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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行最谈海外扶贫:促进“民心相通”,民间组织作用不可替代|知世100人第20期

原标题:王行最谈海外扶贫:促进“民心相通”,民间组织作用不可替代|知世100人第20期

世界精神卫生组织把每年的5月8日定为“世界微笑日”,希望通过微笑促进人类身心健康,同时在人与人之间传递愉悦与友善。在世界微笑日,搜狐新闻追光计划联合国际微笑儿童项目共同推出了「传递微笑」系列策划。中国扶贫基金会执行副理事长王行最先生就“国际微笑儿童项目”以及海外扶贫的相关问题接受了搜狐知世的访谈,从项目实操的角度分享海外扶贫的经验和感受,对比国内外扶贫工作中的异同,并为公益组织“走出去”的后来者提供建议。

2020年,我国已经打赢了脱贫攻坚战,王行最表示,在帮助刚刚脱贫的人口提升自我发展能力的同时,中国扶贫基金会也将逐步加大国际工作的比重。

“国际微笑儿童”是中国扶贫基金会在发展中国家实行的公益项目,通过学校供餐的方式吸引受饥儿童回到学校,帮助他们健康成长。2015年,“国际微笑儿童项目”在埃塞俄比亚启动,疫情爆发后,则改用发放粮食包的方式帮助学生家庭。目前,“国际微笑儿童项目”已经从埃塞俄比亚推广至尼泊尔、缅甸、老挝、柬埔寨等多个国家。2019年,该项目被世界银行、联合国、亚洲开发银行等共同评为“全球减贫最佳案例”。

以下是采访全文:

搜狐知世:“国际微笑儿童项目”曾经被评为“全球最佳减贫案例”,对比起其他项目,这一项目的模式有哪些独到之处,为什么能够取得良好成效、获得广泛认可?

王行最:国际微笑儿童是我们2015年在埃塞俄比亚率先实施的一个面向儿童的项目,这个项目的目的有两个,第一是减少儿童饥饿,解决儿童营养不良的问题,第二是通过供餐吸引更多的学生到学校就读,降低辍学率。

项目开始之前,我们进行了大量的调研,也走访了相关的国际组织,他们对我们开展这个项目还是持一些保留态度的,因为他们觉得这个项目不好做,我们其实也觉得不好做。

调研之前我们有两大困惑,第一是怎样准确地识别需求、避免道德风险,也就是如何避免钱没有用到该用的人身上。第二个就是食品安全的问题,如果孩子们吃了以后发生食物中毒的话,是一个很大的风险,也会对我们和合作伙伴形成舆情压力,所以他们不太主张我们做这个项目。

我们在当地的合作伙伴是当时的埃塞的第一夫人罗曼·塔斯法耶女士,她创建了“母性之本”公益组织。我们共同商量出这样一套模式:第一步,由“母性之本”理事会来讨论这一周的菜单是什么,一周的价格是多少。但他们只出菜单价格,不进行具体实施,那么由谁来实施呢?妈妈团。

埃塞俄比亚的妈妈团

这是一个埃塞俄比亚的独有现象,一些有孩子的妇女由妇女、儿童与青年事务局挑选组建了“妈妈团”,她们经过微小企业处的培训并取得相关营业执照,具有做饭的资格。“妈妈团”在市场上根据菜单去采购原材料,再做饭给孩子们吃,同时她自己的孩子可能也是微笑儿童项目的受益人。这样就在两方面提供了保证:第一饭菜质量有保证,第二她自己的孩子也会来吃饭,不会太偷工减料,在食品安全问题上肯定也会格外小心。这就解决了食品安全和道德风险问题。

另外,学校还有一个志愿团,每100个受助学生会有5个老师组成一个监督团,确定受助儿童的名单,每天检查,让孩子签字,同时也监督饭菜质量。扶贫基金会在当地的办公室也会定期抽查。最后一道监督措施就是,钱不是一次性打给妈妈团的,而是每2周拨付一次,下次拨付之前,妈妈团必须拿到学校出具的供餐合格确认函,才能去报账领钱。

