凡·戴克：出名要趁早

安东尼·凡·戴克，《自画像》（Self-Portrait），布面油画，119.7×87.9cm，约1620–21年

安东尼·凡·戴克出生在安特卫普一个富裕的丝绸商人家庭，是12个孩子中的第7个。家中的艺术氛围浓厚，母亲是一位技艺娴熟的刺绣师。

小扬·勃鲁盖尔（Jan Brueghel the Younger）与亨德里克·凡·巴伦，《女神克瑞斯与风景》（Landscape with Ceres），木板油画，52.5×81.5 cm，约1630年代

凡·戴克在童年时期利用安特卫普的公会制度提供的有利条件，10岁时便成为艺术家 亨德里克·凡·巴伦（Hendrick van Balen，1575-1632）的学徒。凡·戴克在凡·巴伦麾下生活和训练了约3至4年后，选择离开并自立门户，在十几岁的年纪便创立自己的工作室。

安东尼·凡·戴克，《亚伯拉罕与以撒》（Abraham and Isaac），布面油画，119×178 cm，约1617年

这是相当不凡的成就，因为这发生在1618年他正式加入安特卫普的 圣卢克公会（Guild of Saint Luke）、获得大师级画家地位之前。正是基于早年的这些不俗表现，他被誉为 “绘画界的莫扎特”。

鲁本斯的门徒

在此期间，凡·戴克遇到了他的同胞，艺术家 彼得·保罗·鲁本斯（Peter Paul Rubens，1577–1640）。凡·戴克极度渴望向他学习，以至1617年左右，他放弃了自己的工作室，转而成为鲁本斯的首席助理，两人成为了相互成就的拍档。

凡·戴克帮助鲁本斯完成多项重要任务，而鲁本斯则向凡·戴克教授了很多关于艺术创作的知识。在风格上，鲁本斯对凡·戴克的影响在作品中随处可见，尽管凡·戴克从未接受鲁本斯偏好的古典风格。

彼得·保罗·鲁本斯与其工作室，《狼与狐狸狩猎图》（Wolf and Fox Hunt），布面油画，245.4×376.2 cm，1616年

在鲁本斯工作室工作期间，凡·戴克的家庭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父亲卷入一桩丑闻之中，整个家族也因资产管理与争夺问题陷入诉讼官司。

在经历丧母和与父亲关系破裂后，比凡·戴克年长22岁的鲁本斯充当了他心中父亲的形象，填补了家长缺席的遗憾，这也让二人 超越了师徒关系。

安东尼·凡·戴克，《一名年轻女子的头像习作》（Study Head of a Young Woman），纸本油画，56.5×41.6cm，1618-20年

作为宗教绘画、神话场景、古典和现代史，以及肖像的画家，鲁本斯的影响力比凡·戴克更广泛。但作为肖像画家，凡·戴克的影响力则要大得多。

安东尼·凡·戴克，《十字架上的基督》（Christ on the Cross），布面油画，72 ×104 cm，1627年

凡·戴克的宗教和神话题材、场景具有戏剧性的构图，带有人性化的自然主义和亲密感。他拒绝受到古典绘画和雕塑的影响。

在安特卫普的这段时间， 凡·戴克已经开始逐步树立自己的名望，之后于1620年前往英格兰。在此过程中，他试图摆脱鲁本斯的影响，并与家人保持距离，以专注于职业生涯的提升。

初到英国

安东尼·凡·戴克为国王詹姆士一世绘制的肖像

在英国期间，他被任命为国王 詹姆士一世（King James I）的宫廷画家，他舍弃了早期的宗教主题，开始专注于肖像画创作。

安东尼·凡·戴克，《马背上的神圣罗马教皇查理五世》（Emperor Charles V on Horseback），布面油画，123×191cm，1620年

凡·戴克向英国引入了许多肖像画的新范式，包括没有父母陪伴在旁的儿童、朋友或兄弟姐妹的双人肖像、有随从陪同的权势之人，以及马背上的统治者形象。

安东尼·凡·戴克，《马尔切萨·埃琳娜·格里马尔迪之子，菲利波·卡塔内奥肖像》（Portrait of Filippo Cattaneo, Son of Marchesa Elena Grimaldi），布面油画，1623年

