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提戈涅》：反抗命运的正义逻辑

可是，安提戈涅的悲剧，与俄狄浦斯的悲剧，还是有实质的不同。俄狄浦斯的悲剧，具有悲壮的意味。他预感到事实真相会毁灭自己，而且母亲兼妻子伊俄卡斯忒也苦苦求他不要追查下去，但他仍然义无反顾要让真相昭然若揭。这一次，他不再逃避。真相彻底暴露后，伊俄卡斯忒因羞耻而自杀。我们看俄狄浦斯是怎么做的：

“国王从她袍子上摘下两只她佩带着的金别针，举起来朝着自己的眼珠刺去，并且这样嚷道：‘你们再也看不见我所受的灾难，我所造的罪恶了！你们看够了你们不应当看的人，不认识我想认识的人；你们从此黑暗无光！’他这样悲叹的时候，屡次举起金别针朝着眼睛狠狠刺去，每刺一下，那血红的眼珠里流出来的血便打湿了他的胡须，那血不是一滴滴地滴，而是许多黑的血点，雹子般一齐下降。这场祸事是两个人惹出来的，不只一人受难，而是夫妻共同受难。他们旧时代的幸福在从前倒是真正的幸福；但如今，悲哀、毁灭、死亡、耻辱和一切有名称的灾难都落到他们身上了。”

俄狄浦斯并没有选择自杀，他刺瞎自己的双眼，因为正是这双眼睛让自以为聪明的他变得盲目而愚蠢。他刺瞎眼睛，为的是让内心重新看见另一种被遮蔽的真实。他宁愿在真实的煎熬中痛苦地活下去，这一点显现其王者之风。

俄狄浦斯的悲剧告诉我们：无知会毁灭你，知识可能也会；象征理性的眼睛和分辨善恶的能力，反而导致人的盲目和无力；聪明人并不比笨人受到更多的保护，或许正是因为你的聪明强硬，你才更深地受到宇宙和人性中非理性力量的支配，而杀死父亲，和母亲上床。

安提戈涅传承了俄狄浦斯的高贵血统。对她而言，她选择的余地比俄狄浦斯大多了。俄狄浦斯无论怎么做，都逃不出杀父娶母的命运安排，所以在某种程度上，俄狄浦斯因无辜而伟大。安提戈涅则不然，她是否挑战克瑞翁的命令，带来的是不同的结局。但命运已让安提戈涅经受了各种各样的“痛苦、灾祸、羞耻和侮辱”，这样的重负她受够了！恰逢她的两位兄弟因争夺王位而自相残杀，继任国王——她的叔叔克瑞翁——下达了禁止安葬叛国者的命令，于是安提戈涅借助挑战禁葬令的机会，展开了轰轰烈烈的自我救赎。

反讽的是，安提戈涅本来对抗的是命运的诅咒，事态的发展却把她引向了人间正义的冲突。在安提戈涅这里，不再是人的理性和命运的非理性之间的搏斗，问题的焦点变为，在原则与妥协、激情与审慎、过度与节制之间，如何通过反思及权衡，以实践理性的明智行动，达致妥善合理的结果。可惜的是，在这场冲突中，双方并没有“选择”这种合作共赢的方式。自以为义的正义与自以为是的真理，各执一端，骑虎难下；安提戈涅和克瑞翁，也从高度自信，走向怀疑与绝望。

02

几种解读

博尔赫斯说，经典就是“世世代代的人出于不同理由，以先期的热情和神秘的忠诚阅读的书”。经典总是能够揭示人类生存境遇中的某些重大而基本的问题，也因如此，不同时代的人在面临自身的问题时，才会试图从经典作品中寻求启迪。经典由此成为了可以被反复诠释的东西，即使它已经被人们诠释过多次，仍然有丰富的内涵等待发掘。

《安提戈涅》就是这样一部经典作品。围绕它，已经有很多精彩的阐释，在此介绍几个代表性的解读：

（一）自然法的解读

安提戈涅挑战克瑞翁的法律，代表了永恒不变的、普遍的自然法或高级法（higher law）对实在法的挑战。在这一传统中，安提戈涅被视为反映自然法思想的最早标志之一。

西方学者更多强调此剧展现了自然法与实在法的冲突与张力（一个描述性的命题），因而有比较细致、复杂的理解与分析。中国学者倾向于认为自然法高于或应当高于实在法（一个规范性的命题），带有浓厚的简单善恶判断的印记，安提戈涅俨然成为捍卫正义和道统的化身，在知识和制度没有什么推进。

从实在法考虑，如果克瑞翁对护国者和叛国者都予以厚葬，那么他们之间的道德区别会变得非常模糊，从而鼓励反叛。安提戈涅用以反对实在法的自然法，主要是兄妹之间的血缘亲情，并且，将这种关系置于克瑞翁的命令所代表的政治关系之上，有可能危及社团稳定，导致无政府和内战。从这种对比看，道德化的理解是无力的，很难转化为建设性的行动。

