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忠文丨李鸿章致李瀚章家书二通释读

鄂中去腊复奏厘饷，本省月需口粮十餘万，拟敝军到后须筹六七万，尚留地步，未知批旨与部议如何？涤帅与榖山会奏请停川盐，经部议准，小宋等甚为着急，窃料川省先不能允，我与两江不能分家，未便发难，且须行之以渐，尚齐商请川淮各半，未知能做到否？申甫众谤沸腾，又由中发，廷寄不准化大为小，此事颇难了结。春帆前去密访，将来无以处中座与湘相耳。长江水师湘饷应派十六万，一文不认，强推至鄂，韫老风力不小，新亮吾宗从中抗执。弟近来学吃亏忍气，诚不欲管湘事，或谓莅任后内意欲令督办滇黔，似逼三使兼管，则或有发声征色之时耶？小宋未闻有退志，远堂应入觐，闻似晤商，似尚易与。南北文武衔名四折，仅备参考。王夔石拟交藩篆进京，湘薇终属此人。

承劝宜少说话以养气，当书诸绅处。熟人熟地，颇难缄默，生处或从简易。自去冬金陵发一折后迄无续奏（拟接印再具折）。月餘未寄谕，年终例赏亦未奉到，四方无事诏书稀，洵属意外之幸。若左公西事稍起色，永无征调，滇黔不必兼顾，一两年徐撤所部，报销渐清，爽然一身，或有归农避贤之望。家居月餘，静观默证，诸弟多为财累，我等实被官累。在台上不能筹及私计，如醉如梦，将何结局？能返初服，当唤醒多少痴迷，但恐无此日也。

省三不肯赴任，亦不肯赴直带队，涤帅此去不知如何密谋？省三正月底到鄂，尚要纠缠，复奏如何措词？琴轩母老丁单，久劳于军，强之西行，渠虽请假，并无去志，将来亦难复奏。海舲前在豫省攻圩一案，时因追贼时圩众先开枪炮，毙弁勇多名，往年已派员抚恤，子和久不具奏，忽于事竣后上劾，先奉褫革。淮将强弩之末，多无远志，军事甫平，又添波折，益令武人寒心。故弟但愿得渐摆脱，免致末路之隳。若脱不了，断无辞避之理，虽千万人吾往耳。

母亲精神饮食尚好，此番就养似尚如意，在鄂多一年，弟得多尽一日子职，否则径须回庐，诸弟惟和甫差能自立，性情亦渐和平，训子尚严。经世可望有成，文、诗、字片段已具，人亦长厚，将来亦无用书生。经邦天分太笨，再读几年无大长进，可学处世当家；经楞笔气蓬勃，外貌英发，此群从中千里驹也（小孩们亦须有外样，此语略参相法，兄谓如何），但心气粗浮，乃翁过爱，择师未定，若用功不断，不走错路，早迟或可继起。已与三、四弟详细议之。经方中下之资，文气息若而半通，远到无望，举止似尚谨厚，所云乱打下人，曾有其事，每切戒之。弟发挥过量，绝无奢望其子之心，但能孝友醇谨，即是克家。今审桂保英英露爽，体渐壮实，父母固不免姑息。生为阔少，其不为少爷所误者鲜矣。今年到鄂，拟令认字，顽皮太甚，只可虚与委蛇，听命而已。

子侄耐劳吃苦，断不能及我等。吾童时所处境地非伊等所能梦见，亦难怪其不勤。若《孟子》“降大任”一章，必须实有其事乃可磨成其人，岂口说默揣所致？但为父兄者不可不时时提撕。譬喻他日家运中落，伊等忆及一二前言，或多开悟，便有进益。自古贤豪无不受尽折磨，即凡人一生断无全是顺境、全是逆境者。天道家运往复循环，使其心知此理，大小必有所成。三、四弟于教子尚知尽心，惟不愿受尽言。兄于家信内但勤属其勿姑息，不必作过火语。正月初三日曾面试大、二、三毛一次。又属先生以后学生作文不令翻书，又谆诫诸侄潜心苦思，以求长进，似尚能领会。但家乡实无真在行教师耳。诸弟俱有今年回庐之议，四弟似不因循。有倡者，或有和者，我等羁官于外，亦只听其自为。手此，奉敂

兄嫂新禧。刘姑娘、大小姐、诸侄均好!

