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庶洋:涩体,一种文学竞争的策略——唐徐彦伯文风及其流变初探

唐开元年间著名文学家张鷟在《朝野佥载》中记载了当时文坛一种独特的文章体式——“涩体”:

唐徐彦伯为文,多变易求新,以“凤阁”为“鶠阁”,以“龙门”为“虬户”,以“金谷”为“铣溪”,以“玉山”为“琼岳”,以“刍狗”为“卉犬”,以“竹马”为“篠骖”,以“月兔”为“魄兔”,以“风牛”为“飙犊”,后进效之,谓之“涩体”。

由张 鷟的记载可知,“涩体”在当时文坛盛行一时,甚至科举考试中也有人争相仿效,得到文坛主流的认可。但是,在后世的文学批评中,“涩体”一词几乎成为一种贬义的评价,开创这种风格的徐彦伯也因之受到不少批评。

(唐)张鷟撰,赵守俨点校:《朝野佥载》,中华书局,2005年。

与评论界的口诛笔伐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这种文体风格在后世文人中一直不乏嗣响,诸如韩愈、樊宗师、宋祁等著名文学家的诗文均有被评价为“涩体”者。因此,这些文学家究竟是基于怎样的创作心理而选择这一备受争议的文章体式,就非常值得探讨。本文从徐彦伯所处的时代背景入手,着重探讨其创作心理与“涩体”体式选择之间的关系,从而总结“涩体”作家共有的创作心理。

一、徐彦伯其人及后人对“涩体”的批评

徐彦伯,原名弘,字彦伯,避孝敬皇帝李弘讳,以字行。初唐著名文学家。据《旧唐书·徐彦伯传》载,他少时即以文章著名,时任河北道安抚使的薛元超上表推荐,对策擢第,任蒲州司兵参军,因为文辞华美,与善判事的蒲州司户韦暠、善书札的蒲州司士李亘并称“河中三绝”。武后圣历中任给事中,曾上《枢机论》谏酷吏以言语不慎罗织朝臣罪名事。中宗神龙元年,迁太常少卿,兼修国史,曾参与修撰《则天实录》。玄宗先天元年致仕,开元二年卒。

纵观徐彦伯的一生,可以发现他很早就以文得名,此后的仕途也均与文有关。《隋唐嘉话》载:

徐彦伯常侍,睿宗朝以相府之旧,拜羽林将军。徐既文士,不悦武职,及迁,谓贺者曰:“不喜有迁,且喜出军耳。”

这个故事对于理解徐彦伯的生平颇富意味。以相王府旧臣身份出任羽林将军,本是有实权的职位,但是徐彦伯本人对此并不满意,故于升迁之后最高兴的是脱离军职。这反映出他以文士自居,对自己的定位非常明确。《旧唐书》本传史臣赞云“文学之功,不让苏(味道)、李(峤),止有守常之道,而无应变之机”,这算是唐代人对他的盖棺论定,只是对其政绩评价不高,所谓“止有守常之道”,即循规蹈矩、平平无奇,倒是他的文学成就得到认可,认为“不让苏、李”。苏味道、李峤代表了那个时代文学的最高水平,徐彦伯能与二人比肩,这是相当高的评价。因此,无论自我认同还是社会评价,对徐彦伯的文学成就都是肯定的,其中自然也包括他所开创的“涩体”。

与同时代人评价不同的是,后世对徐彦伯的文学成就,尤其是“涩体”诗文,几乎持相当一致的批评态度。宋黄伯思《东观余论》卷下“跋高彦休《阙史》后”条云:“彦休叙事颇可观,但过为缘饰,殊有铣溪虬户体。”黄氏自注中引用了《朝野佥载》关于“涩体”之记载,虽然是批评高彦休《阙史》,却将徐彦伯“涩体”作为同类加以比照,显然在他心目中,“过为缘饰”这一评价移用于“涩体”诗文也是合适的。

清梁章钜《制艺丛话》卷二四载:“近来士子争效尤侗、王广心之文,谓之‘尤王体’。查尤王文体最为浮靡,其运用故实,往往换字缩脚,几于唐人阖虬户之涩体,费人猜想。究其义,实为肤浅。”裘君弘《妙贯堂余谭》卷三云:“涩体毕竟无味,又别无生新之趣,不过将字眼顶换耳。”二人观点非常一致,认为“涩体”只是改换字眼,非常肤浅,这代表了大部分人对于“涩体”的看法。

(清)梁章钜撰,陈居渊校点:《制艺丛话》,

上海书店出版社,2001年。

再如清林旭《晚翠轩集》有诗题云“写经居士赠诗盛道闽派而病予为涩体,谓学芜湖袁使君,因答及之”。吴昌绶编《定庵先生年谱》载道光十二年吴氏谓龚自珍云:“虬户铣溪,徐彦伯涩体,君奈何亦坠此恶趣?”虽然没有具体批评“涩体”,但是从其所用“病”、“恶趣”这些词看来,“涩体”在后世文人学者眼中已经被定性为一种负面的文体,不值得提倡。