（二）伦理冲突的解读

黑格尔认为该剧最完满地反映了“城邦政权所体现的带有精神方面普遍意义的伦理生活和家庭所体现的自然伦理生活”这“两种最纯粹的力量”之间的矛盾。安提戈涅和克瑞翁的主张都有正当理由，并且都是“绝对本质性”的主张。作为国王，克瑞翁有义务维护城邦安全、维护政治权力的权威和尊严，他必须惩罚叛徒，保证法令的统一执行，这就需要大公无私，国家永远是凌驾于亲情和友情之上的；而安提戈涅认为自己有义务履行当时同样神圣的且有自然血缘关系为支撑的家庭伦理责任。

在《法哲学原理》中，黑格尔明确宣称这种对立和矛盾“是最高的伦理性的对立，从而也是最高的悲剧性的对立”。安提戈涅和克瑞翁都是对的，但她们两人都被毁了。这种解读看到了伦理复杂性，激发同情的理解，但有可能落入某种相对主义，毕竟不同的伦理之间，有些伦理比另一些伦理，不管是以普遍标准还是具体语境，都会更合理、更正义、更有价值。

（三）女权主义的解读

支配家族的法则带有女性的性格，支配国家的法则带有男性的性格。安提戈涅和克瑞翁的冲突是一种男权与女权的冲突。从法律思维方式看，女性更关心家庭亲人，强调对具体的人的关切，而男性则更注意抽象的规则，往往陷于法条主义。克瑞翁之所以勃然大怒，是因为其权威居然受到了女人的挑战，诸如“只要我还活着，没有一个女人管得了我”；“这孩子好像成为那女人的盟友了”。

女权主义思路有一个基本前提：法律判断差别不是来自思维方式的差别或知识的差别，而是来自思维主体的差别。女性天生更关注家庭（黑格尔的家庭伦理思路），或者总是更注意以天理人情来挑战、制约实在法（自然法思路）。

女权主义解读由此和前两种解读重和。这一解读的主要问题是，尽管克瑞翁从一国之君的“面子”的角度，对安提戈涅这个“小女子”的挑战反应激烈，但实际上，女性身份，并没有真正成为他们冲突的根源和辩驳的争点；安提戈涅在争取自身权利时，从来没有自觉意识到男权统治是一大威胁。

（四）社会科学的解读

针对自然法解读，苏力提出了反本质主义的语境化解读。根据文本细节，并紧密结合事件脉络和时代背景，他揭示，在反对禁葬令时，自然法概念对于理解安提戈涅的行动并不重要。安提戈涅只是用自然法来为自己的行动辩解，是一种说辞，一种正当性的论证。

我们不能混淆了行动的原因（cause）、动机（motivation）与为行动辩解的理由（reason or argument）。神定法并不意味着无可抗拒，是安提戈涅自我选择了这一行动及结局，她是自由的。

促使安提戈涅采取行动的主要原因是她在整个生活世界的坐标系和参照系都崩溃的情况下，试图坚守“她与先前那个物质世界、文化世界和符号世界的唯一不会改变的联系”，死去的兄弟象征着这唯一确定的关系。“挑战禁葬令不过是一种安提戈涅排解和发泄内心痛苦，重新证明、肯定和界定自我的一个行动。”

针对伦理解读，苏力提出了社会转型和历史变迁的解读。相对而言，克瑞翁的悲剧更不可避免，因而更值得同情。克瑞翁即位时处于神法动摇，世俗法确立的社会转型时期。他并非死板的法条主义者。安提戈涅与克瑞翁的冲突如此激烈，恰好体现了社会变迁。

一方面家庭伦理开始衰落，但影响仍然巨大；另一方面城邦政治正不可避免地兴起。安提戈涅为家族伦理的原则而生而死，不认为自己应当关心个体行为对整个城邦的政治后果。

在这个意义上，安提戈涅其实处于强势，因为她代表了传统，代表了爱亲人这种普遍的生物本能；克瑞翁则是弱者，是挑战者，他必须挑战长久确立的家族伦理的意识形态，他不可能寄希望于说服民众，只能靠自己的行动结果来赢得合法性。苏力的这一解读其实也忽视了克瑞翁的内在出发点，因为克瑞翁恰恰认为自己捍卫城邦的行动才是真正遵循了神圣的传统。

针对女权主义解读，苏力认为，男性和女性对于社会潮流和具体法律问题的判断，是与他们各自在社会分工中的位置相关的。安提戈涅作为女人无需操心政治，作为孩子她无需关注城邦。而克瑞翁长期的城邦生活已经使他不能细致理解女性的和许多普通人的感情世界。社会分工带来个体视野狭窄，“井蛙不可语于海，夏虫不可语于冰”，各方都觉得自己的问题最重要，自己的要求最天经地义。

悲剧在于，我们虽然可以在规则或概念系统上把女性从政治世界中排出，却无法在实际政治生活中把女性完全排除，特别是当一位女性决心要进入这个政治与伦理交错不清的生活世界时。

以上三种批判性解读，从方法论上，可统称为“社会科学的解读”。中国读者可能对安提戈涅和克瑞翁各打五十大板，认为判断道德善恶应以大局为重，因此既非个人至上，也非法律至上，强调家国互补而不是冲突。

