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在太原 | 孙琨：梦中的起凤街

哉”

自隋开创科举制度，科举举行的时间间隔并没有形成制度。唐朝是一年一次。宋朝一开始沿袭了唐代的一年一次，到宋英宗治平三年（1063年）时“诏礼部三岁一贡举”，自此科举考试制度三年一届被正式确定下来。之后的元代，因为民族原因，科举时断时续。到了明初，明太祖朱元璋在洪武三年下旨恢复科举，其后又因故中断，到了洪武十七年才重开科举，并最终确定了三年一次的时间间隔。那时长年战乱，中原地区人口大减，朱元璋的“移民政策”就起始于此。山西是最主要的移民输出地，洪洞大槐树就是著名的移民纪念遗址。当时即使像山西这样的“人口大省”，太原府管辖二十七个县，几乎包括了整个晋中、吕梁、忻州，在永乐年间，人口总数才492973人。所以说“科举无定年，场屋无定所，应举人数不多”。那时的科考，都是借太原府的衙门作为考场。

明成祖朱棣迁都北京，加强皇权，改革吏治，疏浚运河，注重社会经济的恢复与发展，大力发展和完善军事屯田制度和盐商开中则例，保证军粮和边饷的供给。在中原各地鼓励垦荒，免除赈济。“赋入盈羡”，达到有明一代最高峰。朱棣当上皇帝三年，连续三年保持在三千一百万石以上的税收，按照当时不足一千万户的民户统计，每户平均纳税超过三石。到其孙子登基的宣德年间，经济发展，人口增多，官府衙门已经无法满足山西乡试的需要。山西地方官审时度势，最终选定了这块地方，开始建设山西的贡院。初期建成的是四千个简易的木板考舍。又过了一百多年，到隆庆四年（1570年），地方官因担心火灾的发生，将木板考舍改为砖石结构。万历元年（1573年），在太原南城壁“起登仙桥”，由此“规制备极壮丽，无以复加”

贡院的原址，在当时是都指挥使陈彬的住宅。明初，都指挥使与布政使、按察使并称三司，分掌一省行政、司法、军事。三司互不统属，各对中央负责。都指挥使负责管理所辖区内卫所，以及与军事有关的各项事务，是地方平时最高军事主官。都指挥使陈彬住宅被选中后，“以西南角水池及空地易之”。看来，明朝初期，政治比较清明，作为一省的军事长官，将自己处于风水宝地的住地，交换为“西南角水池及空地”，这位军事长官竟然没有怨言，在现在简直不可想象。都指挥使陈彬新建的住宅位置离自己办公的公署不远，就是如今都司街的陈家巷。贡院的建设，给太原增加了两个新地名。

《乾隆太原府志》载：“贡院，……正统十年，建牌坊三间，额曰‘登明选公’，明远楼额曰‘为国存贤’，又曰‘日监在兹’。了望楼四，额曰‘东观’、‘西璧’、‘斗横’、‘宿嚯’。

供给有所，吏承有房。至公堂七间，弥封对读。誊录、受卷各一所，衡鉴堂五间，藻鉴堂五间。内帘抡材堂七间，五经房十二间，提调、监试、收掌、试卷馆各一区。

万历癸酉，就南城壁起奎光楼、登仙桥，规模壮丽，甲于他省。

又按：山西进场士子，定额四千九百六十名，而贡院号舍旧只四千九百八十二间。乾隆四十五年，增构五百间。”

道光八年（1828年），由于应试者增加，号舍数量仍显紧张，于是再行添建1090座，“前后约八千号舍”。

地方志记载的山西贡院，建筑辉煌，面对城墙马道和坐落在城头的奎星楼，背负文瀛水，大门三楹，前立三门四柱石牌坊，贡院前有“奎光楼、登仙桥，规模壮丽，甲于他省。”在全国的贡院中，山西贡院的建筑规模和建筑艺术已经名列前茅。

那时的起凤街，街南是高大的城墙，斜坡形的马道，紧靠的承恩门，整条街道肃穆幽静。

贡院的东面是太原著名的纯阳宫。《康熙阳曲县志》“纯阳宫在贡院东，明万历二十五年朱新场、朱新祚建。景致优雅，颇称胜境。”

《乾隆太原府志》记载“纯阳宫，在天衢街贡院东。明万历二十五年朱新场、朱邦祚建。相传规画皆仙乩布置，内八卦楼、降笔楼，亭洞幽曲，对额皆乩笔题。碑二，一钟离权乩笔，一李太白乩笔。”两位朱姓乃是生活于太原城内的晋王府宗室。纯阳宫又称吕祖庙、吕仙阁，内中供奉道士吕洞宾。地方志中收录了明朝晋王朱求桂的一首诗，咏唱纯阳宫，“嚣尘不到处，碧洞可栖霞，白鹤时临水，青猿独卧沙，古松邀月隐，修竹弄风斜，闲共山人语，清幽兴最赊”，朱元璋的后代居然有这种跳脱凡尘的超然之趣，应该是地方志的编撰者考虑收录的主要原因吧。