后人的一致批评与当时人的高度评价之间形成鲜明对比。无论如何,这种文体风格毕竟在唐朝曾经风靡一时,在后世也不乏一些有名望者如韩愈、樊宗师、宋祁等拥趸,甚至到了清代,“尤王体”这种类似文体仍然能够产生较大影响,可见“涩体”文风有很强的生命力,并未因评论界的一致批评而湮灭。导致这种矛盾现象的究竟是何种原因,非常值得探讨。回到当时徐彦伯所处的社会环境,从当时的文学环境、风气以及徐彦伯个人的创作来分析探讨,会提供对“涩体”产生及其存在意义的全新认识。

二、徐彦伯在当时文坛的地位

从《旧唐书·徐彦伯传》的记载看,徐彦伯年少时就以“文”见称,这里的“文”,相对于判、札这种散文性质的“笔”来说,应当是属于韵文性质的诗赋。

《唐诗纪事》卷九载:“武后撰《三教珠英》,取文辞士皆天下选,(徐)彦伯、(李)峤居首。”正因为文采闻名当时,所以才有此征召。而能在这批文士中居首,也可见徐彦伯在当时文坛名望已经很高。参与修撰《三教珠英》者既为一时之选,其任务除修书之外,更多的是备文学侍从顾问之任。《旧唐书·宋之问传》即云“预修《三教珠英》,常扈从游宴”,由于统治者好文,游宴活动经常伴随诗酒唱和,与宴学士包括徐彦伯在内均有诗作,这些诗作后来结集成为《珠英学士集》一书。中宗景龙年间,徐彦伯又入弘文馆,与李峤、宗楚客等人同为学士,为当时宫廷文人翘楚。

徐彦伯与李峤经历颇为类似,二人均为武后时珠英学士之首,中宗时又为景龙文馆学士,已经属于文坛中的老资历。但是,对比二人的创作,又可以发现他们之间有比较明显的差别。李峤以诗著称,与苏味道并称“苏李”,其诗作当时人评价颇高,应制诗也不乏佳作,如《大唐新语》卷八所载武后长寿三年所上咏天枢诗,奉命称颂武周革命,诗意虽不足取,然辞采富丽精工,冠绝当时。

(宋)计有功辑:《唐诗纪事》,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

徐彦伯今存诗作中虽然也多有当时应制诗作,却鲜有见称于时者。倒是他的文章屡屡为时人所赏,如《旧唐书·徐彦伯传》载:“景龙三年,中宗亲拜南郊,彦伯作《南郊赋》以献,辞甚典美。”《唐诗纪事》卷九载:“中宗与修文馆学士宴乐赋诗,每命彦伯为之序,文彩华缛。”当时文坛不乏文章能手如李峤、崔融、苏味道等,但是中宗独命徐彦伯为序,可见其文颇受青睐。

又如《旧唐书·李适传》载:“睿宗时,天台道士司马承祯被徵至京师,及还,适赠诗序其高尚之致,其词甚美。当时朝廷之士无不属和,凡三百余人。徐彦伯编而叙之,谓之《白云记》,颇传于代。”从“当时朝廷之士无不属和”一句来看,在朝文士全部参与,可见此次文会盛况空前。徐彦伯在这次诗歌集会中扮演的角色是为所编诗歌总集《白云记》作序,这恰恰不是诗歌方面,而是文章方面,可见在当时人公评之中,徐彦伯也是以文擅场的。

从以上两例看来,无论在统治者眼中,还是同时代文人心目中,徐彦伯的文章都是第一流的,是当时的文坛领袖。他晚年文风变易求新趋向“涩体”之后,也就难怪会有一批后进紧随其后争相仿效了。

只是需要探讨的是,既然徐彦伯在当时享有如此盛誉,一般来说只要保持创作水准即可,没有必要冒险创新。事实恰恰相反,他晚年为文自创新意,在当时文坛引起很大震动。这种转变背后所隐藏的创作心态,是非常值得注意的。

三、徐彦伯所处的文坛环境

从文学史发展的角度来看,初唐文学在整个唐代文学中的地位只能算是起步阶段,一切的文学力量都尚在酝酿,距离蔚然大观的盛唐还有一段距离。高宗、武后两朝之后,虽然文学上已经出现如王、杨、卢、骆“初唐四家”和陈子昂这样的大家,但是这些人在当时文坛都无法进入核心。反观这一时期的文坛主流,虽然如沈佺期、宋之问等人也取得了一定成绩,然而尚未达到高峰,在创作上也不尽如人意。不可否认的是,这一时期的文坛氛围却是空前热烈的。从武后时期以沈佺期、宋之问为代表的宫廷文人到中宗时期的景龙文馆学士群体,不仅有组织的文学活动众多,而且这些文学聚会都伴随着文学创作。当时最优秀的文人几乎都积极参与到这些集会创作中,创作出众多作品,这些作品代表了那个时代的文学水平。