一方面，普通中国人具有实用主义和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特殊主义倾向，另一方面，普通中国人又有强烈的道德化和高度简单化倾向（要么把安提戈涅作为完美道德的代言人，要么把克瑞翁作为深明大义的皇帝或重臣，总之是善恶或忠奸的对立）。

作为普通人，我们的生活意义并不在于宏大的历史叙事，不在经验世界之外，而在于眼下的日常生活和日常人伦之中。所以最重要的是要努力保证个人生活世界和生活参照系的基本稳定和安详。然而，社会科学的解读虽然号称注重客观分析，尊重日常感受，却也忽视了日常生活的理性秩序与时时介入其中的非理性的、偶然无常的命运因素之间的紧张关系。

（五）精神分析的解读

这种解读抛弃伦理学上关于善的理想的宏大叙事，不认为安提戈涅与克瑞翁的冲突是两种伦理力量（家庭伦理和国家伦理）的斗争。拉康正视人的行动和欲望之间的关系。克瑞翁禁止人们安葬波吕涅克斯，是为了“第二次杀死敌人”，使他不再获得人们尊敬，不再成为一个主体，从而实现自己的快感；死亡很简单，对于死亡如何评判才是最重要的。基于克瑞翁之前被俄狄浦斯的羞辱以及不那么名正言顺的继位，这也是一种宣泄。而安特戈涅之所以反抗命令，是为了实现自己的死亡欲望，而不是为了捍卫手足之情或高尚品性。

安提戈涅的死亡欲望与她背负的从俄狄浦斯那里来的“原罪”有关，她不能忍受这样的不值一过的生活，死亡欲望其实是为了实现不可能的完满。只有通过埋葬哥哥取消自己的肉身存在，才能实现精神性崇高存在的欲望。安提戈涅实现欲望的方式是“犯罪”，犯罪是人实现欲望的最高形式。

精神分析的解读隐含了有关制度和个人关系的巨大奥秘，可以作为我们进行进一步分析的起点。我们可以将拉康所揭示的个人的美学层面，扩展至他没有注意到的更具支配性的命运、制度和社会的层面。

（六）敌友思维的解读

克瑞翁的政治伦理重在区分敌友关系，正义就是爱朋友恨敌人，而敌友的标准是对城邦这个共同体是否忠诚。安提戈涅则说，“我天性不喜欢与人一道去恨，只喜欢与人一道去爱。”布伦戴尔认为安提戈涅明确地将友爱的价值置于仇恨之上。这个观点是有问题的。

实际上，安提戈涅也具有和克瑞翁一样的敌友思维。首先，安提戈涅的亲情伦理也以家庭内外的区分为基础。如果说克瑞翁把城邦凌驾于家庭之上，安提戈涅则把家庭凌驾于城邦之上。克瑞翁只有朋友和敌人，安提戈涅只有家庭成员和外人；其次，即便对待内部家庭成员，安提戈涅的爱恨也是以是否站在同一阵线为前提的。

我们从文本中发现，她对哥哥并非真的有感情；而对于关系更亲近的妹妹伊斯墨涅，仅仅因为对方不敢和她一道行动，就以刻薄诅咒相待，宣布她和妹妹之间敌我分明，不可逾越。反倒是伊斯墨涅后来为安提戈涅而悲泣：“失掉了你，我的生命还有什么可爱的呢？”安提戈涅就做不到如此不舍的温情，她并不真正在乎爱，也没有以切实的行动展开爱。内外有别的双重标准，导致一方面敏感，另一方面麻木；一方面极端的爱，另一方面极端的恨。这种解读有助于我们思考正义的局限。

03

安提戈涅的敌人不是克瑞翁

而是命运

以上所归纳的各种解读，都认为安提戈涅直接挑战的是克瑞翁的“禁葬令”，而不是其他更隐蔽的支配力量。这一共同的盲点，实在令人惊诧。其实，只要明白造成安提戈涅悲剧的元凶是谁，这个疑惑便可一目了然。安提戈涅确实是在反抗禁葬令，可是，稍加思索就很清楚，她的家族悲剧，与克瑞翁的这道命令，说到底没啥关系。而且文本中明确显示，安提戈涅从头到尾耿耿于怀的、甚感不平的，并非克瑞翁，而是命运的安排，神律的诅咒。

在戏剧一开始，安提戈涅就告诉妹妹，听说禁葬令“是高贵的克瑞翁针对着你和我，特别是针对着我，宣布的命令”。她的这个论断极其不合逻辑。作为城邦统治者的克瑞翁所发布的“禁葬令”，是一个普遍的规定，显然是针对城邦所有人的。事实上，克瑞翁在发布禁葬令时，压根没有想到挑战命令的人会来自自己的家族，尤其会来自安提戈涅这样一个女性，也因如此，克瑞翁在得知有人违抗命令祭奠死者波吕涅刻斯时，才会本能地反应道：“你说什么，哪个汉子敢做这件事？”