正月十一日夜，弟鸿谨书。华阳舟次

此信系兄弟之间的家书，无需嘘寒问暖的客套话，开篇即直切主题，内容不免琐碎，但所言皆家国之事、坦诚之论。大致可梳理如下。

第一，安徽地方官员为李鸿章祝贺生日及李奉母亲出行的情况。信中“幼弟”，即六弟李昭庆；“吴竹翁”，即吴坤修，字子原，号竹庄，江西新建人，时以安徽布政使署理安徽巡抚；“殷谱翁”，即殷兆镛，字伯序，号谱经，江苏吴县人，时任安徽学政。李鸿章的生日是正月初五日，安徽地方官员在同治七年腊月便举行了“预祝”，场面十分宏大，司道要员都前来拜寿，地点应在省城安庆。李鸿章在外率部征战多年，本年因“平捻”之功，官拜协揆，仍督湖广，此次衣锦还乡，陪母度岁，生日祝贺场面如此盛大，也在情理之中。新年正月十一日，李鸿章便奉母亲乘船前往武昌就职，因仆役众多，竟动用大船六只，连自己都觉得“声势浩大”，有违本人“素不尚奢华”的夙愿。不过，旧日官场上的排场是无法避免的，二月初三日又是母亲的生辰，在抵达武昌后，李鸿章又在督署举办贺宴，“宴客数日”，[3]幼弟李昭庆前往武昌可能就是负责筹办老夫人寿诞的，活动结束后才返皖。

第二，谈聘请幕僚之困难。清代督抚的幕僚都是由本人出资聘请，李鸿章慨叹昔日身边信赖的幕僚经其保荐，都各奔前程了，为此，必须新聘幕府人员。为他推荐幕员的有涤师（曾国藩，号涤生）、何璟（字小宋）以及兄长李瀚章，聘定者包括嘉兴李文杏（字少石）；薛福辰（号抚平，也做辅屏，前湖南知县薛湘之子）；还有程伯旉、蒋嘉棫（字莼卿）、桐城徐宗亮（字晦甫，号椒岑）等。信中提及的赵梓芳，即赵继元，字子方，也做梓芳，安徽太湖县人，他是李鸿章继室夫人赵小莲的兄长，原本也在招揽之列。这些帮助幕主处理日常公务的人选十分重要，李鸿章担心“老幕闹空架而无真本事”，所以很是慎重。同时，他认为任官湖广的时间也不会很长，一年半载可能会有变化，所以只需“混过去”，再看变化。

第三，当时朝野关注的一些敏感和焦点问题。当时直隶总督曾国藩与新任两江总督马新贻（字榖山）奏请停办川盐，势必引起兵兴以来因川盐销楚受益的四川总督丁宝桢的反对，身为湖北布政使的何璟和李鸿章本人都怕开罪同僚，准备随时谨慎应对。信中还谈到湘系官员李榕（字申甫）遭到参劾，吴赞诚（字春帆）奉命前往查核的窘境；湖南巡抚刘崑（号韫斋）拒绝担负十六万两长江水师军饷，以及湖北巡抚郭伯荫（字远堂）、湖南布政使王文韶（字夔石）、陕甘总督左宗棠（左公）等人的动态。此时，捻军已经被镇压，清廷困于财政原因，将湘军淮军大量裁撤，计有五十多营，所剩精锐，布防于江苏、山东等地，但淮军将领刘铭传（字省三）却不愿意率部驻防山东，并屡屡辞官；潘鼎新（字琴轩）因养亲请假；周盛波（字海舲）被河南巡抚李鹤年（字子和）参劾，故李鸿章感慨“淮将强弩之末，多无远志，军事甫平，又添波折，益令武人寒心。故弟但愿得渐摆脱，免致末路之隳。若脱不了，断无辞避之理，虽千万人吾往耳。”又言“家居月餘，静观默证，诸弟多为财累，我等实被官累。在台上不能筹及私计，如醉如梦，将何结局？能返初服，当唤醒多少痴迷，但恐无此日也。”这些既表达了困于官场生活而无以自拔的无奈，也反映了不甘沉寂、知难而上的决心。