纯阳宫的历史记载同时告诉了我们起凤街的成名时间和缘由。我们现在看到的最早的两种太原街巷图分别编绘于道光中期和光绪前期，这个地图上的起凤街仅仅到云路街，云路街东面没有标注。《乾隆太原府志》记载“纯阳宫，在天衢街贡院东。”这说明，在乾隆年间，这段街道的名称是天衢街，天衢顾名思义是天上的道路，亦可以引伸为天子脚下即京都的道路。贡院的三年一次考试，成功者可以参加京城会试，也意味着到了天子脚下。这条路叫天衢街应该是名实相副的。官府的命名与民间的称呼互相并行，平民百姓的口中，起凤街易读上口，且通俗易懂。在读书人的眼中，起凤街相比天衢街更易让人产生吉祥的联想。久而久之，起凤街逐渐在百姓中统一延伸到了承恩门，取代了天衢街。官府的地图既无法更改官家的正式命名，亦不能不顾民间的统一称呼，只好采取了不标注的做法。

贡院的建成以及历朝历代的扩大，使得贡院成为城内东南占地面积最大的建筑空间，也成为当时太原城最大的建筑群。在贡院的西面，是面积小于纯阳宫的文昌行宫。古代传统的风水理论认为文运兴衰与水体盈缩有对应关系，水盛则文兴、水涸则文衰。在贡院旁边，紧靠文瀛湖建设了掌管文风、文运的文昌帝君的祭祀场所，祈祷提振太原的文风。

起凤街的北面被纯阳宫、贡院、文昌行宫基本占据，南面是高大的城墙，街道在平时行人很少，但每逢三年一次举办乡试之时，贡院及其周边就会一派人头攒动、全省应试士子云集。每场考试入场前均须经过点名、搜检、领卷、对号，所以考生需要在凌晨三点听炮声进场。那时，在起凤街及周围的云路街、纯阳宫街等等，都是提着灯笼的应试士子，星星点点的灯笼在贡院大门前汇成一个巨大的方阵，炮响之后，方阵分散各自进入号舍。无法形容的壮观场景。

现在的高考，每次考试都是一个城市的头等大事，而每个考场的管理成为每次考试的重中之重。科举的乡试，在一个只有几万人的城市，一下有八千人要连续几天拥挤在一个建筑群中，其交通、安全、保卫、监考等等如此纷繁复杂的事物需要有多少人，多少条规定，多少套预案，放到现在，也是一个庞大的系统工程。

三年一次的乡试，在山西仅千分之四的录取率，几千学子，一生苦读，全部的命运就押在了这三场考试上，当他们怀揣着梦想，在这条道路上忐忑不安的行走时，谁能知道，那个美好的愿望是梦还是现实。发榜之后，中举者感叹紫气东来、腾蛟起凤果然灵验。名落孙山的垂头返回，继续刻苦读书，在梦中延续着起凤街三年一次等待发榜的嘈杂声。

起凤街的宁静随着辛亥革命的枪声终止。“1911年10月29日凌晨，山西辛亥革命爆发，起义总指挥姚以价的第一道军令就是攻击满城。凌晨6点，满城外响起第一声枪响。起义新军顺着太原城城墙一路向东。从城墙向满城内射击。此时满城内有300多名旗兵和千余名家属，他们被枪声惊醒后，拿起武器开始抵抗。由于满城的土墙高而厚，再加上旗兵的顽强抵抗，双方一度陷入对峙僵局。此时，已经占领巡抚衙门的起义新军将几门火炮从承恩门拉上城墙，拖到小五台城墙处，居高临下向满洲城轰击，之后都守尉孟长寿逃走，满洲城守尉增禧（曾留学日本早稻田大学生物系，辛亥革命后退出政界，在太原一中教授生物和美术）竖起白旗，缴械投降。”起义新军的火炮就是从纯阳宫路拉到起凤街，从起凤街的马道拉上城墙的。此时科举考试已经停止，贡院这个太原最大的建筑群静静地观看着这翻天覆地的一幕。牌坊上的‘登明选公’，明远楼额‘为国存贤’，应该是这些新军耳熟能详的话语，在这些新军的军官中，出国学习军事时，地方主官送行的教诲中，这两句应该是多次提及的。贡院和贡院的建造者、主考绝对不会想到，起义新军的发动者中阎锡山、乔煦都是清朝陆军步兵科举人。而后代表山西出任南京临时政府议会主席的景耀月是1903年在贡院乡试取中的举人。