如武后万岁登封元年七月,崔融随武三思东征,陈子昂、杜审言均有诗送之,陈子昂在《送著作佐郎崔融等从梁王东征序》中云:“岁七月,军出国门。……时比部郎中唐奉一、考功员外郎李迥秀、著作郎崔融,并参帷幕之宾,掌书记之任。燕南怅别,洛北思欢,顿旌节而少留,倾朝廷而出饯。”由末句“倾朝廷而出饯”可知这场借由送别而举行的文学聚会规模之大,当时所作诗文肯定也不在少数,今日所能见到的陈、杜二诗只是其中两篇。

又如武后圣历元年杜审言自洛阳丞贬吉州司户参军,《全唐文》卷二一四陈子昂《送吉州司户杜审言序》云“群公嘉之,赋诗以赠,凡四十五人”,参与送别杜审言聚会者中有四十五人曾经作诗,其盛况可以想见,现存有宋之问《送杜审言》诗,见《全唐诗》卷五十二。

武后圣历三年幸汝州,宴于流杯亭,与从臣武三思等赋诗,李峤为序,殷仲容书,刻石,《宝刻丛编》卷五著录此次诗作石刻。同年五月,武后与群臣游嵩山石淙,武后赋七言律诗,太子李显与李峤、苏味道、徐彦伯等十余人均有和作。同年九月,珠英学士张说、魏元忠等奉敕宴于梁王武三思宅,张说有《修书院学士奉敕宴梁王宅得树字》,见《文苑英华》卷二一四,魏元忠有《修书院学士奉敕宴梁王宅赋得门字》,见《全唐诗》卷四十六。徐彦伯作为珠英学士之一,应当也参与了此次宴会并写有诗作,只是未能保存下来。

中宗景龙二年,于两仪殿宴群臣,《唐诗纪事》卷九载:“景龙二年七夕,御两仪殿赋诗。李峤献诗云:‘谁言七襄咏,流入五弦歌。’十日,李行言唱《步虚歌》。”同赋诗者有李峤、杜审言、刘宪、苏颋、李乂、赵彦昭。

同年九月九日重阳日,中宗游慈恩寺塔,上官婉儿献诗,中宗及李峤、宋之问、崔湜、李适、李乂、卢藏用、岑羲、薛稷等均有诗作。见《唐诗纪事》卷九。《全唐诗》卷八八二有赵彦伯同赋诗一首,当时无名为“赵彦伯”者,有学者怀疑为“徐彦伯”之误。

陶敏、易淑琼校注:《沈佺期宋之问集校注》,中华书局,2009年。

此年闰九月九日,中宗游总持寺,登浮图,李峤、宋之问、刘宪、李乂等献诗。十月三日,中宗游三会寺,上官婉儿、宋之问、李峤、刘宪、李义、郑愔均有应制诗。十一月十五日,中宗诞辰,宴于内殿,与李峤、宗楚客、刘宪、崔湜、郑愔、赵彦昭、李适、苏颋、卢藏用、李乂、马怀素、薛稷、宋之问、陆景初、上官婕妤为柏梁体联句。十二月六日,中宗游荐福寺,立春宴于内殿,二十一日幸临渭亭,三十日游汉长安未央宫故基,李峤、刘宪、宋之问、李适、李乂、苏颋、徐彦伯、赵彦昭、郑愔各有诗作。

此种文会,今日所见史料记载者尚多有,不烦备举。身处这样一个文学集会盛行的时代,徐彦伯本人也积极投入到文会创作中,并产生了一系列作品,在他现存近三十首诗作中,超过半数为侍宴应制作品,诸如《奉和送金城公主适西蕃应制》《幸白鹿观应制》《游禁苑幸临渭亭应制》《兴庆池侍宴应制》等,所占比例相当高。

这些热闹的集会活动,除了表面上的诗酒唱酬之外,还存在竞争的成分。毕竟参与者均为一时之选,很多人素以文采见称,这些人同时赋诗作文,无论是统治者还是作者本身,都会存有比较高下之意,最直接的比较根据就是作品。在记录当时文会的资料中经常可以见到作品比较的记载,如《唐会要》卷七十七载:“(武后)天授二年,发十道存抚使,以右肃政、御史中丞知大夫事李嗣真等为之,合朝有诗送之,名曰《存抚集》十卷,行于世。杜审言、崔融、苏味道等诗尤著焉。”《旧唐书·宋之问传》载:“则天幸洛阳龙门,令从官赋诗,左史东方虬诗先成,则天以锦袍赐之。及之问诗成,则天称其词愈高,夺虬锦袍以赏之。”《大唐新语》卷八载:“神龙之际,京城正月望日,盛饰灯彩(原作‘影’)之会。……文士皆赋诗一章,以纪其事。作者数百人,惟中书侍郎苏味道、吏部员外郎郭利贞、殿中侍御史崔液三人为绝唱。”苏味道因《正月十五》诗中有“火树银花合,星桥铁锁开”一句而著称,至开元时仍为人所称道。《唐诗纪事》卷三载:“中宗正月晦日幸昆明池赋诗,群臣应制百余篇。帐殿前结彩楼,命(上官)昭容选一首为新翻御制曲。从臣悉集其下,须臾纸落如飞,各认其名而怀之。既进,惟沈、宋二诗不下。又移时,一纸飞坠,竞取而观,乃沈诗也。及闻其评曰:‘二诗工力悉敌。沈落句云:“微臣雕朽质,羞睹豫章材。”盖词气已竭。宋诗云:“不愁明月尽,自有夜珠来。”犹陟健举。’沈乃伏,不敢复争。”

