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治四年（1865年）五月曾国藩在给四弟、九弟的信中说：“吾不望代代出富贵，但愿代代有秀才。秀才者，读书之种子也，世家之招牌也，礼义之旗帜也。”（《曾国藩家书》）
曾国藩这一观点其实来自张英。张英认为要想家族长盛不衰，最好的路径就是读书。他说：“每见仕宦显赫之家，其老者或退或故，而其家索然者，其后无读书之人也；其家郁然者，其后有读书之人也。”（张英，《聪训斋语》）
张淳一门八个孙子，个个都是读书人，至少是秀才，虽逢乱世，而读书的种子不绝。一旦政局稳定，国家急需人才，科举取士势在必然，则张氏一族的仕宦生涯又将重新开启。
不过，在纪连海的《历史上的父子宰相——张英 张廷玉》一书中，张英之父张秉彝既是读书人，又打铁营生，这是怎么回事呢？
张秉彝，字孩之，号拙庵，生于明万历二十一年（1593），卒于康熙六年（1667）。前半生（47岁前）在明，后半生在清，横跨两个朝代。
纪连海的《历史上的父子宰相——张英 张廷玉》以“张秉彝降清”为题，对其作了专门介绍。其言：
“1610年，张秉文中进士。因为这层关系，张秉彝也成为贡生……但是，在明末那个特殊的时代，在北京的日子并不好过。因为在那个时代的北京，受着来自李自成的大顺政权和皇太极的大清政权的双重夹攻。因此，在那里的每一个人，都随时有着各种各样的生命危险。也正是因为如此，在北京的张秉彝已经没有心思生活在这里了，他选择了放弃。放弃在北京读书的生活，回到老家桐城，继续过着他的那种平凡的生活。平凡的生活又是什么样的呢？打铁呗！张秉彝打铁的技术可是桐城附近十里八村都很有名气的。在家生活的张秉彝有着非常好的人缘……此后，老家桐城的日子也越来越难过了。因为，张献忠、李自成的农民起义军曾先后在桐城一带与明朝的政府军激战。长期的混战，再加上没完没了的天灾，使这里的生活日益困苦……这个时候的张秉彝在思考着这样一个问题：天灾人祸何时了？百姓如何才能过上安稳的日子？就是在这种大的背景下，随着清军的入关，清王朝对全国统治的确立，张秉彝也和这个时候的绝大多数国人一样，选择了归顺大清王朝。”（纪连海，《历史上的父子宰相——张英 张廷玉》，北京，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2008年4月第1版，P47—49。）
这段叙述有几个小问题，一是张秉彝是在北京国子监读书吗？二是回乡后的张秉彝打铁营生吗？而最大的问题是：张秉彝降清了吗？
据张英所撰《先考拙庵府君行述》，张秉彝“十五补博士弟子，精攻制举业，以廪例入南雍，名噪士林者三十余年，历成均（成均：相传为远古尧舜时的学校，后指天子之学的中心场所，明清时为国子监。）岁久，考授别驾，未仕，优游林泉者又二十余年”。（张英，《先考拙庵府君行述》，《张英全书》，江小角，杨怀志点评，北京师范大学出版集团，安徽大学出版社联合出版，合肥，2013年6月第1版，431页。）那么，张秉彝读书的地方叫南雍，即南京国子监，而不是北京国子监。明成祖朱棣将首都迁至北京，在北京建立了国子监，但南京的国子监还保留了，于是设在北京的国子监被称为“北监”或“北雍”，而设在南京的国子监则被称为“南监”或“南雍”。
其二，张秉彝是打铁营生的吗？张英所撰的《先考拙庵府君行述》并无半字涉及，这也许可以理解为是为尊者讳，以塑造祖先的光辉形象。但据张英《恒产琐言》记载：“先大父戊子年（注：1648年）析产，予得三百五十余亩；后甲辰年（注：1664年）再析予一百五十余亩。予戊戌年（注：1658年）初析爨，始管庄事。”（张英《恒产琐言》、《张英全书》）张秉彝有八个儿子，七个成年，为张克俨、张载、张杰、张嘉、张英、张夔、张芳，按田产均分原则，则张秉彝有二千亩以上的田地。如此多的田地，虽有儿子可以帮忙打理，但毕竟在未分家之前（张英是1658年正式分家的），田庄管理上的事务主要由张秉彝负责。虽然承租的佃户大抵固定，但要说张秉彝以打铁营生，恐怕也不恰当，至多只是一个副业。再说，张秉彝在乡下、桐城有住所，而常到金陵居住，往来桐城金陵间。如若打铁营生，则不知在何处打铁？