当然还有一个问题,国际组织觉得项目不持续,就是给这些孩子供餐,今天有了,明天就没了。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我们项目设计都是持续供餐,一般来说至少要帮助他们三年。第二个就是生计持续的问题可以用其它可持续的方式去解决,比如发展农业生产,但是一时半会儿也解决不来。至于饿肚子这件事,需要采取一种临时的救济方式,先让他度过目前的难关,再来说后面可持续的问题。

所以说有了这样的一整套的流程以后,项目的实施非常有成效,达到了预期设计的两个目标。那么目前这个项目除了在埃塞俄比亚之外,还扩展到了苏丹、尼泊尔、缅甸和巴基斯坦。我们跟世界粮食计划署也在合作,在加纳和柬埔寨也开展了供餐项目,去年有4.78万个孩子享受到了供餐。

“微笑儿童”项目中得到供餐的孩子

搜狐知世:“国际微笑儿童项目”在实际落地的过程中克服了哪些困难?

王行最:除了我刚才所说的几点,项目执行过程中还有别的困难,比方说资金的拨付方面我们遇到了巨大的挑战,因为现在国家相关的法律针对公益组织的善款怎么捐出去,没有专门政策法规,银行只能参照一般贸易给你拨付,这样造成大量繁琐的程序。

首先我们需要按照一般贸易境外拨款准备各种材料,而一般贸易境外拨款是需要收税的,而这就需要去税务部门获得免税资格,获得免税资格之后,才能拨付,期间的准备材料和拨付流程非常繁杂,通常需要花费大量的精力去处理。当然后面国家相应的政策在完善,比如我们设立海外办事处需要主管部门批准,拿到批准文件之后,相对手续会方便一点,但也不是像国内拨付资金那么顺畅。

第二个就是海外项目,国内公众也好、企业也好,认识程度还是不一样,就是说那么遥远的一个地方,我们国内还有一些问题,为什么要考虑给他们提供帮助,所以捐款也不是太踊跃,筹资相对比较困难。

资金能稳定下来有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是当年在项目启动的时候,就取得了无锡灵山基金会的支持。他们当时承诺一年200万,5年总共1000万。另外是我们扶贫基金会方面做了非常大的努力,联合了阿里巴巴、腾讯等等的平台,面向公众进行筹款。因为项目有效,孩子的营养确实得到了改善,而且我们的操作比较规范、透明,符合公益的本意,所以能够得到捐赠人和合作伙伴的认可和信任。

搜狐知世:在项目推进的过程中,有没有让您个人印象比较深刻的人或者事?

王行最:我们2019年曾经到埃塞的供餐学校回访。当时他们得知我们是这个项目的执行者、捐赠机构,都非常激动。孩子们和做饭的妈妈都一起围上来,跟我们又说又笑,还一定要合影。我也可以看到他们的营养条件有所改善,身体状况都非常好,看到这样的景象,想到一年有数以万计的学生通过我们的帮助填饱了肚子,心里还是比较欣慰的。

第二是埃塞的前第一夫人罗曼·塔斯法耶女士,她是一个职业女性,在成为第一夫人之前,是专门从事妇女儿童工作的,是个专业人士。所以她对这件事非常投入,亲力亲为地执行这个项目,专门成立了“母性之本”公益组织。看到这个项目成效很好,她就开始把它推广给埃塞的其它组织,比如埃塞航空、埃塞电信,最终也取得了这些机构的支持。这个项目一年中通过扶贫基金会支持的大概只有四五千人,但她自己把这个项目规模做到一年两万人。

第三件事,让我更为高兴的是,我们的项目模式得到了当地政府的认可和高度肯定。亚迪斯亚贝巴市政府和教育局决定,在市内所有的公立学校推行微笑儿童供餐项目,不足的部分由政府出钱,所有的孩子都享受这个待遇,也就是说我们真的起到了示范和杠杆的作用。我认为这也是这个项目的价值所在。

搜狐知世:有一个小问题我很好奇,您吃过学校里的供餐吗?味道怎么样?