这类竞争,对于得胜之人,自然是无上荣耀,其文坛地位都会因之提升,这些诗作也成为诗人著名之作,不断被人称赏。对于落败者来说,情况显然不同,其心理颇值得玩味。尤其是宋之问两次夺魁的诗歌竞赛中,落败者东方虬、沈佺期在当时文坛均有大名。东方虬传世作品不多,但《咏孤桐篇》曾被陈子昂誉为“骨气端翔,音情顿挫,有金石声”,“不图正始之音,复睹于兹”,并因之而作《与东方左史虬修竹篇》。沈佺期更不必说,当时即与宋之问齐名,并称“沈宋”。史籍对于这些失败者的心态没有记载,但以常理来推测,这种事情即使发生在普通人身上,也难免因争竞而生种种事端,更何况如东方虬、沈佺期这些在文坛上已有名望者,其心态势必会产生一些变化。虽然具体变化情况已不可考,但是可以想见这些变化带来的效果之一,就是会促使每个人在诗艺上精益求精,以争取在将来的竞争中获胜。《新唐书·宋之问传》云诗歌发展至“之问、沈佺期,又加靡丽,回忌声病,约句准篇,如锦绣成文”,这不能不说是当时的竞争环境促使文人在诗歌艺术上不断探索创新使然。

在这种激烈的竞争气氛中,有些人为了获得统治者的青睐,在探索诗艺之外,也使出浑身解数,甚至使用非常规手段。如《旧唐书·张行成传》附族孙张易之、张昌宗传载:“时谀佞者奏云,昌宗是王子晋后身。乃令被羽衣,吹箫,乘木鹤,奏乐于庭,如子晋乘空。辞人皆赋诗以美之,崔融为其绝唱,其句有‘昔遇浮丘伯,今同丁令威。中郎才貌是,藏史姓名非’。”此诗全篇载于《文苑英华》卷二二七,题目为《和梁王众传张光禄是王子晋后身》,《隋唐嘉话》亦载:“张昌宗之贵也,武三思谓之王子晋后身,为诗以赠之。”可见此事经武三思发起,众多文士参与其中。张昌宗为武后所宠,其人为正人所不齿,却有文人跟风赋诗称扬他,可见当时文士为邀时誉竟至于不顾名节。这种竞争手段已经走上一种偏激的极端,不值得提倡,然借此亦可见当时文坛情况之一斑。

身处竞争如此激烈的文坛,需做出何种努力以占领并巩固自己的一席之地,同样也是徐彦伯要面对的问题。现存历史典籍没有明确记载他做过哪些方面的努力,但是他的作品提供了分析他的创作活动和创作心理最直接也是最关键的证据。

四、徐彦伯诗文作品所呈现出的风貌

徐彦伯文集,据《旧唐书·经籍志》和《新唐书·艺文志》记载,有《徐彦伯前集》十卷、《后集》十卷,共二十卷,这个规模在当时算是比较大的,可见他是一个多产的作家。遗憾的是,《前集》和《后集》均没能流传下来,宋代公私藏书书目如《崇文总目》《郡斋读书志》《直斋书录解题》《宋史·艺文志》等均无著录,可见宋代时已经亡佚。徐彦伯现存诗作,《全唐五代诗》编为一卷,共二十九首;文则未有总体汇集,但据《全唐文》《唐文续拾》《全唐文补编》《全唐文拾遗》《唐代墓志汇编》《唐代墓志汇编续集》等书所录统计,连残句在内,共存十五篇。即使以后仍有发现徐彦伯佚文的可能,应该也不会太多,他的作品基本上就是以上所说这些。这些作品中,很多是徐彦伯当年的佳作,很大程度上代表了徐彦伯个人的艺术特色,因此,对这些作品进行分析,也可以看出他的“涩体”的特色。

在徐彦伯现存诗文中,如《朝野佥载》所举“铣溪”“虬户”等涩体词汇均未出现,无缘一睹这种典型的涩体文风。但是也有很多被后人指为涩体的,可以作为分析其涩体文风的样本。