其实早在光绪二十七年（公元1903年），废除科举之后，阳曲县及太原府地方人士，在原贡院兴办了“太原府中学堂”。1909年，山西省办的“公立中学堂”，亦在贡院创办。宣统二年（公元1910年），公立中学堂改称“晋阳学堂”。民国元年三月，改称“山西省立模范中学堂”，第二年八月又改为“山西省立第一中学校”，简称“省立一中”。为显示新学气象，校门开在纯阳宫路。

在原贡院兴起的省立一中，是一所英才辈出的学样。中国共产党在山西的第一个党小组在这里诞生；中国共产党的山西第一个支部——中国共产党太原支部在这里成立；山西省的第一个团组织——太原社会主义青年团先在这里问世；载入太原史册的“反房税”、“沪案后援会”、“反会考”等革命运动，就从这里兴起。中国共产党的早期党员高君宇，以及贺昌、王瀛、彭真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就从这里走上了革命的道路。那时的起凤街曾经留下这些先辈的足迹，在这条街巷中新建的简陋民居中居住的百姓，一定见过这些先辈匆匆地背影。

一九二三年，山西大学改制，停止了预科招生。山西大学各科系学长、教授为了培育各该科系应考新生，遂分别

创办了若干所高级中学。山西大学法科教授创办了私立云山高级中学，在本市前所街(现在太原第三中学所在地)。二年毕业，毕业后，投考政治、经济、法律各科。办高中经费来源，由教授们向社会有关各方募捐；另方面也向学生收些学费，所收也无多。由这些大学教授授课。

当时的授课老师有冀贡泉，著名的法学教育家、社会活动家，为中国的法律教育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建国后曾任中国政法大学第三部主任、中央法制委员会委员、山西省文教委员会主任、省政协副主席。被陈立夫指为害了民国的经济学家、地下党员冀朝鼎、原联合国副秘书长冀朝铸是其儿子。

冯纶，著名法学家、教授。三十年代曾任山西大学代理校长，建国后，任西北大学新法学研究会研究员，1952年任山西省人民政府委员，省政法委员会委员，省高级人民法院顾问。

胡遽然，17岁参加于右任倡建的秘密会社——反清灭洋救国会。老同盟会会员。1921年山西政治学院任教。因组织马列研究小组。被判处死刑，后经国民党监察院长于右任和国民党中央常委张继等多方营救，坐牢3年后方得出狱。后任中央审计部协审，审计兼代第一厅长。

邱仰浚，留学日本明治大学。回国后曾任教于山西省立法政专门学校、山西大学。曾任省政府委员兼民政厅厅长。1946年3月任“国民大会”山西省代表选举总监督。1948年当选监察院监察委员。

董登山、曹瑞芝、唐之肃，民国政府教育部组织的留美“庚款生”选拔考试、录取的校友。山西早期的冶金专家，

郭宗汾，曾任华北“剿总”副总司令。北平和平解放后，被任命为北平联合办事处副主任，协助主任叶剑英处理过渡期间的军政事宜。先后任华北军政大学高级军事研究室主任、南京军事学院教官。1957年从军队转业重回山西，任省体委主任。

常赞春，清光绪二十八年（1902）举人，宣统元年（1909）考入京师大学堂，师从林纾等经学大师。著名教育家，国学家，文学家，书法家。

当时从山西大学到云山中学，起凤街是必经之路。城墙底下，这些大家，著名人士，每天匆匆行走在这条道路上。这些人中，有后来叱咤风云的军人，有著名的国学大家，有著名的教育家。在他们坎坷或辉煌的一生中，他们步行走过最多的可能是这条小路，这条被称为起凤街的土路。

建国后，“山西省立第一中学校”改名“太原五中”，迁往青年路。“云山中学”与“成成中学”合并，原“云山中学”校址成为合并后的“太原三中”。这两所在太原市声名显赫的中学，为新中国培育了大量人才。有国家领导人、国家部委负责人、各学科带头人、各行各业的杰出人士。其中那些为新中国成立出生入死的前辈和教书育人的师长大多已经作古，这条在青年时代寄托着他们梦想的道路，应该是他们一生魂牵梦绕的无数场景之一。

建国后，起凤街在东面修建于1926年山西历史上的首家专业影院——并州电影院，1956年改名为人民电影院。电影院西面，是当时交警大队的办公楼。楼的后面就是残存的城墙。那时的交警大队办公楼没有门卫，西面的一条小道可以直接到城墙底下。贡院遗址建起了铁路宿舍。上世纪六十年代，那个宿舍还有一片很大的空地。可能是因为拆除城墙和贡院的缘故，起凤街有限的几个居民大院都显的很宽敞。

起凤街在城市建设的浪潮中，道路的走向、宽度没有变化，高楼取代了两旁的平房。如果没有人解释，年轻人可能都不知道这个街道名称的由来。一个寄托着山西读书人美好愿望的街道名称还在，愿望逐渐消失在梦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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