王行最:吃过。在埃塞的供餐主要是英吉拉,就是一种适应高原气候需要的食物,实际是面发酵了以后做的一个饼。如果条件好的话,上面再加一点菜,如果没有的话,可能放点土豆什么的,说实在的,我们因为不是当地人,刚开始吃的时候味道也不是特别的习惯,因为有点酸嘛,但是也挺好吃的,没问题。

当然我们可能比孩子们吃的好一点,我们吃的英吉拉上面还放一些羊肉。孩子们是吃不到的,但更多的时候就只有英吉拉本身,就放点西红柿酱或者土豆,不是特别理想,但是吃饱肯定是够的,这也是埃塞人的通常的主食。

搜狐知世:在国内进行扶贫工作和在海外开展公益项目有哪些相同和不同之处?在海外开展公益项目的过程中,是否有可借鉴的中国经验?

王行最:相同的地方,它们都是公益项目,要做好公益项目,首先要以心换心。人心都是肉长的,对吧?第二个我觉得是专业性。什么是专业性?就是它的问题究竟是什么,需求是什么,我们通过什么样的合适的方式解决这个问题,达成目标。

中国和其它非洲国家和东南亚确实存在比较大的差距。第一个差距,需求的层次不一样,中国经过那么多年的脱贫攻坚以后,大多数人已经解决了温饱问题,只不过是解决温饱之后,提升提级的问题。在非洲和东南亚,更多的是解决填饱肚子的问题。这几年,我去非洲看得比较多,确实贫困面太大了,需求是巨大而多元的,几乎你提供什么样的帮助他都需要。我曾经说过它是“给点阳光就灿烂”,教育、卫生、救灾、农业,你去做什么都行。而在中国,你还要采取一些有针对性地措施,针对目前缺失的东西设计项目,所以在在那边的需求还比较初级,国内做项目的专业性可能要求更高。

在老挝,扶贫基金会工作人员与当地校方代表沟通

第二个不同,就是一定要适应受助国的的文化法律法规,毕竟别的国家有不同的风俗习惯、不同的宗教传统。举几个例子,文化方面,在尼泊尔和埃塞,他们不太愿意你跟他说“扶贫”。埃塞人是非常自豪的,他们觉得埃塞是人类的起源,所有世界的人种都发源于非洲,而非洲人种发源于埃塞,他们的国家博物馆里还躺着“Lucy”。第二,它是非洲唯一一个没有被殖民化的国家,而且这几年相对比较稳定,经济发展、人口发展都比较快。所以尽管我们认为那里面有许多贫困人口,但他们不愿意你去说他是贫困人口,我们要照顾他的民族感情,避免用“扶贫”这样的字眼,可以说“我们是来帮助你的”,这他们是愿意的。

搜狐知世:我知道中国扶贫基金会作为“带头大哥”率先进行了许多海外公益的探索,您觉得更多想要“走出去”的中国公益组织应该做好哪些思想、行动上的准备?

王行最:首先要有意愿,如果没有参与到国际人道主义救援、国际发展援助的意愿,什么都不用谈。

具体步骤的话,第一个得有战略,有国际化的路线图,确定做什么、到哪些国家做。其次要有队伍,像中国扶贫基金会2009年就设立了国际部,招聘相应的人才,比方说要有足够的语言能力。机构或者人员我认为应该是专职的,如果是做整个机构的国际化,我觉得力道可能有些分散,不利于聚焦。第三步还得有资源,要建立起一套完整的筹资体系,你是用什么样的产品去劝服别人,向谁募资,政府、企业还是公众?根据不同的项目特点,肯定有不同的筹资对象和方法。