更有意味的是，安提戈涅尤其强调克瑞翁的命令“特别是针对着我”的。这更是主观臆断了，已然透露安提戈涅早做好主动碰瓷的准备。她越是刻意强调克瑞翁的命令跟自己过不去，越是表明她想掩饰内在的目的。那么，她的真实动机到底是什么？注意，安提戈涅在谈论禁葬令的同时，还曾抱怨说：“俄狄浦斯传下来的诅咒中所包含的灾难，还有哪一件宙斯没有在我们活着的时候使它实现呢？”由此我们可以推测，安提戈涅真正不满的，并非克瑞翁，而是令她和整个家族蒙受痛苦和羞辱的命运本身。

这样的推断，有充分的文本依据。整个剧本中最重要的关键词就是“命运”。它一共出现了十九次之多，还不包括那些表达同一意思的语词，比如“命中注定”、“不幸”、“厄运”等等。安提戈涅在被宣判死刑后表达悔意：“我的母亲的婚姻所引起的灾难呀！我那不幸的母亲和她亲生儿子的结合呀！我的父亲呀！我这不幸的人是什么样的父母所生的呀！我如今被人诅咒，还没有结婚就到他们那里居住。”父母不幸的结合，自然是命运导致的。

看到一切无可挽回，她对命运的抱怨就更赤裸裸了：“我究竟犯了哪一条神律呢？我这不幸的人为什么要仰仗神明？为什么要求神保佑，既然我这虔敬的行为得到了不虔敬之名？即使在神们看来，这死罪是应得的，我也要死后才认罪；如果他们是有罪的，愿他们所吃的苦头恰等于他们加在我身上的不公正惩罚。”

这番控诉和窦娥的声讨简直如出一辙：“地也，你不分好歹何为地；天也，你错勘贤愚枉做天。”结果呢？安提戈涅代表俄狄浦斯家族跟命运的撞击，再一次遭到惨败。

仔细分析戏剧中那场经典的审判，双方冲突的核心昭然大白：

克瑞翁：“你低头望着地，承认不承认这件事是你做的？”

安提戈涅：“我承认是我做的，并不否认。”

克瑞翁：“……告诉我……你知道不知道有禁葬的命令？”

安提戈涅：“当然知道，怎么会不知道呢？这是公布了的。”

克瑞翁：“你真敢违背法令吗？”

安提戈涅：“我敢；因为向我宣布这法令的不是宙斯，那和下界神祗同住的正义之神也没有为凡人制定这样的法令；我不认为一个凡人下一道命令就能废除天神制定的永恒不变的不成文律条，它的存在不限于今日和昨日，而是永久的，也没有人知道它是什么时候出现的。

我不会因为害怕别人皱眉头而违背天条，以致在神面前受到惩罚。我知道我是会死的——怎么会不知道呢？——即使你没有颁布那道命令；如果我在应活的岁月之前死去，我认为是件好事；因为像我这样在无穷尽的灾难中过日子的人死了，岂不是得到好处了吗？

所以我遭遇这命运并没有什么痛苦；但是，如果我让我哥哥死后不得埋葬，我会痛苦到极点；可是像这样，我倒安心了。如果在你看来我做的是傻事，也许我可以说那说我傻的人倒是傻子。”

事实上，在审判之前，刚得知挑衅者居然是个女人时，克瑞翁已经大为吃惊，他不敢相信，连连追问，这女子在哪捉住的，怎样捉住的？而在这段对话中，克瑞翁步步在给安提戈涅台阶下，希望她否认是她做的；希望她不知道有禁葬令；希望她仅仅是出于冲动而并非勇敢，以便顺水推舟，放她一马。可是，安提戈涅毫不留情，不给面子。

安提戈涅在审判中表现出极不合作、希望速死的心态。从她的语气可以看出，她对克瑞翁及其发布的命令从骨子里充满轻视。她的论证显示自己在规则的正当性（我服从的法律是更高的永恒法律，潜在意思是你这个法律不是法律）、道义的高尚性（我不会因为害怕你的反对而放弃自己的责任，潜在意思是你道德低下）、智力的优越性（我并没有干傻事，你才是傻子，成为我的工具而不自知）三个方面，都傲视当权者克瑞翁。

或有人提出疑问，安提戈涅不是宣称自己服从的是天神制定的永恒律法吗？她不是在借神律来否定克瑞翁的城邦法律吗？从这段话怎么能看出她是在挑战神律？可是细细品味可以发现，安提戈涅搬出神律天条，重心在于贬低克瑞翁的命令，却并不必然证明她此时此刻就是在服从宙斯的法令。这种对神圣律令的援引，也是一种借口和说辞。实际上她的这番话中不时透露出她完全没有把神律当回事，比如她接着就说，“如果我在应活的岁月之前死去，我认为是件好事。”人应该活多少岁月，当然也是神的安排，她希望主动在这之前死去，岂不也是违抗神律？之后，她又声言，“我除了因为埋葬自己哥哥而得到荣誉之外，还能从哪里得到更大的荣誉呢？”在她心目中，人的荣誉比神律的神圣性显然要重要得多。

