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法战争虽然是从1883年12月的“山西之战”正式开打，但早在1879年，清廷和民间就在议论中国有无必要派兵帮助越南。当时，我国最大的民间报纸《申报》，便在1879年10月间接连刊发四篇评论，指出安南局势的危险，指出：如果越南丢失，西南三四千里立刻陷入战争状态，因此，中国必须要有所准备。
邪恶计划的出炉
当中国在1884年8月26日正式宣布对法作战后，茹费理政府决定将大米作为新一轮禁运的主要目标，由此就要封锁渤海湾、禁止各国船只进入渤海。如此，华北各省在冬天就将陷入饥荒之中。这样，清政府和华北老百姓就将被饥荒打败，中法战争法方将不战而胜。
法国海军方面的理事比、孤拔，法国驻华公使巴德诺、法国驻越南顺化公使李梅等人向法国总理茹费理提出了这个阴险的计划。
法国情报官员通过天津港口的运米量向茹费理汇报：从1880年到1884年，每年南方的大米运往北方的有10万到20万担。
茹费理看罢高兴坏了，他认为：没有了粮食，清政府会答应我们的任何要求。因此，他决定：对南米北运的海道进行“禁运”，“饿晕清政府，饿坏华北，打赢战争”。
如果仔细算一下南米北运的数量，会发出一句感慨：茹费理的数学没学好。
孤拔
首先，南米北运的真实数量比这个要大得多！其次，这个数量根本不足以“饿坏华北”。10万担到20万担米，取个中数不过1500万斤大米。1500万斤大米如果分散到全北京、全华北，这些米能有多少呢？显然，不足以“饿晕”清政府。但是因为对中国国情的不了解，茹费理犯了一个重大错误。
北京地区（因为茹费理着眼的是整个华北，我们就以现在的北京地理范围为例）是“小麦、玉米、小米、高粱、大米”的混合区域。
倒退七十年，农村地区常年见不到大米，笔者第一次见到大米时还心生恐惧、恶心，但看父母吃得津津有味这才提心吊胆地吃。笔者那时候多大我忘了（应该不会超过1984年，否则我六岁已经记事儿了），是听母亲回忆过去的时候跟我说的。
可见，34年前的北京远郊区的主要粮食作物还主要是玉米，比较好的家庭一年中小麦和玉米各半，吃大米那是比较少的。
由此可见，130年前即使是北京城，大米也不是平常百姓家吃的。其主要消费者是官商之家和八旗子弟，他们才能有这个待遇
茹费理向各列强通报计划，英国率先反对，德国、美国很让清政府失望
1885年2月21日，茹费理向世界各国大使告知这一计划，将大米作为战争的违禁品。茹费理引经据典，特别是葡萄牙、英国曾先后于1689年对荷兰作战、1796年美英协定的案例作为依据。希望借此让作为中国利益第一国的英国同意他的“禁止中国大米运输，武装进攻天津”的计划。
哪知，这个报告立刻被英国人告知中国人。2月26日，英国人在上海开办的《字林西报》就把法国的决定公之于众。
俾斯麦
法国见英国如此，非常不满，两国开展舆论攻势。茹费理说：你们英国人对各种战利品是如何做的？1870年，你们英国政府如何界定军火走私的？你们早就这么做了，为啥不允许别的国家这么做！
英国当时是世界第一强国，怎么会听法国的抗议。英国立刻决定“开放香港的武器贸易”，向中国输送更先进的武器。
法国驻英国公使瓦定敦威胁英国：如果英国敢开放香港的武器贸易，法国将扩大交战国的权利。
茹费理的决定已下，你英国爱咋地咋地，我们法国十多年来都跟随在你们英国人屁股后面，现在要站起来了！不当你们英国的仆从国。
在茹费理看来，情况还好，除了英国反对外，只有两个国家发出了微弱地反对。丹麦外长在3月16日向法国表达了自己的意见：认为大米和食品是保障老百姓的生命权的，除非有证据表明，大米、食品被运入军队，所以法国的这项政策是违法的。但丹麦国力弱小，不敢提出公开反对，只是私下告知丹麦的意见。
挪威和瑞典联合王国稍后公开表示了反对，但该国国力弱小，法国并未将其当回事儿。
最令中国失望的是德国和美国。
切斯特·艾伦·阿瑟，1881年9月到1885年3月任美国总统
中方的总理衙门在得知驻扎欧洲各国的本国外交使节的电报、英国的通报后，立刻派出出使大臣许景澄前往德国外交部，请德国出面抗议。德国首相俾斯麦冷冷地回馈：法国禁运大米是一项在战争中的正当步骤。
又请美国出面，2月30日，驻华公使杨约翰正式表示：我们中立。
德国和美国的暧昧非常让中国政府纳闷儿，为什么？其实现在很好理解，德国希望中越之间的战争时间越长越好，这样可以拖住法国对其他地区侵略的步伐，最好中法两国两败俱伤。
美国则希望法国崛起后可以抵挡德国的发展态势，同时，又可以趁着法国得利的机会，自己也可以再分一杯羹。
“禁运大米”政策的失败
因为，我们上面说了，首先这个计划就没有考虑到北京、华北的人口数量问题；其次没有考虑到华北地区的主要粮食作物问题。“禁运大米”对于官宦人家、有钱人家确实会有影响，但这个影响不足以让“人”挨饿！
1885年2月26日，孤拔把舰队交给副司令理事比，率领“巴亚”号、“凯旋”号、“倪爱丽”号、“锁尼”号等封锁长江口。之后，孤拔又调来四艘共计八艘战舰封锁上海。
上海被禁运后，孤拔等人得到了这些消息：天津的米价数日就上升20%，国内的苏州、厦门、福州、汕头等许多城市都爆发“粮食危机”，5月份，北京也出现粮荒，清政府要求粮食配给只发半数，用以节约粮食。
李鸿章也在谈判中数次要求法国立刻解禁大米，茹费理等人认为“禁南方大米饿北方人”的计划是正确的，因此，必须坚持。
然而，茹费理显然高估了这一政策：天津米价上涨迅速被平息，包括北京粮食减半发放等也是谣言，不法商家趁机哄抬物价所致。
虽然，法军封锁了长江，但是，中国船只利用大雾、英国和法国的矛盾雇佣英美商船等先后有数匹舰船顺利冲出封锁线。正如法军封锁台湾后，楚军、湘军仍可以渡海援助刘铭传、刘璈一样，法军战舰的数量不足以“完全封锁台湾海峡”，也不足以“完全封锁长江”。
更为重要的是，清政府利用“商业诱惑”对英美等国的轮船公司进行收买，由这些英美公司负责装运大米乘夜色、大雾等偷偷北上。在茫茫江面、海面，偷跑的可能性太大了。法国军舰数量不够，他们又采用收买英美等国的轮船公司的工作人员的方法，希望把船开到法国军舰面前。这基本也属于妄想。
同时，清朝嘉光时期大运河就不通畅了，对于“漕米”，由当时的两江总督陶澍主持“海运”工作，南方的大米不由京杭大运河或部分由京杭大运河运输，然后转走海运。现在，既然法国要“禁运大米”，那可以以“疏通大运河”作为抗衡手段之一。
最终，还是现实教育了茹费理。
1885年3月31日，英国人赫德告诉法国当局“米在北京是奢侈品而不是必需品，此地的粮食充足”。而这时的茹费理已经没有时间再去关注他的“禁运大米”计划了。
他因“镇南关大捷”而辞职了。
孤拔也在6月11日，病死在台湾省澎湖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