高似孙《纬略》卷八“天宇”条云:“徐彦伯《南郊赋》曰:‘告紫宙之成功,定皇天之宝位。’王勃《七夕赋》:‘霜凝碧宙,水莹丹宵。’用字皆新奇。”这里所指的就是《南郊赋》中的“紫宙”一词。“紫宙”并非首见徐彦伯此文,江淹在《构象台》诗中已经有“网紫宙兮洽万品”之语,明胡之骥注释为宇宙。徐彦伯在《南郊赋》中不用“宇宙”这一常见词汇,却别出心裁地使用了“紫宙”,难怪高似孙会称其为“新奇”。《南郊赋》一文为中宗景龙三年亲拜南郊时所作,《旧唐书·徐彦伯传》对此事做了浓墨重彩的记载,并且评此文为“辞甚典美”,是徐彦伯的得意之作。宋人王应麟在《玉海》一书的卷七十七、卷九十六两卷中也引用了此文的“左日壑,右星圃”、“于穆我皇,纂戎而昌。青气摇社,白云入房”、“欲陈大旅,展时事,告紫宙之成功,定皇天之宝位”、“崇泰坛,考星翼”、“率先于金簿之蚕,谨覆以瑶筐之燕”等句。《玉海》一书本是王应麟为应进士科举而专门采摭诸书词汇,引及此文,可见王应麟对此赋文辞之欣赏。

(宋)王应麟撰,武秀成、赵庶洋校证:

《玉海艺文校证》,凤凰出版社,2017年。

又如《历朝赋格》下集卷二评其《登长城赋》云:“险句峭字,凑其笔端,若不经意而出之。”如“傅翼下韝,视人则媮”句,以“傅翼”、“下韝”指虎、鹰。“驰撑犁之骄子”句,用《汉书·匈奴传》“匈奴谓天为撑犁”典,以“撑犁”代“天”,这都是典型的“铣溪虬户”体。再如《唐诗纪事》所载徐氏《夜宴安乐公主新第序》云:“鸣璜结珮,登绣轴之琱轩;花绶香缨,带泽壶之青琐。”此句下《唐诗纪事》注云“此言驸马”,安乐公主之驸马即武延秀。“青琐”,《汉书·元后传》如淳注云:“天子门制也。”颜师古注云:“刻为连锁文而以青涂之也。”据此知当指门,“壶”无门意,当为“壼”字之误。此句费解。《左传》载宋皇国父为太宰,为平公筑台,妨于农事,筑者歌云“泽门之皙,实兴我役”,徐彦伯文中“泽壼”或即取“泽门”之意,以“壼”代“门”,杜预注《左传》此句云“泽门,宋东城南门也,皇国父白皙而居近泽门”,徐氏或即借此“泽门”、“青琐”,既点出此公主第为皇家宅院,又顺便奉承了驸马武延秀白皙美貌。果如此,徐彦伯此句之涩可见一斑。

《南郊赋》、《登长城赋》以及《夜宴安乐公主新第序》等文均为徐彦伯在中宗朝所作,属于所谓的“晚年为文,多变易求新”。实际上,在他早年的文章中,同样存在这种“涩体”的倾向。《旧唐书·徐彦伯传》载其武后圣历时因周兴、来俊臣等罗织事著《枢机论》以诫当代,这是他早年的作品。王应麟《困学纪闻》卷五云:“徐彦伯《枢机论》:‘中庸镂其心,左阶铭其背。’‘中庸镂心’未详所出,但有服膺之语。”王氏不知此语所出,谓《礼记·中庸》中无“镂心”之说,只是“子回之为人也,择乎中庸,得一善则拳拳服膺而弗失之矣”有“服膺”之说。阎若璩注肯定了王应麟的猜测,谓:“镂心即服膺。彦伯涩体,刍狗为‘卉犬’,竹马为‘筿骖’,大抵如是。”由此一例,可见“涩体”并非其晚年为文所特有,他的早年作品中已经出现了这种倾向。徐彦伯的诗作中,同样有“涩体”。

清人厉荃辑《事物异名录》卷一“雪”下有“璇花”条,引徐彦伯《游禁苑幸临渭亭遇雪应制》诗“璇花入睿词”句。称雪用“璇花”,未见其他诗人用过,这显然是徐彦伯创造的“涩体”。

在其他诗中,也能够发现“涩体”的痕迹。《幸新丰温泉宫应制》诗首句云:“姬典歌时迈,虞编记省方。”《诗经·周颂》有《时迈》一篇,毛传云“巡守告祭柴望也”,郑玄笺云“天子巡行方国至于方岳之下而封禅也”,首句盖取其“巡行”之意,指“幸新丰温泉宫”而言。然因姬为周姓,故称《周颂》为“姬典”,与“铣溪虬户”同一思路。《尚书·舜典》载舜“五十载陟方”,孔注云“舜即位五十年,升道南方巡守”,此即“省方”之事,亦借以指幸新丰温泉宫之事。不称“舜典”,而称“虞编”,也是典型的“涩体”。

《奉和三日袚禊渭滨》诗有“皆言侍跸璜溪䜩”句,“璜溪”一词,徐氏之前未见,杜甫《奉赠太常张卿均二十韵》诗中有“应指钓璜溪”句,《草堂诗笺》卷五引《尚书大传》“周文王至磻溪见吕望,文王拜之,尚父曰:望钓得玉璜,刻曰周受命吕佐检德合于今昌来提”以释之。徐氏此处,盖以“璜溪”指“渭滨”,《吕氏春秋·孝行览》有太公“闻文王贤,故钓于渭滨以观之”事,后世传说亦多有文王于渭滨遇太公钓事,徐彦伯大概是将《尚书大传》和《吕氏春秋》所记载的两件太公事中的垂钓之地——璜溪和渭滨——捏合为一处,以璜溪代渭滨,如此辗转,可谓艰涩。