由此可见，安提戈涅的真实用意，正是要通过埋葬哥哥的行为，来驱除那种“痛苦到极点”及屈辱到极点的感受，以在和命运抗争的过程中实现“极点的幸福”。克瑞翁在这个时刻发布的“禁葬令”，恰好让她看到了一扫晦气的机会，让她得以在直接与命运的对抗中实现自己一生难得的尊严。为了达到这一目标，她必须让自己的犯罪行为被发现，被定罪。不要忘了拉康说过的，犯罪是实现欲望的最高方式。这样我们才能理解，为什么她会对妹妹说，“你要是保持缄默，不向大众宣布，那我就更加恨你”；为什么她采取的安葬哥哥的方式并不是保存全尸，以免风吹日晒和鸟兽啄食，而是仅仅在尸体上象征性地撒上干沙；为什么她在祭奠时大声哭喊，悲痛中发出尖锐声音；为什么捉她时，她一点也不惊惶。这些大张旗鼓的言行，都是为了让自己被抓获。一切目标都指向“充其量是光荣地死”。可见，那个她口口声声诉求、依赖并宣称所有人都必须服从的神律及其所代表的天神安排的命运，才是安提戈涅真正反对的东西。

毫无疑问，安提戈涅的行动逻辑就是要实现“生的伟大，死的光荣”，正如她对妹妹伊斯墨涅所说，现在得知了禁葬令，是证明她们是“出身高贵的人”的机会。人生最大的光荣，当然是实现某种更为高远的目标，或者能够与旗鼓相当的对手甚至跟比自己更强大的力量对抗。这种对抗，若能战胜，当然最好；若是战死，也死得其所，不亦快哉。安提戈涅对命运、对神律，就怀着这种激愤复杂的感情。这种感情与她对克瑞翁的感情完全不同，要知道，愤恨和轻视，是完全不一样的情绪。前面的论证已经表明，安提戈涅骨子里就看不上克瑞翁，仅仅与自己内心深为蔑视的克瑞翁相对抗，何以实现自己的高贵和光荣？反之，愤恨的对手命运，则让安提戈涅充满敬畏，进而激发起战斗的热情。

诚然，安提戈涅的行动也包含着复杂的动机，比如对自然正义的追求、亲情的爱、承诺（波吕涅刻斯曾希望安提戈涅能安葬他）、家庭伦理责任、对过去美好岁月的留恋，等等等等，但所有这些动机，相比她希望在这一刻挣脱命运的枷锁来说，都成为微不足道的。实际上，对荣耀的执着，乃是整个俄狄浦斯家族的基因。俄狄浦斯的高傲自不用说，哥哥波吕涅刻斯之所以发动针对祖国的战争，也不仅是为了争得王位，而且是为了洗刷被驱逐的耻辱。安提戈涅同样觉得，如此生活，不值一过，如果不抓住这次机会，她的生命就会彻底失去价值，不再精彩。安提戈涅的选择只与自我救赎有关。她需要的是借此完成对最高权威——命运——的最后一击。

安提戈涅的悲剧还具有公民不服从的色彩。一方面，她表示安葬波吕涅刻斯是神圣的正义及不朽的神法的要求，所以她必须遵循，另一方面，她又清楚自己目前的命运正是神的安排造成的，所以她必须反抗神。用顺服神来反抗神，用顺服神律而导致的荒诞结果来证明神律本身的不公不义，这就是安提戈涅的主观意愿。那么，她实现光荣了吗？

04

安提戈涅的力道

被消解了

从安提戈涅的角度，她与克瑞翁之间的对抗根本就不重要。或者说，克瑞翁的命令只不过是她反抗神律、成就辉煌抱负及高贵梦想的必要工具。当她得知克瑞翁发布禁葬令的那一刻，惊喜压倒了悲哀。

在安提戈涅的计划中，克瑞翁的角色是不重要的，却是非常必要的。安提戈涅实现光荣，离不开自己所看不上的克瑞翁。因为只有通过直接挑战克瑞翁的命令，克瑞翁才能以剧烈对抗的形式与她配合。她需要克瑞翁在世俗的社会中给予她最后的援手。没有克瑞翁的命令，安提戈涅行动的前提就消失了。

而且，作为最佳的配合者的克瑞翁，千万不能轻易改变自己的成命。否则安提戈涅的壮举就无法实现。我们可以设想一下，假如克瑞翁在发现是安提戈涅这个外甥女违反“禁葬令”后，基于亲情的考虑、体贴民众的呼声，而宣布自己的命令是错误的，进而大力表彰安提戈涅的义举，甚至下令由城邦出面厚葬波吕涅刻斯。如果情况真演变成这样，试问安提戈涅的心情如何？我相信她一定会感到无比的失落，甚至感到更大的羞辱，因为她的“光荣”梦想彻底泡汤了，自己又被命运无情地耍弄了。

