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刊首发】结绳志的质地、方法和议程

口述史访谈者的自我定位及访谈风格　刘柳

在实践中反思口述史方法的主体间性　锋竹沁

口述历史与社会科学的公共性　陆远

国家-社会关系中的主导性政治的变迁：以贵州三线地区“树村”为例　袁美娜

知识生产你还需要知道这些　访谈人：严飞　郦菁

结绳志的质地、方法和议程　结绳志

无心插柳柳成荫：对美国著名社会学家周敏教授的访谈　访谈人：游天龙　张海静

让学生和项飙聊天　访谈人：袁美娜 张海静　梁兆哲

结绳志的质地、方法和议程

作者简介：结绳志。结绳志编辑团队成员：安孟竹，云南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博士后；林子皓，芝加哥大学比较人类发展学系博士研究生在读；王菁，宾夕法尼亚大学传播学院全球传播研究中心高级研究主管；叶葳，明尼苏达大学人类学系博士候选人；曾毓坤，芝加哥大学人类学系博士候选人。

摘要：2020年的新冠肺炎疫情及其次生社会问题给人类学的知识生产反思带来了实践上的紧迫感，在这一背景下，几位人类学学生/学者在2020年开启了中文公共人类学平台“结绳志”。结绳志力图从最具社会关切和张力的事件和现象出发，寻找人类学及相关领域能提供的问题意识和实践方法，操作上强调探索、联结与网络，在警惕知识生产资源化的同时力图实践去中心合作的工作方法。本文从结绳志平台的产生背景出发，对结绳志近两年的工作进行了梳理，力图从对即时公共议题的回应、联结共创的方法、翻译的目标与障碍、基础设施几个角度进行实践反思，以推进对公共人类学何以可能的探讨。

关键词：公共人类学 知识生产 翻译 批评 实践

人类学关于知识生产的讨论可以追溯到巴特关于原住民仪式秘传知识的经典研究（Barth，1975）。在晚年对知识人类学研究的进一步推进中，巴特已卓有自反性地将20世纪大学的发展纳入其关注的框架（Barth，2002），而七八十年代自反人类学（Clifford and Marcus，1986；Abu-Lughod，1996）、“向上研究”（study up）（Nader，2019）、科技与社会研究（science and technology studies，STS）（Haraway，1988；Tambiah，1990；Barad，2007）等领域的发展也给这一尚未建制化的领域提供了理论框架。而2020年的新冠肺炎疫情则给这一议题带来了实践上的紧迫感。发展迅猛、涉及面向繁多的疫情及其次生社会问题，一方面对基于长时间田野并辖域化在诸多细分分支的人类学本身产生了强烈的方法、伦理乃至学科意义层面的冲击（Günel，Varma and Watanabe，2020），另一方面也刺激了人类学家们进行更即时的有公共面向的介入性知识生产（刘绍华，2020；Fassin and Fourcade，2021）。在这一反思和刺激下，几位人类学学生/学者在2020年开启了中文公共人类学平台“结绳志”。

立足于“人类学的观点、方法和行动”，结绳志所涉及的议题往往不从既定的学科理论和分支脉络出发，而是力图从最具社会关切和张力的事件和现象出发，寻找人类学及相关领域能提供的问题意识和实践方法。在操作方法上，结绳志从“结”这一意向出发，强调探索、联结与网络，但有意识地警惕知识生产资源化（Strathern，1996；Ingold，2015），并力图实践去中心合作的工作方法。本文是对近两年实践的一次梳理，也想以此推进我们一直以来的思考：谁是人类学的受众？什么是人类学的公共性？什么又是有效的联结？翻译意味着什么？媒体和学术的关系是什么？怎样重新定义和形塑编辑与作者、批评与联结、知识和实践之间的关系？