另外,如《奉和送金城公主适西蕃应制》诗有“鸾闺念掌珍”句,“掌珍”,即“掌中珠”,亦有作“掌珠”者,如江淹《伤爱子赋》云“痛掌珠之爱子”,徐氏易“珠”为“珍”;《饯唐州高使君赴任》诗有“香萼媚红滋”,《文选》张华《离情诗》有“闺草含碧滋”句,张铣注谓“草色碧而滋繁”,徐氏“红滋”之意当即拟此;《夏日游石淙侍游应制》诗有“碧淀红涔崿嶂间”句,《文选》左思《魏都赋》刘良注“淀者,如渊而浅”,《淮南子·俶真训》许慎注“涔,潦水也”,所谓“碧淀”、“红涔”,所指显为石淙,只是未见前人用过,显然也是徐彦伯生造的“涩体”。

《题东山子李适碑阴》诗有“何以赠下泉,生刍唯一束”句,后句出自《诗经·小雅·白驹》“生刍一束,其人如玉”,徐诗虽用“生刍一束”,实际却是用下句“其人如玉”来称赞李适,这种“涩体”已经不仅是单个的词语,而是扩展至整句诗。

是否徐彦伯所有的作品都有“涩体”倾向?虽然现存作品并非全貌,但是也足以回答这个问题。在徐彦伯的诗作中,还有一部分浅显易懂的,如《班婕妤》诗云:“君恩忽断绝,妾思终未央。巾栉不可见,枕席空余香。窗暗网罗白,阶秋苔藓黄。应门寂已闭,流涕向昭阳。”《孤烛叹》:“切切夜闺冷,微微灯烛然。玉盘红泪滴,金烬彩光圆。暖手缝轻素,颦蛾续断弦。相思咽不语,回向锦屏眠。”《春闺》:“戍客戍清波,幽闺幽思多。暗梁闻语燕,夜烛见飞蛾。宝匣藏脂粉,金屏缀绮罗。裁衣卷纹素,织锦度鸣梭。有使通西极,缄书寄北河。年光只恐尽,征战莫蹉跎。”此类作品还有《胡无人行》、《采莲曲》、《芳树》、《拟古三首》、《比干墓》、《雪》等。这些诗作语言明白如话,情感也真挚动人,与“涩体”作品形成鲜明对比。从数量上看,虽然只有八首,但在现存徐彦伯二十九首诗中所占比重并不小,可见这在徐彦伯的诗歌创作中不是偶然现象,而是他的另一种风格。

将两种风格的作品加以对比,可以发现二者在题材上存在鲜明差异。“涩体”诗基本上都是应制、唱和诗作,这在现存诗作中占有比较大的比重,除上举诸例外,还有如《赠刘舍人古意》、《和李适答宋之问崖口五渡见赠》、《幸白鹿观应制》、《兴庆池侍宴应制》、《奉和幸韦嗣立山庄侍宴应制》、《和韦舍人元旦早朝》、《送特进李峤入都柎庙》、《夜宴安乐公主新第》等篇,这些诗作语言精雕细琢,显得僻涩难懂。浅易诗作多为乐府歌行或古体诗,其内容或为拟古,或为抒情,语言上没有过多修饰,也就显得亲切自然。进一步探究,可以发现二者之间存在非常有意思的区别,大致说来,一种是向外的,一种是向内的,即“涩体”诗作是面向诗人之外的,或为呈送御览,或为诗友共赏;浅易诗作则是面向诗人内心的,是诗人写给自己看或者说为自己写的诗,反映了诗人自己的本真。前者代表了诗人刻意想要呈现在他人眼中的面貌,后者则反映出诗人真正的内心喜好。

为何这两种面貌是如此不同的情况?要探讨这个问题,就必须将上文所讨论的徐彦伯所处时代的文学环境纳入考虑范围,可以说,是当时文坛激烈的竞争促使徐彦伯在应制唱和诗文创作中选择了“涩体”。因为应制唱和作品的创作受制于时间、地点和题材,作者抒发个人性情的空间有限,很难做到以意取胜。即使在上官婉儿评价中以“不愁明月尽,自有夜珠来”句胜过沈佺期诗的宋之问《奉和晦日幸昆明池应制》一首,与现存沈佺期、李乂、苏颋等人同题之作相比,整体诗意其实都差不多,并无多少高明之处,上官婉儿的第一句评语“二诗工力悉敌”,并非虚言。她选择宋之问诗,也并不是因为宋诗的总体,而是因为末句的气象,这可以看作一位批评家在难于抉择时采取的策略,以平息争议。类似的文学集会场合赋诗作文,在立意一定的情况下,只有个别优秀的作家,才能在常规诗意之外别出心裁,写出新意,对于大部分人来说达到这一水准存在非常大的难度,所以,着力于辞藻就成了一般人最好的选择。

