）的小说《沙丘》绘制的场景

像所有严肃文学一样，如此构思的科幻小说，无论多么荒诞，都是人们尝试描述一个实际上仍在发生，事实上还是人们可感可知的故事，是在尽力描述如何让人与装在这宇宙的麻袋和肚肠里的、在这过去的子宫（起点）和这过去的坟墓（终点）里的万事万物互联相通的故事，一个无尽的故事。在这个故事里，就如在所有虚构故事里一样，总有足够的空间容得下男人，容得下他在那里翻天覆地，但也有足够的空间容得下大把大把的野生燕麦，以及它们的子子孙孙，还有唱给小Oom的歌谣，Ool讲的笑话，以及盯着蝾螈的一举一动，因为故事从来都没讲完。在这个背袋里，总有种子还得去采摘，总有地方装得了漫天星辰。

— 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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