一 此时此刻的人类学

结绳志的前史是一系列从个体到群体的知识实践与反思，重要的事件是2020年的新冠肺炎疫情。新冠肺炎疫情发生的场景有三个特殊之处。其一是发展迅速；其二是机理复杂，次生灾害面向繁多；其三是疫情发生后，很多人都只能待在家中。第一点会唤起普通人的紧迫感。2020年以来的诸多公共写作和民间自组织便是明证。第二点则是有社科背景的观察者和行动者面临的挑战，疫情所涉及的传染、歧视、隔离、养老、照料、生命政治、共情和援助、人畜共患病、媒介与表征等面向都呼吁结合社科问题意识的思考和行动。第三点则是传统田野方法面临的难题。

2020年以来，人类学的诸多方法反思触及了疫情下知识生产-实践的这三方面。曾于2009年在中国疾控中心进行田野调查的人类学家凯瑟琳·梅森曾生动地分析过自己此前的田野经验如何让她误判新冠肺炎疫情的规模、发展速度和对社会的深远影响，这几个方面的冲击都远远超出了中国乃至世界现行公卫系统在2020年的准备。对人类学等关注面甚广的学科而言，疫情与其次生问题及社会行动者的自反构成了独特的缝隙，得以照见和暴露许多平日里隐藏在“正常状态”中的社会问题（Roy，2020；Fassin and Fourcade，2021）。而近年来，这类海内外社会议题超出了封装在既定理论内的学术问题意识，人类学如何介入当下以紧密追踪和思考这些涌现的动态并与相关实践及时交流，这一紧要问题也在中文语境的人类学中有所回应（刘绍华，2020）。此处，上述问题对基于长期田野调查的社科质性研究方法的巨大冲击，引起了田野方法的调整（Babcock，2020；Briggs，2021；Günel，Varma and Watanabe，2020）。其中卓有影响力的“拼布民族志”（patchwork ethnography）就提醒到，传统的田野方法在实践上早已是一个岌岌可危的神话。传统的长时间浸入型田野所预设的时空是与家相隔绝的田野，人类学家可以长时间在田野中进行不受外界干扰的田野工作。这一全能的田野工作者形象背后其实是一系列未充分考虑性别、国籍等因素的不平等关系。而田野工作的滞后、田野方法的神话、学术问题意识在“当下”的不在场，更是在长时段田野方法诞生之初即已纠合在一起[1]，在当下的背景下又被重新照亮。

上述反思和Corona读书会的初步探索使得我们能在具体的历史中更共情地回溯人类学知识体系的传承与罅隙，理解这一学科和现实间的搏斗。结绳志在这一意义上是有方法、观点和议程自觉的一系列实践。这一过程有成功也有不尽如人意的地方，但我们的努力方向仍然明晰，即力图找到一种更从现实出发、突破学科和理论固有辖域的知识生产方式，在具体的议题上把握知识-实践联结，重视知识公正（epistemological justice）和实践自反，在传统田野和即时媒体间不断演练新的工作方法。

二 联结生成力量

“结绳志”名字的灵感来自结绳记事这一意象，指的是通过在绳子上打结来记录和传播信息。这种记事方式古已有之，在世界各地皆有发现：《周易》中即载“上古结绳而治”；在我国的民族社会历史调查材料中，也录有各地以结绳记日、计账等传统——泸沽湖畔的普米族更曾使用“散羊毛疙瘩”（在羊毛绳上打结和解结）来联络不同村寨、传递起义信息。西方人类学研究里，古代印加人所使用的奇普（quipu/khipu）最受关注：通过不同颜色、打结方式、空间关系，奇普记录了印加帝国的各类统计信息和叙事；即便后来因遭受西班牙殖民者禁止和销毁而失传，散落的奇普仍然提醒着当年新旧两个世界接触的暴力。历史中的“结绳”与“解绳”从不止于手艺和叙事，更有关多元行动者之间的联结与合作。

作为公共人类学平台，与朋友们和各类社群组织的合作正是结绳志的力量来源，也是我们最常见的工作方式。自2020年7月25日成立，截至2022年6月9日，结绳志推送了250篇文章，仰赖超过120位作者、译者、校对者的集体工作。