徐彦伯的应制唱和诗作在其产生之初即有参与竞争之意,故而力求与人不同。只是他并没有追求在立意上自出机杼,而是选择了一条在辞藻上另辟蹊径的办法,即“涩体”。毕竟,若以追求语言华美而论,当时诗人均长于此,很难完胜他人。徐彦伯所采取的追求僻涩辞藻的路径却极少有人实践过,与流行的华美风格相比,这种险峭僻涩的文辞更能动人耳目,引起关注,也就更容易获得时誉。当他在文坛的地位确立之后,这种具有个人特色的文风也就成为士子们努力追仿的流行文风,从而在文坛风靡一时。

但是因为“涩体”诗作在立意上少有可称述之处,所以徐彦伯的这些诗在当时并不见重,倒是他的“涩体”文备受赞誉。这种差别或许与诗、文两种文体在篇幅上的差异存在一定关系。诗之篇幅受制于格律,字数有限,多不过百余字或数百字,势必不可能全为“涩语”,只能零星点缀,难以成气候。文则不然,在命意一定的情况下,允许作者骋其辞藻。在受形式限制较少的情况下,就可以在行文中充分展现“涩体”辞藻,徐彦伯所擅长的“涩体”就有了用武之地,这种辞藻达到一定规模,才能引起关注。

可以说,徐彦伯所处文坛的竞争环境塑造了他在写作应制诗文时的竞争心态,在这一心态的作用之下,又进而催生了“涩体”诗文的写作。实际上,这一心态并非只发生在徐彦伯一人身上,在其他涉于“涩体”的作家身上也有类似的心理。

五、从嗣响看“涩体”创作心理的一致性

“涩体”虽然在徐彦伯生前产生过比较大的反响,却未能在此后文坛中成为主流,但也并未绝迹。李肇《国史补》云:“元和以后,为文笔则学奇诡于韩愈,学苦涩于樊宗师。”樊宗师为中唐以韩愈为代表的古文运动中的著名人物,其文章亦被时人视为“苦涩”,虽然不能确定是否师承徐彦伯。即使如韩愈,也未能免于“涩”之评价,清人王棻在《答王子裳书》中云:“昌黎之学,深于文而未深于诗,故诗极变化而文成涩体。”确实,韩愈、樊宗师的文章中均有佶屈聱牙一体,本质上与徐彦伯的“涩体”是相同的,均是通过设置语言的障碍来增加文章的魅力。因此,韩愈之文被评为“涩”在某种意义上不无道理。

韩愈、樊宗师为何会走这条路?恐怕也与当时的文风以及本人的追求有关。韩愈在《答李翊书》中即明言作文“惟陈言之务去”。古文运动之兴起,本因韩愈等人不满当时文章陈词滥调、软媚滑易之风气,故而标举古文以与之对抗。其文中之“涩”,显然是有意为之,目的即与熟烂文风相抗衡,这也可以说是一种竞争心态。

另一位文章被评为“涩”体的人是宋祁。宋祁在北宋官高位显,在当时文坛也有很高地位,与兄宋庠并称“二宋”。晚年与欧阳修共同主持修纂《新唐书》,主要负责人物本传部分,在修纂中,宋祁除增加了部分《旧唐书》所没有的人物传记和事迹之外,着力最深的就是本传文辞的修饰。从两《唐书》各传记的对比中不难看出,《新唐书》的文字较之《旧唐书》更加雅洁,但是,由于宋祁过分追求古雅,也导致《新唐书》中出现了许多文意晦涩之处。陈振孙即云《新唐书》“列传用字多奇涩,殆类虬户铣溪体,识者病之”,金代学者王若虚在其所著《新唐书辨》中批评云“子京之文,类从僻涩”,“子京镌改旧文,僻涩殆不可读”,所举诸例,如“舜称髦期倦于勤,盖老而倦于勤也。《新史》哥舒翰等赞云‘主德髦勤’”,“《王徽传》云‘僖宗西狩,追帝不及,堕崖樾间’,《杨行密传》云‘小校王稔依樾步战’,《裴敬祚传》云‘曾祖子通居母丧,有白乌巢冢樾’。樾,树阴耳,直以为林木,可乎”,“《王焘传》云‘母有疾,弥年不废带’。古今但言不解带,废字何义也”,深中宋祁文中弊病。明人胡应麟云《新唐书》有“晦涩、务奇二病”,杨慎亦云《新唐书》“剪裁晦涩”,可见《新唐书》文章之“涩”为后人共识。

宋祁在修史时为何会倾向于这样一种涩体?欧阳修在代曾公亮所作《进唐书表》中批评五代时刘昫等所修《旧唐书》“气力卑弱,言浅意陋,不足以起其文”,可见对《旧唐书》文章的不满是当时人的共识。宋祁的涩体,基本都是在王若虚所说的“镌改旧文”之时,《四库全书总目》云:“唐代词章,体皆详赡,今必欲减其文句,势必变为涩体,至于诘屈。”为了追求雅洁,删汰原有词章,减省文句,甚至不惜“至于诘屈”的做法,也反映出宋祁本人欲以此种文风与《旧唐书》史文争胜之意。这是其一。

