退休后的日本行,制造现代的桂离宫

书接前文,1953年,在格罗皮乌斯的引荐下,西班牙现代主义建筑师塞特被任命为GSD新任院长及建筑系主任。

GSD的新任院长及建筑系主任塞特(José Luis Sert, 1902-1983),左三是桢文彦。

格罗皮乌斯卸任后,没有了学院事务缠身;世界那么大,他想去看看。

1954年,在洛克菲勒基金会的资助下,格罗皮乌斯夫妇开始了他们的环球旅行,造访了夏威夷、斐济、澳大利亚、菲律宾、冲绳等地。在澳大利亚期间,受到著名建筑师哈里·塞德勒的热情接待。

澳大利亚建筑师哈里·塞德勒(Harry Seidler, 1923-2006)邀请格罗皮乌斯夫妇参观其设计的罗斯住宅(Julian Rose House, 1950),1954

最后,在出身包豪斯的建筑师山脇巌的邀请下,格罗皮乌斯夫妇于5月抵达日本。著名的拼贴画《包豪斯结局》就出自山脇巌之手。

格罗皮乌斯夫妇在日本的海边,1954

早在包豪斯时期,日本具有前瞻性的艺术家及建筑师就已经与格罗皮乌斯产生联系。山脇巌和妻子山脇道子 (Michiko Yamawaki, 1910-2000)曾于1930-1932年在德绍包豪斯学习,三年前还有水谷武彦 (Takehiko Mitsutani, 1898-1969);建筑师山口文象 (Bunzo Yamaguchi, 1902-1978)于1930-1932年在格罗皮乌斯的柏林办公室工作,正是他们为日本的现代设计铺平了道路。

包豪斯的日本学生山脇巌(Iwao Yamawaki, 1898-1987)创作的《包豪斯结局》的拼贴画(The attack on the Bauhaus, 1932)

实际上,19世纪后半叶,日本主义 (Japanism)现象已在西方广泛传播。自1854年起,当美国使日本开放港口进行贸易活动时,日本的艺术品便开始销售到西方,这对即将来临的改革实用艺术的运动起到了重要的催化作用。

梵高曾临摹了日本画家安藤广重著名的浮世绘作品;所谓的波士顿东方主义者 (Boston Orientalists),包括爱德华·莫尔斯 (Edward Morse, 1838-1925)和欧内斯特·费诺洛萨 (Ernest Fenollosa, 1853-1908),则成为了日本文化的名副其实的推动者。西方艺术家很快从模仿传统的日式风格,转变为从中汲取灵感,以进行更深刻的理论思考。

安藤广重(1797-1858)的《大桥骤雨》(左)以及梵高(Vincent van Gogh, 1853-1890)的仿作(右)

这种现象也对建筑产生了明显的影响,赖特即对日本艺术产生了浓厚的兴趣。1905年,赖特首次访问日本后,还在他设计的东京帝国饭店建造期间,于1916年至1922年间,在日本住了很长时间。

赖特,东京帝国饭店(The Imperial Hotel, Tokyo, 1922),幸存于1923年的关东大地震,然而在1967年被拆除。

时年71岁的格罗皮乌斯是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拜访日本。在日逗留的三个月间,他发表演讲,与粉丝友好互动、并帮助成立了位于东京,受包豪斯影响的桑泽设计研究所。

格罗皮乌斯和桑泽设计研究所(Kuwasawa Design School)的创始人 桑泽洋子(Yoko Kuwasawa, 1910-1977)在一起。 桑泽设计研究所是日本第一家继承包豪斯理念的设计教育机构,半个多世纪以来,这里 为现代日本设计提供了实验场所,培养了大量活跃于日本和海外各个领域的设计师。

不过,对格罗皮乌斯而言,最重要且印象深刻的是, 在日本建筑史学家浜口隆一陪同下,参观了包括伊势神宫、桂离宫、龙安寺、严岛神社等在内的一系列著名建筑。

格罗皮乌斯夫妇和浜口隆一(Ryūichi Hamaguchi, 1916-1995),1954。 浜口隆一是丹下健三在东京大学的同学,他于1947年发表了《人文主义建筑》(Architecture of Humanism)一文,成为第一批关注传统问题与现代建筑关系的文章之一。