第四，对子侄教育和前途的议论。李鸿章兄弟六人，子侄甚多。关心他们的读书和将来出路是保持家运久远的关键所在，对此，兄弟二人责无旁贷，毕竟他们职官在身，眼光都高于囿于家乡、只知“理财”的诸弟。在李鸿章眼中，四弟李蕴章之子经世诗文俱佳，可望有成；经邦“天分太笨”，只能在“处世当家”上着力；经楞“笔气蓬勃，外貌英发”，被视为李家子侄中的“千里驹”；而六弟李昭庆之子、过继到他名下的李经方“中下之资”，举止还算谨厚；他与赵夫人所生的李经述虽小，顽皮太甚，生为阔少，只怕被“少爷所误”。最后他叹言，子侄不能勤苦，是因为所处环境变了：“吾童时所处境地非伊等所能梦见，亦难怪其不勤”。“若《孟子》‘降大任’一章，必须实有其事乃可磨成其人，岂口说默揣所致？但为父兄者不可不时时提撕。譬喻他日家运中落，伊等忆及一二前言，或多开悟，便有进益。自古贤豪无不受尽折磨，即凡人一生断无全是顺境、全是逆境者。天道家运往复循环，使其心知此理，大小必有所成。”这段话可视为李鸿章教育子弟勤俭持家、居安思危、维护家族名声的经典名段，于此可见儒家传统对李氏的浸润和影响。

二、光绪三年五月十一、十三日函

第二封信写于光绪三年（1877）五月十一日，计有5页，尚未发出，又在十三日补写两页，共7页，故可视为一封信。时李鸿章在直隶总督任上，李瀚章则二次调任湖广总督，身在武昌。该函云：

哥哥大人左右：

端午日由招商局递一百七十一号，计已达览。

初八世侄偕同方儿由京回津，数年未见，不料因病吸烟，身体软弱至此。诸子侄惟伊最长，文艺、书法最佳，而体弱不足以举其气，即得馆选亦无出息，对之三叹。已成之瘾，已深之疾，又不便稍加责备，但劝其善自调养，逐渐减剋，并谕以做人不易保家涉世之道而已。据方儿云，伊已禀商四弟，分发到部，藉驻京用功。四弟来信未提伊业曾商及（日内仍回京照料邦侄六月朝考事）。都中人情厚薄日甚，我家门庭太甚，此子留京当差，不患其沾染恶习，但患其懒惰应酬，徒得罪俗人。且面带烟色，为有识及忌者讪笑而已。仍拟相机劝阻，未知可中止否？教子弟，文学科名尚是末事，以端谨忠厚为本。诸弟学识浅俗，只知争取功名，而于正经做人根本上毫不吃紧，家运必将中落，可不惧哉？昨致四弟谓宜请书房先生，将前寄《古今文钞》内《嘉懿集初钞》每日为小学生讲论二三页，培养性情，变化气质，虽近迂阔，尤世家子弟所当究心者。贫贱素知艰苦，或不待教而成；富贵骄奢，必先陶成德性。今日儿辈与我等少时境界迥殊，愿共以此义谆切提撕为要。畬侄久不见，其造诣文字当有可观，而做人尤要谦谨。聪明人大半失之狂妄，不虚心苦心终鲜实获。方儿姿性中平，少为庸师所误，弟又无暇照料，又以六弟夫妇姑息，不便严督，将来学业未必成就，做人或有范围。述儿姿性较敏，但生长纨绔，不知世事艰难，虽弟等朝夕训戒，不稍放松，文艺或可深造，做人尚无把握也。每念及此，辄用兢兢。

德国公使巴兰德因修约一事与总署驳辨数月，顷已幡然出京，欲添奉天大东沟口岸，碍难径允。日内过津相晤，恐无转圜之术。英使索观沿江六处停泊章程，颇有挑驳。幼丹拟会衔出奏，恐其尚有变更也。筠仙三月间来书甚长，议论颇多中肯，惜皆不能见诸施行，容迟抄寄。