可是，克瑞翁毕竟不是完全被动的、工具化的存在。克瑞翁的人间制度，本来也是神圣律令的一个部分，只不过是破碎的、因而扭曲了的部分而已。安提戈涅在利用克瑞翁，神也在利用克瑞翁。克瑞翁颁布的命令在安提戈涅看来违背了所谓的神律，但这种命令不过是与神律的无意识合谋的表现而已。神律虽然神圣，但作为社会制度，它不可能永远高高在上，它必须参与到人们具体的社会生活和社会事件当中，它的力量也必须通过克瑞翁式的命令才能体现，这就是所谓的“道成肉身”。安提戈涅虽然采取了轰轰烈烈的对抗制度及命运的行动，但归根到底，她的死亡方式以及连带的其他无辜者的死亡（男友、未来的婆婆），都又一次残酷地证明了命运无所不在的安排：宙斯又一次实现了降临在她家人身上的苦难。

权力的游戏，需要朋友，更需要敌人。任何制度早晚都会制造出自己的反叛者，都会创造出类似安提戈涅和克瑞翁之间发生的那种冰炭不容的不可妥协的冲突。然后，在以各种方式镇压、驯化、收编反叛者的过程中，制度再次证明自身无往不胜的威力和价值。就像轰轰烈烈的法治进程需要制造出千万个秋菊式的噪音和法盲一样，这些表面性格倔强的人，强如俄狄浦斯、安提戈涅者，都不过是制度的牺牲品和工具，是神圣意志的玩物而已。而那些戏剧化的冲突，也不过凸显了一切都是被安排好的、都在掌控之中。

克瑞翁对安提戈涅的判决，原先是用乱石砸死，但后来改为把她囚禁在石墓中，孤独终老。这也剥夺了安提戈涅原本期待的慷慨就义的机会，毕竟被乱石砸死，具有公开性和仪式化的特征，如同神圣的献祭，能让英雄实现最精彩的表演……从这个意义看，克瑞翁并没有让步，他既执行了自己的命令，又让安提戈涅的光荣梦想落空。身处石墓、没有观众的安提戈涅哀叹道：“我再也看不见太阳的神圣光辉，我的命运没有人哀悼，也没有朋友怜惜。”她的懊悔，或许正反映了她最终意识到自己所对抗的命运和制度仍然无处不在，无法撼动。

安提戈涅本以为克瑞翁不值一提，孰料作为工具的克瑞翁却充当了最有力的绊脚石。克瑞翁如同卡夫卡小说中挡在法律门前的那个地位低下的守门人一样。正所谓小鬼难缠，只要有这样的守门人存在，安提戈涅根本就没有见识和挑战命运或制度的机会，而且，即使这个守门人换了，别的守门人也会及时填补，履行好捍卫制度的职责。老年的俄狄浦斯曾语重心长地嘱托爱女安提戈涅：“我们不可和命运抗争。”如今，事已至此，安提戈涅不再假装顺服神律的公正了。她说：“我这不幸的人为什么要仰仗神明？”可惜这声音，只有她自己能听见了。

05

克瑞翁的

正义逻辑

克瑞翁也很憋屈。他觉得自己没做错什么呀，为什么最终还是遭受众叛亲离的后果？“造化弄人”在克瑞翁这里得到了生动的体现。但是，从克瑞翁身上可以看出，傲慢与偏见，仍然是人最大的原罪。

克瑞翁的行动与他的经历和性格有关：

首先，他一直为自己的政治地位的合法性感到焦虑。俄狄浦斯一直认为克瑞翁在觊觎他的王位，甚至指责克瑞翁与先知忒瑞西阿斯合谋，试图篡夺他的王位。在俄狄浦斯的两个儿子战死后，克瑞翁虽然继承了王位，但毕竟更像僭主身份，他心中总有疑虑，于是专门召开长老会议，郑重声明：“既然两个王子同一天死于相互造成的命运——彼此残杀，沾染着弟兄的血——我现在就接受了这王位，掌握着所有的权力；因为我是死者的至亲。”他对自己的地位有极大的不安全感，认为“这城里早就有人对我口出怨言，不能忍受这禁令，偷偷地摇头，不肯老老实实引颈受轭，服从我的权力。”他反复强调，“凡是城邦所任命的人，人们必须对他事事顺从，不管事情大小，公正不公正；……背叛是最大的祸害，它使城邦遭受毁灭，使家庭遭受破坏，使并肩作战的兵士败下阵来。只有服从才能挽救多数正直的人的性命。”

其次，克瑞翁本身也是个常人，他希望拥有常人的幸福和平安。他并非完全忽视家庭价值，只不过被这个家族的伦理败坏伤得太深。家族伦理，在那个时代，完全是以男权为主导的，女权主义分析说安提戈涅的家庭伦理体现了女权思维，是时代错位的误读。明白这一点，我们就能理解他为什么说了很多贬低女性的话，认为岂可让女人骑在男人头上；还有对儿子说，失去这个女子，你还有别的土地可以播种。也因为对常人幸福的关注，他才希望远离权力中心，无忧无虑。而当家族的不幸把他卷入，让他不得不收拾残局，他当然也会有不适感。他还好面子。面子观念也是传统家族伦理为主导的社会的重要观念。当俄狄浦斯因杀父娶母的事情暴露而刺瞎自己双眼后，克瑞翁希望“家丑不可外扬”，命令“快把他带进宫里去”。克瑞翁作为安提戈涅的母亲的弟弟，家中发生如此大的丑闻，对于他来说当然是无法忍受的。反过来，一旦家庭遭到破坏，一旦执掌城邦大权，他就会从一个极端进入另一个极端，以僵硬的实在法规则，作为自己脆弱处境的保护伞。