格罗皮乌斯夫妇在日参观,1954

这个遥远东方国度的传统建筑给这位现代建筑大师造成了深深地震撼。他穷极一生所追求的建筑理想,在这里却是早已如此。他在写给伊萨克的信中兴奋地说道,

日本凭着绝对的、独特的天赋走在了前头。

后来,格罗皮乌斯对于日本建筑的思考细致地记录在了《日本建筑》 (Architecture in Japan)一文中,1955年发表在耶鲁大学的建筑刊物《展望》 (Perspecta)上,1960年又收录在他和丹下健三合著的 《桂离宫:日本建筑的传统与创新》中。书中的摄影作品来自美国出生的日本摄影家石元泰博,装帧设计来自拜耶。

左:格罗皮乌斯和丹下健三(Kenzo Tange, 1913-2005)合著的《桂离宫:日本建筑的传统与创新》(Katsura: Tradition and Creation in Japanese Architecture, 1960)。右:美国出生的日本摄影家石元泰博(Yasuhiro Ishimoto, 1921-2012)。

文章中,格罗皮乌斯认为,日本传统建筑已经具备了现代建筑所有的基本特征,已经找到了许多我们探索已久的答案:

简单、住宅和庭院的室内外关系、模数化平面和预制、可移动隔墙,空间的可变性和多用性,同时多样性的表达,从而达到了一种整合所有个体努力通用的形式语言。

虽然手工艺正在让位于工业化,而逐渐失去在现代世界的立足点,而日本人的优势似乎是,他们仍然在个体主动性和自愿服从共同原则之间取得了完美的平衡,并存在于传统建筑中。他所信奉的“多样的统一”的建筑哲学,以及包豪斯的思想经验,在这里得到了惊人的证实。他希望东方文化能够

帮助西方世界恢复被忽略的价值,使我们看清生活中已缺失的体验。

格罗皮乌斯在参观桂离宫,1954

桂离宫

在众多的日本传统建筑中,最令格罗皮乌斯惊艳的就是京都的桂离宫。他在参观之后,更是激动地写了张明信片寄给远在巴黎的柯布西耶,

亲爱的柯布,我们一直为之奋斗的一切在古老的日本文化中存在着相似之物。当你置身于这样一个有两千年历史、充满着文化智慧的空间中,你将会同我一样兴奋!在我所知的范围内,日本建筑是最好、最现代的,而且是真正预制的。

格罗皮乌斯寄给柯布的明信片

寥寥数语难掩格罗皮乌斯对日本传统建筑的惊叹和赞许。次年, 柯布西耶也立即借东京国立西洋美术馆项目出差之际,在坂仓准三的陪同下,游览了桂离宫。

柯布西耶和坂仓准三(Junzo Sakakaura)参观桂离宫,1955

柯布西耶,东京国立西洋美术馆(National Museum of Western Art),1959

在《桂离宫:日本建筑的传统与创新》中,不论是格罗皮乌斯、丹下健三的文字,还是石元泰博的照片,都力图发掘并表现桂离宫中的“现代构成美学”。为了获得一种蒙德里安式 (Mondrianesque)构图,立柱、横梁、门窗等线性元素被突出强调,而坡屋顶中的曲线元素或其它形式特征则被有意地排除在画面之外。 他们有意识地在桂离宫与自己的设计理念之间建立联系,进行选择性的解读,试图将其塑造成一个现代主义的历史佐证。

《桂离宫:日本建筑的传统与创新》内页,石元泰博故意处理为黑白照片,并进行裁剪,以便重新构图。

而对比石元泰博于1983年出版的第二本著作《桂离宫:空间与形》,差异是如此之大,以至于很难相信这是同一座桂离宫。

石元泰博所著的《桂离宫:空间与形》(Katsura Villa: Space and Form, 1983)

不过,在矶崎新看来,格罗皮乌斯只是重复了布鲁诺·陶特的观点,尽管格和丹下健三都对陶特只字未提。

陶特于1933年来到日本,在日生活的三年间,他写下了多本有关日本传统文化和建筑的著作。正是通过他的介绍,桂离宫第一次出了现代主义的话语中,因此,陶特也被公认为是桂离宫的“发现者”。矶崎新曾不无夸张地评价道:

