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龙之朱
编辑| 徐媛
这两天，陕西榆林一个体户卖了5斤超标芹菜被监管罚了6.6万元的事件，引发舆论广泛关注。
尽管当地市场监管部门负责人承认，此举确属“过罚不当”，曝光后陕西对此全省通报部署整改，但这一事件的关注点显然不止于个案。
国务院督查组调查发现，此类“小过重罚”的做法，在榆林已司空见惯，且名目繁多，五花八门，每每让人瞠目结舌。
某超市售出4板过期4天的酸奶，案值60元，退货后被罚2万元；某煎饼店购进一瓶5元的芥末油，被查出未标明生产日期，罚款5000元……
查阅榆林市市场监管局行政处罚台账发现，2021年以来，该局对小微市场主体罚款超过5万元的食品安全案件有21起，案值几十元至几百元不等，罚款数额与违法所得的比例达到100倍至200倍，个别案件超过3000倍。
一次被罚，一年白干。
当地监管部门如此严厉对待小微市场主体，罚款力度如此刚猛，早已背离了监管宗旨，而走向逼迫店铺关门的最坏境地。此举也与营造良好的营商环境没有任何关系，更像是“零和交易”。
何以至此？仅仅是个别执法人员任性执法吗？
这中间当然不排除执法程序、执法态度、执法水平存在问题。比如，区区一把芹菜，即便监管部门真的在意民众的食品安全，为何从取样到出检测报告要耗时一个多月？再如，如果真的在乎，为何不坚持溯源？
同样，在处罚过期食品问题上，4板过期酸奶罚了2万元，但另一起售卖过期螺蛳粉，仅对过期螺蛳粉做没收处理，未做其他处罚。“类案不同罚”，这还是同一个榆林市场监管局吗？
但如果仅仅把注意力集中在这些技术层面的问题上，显然又忽略了真问题。也即，当地之所以在疫情影响下，仍进行规模性高额罚款，“小过重罚”，关键在于其将罚款纳入绩效管理，将罚款数额与业绩考核挂钩，倒逼从严办案。
督查组发现，在食品安全领域，有关部门存在以办案数量和罚款规模进行考核的现象。
以此印证当地疯狂的行政罚款行为，当不难解释。在这样的背景下，罚的越多，业绩越好；罚的越狠，收入越高；罚的越凶，升迁越快。另类的激励之下，必然是权力部门对微观经济的强力干预。
这种干预体现在市场层面，固然是各种“花式”罚款，疯狂汲取，完全无视疫情下大量实体经济经营困难的实情，更不要说国家下大力气推动的助企纾困政策。
体现在政府层面，则是无远弗届的处罚项目和名目。国务院督查组发现，当地行政处罚名目数量庞大，西安市两级市场监管部门负责的行政处罚事项达934项，涉及533部法律、法规和规章。一部分处罚事项的设定已严重脱离实际，但尚未修订或废止。有的虽已调整，但基层市场监管部门仍在执行。
体现在治理结果上，一方面是市场主体举步维艰，动辄得咎，生意艰难，一边则是各地罚没性收入激增。
据中国新闻周刊披露，数据显示，近年来多地罚没收入呈明显增长趋势。2022年7月，各城市陆续公布2021年的预算执行情况。有媒体统计，有111个地级市公布了罚没收入数据。其中，2021年有80个城市罚没收入呈上升态势，占比超过72％。有15个城市罚没收入同比增长超过100％，如四川乐山增长155％，江西南昌增长151％。
尽管之前推动的罚缴分离一定程度上遏制了各部门的罚款冲动，但按比例返还等政策仍具有极大的刺激性。当这种源自权力部门的罚款冲动与地方政府财政收入普遍吃紧叠加，向市场主体伸手，把罚款做成生意，把行政行为扭曲为逐利行为，几无例外。
也因此，8月17日，国务院办公厅发布《关于进一步规范行政裁量权基准制定和管理工作的意见》（下称《意见》）提出，各级政府及其部门要坚决避免乱罚款，严格禁止以罚款进行创收，严格禁止以罚款数额进行排名或者作为绩效考核的指标。
此次国务院第九次大督查十九个督察组分赴各地，聚焦稳增长、稳市场主体、稳就业保民生、保产业链供应链稳定、深化“放管服”改革优化营商环境等重点工作，正当其时。此次大督查，也必将进一步纠正一些地方扭曲的行政行为，督责各地以包容审慎监管，统筹好执法工作和服务市场主体，为市场主体纾忧解困。返回搜狐，查看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