Corona读书会正是以联结为核心方法的重要栏目，它既是结绳志成立的前史，也贯穿在我们编织的网络的每个节点上。如前所述，读书会参与者有着异质的背景，在去中心化的讨论过程里，会尽力让一些接近现场的朋友，如自组织志愿者、长期关注和实践某些议题的实践者和学者、在武汉当地隔离或进行记录的朋友、关注具体议题的媒体人等参与。作为公开活动，往往会有此前并不认识但有相关在地经验或媒体和学术议程的朋友通过讨论而联结在一起，在进一步的共同做事中形成议题-知识生产-行动联结的回环。同时，在一个流动变化的聚落中，Corona的联结也意味着一套结合工作伦理自反的分工。做一次有效的读书会并尽力在后期出稿，前期准备、领读认领和后续整理等过程都需要相当大的身心投入。

与之类似，结绳志的许多其他栏目也都倚靠来自四面八方的朋友们的付出。比如，书讯栏目截至2022年6月已推出十一期人类学新书介绍，每次都是通过“结绳朋友群”的伙伴们分头认领，再进行写作与整编。当要以人类学的观点、方法和行动观照社会事件时，我们首先会与关注事件的朋友讨论、邀稿。而当邮箱中收到投稿来信时，我们也会根据主题内容去请教有相关知识与实践背景的师友一起跟进编辑。这类常规合作促成了共事的默契与团结，在探讨特定事件与议题时往往能够发挥重要作用。例如，在2021年5月塔利班占领阿富汗后，连同编辑团队在内的十几位朋友在24小时内跨时区协力完成了“阿富汗人类学书单”。又如，“多物种关怀”系列的推送历时一年，每篇短文都试图在按语或尾注中联系时事与国情来激发更广泛读者的兴趣，这是翻译小组跨专业（包括动物学、医学、生物学、人类学等）和跨行业（包括学界、保护组织等）的合作结果。参与读书会和不同写作项目的朋友经历和知识背景各异，多是因为对议题的关注和热情而来到一起。也在这一意义上，大家的投入并非为养活自身的“劳动”或强作品性的“工作”。

除了以议题联结志趣相投的朋友，联结也体现为打破学科和学院藩篱与不同团队建立合作关系。自2021年以来，关注教育问题的曾毓坤以另类、边缘、半体制教育为轴，与中国美术学院社会美育专业合作，邀请关注各类非主流体制教育的实践者与学者进行了一系列重新打开教育想象和理论-实践联结的讨论。与之平行，2021年恰逢巴西教育理论家、活动家保罗·弗雷勒的百年纪念。毓坤和我们的作者、特约编辑可仔，还有关注“被压迫者教育学”的“弗莱雷”公众号主编严丽一起，联动一群扎根教育生命经验的朋友们以集体书写教育经验和线上讨论教育实践的方式，抵抗“被压迫者教育学”也会面临的理论资源化。和教育实践者的持续接触，也刺激了毓坤和有着共同关切的伙伴在2022年的两次线上公益日发文号召捐出“改变社会的奶茶钱”，来支持需要帮助的机构。在2021年的六月节（Juneteenth），致力于探索种族理论与亚非团结等思想资源的黑色读书会在结绳志上发表了一系列短书评，以求为对抗种族主义提供思考路径。当2021年末女权运动家贝尔·胡克斯（Bell Hooks）溘然离世时，我们又与黑色读书会、VaChina社群以及播客“珊越拾穗”合作，发布了朋友们各种各样的纪念创作（也特别感谢沈睿老师同意我们发表她为纪念活动制作的演示文档）。2021年初，残障研究读书会的联合组织者吴迪与子皓邀请了读书会的十名参与者一起写作，对“科技无障碍”造成的障碍进行反思、吐槽和复盘，并通过集体写作完成了田野笔记，探讨聋人、听人、多重残障者如何跨越时差建立包容而安全的线上实时会议空间。集体写作本身也是一个实验性的过程：在共同工作的石墨文档里，是所有参会者不断对彼此提供的材料进行评论和补充而使其逐渐具有了血肉。正是这种在“障碍”中的体验和讨论，让我们跨越差异感受到彼此并形成力量（艾莉森·卡福尔《女性主义、酷儿、瘸子》）。