周勋初主编:《宋人轶事汇编》,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

《宋史·宋祁传》云“祁兄弟皆以文学显,而祁尤能文,善议论”,《宋景文公笔记》卷上载宋氏自述云“年过五十,被诏作《唐书》,精思十余年,尽见前世诸书,乃悟文章之难也。虽悟于心,又求之古人,始得其崖略”,在回顾自己文章发展历程的同时也表现出坚定的自信。司马光《上宋侍读书》,即与宋祁之信,云“执事体纯明以立质,积学问以广德。自结圣主,优游禁闼。四表仰声而响集,群士希光而景附。眄睐所被,温于春阳;咳唾所沾,重于珪璧。诚荐绅之表的,后进之权衡也”,其中虽不无奉承成分,也可以看出宋祁在当时政坛和文坛的影响是很大的。与他同修《新唐书》的欧阳修,在当时文坛的影响和地位,与他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宋人笔记中曾记欧阳修以“宵寐匪贞,札闼洪休”八字代“夜梦不祥,题门大吉”以讽宋祁修《新唐书》中如《李静传》“震雷无暇掩聪”之类的“以艰深之辞文浅易之说”,虽然不能证明确有其事,但从中可以看出在当时人心目中二人为文观念存在比较大的差异。欧阳修在当时文坛地位很高,与这样一位大家同撰一书,即使是一般人也会不甘落后,更何况是宋祁,《新唐书》本传部分追求僻涩,很可能有和欧阳修竞争的意识在其中。欧阳修文风平易自然,要想与其不同,“艰深”、“僻涩”确实是一个可以着力的方向。这是其二。

二者之中,恐以后者对于宋祁之影响更大。因为以《旧唐书》史文之“气力卑弱,言浅意陋”,想要超越之并非难事,不一定非要“涩体”不可。但是要与同时代文坛有大名之欧阳修竞争,起点就变得更高,必须在欧氏所长古文风格之外另辟蹊径,“涩体”以其奇险,成为区别于欧氏文风最显著的特色。

韩愈、宋祁采取涩体文风之心理,与徐彦伯颇有相通之处,即欲于文学竞争之中取胜,必须出奇出新。此种途径并非人人可以为之,对于作者本人有比较高的要求,必须有一定学力方可,徐彦伯《拟古三首》中自述云“读书三十载,驰骛周六经”,韩愈《科斗书后记》云“元和来,愈亟不获让,嗣为铭文,荐道功德,思凡为文辞,宜略识字”,《郡斋读书志》也说宋祁“通小学,惟刻意文章”,可见“涩体”之成立均是基于作者的深厚学力,并非浅学之人所能为,因此既能于文以“涩”见新见奇,又能于“涩”中见作者之学,这是一举两得之事,比较容易获得承认。于一般人看来,越是遥不可及就越显得高深莫测,成为努力追仿的对象。以此文体参与竞争,自然成为一个重要选择。唐代士子争相仿效徐彦伯“涩体”与清代士子仿效“尤王体”,也都是出于这一心理。因为科举考试对于大部分人来说,很难在有限的时间和篇幅中完全展现出自身的文采,而“涩体”则比较容易引起注意,同时其中显示出来的作者学力也是科举考试考察的一个重要内容。而且,相比更具个人特色的文采来说,学力的展现更具有操作性和可行性,也更易避开偏见而为考官欣赏,实际上是一条更为稳妥的途径。这可能是“涩体”在科举考试中有着如此持久生命力的深层次原因。

本文从徐彦伯所处时代环境、其作品所呈现出的风貌以及后代嗣响与他异代相通的创作心理等方面分析了徐彦伯之所以会开创“涩体”这一文学史上颇受争议的文体风格的原因,乃是为了在当时竞争激烈的文坛占领并保有自己的一席之地。虽然没有徐彦伯本人的自述或当时人的记载等历史资料能够直接证明他的这种心理,但是他所留下的作品成为证明其这一创作心理最为重要的证据,揭示了他的创作心理中隐蔽却非常关键的一面。同时,通过与后世嗣响之人比较,发现这一创作心理具有普遍性,可以解释为何“涩体”作品屡受批评,却依然有着顽强的生命力,直到清代仍不断有人追摹并成为风靡一时的文风。这一文体的持久生命力,显示出文坛中存在的竞争对于文人创作心理及文体、文风的选择都有重要影响,即通过持续不断地施加竞争压力,促使文人不断推陈出新,或开拓新的表达形式,或挖掘新的表现内容,或探索更深入的思想层次,以求在竞争中获胜。可以说,竞争是推动文学发展的重要动力之一。在论述古代作家对文体、文风的选择与改变时,他所面临的竞争环境应当成为考虑的一项重要因素。徐彦伯的“涩体”文风,正是在竞争环境下对于文风的主动选择,是他本人参与文学竞争的策略。

本文原载《文学研究》2020年第1辑,引用请据原刊。返回搜狐,查看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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