凡·戴克的肖像画优雅而亲切，带有此前少见的随性，尽管他并没有忽视传达画中贵族主人公的财富和权威感。他设法捕捉人物的本质，通过对表情、颜色和姿势的细微运用来传达人物的个性。

安东尼·凡·戴克，《尼古拉斯·范德博格特肖像》（Portrait of Nicolaes van der Borght），布面油画，201×141cm，约1620年

然而，由于 保守的性格和强烈的天主教信仰，凡·戴克并没有在宫廷中找到他喜欢的生活，他在英格兰患上了 抑郁症。

1621年，阿伦德尔勋爵（Lord Arundel）为凡·戴克安排了8个月的旅行假期，他和妻子阿伦德尔夫人后来成为了这位艺术家的主要赞助人。

这趟旅程为凡·戴克提供了远离英国的喘息空间。

漫长旅途

这场旅途本应只有8个月，但实际上凡·戴克在11年后才再度回到英格兰。他首先去了安特卫普，然后于1621年11月前往意大利。

安东尼·凡·戴克，《卢卡斯·范·乌菲尔肖像》（ Lucas van Uffel），布面油画，124.5 x 100.6 cm，约1622年

在威尼斯期间，他为居住于此的弗兰德斯商人卢卡斯·范·乌菲尔（Lucas van Uffel）绘制了肖像。该画受到了文艺复兴盛期 威尼斯画派的启发，凡·戴克将其塑造为一名博学之士，手中的圆规、桌面上的天球仪等无不彰显着他的博闻强识。范·乌菲尔在画中的姿态也非同寻常，具有一种转瞬间的动势，似乎欲对观者开口讲话。

凡·戴克 《提香的肖像画习作》

凡·戴克在意大利创作了许多素描，被称为 “意大利速写本”（Italian Sketchbook，1621-27），其中包括他研究过的画作，尤其是文艺复兴时期威尼斯画派的 提香（Titian，1490-1576）的画作。

安东尼·凡·戴克，《画家索福尼斯巴·安圭索拉》（The Painter Sophonisba Anguisciola），1624年

在巴勒莫，25岁的凡·戴克遇到了当时已96岁的艺术家 索福尼斯巴·安圭索拉（Sofonisba Anguissola，1532-1625）。

安圭索拉是西班牙国王腓力二世（Philip II of Spain）的宫廷画家，以肖像画闻名于世。 凡·戴克为这位意大利文艺复兴末期的画家创作了一幅肖像，这页速写也被纳入了他的 “意大利速写本”。

安东尼·凡·戴克，《罗伯特·雪利爵士》（Sir Robert Sherly），布面油画，1622年。凡·戴克是最早一批在画中添加异域元素的艺术家。

安东尼·凡·戴克，《带向日葵的自画像》（Self-Portrait With a Sunflower），布面油画，73×60 cm，1632年

1627年，凡·戴克因亲人去世和遗产继承等家庭问题回到安特卫普。此时的他已经积累了相当可观的财富，并拥有了一批艺术收藏，其中包括多张提香的画作。

凡·戴克的绘画事业越来越成功，随从旅行的仆人数量也不断增加。他的衣着打扮愈加华丽耀眼，时常搭配着金链子、带羽毛的帽子等。

重返英国

安东尼·凡·戴克，《国王查理一世》（King Charles I）

1632年，凡·戴克回到英国，成为国王查理一世（King Charles I）及其妻子亨利埃塔·玛丽亚王后（Queen Henrietta Maria）的官方宫廷画师。凡·戴克的画作成为了 斯图亚特王朝（Stuart monarchy）的宣传工具，王室通过这些画作来展示权力的强大与人情味。

安东尼·凡·戴克，《亨利埃塔·玛丽亚王后肖像》（Portrait of Queen Henrietta Maria），布面油画，106×81cm，1632年

凡·戴克为国王和王后以及他们的孩子绘制了大量肖像画，将正式的君王肖像和轻松的家庭生活氛围进行独特结合。他与经常莅临其住所的国王建立了非常密切的关系。

当时正值 英格兰日益动荡的时期，内部分歧导致了1648年的内战，查理一世最终被处决，成为欧洲史上第一个被公开处死的君主。

凡·戴克的艺术遗产

凡·戴克最伟大的遗产是肖像画，他突破了肖像画的界限，并对其进行了现代化改造。他尤以在肖像画中引入独特的“非正式”构图，以及迷人的渲染而闻名，同时成功显现出模特的个性。