最后，联结当然也生发在结绳志的五位编辑之间。虽已亲密共事两年有余，但我们至今未曾在线下碰面，日常工作全靠数着时差进行各种线上合作。我们的网络合作文档名叫“猫咪摇篮”，除了满足猫奴们的私心，也是源于哈洛威（1994）在反思其女权主义科技研究实践时所提出的翻花绳比喻（翻花绳的英文名为cats’ cradle，直译为猫的摇篮）。这个古老的游戏涉及复杂的协作，但它不是竞争，无关输赢，也不制造产权归属。这种开放性实践，要求不同行动者参与，运用各自技巧，共同塑造新的可能性。这是我们的结绳愿景。

三 翻译作为方法

在结绳志的工作中，翻译介绍来自其他语言与文化的人类学实践是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其中包括甄选稿件、邀请译者、沟通版权、校对、编辑等一系列流程。然而，翻译不仅仅是一项烦琐的文字工作，更是重新审视人类学知识生产模式的策略性切入口。谁在翻译？翻译什么？在何种语言之间进行翻译？在翻译过程中如何保持对不平等知识生产体系的警惕？作为翻译中介的译者和编辑又应怎样反思这种“中间人”的身份？……这些都是结绳志团队在工作过程中不断思考的问题。

现代人类学知识体系发展于西方殖民扩张时期，其收集资料、田野概念理论化的一系列翻译（translation）过程，很大程度建立在不平等政治权力关系之上。过去的几个世纪以来，西方传教士、民族志学者、探险家、游客、记者等通过一系列的“文化翻译”（cultural translation），将收集到的田野资料“翻译”为人类学术语、理论，建立并不断固化了西方-非西方的二元知识体系。正如塔拉·阿萨德尖锐地指出的，在将“本土”（native）概念不断翻译为西方理论的过程中，人类学直接或间接参与的“文化翻译”与西方殖民力量密不可分。不过，随着越来越多本土人类学家接受人类学培训以及学科内部的反殖去殖，这种二元的知识体系也在不断受到挑战（Narayan，1993）。批判理论，尤其是女性主义理论，为重新思考翻译的开放性、解放性、可能性提供了许多理论和民族志资源。比如，巴特勒强调翻译实践可以也应该认可多种普适主义的共存。露丝·贝哈通过书写古巴女性的故事，展现跨越国界、语言和文化边界的女性经验，帮助人类学者反思自身在田野中的主观性。克劳迪娅·德·利马·考斯特和索尼娅·阿尔瓦瑞兹则从更广阔的拉美跨地区经验出发，展示了翻译如何帮助建立全球性的联结。

把翻译作为方法审视自身，结绳志五位主创人员的生命经验也与翻译和联结密切相关。我们的人类学教育背景包括中国、欧洲和美国，田野地点涉及东亚、中亚和东非，而研究中使用和学习的语言则包括普通话、广东话、英语、斯瓦希里语、阿拉伯语、德语、手语等。这些不断流动、杂糅的生命体验构成了我们交流合作的底色。无论是维持平台上的选稿、编译、情感劳动，还是面对自己日常生活中的研究、写作和沟通，我们都感觉被不同的力量撕扯着，试图在多元宇宙中不断穿梭。这种“居间性”（in-betweenness）促使我们将翻译当作方法，在认识并承认殖民主义、资本主义依旧定义着全球学科边界和知识生产模式的基础上，试图在不同语言、跨物种、学术和公共、事实与理论、海外与国内之间寻找适当的联结点，将人类学的观点、方法与行动，尽可能多维度、及时地展现出来。