日本现代建筑始于陶特对桂离宫的评价。

隈研吾 (Kengo Kuma, 1954- )也声称,从陶特的书中,学到了许多关于自己国家的东西,他对日本文化的考察如此深入,令人惊异。

陶特将日本建筑的发展归纳为正反两条线:虽然桂离宫、日光东照宫都受到佛教建筑的影响,但东照宫并没有回应地域特征与气候,其建筑本身已被装饰取代,是对中国佛教建筑的拙劣模仿。

桂离宫和伊势神宫则融合了社会习俗、工艺传统、当地材料、气候条件,从而很好地回应了特定的文化与地域特征。通过这样的解读,桂离宫开始被普遍视为日本美学的典范。

矶崎新(Arata Isozaki, 1931- )和其所著的《建筑中的日本性》(Japan-ness in Architecture, 2006)

在矶崎新2006年出版的英文著作《建筑中的日本性》中,他追溯了制造桂离宫过程中重要的三个节点:陶特、堀口舍己、丹下健三。解读桂离宫对他们现代主义的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矶崎新认为,我们今天所知道的整个桂离宫主要分三个阶段建造,每个阶段都引入了新的设计方法。这些异质的层次很难通过一个统一的解释来揭示,因此,即使桂离宫在又一个五十年的时间里——现代主义发展时期——再次引发了连续的解释,这似乎也是很自然的。

布鲁诺·陶特(Bruno Taut, 1880-1938)和堀口舍己(Sutemi Horiguchi, 1895-1984)

对于陶特的论述,需要参照战前日本现代主义者的政治诉求来解读。当时,日本现代主义运动在政治层面受到了国家的打压,同时需要与基于帝国主义意识形态的折衷主义建筑风格“帝冠样式”相抗争。简言之, 陶特的介入作为象征性事件,日本建筑师希望借助他这个“外来和尚”,来对抗将日本现代建筑赶入死胡同的“帝冠风格”。于是,桂离宫成为反对复古主义的新模式出现,成为现代主义美学的典范。

二战期间,堀口舍己对桂离宫的解读,才提供了一个真正复杂的叙述,并致力于将陶特的观察转化为可行的设计方法。对他来说, 现代主义者所钟爱的桂离宫,只是他们观念的投射,只是一个现代主义美学构建出来的桂离宫罢了。而日本传统建筑的现代特征早已形成,从草庵风茶室 (soan-style)到后来的数寄屋风格建筑,他将其称为“没有风格的风格 (style without style)”。

最后, 丹下健三在战后的作品中,使日本传统和现代建筑的结合得以实现,桂离宫成为他卓有成效的方法论。

从20世纪30年代到60年代,桂离宫在关键时刻的每次出现,都有不同面容。桂离宫成为一个包含了各种方法的综合体,一个丰富的模棱两可的文本,一个不断被重新阅读的对象。因此,作为话语的桂离宫成为了神话,而与其存在的建筑和庭园无关。

桂离宫还是那个桂离宫,桂离宫已经不是那个桂离宫。

格罗皮乌斯在日本,1954

除了参观传统建筑,格罗皮乌斯对日本年轻建筑师的实践也极为关切。他在杂志上看到了一位建筑师的作品,很是喜欢,决定实地看看。获此殊荣的建筑师就是当时正在东京工业大学教书的清家清。

日本建筑师清家清(Kiyoshi Seike, 1918-2005)

清家清于1941年毕业于东京艺术学院(现东京艺术大学),后于1943年毕业于东京工业大学。在太平洋战争服役后,任教于东京工业大学,并在1962年获该校工学博士学位,晋升为教授。出自清家清研究室的建筑师,包括日建设计的林昌二 (1928-2011)及其妻子林雅子 (1928-2001)、篠原一男 (1925-2006)等。

清家清希望通过住宅设计反映人们对家庭生活的看法。他欣赏现代的民主家庭生活,而非传统的父权制;他试图通过消除墙壁,将整个房子变成一个房间来最大限度地利用有限的空间;他认为家庭成员应该分享很多空间和活动。这些想法在当时都是非常激进的。他的设计,不仅结构和平面构成新颖,而且在有限空间中,为家庭提供了一种有趣的生活方式。