诸令肖菊在弟幕八年，醇谨笃实，应酬文字斐然，但于洋务隔膜。因其母老家贫，乃弟留馆，在京窘苦，函托翁玉帅准补通城，兹令交卸回省，另缄商玉甫可否饬赴新任，乞兄酌办，稍酬其劳。书局先撤，胡道乞归，去一小人。风力何峻，今日人事衰薄，黄茅白苇，弥望皆是，无从辨其妍媸耳。（昨见邸钞，折内“菩”字误书，又双行抬写，交部议处，不知何以双行）。赵惠甫代刻《淮军平捻记》，殊为多事，顺呈一箱，计一百零五部，或存尊处，或仍交肖菊转送。又各国条约散而无纪，嘱薛叔耘、黄子寿分类编辑，附寄八十部，可分送各署及通商委员以便查核。（餘询肖菊自悉）。敬敂，勋祺，弟鸿章上，五月十一日

前信业经封发，肖菊因候轮船，迟至数日始行。适德国巴使由京到津，日与辩论调停，今已就绪。缄商总署将会商洋货征抽之照覆酌改数语，巴欣然画诺，允回京再议修约。其意本因索添奉天大孤山一口，不遂所欲，乃哓哓于洋货入内地，不应抽厘，混搅一阵，究竟添口免厘皆办不到，将来会商不无饶舌，或须稍予便宜耳。筠仙两函照抄奉览，足广见闻。夔石函抄批结郭氏争继案，申饬易氏，咨调郭昌猷回籍服礼，洗刷志城，为人似亦情理兼尽，但与筠翁意见尚不甚合，奉到寄谕必即据案覆陈，好在枢廷不必行之筠翁，无从顶奏耳。此老举动错乱，所为龃龉，只可论事，不可办事，此类是也。昨阅咨抄奏解陵工饷折将菩陀峪工程、孝陵大碑楼并行写，疏忽而不在行，与卫镜澜奏折同，宜其交议。世侄十二日回京，津署一切顺平。（闻须到部后俟邦侄朝考仍同南归。又及）。手此，再颂近祺，餘不一一。

弟鸿又上

五月十五夜

这封信一开始就批评侄子李经世吸食鸦片，进而谈及子弟教育问题，是李氏家书中很少集中谈论修身保家之道的一封信，再次表明李鸿章对子弟教育的重视。

李经世是四弟李蕴章长子，李家的长孙，字伟卿，号丹崖，生于咸丰元年（1851），最早由大伯父和二伯父亲自督促勤攻举业，诗文一直名列前茅。光绪二年（1876），他以贡生刚刚参加江南乡试中式，所以信心满满，准备前往京师寓居，参加下一科会试。但是，因为身体不好，染上鸦片烟瘾，这令李鸿章十分生气。当时李家门庭太盛，树大招风，已经引人嫉恨，所以子侄的行为举止事关家族门面，李鸿章十分在意。由此，再次言及子弟教育的实质性问题：“教子弟，文学科名尚是末事，以端谨忠厚为本。诸弟学识浅俗，只知争取功名，而于正经做人根本上毫不吃紧，家运必将中落，可不惧哉？”他对家乡的几位弟弟在子弟教育上忽视修身的偏失提出批评。又称“培养性情，变化气质，虽近迂阔，尤世家子弟所当究心者。贫贱素知艰苦，或不待教而成；富贵骄奢，必先陶成德性。”对李瀚章之子李经畬，似乎也有委婉的劝勉：“畬侄久不见，其造诣文字当有可观，而做人尤要谦谨。聪明人大半失之狂妄，不虚心苦心终鲜实获。”李鸿章对兄长真诚坦白，即使对自己的幼子李经述“做人有无把握”都表示怀疑，此番推心置腹的评论和反省，约略可见儒家精神对他们的深刻影响。以往曾有合肥李氏在教育子弟方面不及湘乡曾家的说法，就李鸿章这番认知和见识看，他对子弟教育的重视似乎也不比理学立身的曾国藩逊色多少。