鉴于结绳志团队主创人员和各位译者都处于不同时区，我们的合作主要以网络沟通、灵活组合的方式进行，合作编译的模式也呈现不断变化的多元状态。总体而言，编辑主要负责选题、校对译文、撰写按语和协调各方。我们主要有四种模式：单译者-单编校、多译者-单编校、单译者-多编校、多译者-多编校。单译者-单编校和多译者-单编校的模式相对比较常见，结绳志主创团队的每位成员都有自己长期关注的议题，也会有长期稳定或短期临时的合作译者。比如，叶葳负责的“它们”专栏，林子皓负责的残障研究、英文书讯系列，安孟竹负责的教学法、医学人类学系列，王菁负责的宗教人类学（特别感谢王立秋老师的长期供稿，参考《中东史的环境转向》等）、女性人类学和全球原住民系列，曾毓坤负责的全球运动、结绳系疫系列，基本都采取这两种模式。而基于共同关切与紧密交流，单/多译者-单编校模式也在时效性文章里展现了爆发力，如李丹宁译、毓坤编校的《作为左翼的萨林斯》，Florian译、孟竹编校的《你的奥运队可能是个幻象》。

这种具有较强针对性的主编负责制确保了结绳志能够在不同议题中不断长期深耕，并且在按语的写作上也能够对各自主要负责的议题有更全局的视角。而单译者-多编校和多译者-多编校这两种模式，则比较适合时效性较强、篇幅较长的文章。比如在校对《列维-斯特劳斯|人类学作为赎罪》时，五位主创人员在相对较短的时间内分工合作，共同校对了译者何啸风的译作，同样的模式也被用于《纪念阿伦特|我们必须思考》中。在“公共人类学”系列的第一篇译稿中，凌云帆、小企鹅、邱文京、韩慧盈和阎天伊这五位译者分别翻译不同选段，林子皓、叶葳和王菁三人随后共同负责编校，成功推介了人类学家劳拉·纳达尔（Laura Nader）在1970年代的演讲稿《人类学的当务之急是什么？》，此文由Hau杂志在2019年第9期中重新刊登，对美国社会、本科生培养、人类学家就业、田野方法论等问题均有尖锐批判。

就翻译的具体工作而言，语言转换间的参差，最能说明跨文化、跨学科过程中的限制与火花。以“care”一词为例，在翻译格雷伯《过于关怀是工人阶级的诅咒》时，译者周雨霏与编辑叶葳注意到英文“care”及其衍生出的各词组及变体在不同语境中对应了不同的中文词，但是英文学界的关怀（care）研究又自有其理路线索，最终决定忠实中文语义，但在括号内标注英文原文，以作提示。此后，在叶葳组织翻译的“多物种关怀”系列中，再次遇到了这一问题，多物种翻译小组发现在不同的文章中，care依其具体含义可能被译为“照护”“照料”“关心”“保护”“保健”“服务”等。翻译小组决定不刻意统一care的中文含义，而是依据语境来选择更符合中文语境的词汇：在转译这些“关怀”故事的同时，保持差异、保留“麻烦”（Haraway，2016），以激发多语言、多物种、跨学科、跨地域的思考。更进一步，在《照护是弱者道德吗？——当照护作为一种行动方法论》等其他与关怀研究相关的文章中，编辑安孟竹指出，不同理论传统也发展出了各自对care的翻译惯例，如在医学人类学强调实践面向时，care通常被翻译为“照护”；在政治经济学关注“劳动”面向时，一般将care翻译成“照顾”；而伦理学领域通常将care ethics/ethics of care翻译成“关怀伦理学”。我们在具体工作中会根据不同语言和文化语境的差异，在追求“信”的前提下，通过按语、注释、一词多译、保留某些特定外语词汇等策略，尽可能保留关键概念本身的延展性和多重含义。