安东尼·凡·戴克，《英格兰国王查理一世的骑马肖像》（Equestrian Portrait of Charles I, King of England），布面油画，123×85cm，1635-40年。画中人物的胡须在后来被称为“凡·戴克胡须”。

凡·戴克对服装的选择和处理同样对后世产生了影响。17世纪早期盛行的“凡·戴克胡须”、“凡·戴克领”和“凡·戴克西装”皆以这位艺术家命名，并通过画作而永垂不朽。

这些风尚因18世纪画家对其作品的模仿而再度流行，并被用于化妆舞会和肖像画中，其中的代表是托马斯·庚斯博罗（Thomas Gainsborough，1727-1788）于1779年创作的《蓝衣男孩》（The Blue Boy）。

托马斯·庚斯博罗于1779年创作的《蓝衣男孩》

几乎所有18世纪伟大的肖像画家，从庞培奥·巴托尼（Pompeo Batoni，1708-1787）和艾伦·拉姆齐（Allan Ramsay，1713-1784），到托马斯·庚斯博罗（Thomas Gainsborough，1727-1788）和约书亚·雷诺兹（Joshua Reynolds，1723-1792），都参考了凡·戴克画中的服饰、姿势与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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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名Title：青年时期的凡·戴克｜The Young Van Dyck

作者Authors：亚历杭德罗·维加拉，弗里索·拉默茨｜Alejandro Vergara, Friso Lammertse

出版Publisher：Thames & Hudson, 2013

装帧Binding：精装，480 页｜Hardcover, 480 pages

尺寸Dimensions：24.8×31×3.5cm

语种Language：英语｜English

本书伴随于2012年年末在位于西班牙马德里的 普拉多博物馆（Museo Nacional del Prado）举办的展览 “青年时期的凡·戴克”（The Young Van Dyck）首次出版。

22岁时，安东尼·凡·戴克（Anthony Van Dyck，1599-1641）已经创作了160多幅画作，其中许多都是雄心勃勃、品质非凡的佳作。

本书介绍了他从刚满14岁时的1613年，至1621年10月他从安特卫普启程前往意大利这8年期间创作的作品。尽管在这些年间他创作的画作是其唯一遗产，他仍被公认是一位17世纪伟大的艺术家。

本书收录了凡·戴克的诸多重要作品，凸显了其早熟的才华，其中包括，如《逮捕基督》（Taking of Christ）和《沙漠中的圣哲罗姆》（Saint Jerome in the Desert）这样引人瞩目的原创杰作。

如《基督进入耶路撒冷》（Christ's Entry into Jerusalem）和《哀悼》（The Lamentation）等其他作品揭示了凡·戴克极具实验性的一面，以寻找增加其作品视觉冲击力的新方法。凡·戴克也是第一批挑战鲁本斯无所不在的影响力的画家之一，这一点在《耶稣加冕荆棘冠》（The Crowning with Thorns）等作品中表现得很明显。

This book was first published on the occasion of the exhibition The Young Van Dyck, at the Museo Nacional del Prado, Madrid, 20 November 2012 to 3 March 2013.

By the age of twenty-two, Anthony Van Dyck (1599-1641) had produced more than 160 paintings, many of them ambitious compositions of remarkable quality. This book presents the work created during the eight years between 1613, when he was just fourteen, to his departure for Italy from Antwerp in October 1621. Were the paintings he created during these years his only legacy, he would still be recognized as one of the greatest artists of the seventeenth century.

Van Dyck's precocious talents are brilliantly demonstrated in the many important works reproduced here, among them such strikingly original masterpieces as The Taking of Christ and Saint Jerome in the Desert. Others--Christ's Entry into Jerusalem and The Lamentation, for example--reveal Van Dyck at his most experimental, in search of new ways of increasing the visual impact of his compositions. Van Dyck was also one of the first painters to rise to the challenge of Rubens's omnipresent influence, evident in works such as The Crowning with Thorns.

本书作者亚历杭德罗·维加拉（Alejandro Vergara）是西班牙马德里普拉多博物馆（Museo del Prado）弗兰德斯与欧洲北方绘画部首席策展人。弗里索·拉默茨（Friso Lammertse）是荷兰鹿特丹博伊曼斯·范伯宁恩美术馆（Museum Boijmans Van Beunigen）古典大师绘画与雕塑部策展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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