信中提及与德国公使巴兰德交涉情况，详细原委可见李鸿章致总署函稿。[4]信中“肖菊”为诸可权（字肖菊），“翁玉帅”“玉甫”即当时湖北巡抚翁同爵（玉甫），他是翁同龢的兄长。诸可权是浙江钱塘人，长期跟随李鸿章办理文案，勤勉忠诚，故他两次致函翁氏为诸补缺“吹嘘”推荐，这是清代官场常见之事。“赵惠甫”即赵烈文（江苏阳湖人，有《能静居日记》传世），他将周世澄撰《淮军平捻记》刊行，自然是为了歌颂淮军的功勋，也是为了讨好李氏兄弟，但意在韬晦自保的李鸿章并不领情，视为“多事”；倒是，他指示薛福成（字叔耘）、黄彭年（字子寿）编辑的“各国条约”，在他看来更加重要和实用，故寄给兄长，分发各署和通商委员，用以交涉时查核。此书即人们常说的《通商各国条约类编》，总计18卷，首尾2卷，是畿辅通志局刻印的，虽未署编者，[5]从此信可知书的编者为薛、黄二人。

这封信中还提及湘阴郭氏争继案，涉及郭嵩焘与左宗棠的矛盾，[6]及李氏兄弟与王文韶从中调解的内情，兹做简述。这场纠纷因郭氏族人郭昌猷出继郭嵩焘堂兄遗孀而引起，本是宗族内部事务，而郭昌猷和妻子龙氏暗中请远在陕甘的左宗棠私函“干预”州县诉讼，令郭嵩焘大为不满，认为左无端插手郭氏家事。光绪二年（1876）八月，在他出使英国前，就指责“左季高以吾家事,辱及族人,其事至为悖妄”，不仅致函湖南巡抚王文韶申明己见，还致函李鸿章从中调节，设法令左罢手。[7]次年三月，李鸿章致函郭，称上年底已得到王文韶来函，决定由郭氏家族内部解决纠纷，回任湖广总督的李瀚章也致函王“勿稍偏抑”，意在调解。[8]不料，郭氏于二月初八日从英国发出奏折，于四月初二日到京，竟在奏折中抨击左宗棠干预郭氏家族事务，请求朝廷下旨待其差满回国后亲自处置此事，并言地方官（暗指王文韶）如有阻难，必百疏争之。[9]时左宗棠在西北指挥军事，郭则联络邦交于外万里之外，两宫太后与中枢对郭氏此举颇不满意，发布上谕称：去年郭嵩焘在上海时曾以此案咨会湖南巡抚，实“于律未符”，将其交部议处；同时，又命王文韶饬令该府县俟郭差满回籍，妥为理处。[10]显然也是两面安抚，力求宁人息事。李鸿章也有信安慰郭氏，[11]可私底下却致信郭崑焘，批评乃兄“大放厥词”。[12]李鸿章称赞王文韶办理郭、左纠纷妥当，“为人似亦情理兼尽”，而批评郭嵩焘“举动错乱，所为龃龉，只可论事，不可办事。”这句评语似乎不只是对郭处理家族事务而言。当时郭嵩焘对洋务见解透彻，远迈时人，但性格执拗，与同僚不易相处，“不可办事”或即指此而言。稍后郭嵩焘即因《使西纪程》遭到参劾并与刘锡鸿发生争执，以往论者多从洋务与守旧的角度评议此事，在李鸿章看来，郭氏自身性格也有原因，但对郭的批评只在写给兄长的家书中坦露一二，当顽固者后来群起攻击筠仙时，李鸿章还是挺身而出，为这位思想通达的同道抱打不平、寻求公道。