此外，我们也清楚地意识到，在全球后殖民语境下的翻译工作还面临着以英文为主体语言的困境。正如酒井直树和约翰·所罗门所说，在全球范围内，来自全球南方（Global South）的知识体系构建长期处于一种“单边性翻译体系”（regime of unilateral translation）之中。非英语的出版物除了被翻译成英语，基本难以在全球范围内获得认可；反之，用英文出版的作品却因为处于全球知识生产的“上位”而更容易获得曝光度，也更容易被翻译成其他语言，得到学界以及公众的更多关注。结合近年来对全球知识体系权力关系的反思和对“世界人类学”（world anthropoligies）的倡导（Ribeiro and Escobar，2006），在章邵增老师的推荐和赖立里老师的指导下，编辑叶葳与王菁和译者文彬合作，译介了巴西人类学会于2020年11月6日在其第32届双年会上发布的一项关于全球人类学的动议（参考《全球人类学动议：避免认知开采主义，增加知识多元性》），力图以复数的、多样的人类学打破欧美人类学的垄断局面。在具体操作中，我们邀请周星月老师作为特约编辑，经由左权、黑豆、黄行善的翻译和王菁的编校，推出了以葡萄牙语与英语为主的“巴西原住民视角”系列译文，该系列将陆续推出当下巴西社会中的原住民叙事，以这些我们知之甚少的故事，来打开文明的茧房（参考《我们的世界彼此交战》《天空的坠落》《我是原住民，不是混血儿》等系列文章）。另外，随着2021年东耶路撒冷、加沙和西岸的巴以不断发生冲突，尤其是面对5月以来以色列当局在东耶路撒冷的谢赫·贾拉（Sheikh Jarrah）街区系统性地驱逐巴勒斯坦居民，王菁也请马文慧作为客座编辑，推出了由薛庆国、唐珺老师翻译的巴勒斯坦著名诗人马哈茂德·达尔维什的不同诗作，见证全球范围内的苦难和暴力（参考《达尔维什|我们也爱生命》）。虽然这个过程很缓慢，但是通过逐步打开不同语言与中文间互译的通道，我们希望能够进一步在单边性翻译体系中撕开一些裂缝，创造更为多元的人类学公共对话。

四 绳结的材质：公共人类学与互联网基础设施

基于大卫·格雷伯对高等院校资本主义企业化的批判（Graeber，2014），我们经营公共人类学媒体的尝试意在打破一种封闭、私有化、自产自销的知识生产恶性循环。这种让人类学走向公共化的追求也是一个知识生产项目（project），其创作、流通和“享用”的过程都依赖一个由平台及其技术协议、网络电缆的物质基础、编辑、朋友群内容贡献者乃至读者的知识劳动，以及阅读载体、工作方式和文本中一些隐形的“技术标准”等不同环节、层次相互联结成的动态聚合（dynamic assemblage）。如果说结绳志的内容呈现是水管里流出的水、房间里点亮的灯，那么这个聚合就更像是深埋于地下的管道、常被人视而不见的基站，或是一个不可见的电荷流动的过程，恰如Star（1999：380）所说，只有在崩溃时才能被看见。也正是这种崩溃会暴露出知识生产过程之中仍需反思的种种问题，以及我们的理想目标与实践效果之间的距离。在这里，基础设施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隐喻，帮我们打开了反思的空间。

如上文中“联结”一部分所述，我们对创作方式的最初设想受到了“结绳”“结网”意象的启发，在编辑团队之外，我们的内容贡献者来自一个更大的“朋友群”，他们分布在世界各地、跨越不同时区。不同于文化媒体的邀稿模式，我们许多针对应时议题的稿件编译工作都得益于多位朋友的共同合作。然而“合作”模式也带来了不少问题，如果将这个从创作到呈现的过程比喻为一个系统，那么从行动者网络（Latour，1993）的视角来看，系统的顺畅运作则得益于不同人、事、物组成的环节及其相互联结，这也让合作的最终结果变得难以控制。比如，由于译者中文水平和训练背景的限制，校对者可能会承担过多的工作，甚至大大拖延项目整体的进度；再如我们的“新书书讯”介绍往往由多位朋友自愿认领承担，若有人未能按时完成，便会影响出稿时间。编辑团队内部由于“时差”的存在，也常常出现议程抛出未能得到充分商讨和及时回应的情况。