我们做项目有几个原则,第一是先易后难,从简单的、有经验的开始做,慢慢再去做复杂的。第二是点面结合,点上做深做透,面上做大做出影响。例如我们国际爱心包裹的项目,自2019年正式启动以来,已经为10个国家近75.8万小学生送去了包裹。如果平均每个学生的家庭有5口人,直接影响的人数达到379万人,当这些学生背着含有中国元素的书包每天在社区穿行,影响面巨大,并且在潜移默化中实现了民心相通。

不过尽管爱心包裹是个很好的项目,但是光做这样的项目,总觉得它可持续发展的价值很难得到体现。爱心书包解决不了实质性问题,但是解决了社会关爱温暖的问题,解决了民心相通的问题。孩子用了一两年之后,可能书包就要换了。所以我们还要做能力建设的项目,比方说我们在埃塞做了一个妇女技能的培训,让她们做石雕、草编,帮她们对接市场,教她们怎么谈价格、怎么销售。这样的项目它的“面”可能不是很大,我们花10万美元就培训了100个人,但是可能解决了她一辈子的问题。

埃塞妇女技能培训项目中,学生正在学习草编

草编篮子是当地的特色用品

所以每个机构要根据自身的特点,确定“走出去”的路径和方法。我们在亚洲基金会的支持下,已经编制了通用本的中国民间组织“走出去”的手册,还有尼泊尔的,接下来会编缅甸的,把我们走出去的经验教训汇编成册,供其他有意愿“走出去”的公益组织参考。

搜狐知世:刚才您也提到,在国外扶贫问题上公众的认识不一,也一直有这样的声音“国内需要帮助的欠发达地区还有很多,为什么要在国外扶贫上耗费这么多资源”,您如何看待这样的说法?

王行最:这种朴素的民族感情我觉得完全能够理解,因为他们可能对情况也不是很了解,但是为什么我们要走出去、为什么国家要走出去,我们的视野和角度是不一样的。

第一个就是他们认为在遥远的非洲、美州、东南亚,这些国家“跟我们没关系”,但其实这些国家是跟中国密切相关的。在全球化的环境下,我们的经济已经完全融入了全球经济,根据商务部的统计,到2018年底,我们海外直接投资的企业已经4.4万家多家,涉及到188个国家,年末境外企业资产总额7.2万亿美元,对外投资累计净额(存量)已经2.2万亿美元。我们的石油是哪来的?我们许多粮食是哪来的?我们桌上摆的、碗里吃的,跟这些国家没关系吗?我们的经济发展、生活水平跟这些国家其实是息息相关的。

第二,中国现在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有责任和义务去承担更多的国际责任,这也是理所当然的。当我们还在贫困的时候,国际组织、其他有能力帮助我们的国家都伸出了援助之手,中国发展到今天,也有他们的帮助。现在,全球没有安全饮用水的人口有8.8个亿,吃不饱肚子的人口是8个亿,因为贫困问题而辍学的儿童1.2个亿,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我们理应承担起相应的国际责任。

第三,我们是一个公益组织,是一个人道主义机构,哪里有苦难,哪里就应该有我们的身影,这也是我们经常说的大爱无疆。当然,在国际方面,我们只做了力所能及的一点点,从总量来说,只占到机构年度项目支出总额度的3%左右。

最后我想说,公众在这方面的认识也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如果十年前问这个问题,我相信反对的比例可能高达百分之七八十,现在去调查的话,我相信比例一定会大幅下降。

扶贫基金会在埃塞建设的净水设施

搜狐知世:宏观上来看,非政府组织在“一带一路”、全球治理的层面上扮演了怎样的角色?NGO和政府、企业等各方的关系是什么样的?

