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书速递：什么是文化史（第三版）

彼得·伯克（Peter Burke），英国历史学家。1937 年生，获牛津大学博士。曾执教苏塞克斯大学、剑桥大学，现为剑桥大学文化史荣休教授及伊曼纽尔学院研究员。伯克的研究专长为西方史学思想和欧洲文化史，致力于史学与社会科学理论的沟通，探索文化史写作的新领地。

文化史，昔日学科之林中曾经被那些更为成功的姐妹们瞧不起的灰姑娘，却在20世纪70年代被重新发现。本书书末附录所提供的那一长串按出版时间先后排列的书单可以证明这一点。从此，至少在学术界，文化史尽享其复兴之盛。然而，在电视媒体上播出的历史类节目，绝大部分的内容仍然是关于军事史和政治史，其次才是社会史，至少在英国如此。对于像我这样一个已经从事了此项学科研究四十余年的人来说，这种兴趣的复兴自然极其让人欣慰，但是，我们仍然需要对这种现象做出解释。

本书的目的不只是要明确地解释文化史得以被重新发现的原因，还要明确地解释文化史是什么；更确切地说，是要解释文化史学家所做的是哪些事情，解释他们为什么不仅关注文化的多样性、争论与冲突，还关注于一些共同的问题和共同的传统。在这个解释的过程中，我们试图将两种相互对立但又相互补充的研究路径—— 内部研究法和外部研究法结合起来。

内部研究法将当前文化史的复兴视为对以前研究历史的方法的反动。根据这种来自学科内部的观点，文化史学家所触及的那部分过去是其他历史学家难以企及的。他们强调复数形式“文化”的整体性，从而提供了一种弥补手段，可以克服当前历史学科的碎化状态，即将历史学碎化为人口史、外交史、妇女史、观念史、商业史、战争史等专门领域。

外部研究法，或者说来自学科外部的观点，也有所启发。首先，它将文化史的兴起与政治学、地理学、经济学、心理学、人类学和“文化研究”等领域中发生的广泛的“文化转向”联系起来。这些学科内部发生了转变，至少有少数学者发生了这种转变，亦即他们过去主张不变的理性（例如投票或消费行为理性选择理论），但现在他们的兴趣日益转向价值观，即特定的群体在特定的时代和特定地点所持有的价值观。

美国政治学家塞缪尔·P.亨廷顿的看法的转变就是这种时代变化的一个信号。他认为，在今天的世界上，文化差异比政治或经济差异更为重要，因此“冷战”结束以来我们所看到的，与其说是国际间的利益冲突，不如说是“文明之间的冲突”。知识氛围发生变化的另一个迹象，是文化研究在世界范围内取得了成功。比如在20世纪90年代的俄罗斯，文化学（在俄国的称呼）已经列入高等学校的必修课程。这门课程的主要内容是俄罗斯的认同，通常由以前讲授马列主义的教授来授课，但他们已经从历史的经济解释转向了历史的文化解释。

……（有删节）什么是文化史？这个问题早在一百多年前的1897年就由德国历史学家卡尔·兰普雷希特公开提出。他是一位先驱式的历史学家，同时也带有一些反叛的倾向。但无论如何，这个问题仍然有待于给出明确的答案。读者们可以看到一些诸如长寿、阴茎、带刺的铁丝网、气候、鬼魂和自慰等的文化史。文化这一主题的边界显然扩大了，因此，要准确地说出它到底包括哪些内容，变得越来越困难了。

要解决文化史的定义问题，这里也许有一个办法，即将注意力从研究对象转移到研究方法上去，尽管在这里我们发现仍然存在着分歧和争论。有些文化史学家凭直觉工作，比如雅各布·布克哈特就说过，他凭的是直觉；有些试图采用计量的方法；有些把自己所做的工作描述为对意义的探索；还有一些将重点放在实践和表象上。有些认为自己的目标本质上是进行描述；也有一些认为，文化史就像政治史一样，不仅可能而且应该以故事的形式来展现。