三、李鸿章致兄长家书的特殊意义

李氏兄弟年龄相差两岁，早岁掷笔投戎，患难与共，中年后为官，各居职守，离多聚少，思想与情谊多借书信得以沟通表达。目前《李鸿章全集》收入致“哥哥大人”的亲笔书信有67通。[13]这些亲笔书信，大多篇幅较长，通常每月有数封，交给驿站或文报局递寄，并编有序号；有时也通过民信局，或因便托人捎带，此类信则不编序号。每封信基本上将近期经手公务、与各地要员交流之情况，所闻朝野臣僚去留动态，或应对各事策略，兼及家务，事无巨细，无不坦诚直言，意随笔到，一一述及，不免拉杂琐碎，但反映了李鸿章本人所见所为、所思所想，毫无掩饰，写给其他朋僚的书信显然不可与此比拟。那些一般的公务信函和应酬通问自不必说，即使像丁日昌、张佩纶这样很受李信任的僚属，李鸿章写给他们的亲笔信函也不过就事论事，并非事事都能敞开心扉交流。可见，李鸿章写给兄长的亲笔书信，更能反映他各个时期的思想动态和真实想法，值得学界特别重视。

遗憾的是，现存李鸿章写给李瀚章的亲笔信函数量似乎不多。《李鸿章全集》书信部分总计收入近4000封书信，写给李瀚章及李经方的亲笔家书只有百封。据《全集》所收致李瀚章的编号书信，同治八年（1869）五月二十二日驿递第五号书，[14]到光绪六年（1880）九月二十三日已发到第二百五十八号，[15]十一年间大约250封信，平均每月两封；当然，如果加上不编号书信，兄弟二人数十年间的通信当数以千计。近年来一些私人收藏中频现李鸿章致兄长书，值得学界关注。中国嘉德2004年春季拍卖会，即现身一册《李鸿章致李瀚章书札》，共计43页；西泠印社2011春季拍卖会，也出现《李鸿章致李瀚章、李昭庆书》2册，4通，20页；中国嘉德2011秋季拍卖会预拍的《李鸿章致李瀚章书札册》1册，系李瀚章孙李国光保存，内容都是同治光绪年间镇压太平军捻军及中俄交涉伊犁事件等。[16]这些未刊书信对史学研究而言都是弥足珍贵的原始资料，期待收藏家们也能像笃斋先生一样，尽早将其公布出来，让人们在欣赏其艺术价值的同时，也能最大限度地了解其文献价值。

[1]顾廷龙、戴逸主编：《李鸿章全集》（全39册），安徽教育出版社2008年版。

[2]这批珍贵的书信即将辑为《笃斋藏晚清名臣翰札》，由国家图书馆出版社影印出版。

[3]《致曾相》，同治八年二月十七日，《李鸿章全集》第30册，第7页。

[4]参见《附 与德国巴使问答节略》，光绪三年五月十二日；《复总署论留巴使》，五月十三日；《复总署 述与巴使论税厘》，五月十四日；等等，见《李鸿章全集》第32册，第52—59页。

[5]见姚佐绶、周新民、岳小玉编：《中国近代史文献必备书目》，中华书局1996版，第25页。

[6]有关左、郭恩怨，可参见贾熟村：《左宗棠与郭嵩焘兄弟的恩怨》，《湘南学院学报》2013年第6期。

[7]《郭嵩焘日记》第3卷，湖南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57页。

[8]《复郭筠仙钦使》，光绪三年三月二十六日，《李鸿章全集》第32册，第6页。

[9]郭嵩焘：《奏为族人立继构讼请俟差满回籍料理并自请议处事》，光绪三年二月初八日，录副奏折，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档案号：03～5119～096。

[10]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光绪宣统两朝上谕档》第3册，第92页。

[11]《复郭筠仙欽使》，光绪三年四月初二日，《李鸿章全集》第32册，第29页。

[12]《复郭京卿》，光绪三年四月十八日，《李鸿章全集》第32册，第37页。

[13]包括上海图书馆所藏、陈秉仁整理的《李鸿章致李瀚章书札》（刊载于《历史文献》第11辑，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版），内有28封信。

[14]《致李瀚章》，同治八年六月八日，《李鸿章全集》第30册，第22页。

[15]《致李瀚章》，光绪六年十月十二日，《李鸿章全集》第32册，第630页。

[16]有关收藏界拍卖文献的上述资料信息系笔者查阅相关图录和网络信息综合整理的，未能获见原件，特此说明。

注：本文发表于《安徽史学》2020年第4期，此据作者word版，引用请以该刊为准。感谢马忠文老师授权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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