接到格罗皮乌斯的请求电话后,清家清兴奋地带他参观了最近完成的三座小住宅,包括斋藤助教授之家 (1952)、宫城教授之家 (1953),以及自宅 (1954,后来成为日本登记在册的物质文化遗产)。格罗皮乌斯最喜欢的还是斋藤助教授的家,将其描述为

日本建筑传统与现代技术之间的幸福婚姻。

清家清,斋藤助教授之家,1952年建成,位于东京市大田区,占地面积71平方米。清家清利用位于斜坡上的其余地基,并在其上建造了轻巧的水平扩展建筑,房子好像漂浮在空中。日本建筑史学家藤森照信(1946- )更是赞誉斋藤助教授之家是“木质版范斯沃斯住宅(Farnsworth House)”。

之后,格罗皮乌斯还邀请清家清加入TAC,English is very破的清家清在美国度过了短暂的几周时间。据说,格每周会支付清家清100美元的费用。

说一个插曲:10多年后,TAC做了一个学校项目,虽然没有明确的文献留下来,但从形式来看,几乎完全“抄袭”了桂离宫。

TAC,大通学习中心(Chase Learning Center),1965

格罗皮乌斯也指出了日本年轻建筑师所面临的问题:战后重建、社会形态、住宅短缺、人口过剩、生产及生活方式等。比如,建筑师面临着一种两难境地:要么把笨重的现代家具塞进一个传统的小房子里;要么在经济不景气的时候采用西方的计划,大幅度地增加房子的面积。

他批评年轻建筑师,如今常常愿意舍弃掉所有日本传统建筑的优点,

他们的新宠变成密实的、不可移动的混凝土墙,似乎对于他们来说,混凝土墙体现了他们想要赋予现代住宅的力量和坚固。

格罗皮乌斯坚信,日本传统建筑仍然孕育着未实现的潜力,这需要通过一茬一茬的后浪,来继承并发扬传统建筑的伟大精神,比如,禅宗、茶室等。他的论述似乎预示着不久后,来自篠原一男、矶崎新、黑川纪章、原广司、安藤忠雄等众多建筑师的实践。

班纳姆在《日本当代建筑1958-1984》 (Contemporary Architecture of Japan 1958-1984)中,也表达过类似的担忧和希望:

担忧的是,西方现代建筑永远无法达到同样的简洁与精致;希望的是, 日本的现代建筑可以走上一条与西方不同的发展道路,保持现代建筑应有的理想化的纯净形式,成为简洁、纤细、轻盈、通透的密斯作品的异国版本。

格罗皮乌斯认为, 一个当代艺术或建筑学学生,都应该去日本旅行,一定会获得不可估量的好处。结束日本之行的格罗皮乌斯,并没有直接回美国,而是专程去了另一个神秘的国家。

那么,是哪个国家,发生了什么,且听下回分解。

特别感谢@纸方君为本系列绘制的封面图片

「 格罗皮乌斯的苟且与远方」

扩展阅读

Katsura: la villa imperial. Electa, 2004.

Walter Gropius, Kenzo Tange, Yasuhiro Ishimoto. Katsura: Tradition and Creation in Japanese Architecture[M].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60.

Arata Isozaki. Japan-ness in Architecture. MIT Press, 2006.

Arata Isozaki, Yasuhiro Ishimoto. Katsura Villa: Space and Form. Rizzoli, 1987.

沃尔夫冈·费勒,张鸣镝译. 日本茶室与空间美学.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9.

杨涛,魏春雨,李鑫. 作为现代主义宣言的东方传统:3位西方建筑师与桂离宫. 建筑学报. 2017(09,10).

藤冈洋保. 20世纪30年代到40年代日本建筑中关于“传统”的想法与实践——通过现代建筑的滤镜转移日本建筑传统. 时代建筑. 2014(01).

林中杰. 丹下健三与新陈代谢运动——日本现代城市乌托邦.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2011.

L·本奈沃洛. 西方现代建筑史. 天津:天津科学技术出版社. 1996.

www.domusweb.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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