第三个问题是：张秉彝降清了吗？这个问题得简要辨析一下，若说接受了清朝的统治就是投降，则张秉彝降清，当时大多数明朝人都降清了，包括最底层的农民。若降清专指官兵而言，则张秉彝既不是官，也不是兵，无投降之说。据张英记载，张秉彝曾有做官的机会，大概在明亡前夕，官府缺员情况严重，而张秉彝因在国子监读了很长时间的书，挑选时位在前列，被授予州通判一职。有人说：稍微打点一下，可谋得一个好的州啊。张秉彝回来跟夫人商量，夫人说：此时羡慕富贵做官，不如回家归隐。于是夫妇二人回到桐城北山，即老家张家塝。待形势稍稍安定，才入城（即桐城县城）居住，也即归依了清朝政权。由知可见，在明亡清兴的那几年，张秉彝放弃了做官的机会，选择了归隐（较为短暂）。这至多可以说是审时度势，明哲保身，说成是降清实在是抬高了张秉彝的地位。
但是，张秉彝对这个家族的贡献是很大的，事实上，在朝代更迭中，他成了这个家族的维系者。
张淳八个孙子，长房张士维，张秉文是长房长孙，可他长年官宦在外。张士维次子过继，三子夭折，四子张秉彝无形中就充当了长房长孙的角色。家族事务，由他牵头。
一是奉献父母。父母无论是居于乡里，还是侨居金陵，陪伴他的是张秉彝，“孝养诚顺，甘毳（注：美食）之奉，定省之勤，数十年无间。”（张英，《先考拙庵府君行述》，《张英全书》，江小角，杨怀志点评，北京师范大学出版集团，安徽大学出版社联合出版，合肥，2013年6月第1版，432页。）
二是安葬死者。张秉文壮烈殉国，信息传来，时值兵荒马乱，灾民遍野，张秉彝不避凶险，和张秉文的两个儿子一道，奔走几千里，到了山东滕县，找到了家人，然后扶着三具棺材，带着几个孤儿寡母，归葬故乡。不到一个月，母亲受不了这个打击，也去世了。当时一家住在金陵，如此大的丧事接二连三，经济非常拮据。但张秉文经营筹画，各种物件及礼仪都一应俱全，极尽哀荣。张秉彝说：“吾不敢以时绌俭吾亲也。”亲人去世后，张秉彝在墓旁筑庐守墓，墓边的树竞相开花，一片繁盛。“亲殁，庐墓侧，墓树交花”（马其昶《桐城耆旧传》）。堂弟张秉贞去世，各种葬礼典制，张秉彝均大力协助。堂弟张秉哲去世，张秉彝亲自给他含饭（注：古代的丧礼，将珠玉贝米之类放入死者口中），痛哭彻夜。其时张秉彝已经70岁了，兄弟间的情谊老而弥笃。
三是整修义田。张淳及张士维曾购置了几十亩义田，赡养贫苦的族人。流寇侵掠之后，田地荒芜，张秉彝加以整修开辟，不仅保护了田产，还有所扩大。义田的收入，一部分用作家族公祭，一部分周贫、济困、助学，“族之人贫不能婚丧及有志不能就学者，咸赈济之”。（张英，《先考拙庵府君行述》，《张英全书》，江小角、杨怀志点评，北京师范大学出版集团，安徽大学出版社联合出版，合肥，2013年6月第1版，433页）
四是编修家谱。张氏宗谱编修，始于张淳，但当时只有世系图及谱牒，《张氏宗谱》初稿是由张秉彝编辑而成的。在此之前，张秉彝做了大量敬祖收宗的工作，他将祖先坟墓边属于邻家的田地购买下来，遍植松柏，又亲自将张淳等人的墓碑重新树立。1664年，康熙四年，张秉彝担心谱牒散失，开始编辑《张氏宗谱》，一年多终于编成，然后集合族人公告道：“吾家累叶以来，兢兢惟耕读是务，洎大参公登仕版后，实能以忠贞孝友世其家，子孙奉先人训言，以无自陨越。此吾作谱之志也。”（张秉彝，《重修张氏宗谱序》，载《张氏宗谱·卷一》）
在张秉彝身上，还有两件令人称赞的事，一是一件羔裘穿一生，即使破旧不堪也不更换，对声色华丽之类没有一点嗜好，以“惜物力留有余”作为家训，却乐善好施，特别是在流寇侵掠和灾荒频仍的年份，广设粥厂，周济贫苦民众，救活了很多人。二是越高贵越谦卑。张英在京城为官，他寄信告诫张英：“敬者德之基，俭者廉之本，祖宗积德累世，以及于汝，循理安命，毋妄求也！”（马其昶《桐城耆旧传》）要求张英主事致敬，节物以俭，安分守己，乐天知命，体现了一个老父对身为高官的儿子的拳拳爱心。而他自己，虽被皇帝赠封，但“冲然自下，不改寒素”，从不讨债，不当面指责别人过失，只微微地加以劝勉，和乡人及奴仆交往，都一脸平和，从不疾言遽色。
但张秉彝的最大贡献，是培养了张英，这位康熙朝的一代文臣。张氏家族自张英起，才真正开始甲科联翩，英才辈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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