第三，克瑞翁秉持的政治伦理使他必须做出如此行动。他说，“城邦的船经过多少波浪颠簸，又由众神使它平安地稳定下来。”“一个人若是没有执过政，立过法，没有受过这种考验，我们就无法知道他的品德、魄力和智慧。任何一个掌握着全邦大权的人，倘若不坚持最好的政策，由于有所畏惧，把自己的嘴闭起来，我就认为他是最卑鄙不过的人。如果有人把他的朋友放在祖国之上，这种人我瞧不起。至于我自己，请无所不见的宙斯作证，要是我看见任何祸害——不是安乐——逼近了人民，我一定发出警告；我决不把城邦的敌人当作自己的朋友；我知道惟有城邦才能保证我们的安全；要等我们在这只船上平稳航行的时候，才有可能结交朋友。”对克瑞翁来说，城邦的安全和利益高于一切。在他心目中，天下只有一种终极的城邦共同体的善，所有其他价值都是为这一种善服务的。他宁愿维持的是单一的、表面的稳定。问题在于，克瑞翁认为，在城邦要求之外，并不存在任何其他的公正和虔诚。儿子海蒙立马反驳说，即便您判定安提戈涅的行为对城邦安全是一种威胁，但城邦作为公民的集合体，仍然站在安提戈涅一边。显然，对于何谓安全，何谓稳定，何谓共同利益，克瑞翁的判断和公民的判断，出现了严重分歧。也许，可靠的稳定和安全，有赖于各方在尊重与体谅、表达与倾听的基础上，形成基本的共识。悲哀的是，克瑞翁的政治正确压倒了他的情感考量。

克瑞翁的这种政治伦理进而导致他执着区分敌友，对正义和道德的复杂性，做了简单粗暴的裁剪和划分。他说，“好人不愿意和坏人平等，享受同样的葬礼。”“仇人决不会成为朋友，甚至死后也不会。”他爱用好与坏、可敬与可鄙，正义与非正义，敌和友、虔诚和不虔诚等二元对立的标准。问题是，友爱可能会提出超越正义的要求；选择正义又可能导致对神的不虔诚；对荣誉的追求可能会伤害正义或友情。克瑞翁本来也是波吕涅刻斯的近亲，也有传统义务收葬尸体，但他完全以城邦标准来行动。也正是因为他的泾渭分明的敌友观，让我们无法在克瑞翁身上看到极端痛苦的双重角色的挣扎选择。在他做出决断时，内心似乎没有任何冲突，如同窦娥，他心安理得地活在自己的价值判断中：对城邦有利就是好，有害就是坏。但他没有想到，当内在的冲突匮乏，外在的冲突就会更加激烈。

第四，克瑞翁认为自己也是在服从神圣的律法。他指出，波吕涅刻斯叛国，“想要放火把他祖先的都城和本族的神殿烧个精光，想要喝他族人的血，使剩下的人成为奴隶”，这样的行径，天神能允许他的尸体厚葬吗？家族伦理能容许给他礼遇吗？断乎不可！

可是，也正是在这里，克瑞翁暴露了他把政治伦理和传统伦理相割裂的巨大错误。他追求国家的权威、稳定和秩序，但不明白真正的秩序一定无法脱离人性的尊严和友爱的价值而单独存在。城邦的稳定，往往需要承认和平衡那些相互竞争的权利主张和多元价值，并努力达成一种妥协。这绝不是现代的思想，在《安提戈涅》中，海蒙传递的市民的呼求，歌队代表的民众的一般观念，都说明包容不同的声音，并不意味着城邦航船的毁灭。

正如海蒙意味深长所说，必须知道怎样向暴风雨屈服，通过尊重自然友爱达到促进政治友爱。人之将死其言也善，儿子海蒙还说出了一个更普遍的真理：“一个人即使很聪明，再懂得许多别的道理，放弃自己的成见，也不算可耻啊。”因为，“只属于一个人的城邦不算城邦。”

克瑞翁在自然友爱和政治友爱方面全部失败了。而我们所作出的这些总结，也不过是后见之明。任何行动者，都有不可克服的局限和盲目。这也是人的宿命。克瑞翁活在传统中，但他并不懂得传统。熟悉，往往意味着遮蔽。