文化史学家的共同基础也许可以这样来表述：他们关注符号以及对符号内涵的解释。符号，无论是有意识的还是无意识的，从艺术到日常生活，处处可见。但是，用符号学手法研究过去，只是众多方法中的一种。例如，裤子的文化史与裤子的经济史就不相同；同样，议会文化史也有别于议会政治史。

无论是众说纷纭也好（持反对态度的人如是说），还是对话也罢（对此感到兴奋的人如是说），最明智的做法也许可以采用让保罗·萨特论人性的那句格言，下这样一个断语：文化史尽管没有本质，但它却有自己的历史。以过去为内容的阅读和写作活动，同其他活动一样，也要受时间的限制。因此，本书会不时地去评论文化史的文化史，把文化史看作一种文化传统的例证，这一传统持续发生转变、不断地适应新环境。

更准确一点来说，每个文化史学家的作品都应该被重新放置于若干个不同的、通常以国界来划分的文化传统中的某一个传统中来看待。18世纪末以来的德意志传统的重要性将在本书随后的叙述中变得越来越明显，虽然直到21世纪，相对来说，德国人对这类历史的重要性做出的贡献还不够。荷兰的传统可以看作是从德国传统中派生出来的，但这一支脉却不断地昌盛起来。英语世界对文化史的态度存在明显的反差，北美有对文化史感兴趣的传统，而英国的传统却是排斥文化史。同样，许多年来，英国的人类学家将自己的学科称作“社会的”人类学，而他们的美国同行却自称为“文化的”人类学。在文化史领域中尤其如此。北美人，尤其是那些说德语的移民后代，都接受或汲取了德国的传统，并在此过程中对它进行了改造。美国人对文化的兴趣与其移民传统之间的联系显然是相当密切的。如果确实如此的话，文化史在英国也应该会有可观的前景。

法国的传统很特别，他们选用别的词，但不管怎么说，避免使用“文化”一词，直到20世纪末仍然如此。他们关注的焦点是文明、集体心态和社会集体想象物。……（有删节）由三四代人所构成的这一历史学派保持着持续的创造力，如此卓然不群，这本身就值得做一番历史的研讨。我个人的看法，姑妄言之：这个学派的领袖们有着超凡的魅力，足以吸引天才的追随者；与此同时，他们又非常开放，能够让这些追随者以各自的方式得到发展。这一独特的传统与所谓的对德国式文化史的“抵制”有一定的联系（尽管这里应该注意到，费弗尔对荷兰人约翰·赫伊津哈十分赞许）。这种抵制在21世纪似乎正在消解，与此同时，法国的史学传统也不再显得那么独特。

在本书后面的论述中，我们将会看到，在更为一般性的文化史中，有些运动或者趋势常常戛然而止。这并不是因为它们已耗尽了潜力，而是因为被竞争者所取代。这些竞争者，我们或许可以称之为“年轻人”，他们总是夸大自己的研究方法完全不同于前辈的，对于他们的知识前辈毕竟还是有一定的真知灼见的，这一点只能留待他们的下一代去发现了。

作为一名文化史家，许多年来，我已经尝试过下文所讨论的许多种不同的研究路径，从研究上层文化和大众文化的社会史、历史人类学到表演的历史。在这里，我想借用埃迪特·皮亚夫的一句话：“我决不后悔。”而且，在我看来，所有这些研究路径仍然在继续产生洞见。

下述各章将按时代的顺序讨论过去、现在和未来文化史写作的主要方法。在讨论一些具体的例子时，就目前对这个已经碎化的领域拥有的有限知识所及，我将试图公平处理不同历史时期、不同地域和不同学术门类的著述。这些学科门类包括艺术、建筑、地理、文学、音乐和科学，也包括纯粹的“历史学”。……（有删节）

（摘自《什么是文化史· 导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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