王行最:从一个国家层面来说,参与国际治理主要是三大主体,政府、企业、民间组织,一个成熟的国家,参与国际治理一定是多元的、立体的,三个主体其实发挥各自独特的作用。

政府在宏观层面上改善国际关系,营造比较好的政治氛围和舆论氛围,给我们提供政治安全性。我们现在做项目的大多是跟中国双边关系非常友好的国家,一旦我们可能遭遇安全问题,也能寻求他们的帮助。第二方面,可以提供资金,比如南南合作基金前期20亿美元,规模很大,可以从中拨出一部分资金交给民间组织去做。另外大的政策计划的制订,比如帮助非洲某个国家整体推进脱贫攻坚工作,肯定是政府出面,企业代替不了,民间组织也代替不了。

那么企业干什么呢?企业做生意挣钱,要符合国际通用的商业规则,尊重当地的法律法规,提供优质的产品和服务,同时要提供就业,做好环境保护,做好这些本职工作的基础上,再去履行企业社会责任。企业可以单独去做,也可以联合政府或者民间组织,民间组织提升公益项目的专业性,提供项目的成效,这也是赢得了民心。

另一方面,企业在海外实力比较强,有自己的办公室、仓库和队伍。我们民间组织去了以后可能也就两三个人,办公室很小甚至没有。在执行国际爱心包裹这个项目的时候,我们一下子过去一两万甚至五万个包裹,都需要清关、储存、发放,在人手、场地这些方面,中资海外企业确实给我们提供了非常好的帮助。

工作人员在整理爱心包裹

民间组织有独特的优势,一个是中立性,我就是来提供人道主义帮助的,没有政治目的,也没有商业目的。第二个是专业性,刚才我也谈到了。第三就是深入社区,我们能够在社区里挨家挨户访谈,提供有针对性的解决方案。而且我们从项目调研到执行、监测、评估,都是在跟老百姓打交道,我们常说“见面三分亲”对不对?民心相通,通的是心,你做了好事也跟他们见了面,就像是咱去走亲戚一样,走多了,关系就好了。

另外还有创新性。毕竟我们是一个民间组织,规模不大,可以去探索一些以前没有人做过的事情。如果失败了,大不了从头再来,试错成本比较小,但是国家层面的项目肯定是务求成功。比如供餐项目,可能最开始在一个学校做,不成了就重新完善,成功的话就继续扩展。由于机制上的灵活,我们的创新性也会比较高。

总之,民间组织在民心相通这方面,发挥了独特的作用,这是政府、企业所没法替代的,能为树立国家的良好形象,为企业营商环境创造一个非常良好的氛围。

搜狐知世:2020年,我国成功让所有农村贫困人口摘掉了“贫困帽子”,在这之后,中国扶贫基金会的工作重心是否会逐渐向国外转移,在海外公益方面您们有什么样的规划和愿景?

王行最:我们打赢了脱贫攻坚战,现行标准下的绝对贫困人口已经全部脱贫,这是一个了不起的成绩,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就没有贫困人口了,因为贫困有绝对和相对的概念,社会成员之间的相对差距是永远存在的。这些刚刚脱离贫困的人口,也就是生活在温饱线以上那么一点点,一有风吹草动、疾病灾难,他可能就马上返贫,所以国家也调整成立了乡村振兴局,专门负责这部分已经脱贫,但是成果又不太巩固的这一部分人,给他5年的过渡期。以前我们可能很多项目瞄准的是吃不饱、穿不暖、没房子住的问题。未来的话更多的可能是做人的工作,提升农村人口自我发展、自我造血的能力。

显然,我们在打赢脱贫攻坚战以后肯定会加大国际工作的比重,比如以前我们的海外项目是占3%,未来是不是扩展到5%、10%、15%。我们也会制定新的5年规划,比方说资金投入上,目前一年大概是5000万左右,未来我们希望能达到一个亿甚至1.5亿;另外,我们希望能扩大覆盖的国家,现在有稳定项目的国家大概是10个左右,看看未来10年能不能扩大到20个。

现在我们在受助国正式注册的国别办公室是3个,希望未来5年争取达到6个;在项目方面,我刚才也说了,先易后难,“易”的项目我们已经执行了好多年了,慢慢地我们的项目会升级,更多地投入比如职业培训、妇女教育这样的项目,包括农业生产发展、提供种子技术,让他们真正地参与到发展的过程当中来,由他们通过他们自己的努力来解决他们的问题。

(编辑:林芊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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