06

正义的判断：

从自信到疑惑

不得不说，安提戈涅和克瑞翁，在判断正义的思维方式上，有着内在的一致性。他们的眼光同样狭隘。

克瑞翁的政治身份局限了他的判断，他的情感创伤又让他的心变得刚硬。两相结合，他对于敌友之外的更丰富更细微也更值得认真对待的情感体验，已经缺乏必要的敏感，对爱也感觉麻木。没有抉择的痛苦或紧张的状态，他似乎可以理智健全地重新排列他的价值判断。对他而言，天下只有一种终极的善。可是，这种善即便存在，也在神那里而不在人那里。人一旦想要攫取判断终极善恶的能力，人就把善引向了恶；人一旦想要成为上帝，人也就成为了魔鬼。从某种意义上，人只有特殊性而没有普遍性。尊重特殊性，也意味着要尊重别的特殊价值的共存，而不是以自己秉持的善的标准来抹杀别的特殊性。

安提戈涅同样是以极端的、近乎无情的方式，把世界的价值简单化了。她对死者的尊重超越了对活人的尊重。她好像是责任高于热爱，由此，她不惜一切代价埋葬哥哥的责任激情超越了爱的激情。问题是，责任的本质之一，是要考虑行动的后果，安提戈涅对于后果和代价很冷漠。克瑞翁是不顾别人的感受，安提戈涅则是只顾自己的感受。安提戈涅说她的本性是去爱，而不是去恨，这不仅是局限于家庭圈子，而且也不管爱的对象的好坏善恶。克瑞翁单纯从传宗接代角度看待婚姻，而无顾海蒙对安提戈涅的爱；安提戈涅显然也看轻海蒙对她的爱，整部剧中，她没有对海蒙说一句话。

所以，克瑞翁和安提戈涅的冲突，确实如黑格尔所说，是伦理的悲剧性冲突，很难说谁对谁错。然而，也要清楚，正义虽然是局部的，正义却不完全是相对的。至少在这个案例中，安提戈涅在道义上还是比克瑞翁更加高尚。安提戈涅比克瑞翁更关心个体性，安提戈涅显得更真诚，安提戈涅的选择比克瑞翁更具复杂性，安提戈涅的行动对他人造成的伤害更小，安提戈涅的情感诉求比克瑞翁的政治主张更普遍也更持久。克瑞翁呢？他的关心表面更宏大，其实更多是把正义当作托词。城邦的安全背后，是忧虑自身地位的安全，因此他显得比较分裂而且虚伪；他的价值观更加苍白和单一，缺乏灵魂；他作为城邦统治者，其判断和抉择，波及范围更广，容易对更多人造成伤害；他显得更绝情。

残酷的现实报应，让安提戈涅和克瑞翁都感到懊悔。安提戈涅的后悔，是因为想要实现的光荣打折了，但这无损于她的行动的价值；克瑞翁的后悔，却是最终发现事情完全在自己控制之外，“所以心里乱得很”。然而，幸好他们从自信走向懊悔了。懊悔开辟了新的正义的可能。假定安提戈涅或克瑞翁任何一方，在这场正义的斗争中取得压倒性胜利，这对正义来说，并不见得是好事。

偏颇的正义成了全部的正义，且胜利者更以为自己掌握了全部的真理，没有比这更糟糕的事情了。努斯鲍姆说，正义就是斗争，没有冲突的人类生活，比起充满冲突可能性的人类生活，无论在价值和美感上都要逊色得多。任何值得追求的事物都与其他事物相关联，从而也就难免产生摩擦和冲突。只不过，尽量不要扩大冲突和紧张的范围。如歌队所唱：“人的过度行为会引起灾难。”是的，懊悔，使冲突的双方切身感受到了正义所遭遇的阻碍，从而反思自己并不是那么正确。正义需要在反思中前行，而不是在高歌猛进中遗失自我。

《安提戈涅》是一部关于实践理性的悲剧，其中充满审慎、推理、知识和洞察力这样的字眼。这些字眼，整体代表了人的掌控世界的工具和能力。在这些字眼背后，是一个不确定的、变动不居的命运深渊。对于不可言说的，保持沉默；对于不可挑战的，保持被动，这也是人与世界相处的重要智慧。如同苏力所言，“社会、制度和文化并不只是压迫我们的，而是支持了、培育了我们的需求和感受。”当我们发现在我们所处世界，正义没有得道实现，恰当的态度不是诅咒或绝望，而是学习和调整我们对世界的看法，或者反思正义的哪个环节出了问题。这不是迎合，而是更深层次的盼望，因为“伸冤在我，我必报应”。

但我们仍然要行动。行动的目的，不是要改变外在的东西，而是要在行动中发现自己、改变自己、创造自己、完善自己。亚里士多德在《诗学》中指出：“人的幸福与不幸均体现在行动之中；生活的目的是某种行动，而不是品质；人的性格决定他们的品质，但他们的幸福与否却取决于自己的行动。”亚里士多德极为敏锐地看到了人的主动性与命运的关系。命运无论如何强大，人仍然是有所作为的，仍然是有证成自己的机会的。

俄狄浦斯也曾告诉安提戈涅，“使我一生有光彩的是行动，而不是言语。”正是在这样的人生观指导下，安提戈涅采取了激烈对抗命运的行动。如果她的生命中没有这次孤注一掷的行动，她的一生也就非常黯淡，没啥可说的了。在这个意义上，行动的成功或失败，到底是悲剧还是喜剧，都不大重要了。人因行动而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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