微信公众号是我们主要使用的传播平台。正如行动主义媒体研究（Latour and Weibel，2005；McLagan，2006）所揭示的那样，平台的技术协议、创作界面与规则等限制了我们的内容如何被编码（encode）、被编码为怎样的媒体形式，以及这些内容创作会进入怎样的流通网络之中。我们的推送不仅受到公众号推送次数、修改次数的限制，更重要的是，微信的内容审查机制也在对我们的创作内容进行一个“黑箱”式的过滤。我们过往的内容遭遇过因“敏感词”筛查而无法发出或被删除的情况，也因后台的“读者匿名举报”而被撤销过“原创”属性、读者“打赏”付诸东流，依附于平台规则的创作让我们的创作和内容贡献陷入脆弱处境。

对于微信这类平台而言，（内容）生产过程是外包的，价值/利润创造的核心在于注意力捕获（Chun，2005；Galloway，2004），比如通过赚取点击量、阅读量来吸引广告投资。这种对于公众号平台日益明显的营销化使用使其并不能够成为一个合适的、鼓励严肃阅读的平台。社交媒体的广泛使用造就了如今碎片化的阅读经验和习惯。当我们常常超过万字的长文推送出现在读者巴掌大小的手机屏幕上时，进度条常常让人望而生畏。阅读上的障碍也极有可能带来误解，让我们原本意在对话、沟通的文章被标题党式地贴上各种标签。不少读者反映，我们的文章太长、太难，建议我们推出一点轻松的、可读性更强的文章。一方面，一味地屈从于内容简化的要求可能会牺牲掉人类学珍视的内在复杂性，走向一种“快餐”式的知识投喂——人类学的内在精神之一恰恰是反对还原主义，而我们做人类学媒体也并不是以“赚取点击量”为手段或目的；另一方面，术语、理论乃至既有知识背景所搭建的语境，确实在普通读者面前垒砌了一道理解的障碍，也限制了知识传播的群体范围。这当然涉及特定的术语、文体如何对“阅读”设置了隐匿的“技术标准”的问题，但同时也与创作者的训练背景、中文表达技艺有着密不可分的关联。结绳志的编辑工作也是一种缝合、穿针引线的编织技艺，我们目前只能不断在投稿修改、译文校对的过程中在“表达”上下功夫，以弥合内容与读者之间的鸿沟。

然而不可否认的是，我们的表达和传播依然过度依赖“书面文字”这种媒介，阅读“书面文字”这种一些人习以为常的、依赖“视觉能力”的经验对于另一些人而言也是一种产生排斥、否定、阻隔的技术（见Ferguson，1999），一种如Mrázek（2002）所说，“需要学习的语言”。我们发现，对于一些残障朋友而言，结绳志的内容获取并不是“无障碍”的，反而要求他们付出额外的“知识劳动”。这不仅关系到知识传播所依赖的感官能力（视觉、听觉等），也关系到排版、图片选取等编辑工作。

对于阅读壁垒的反思直指一个知识实践中更为核心的问题：如果我们试图做一种公共化的人类学，那么到底谁才是我们想象中的公众？如果平台、语言、技术媒介的特定设置阻隔了一部分群体、让人类学的知识成果难以触及他们，那么我们所做的还能不能算是一种“公共人类学”？我们对受众背景的调查（见newsletter issue#19）发现，我们的大部分读者仍以人文社科领域的高校学生、老师、媒体人为主，少有“打破次元壁”的情况出现。当然，严肃阅读这件事在今天会遭遇难以穿透的阶级限制，但如何打破“文化圈子”内部的循环、消化、再生产，进一步向外联结，仍是我们需要在话题、体裁和表达形式上持续探索的问题。

更值得反思的是，我们的工作依然嵌入在一个资本化的大环境下。五位编辑和许多潜在的内容贡献者，大部分都是身在（或打算进入）学术界的人。目前不断缩水的学术市场要求我们将自己宝贵的“时间”投入一个“论文制造”的生产体系里，以提升个人在学术市场的生存资本、售价砝码。对于以学术生活为中心的创作者而言，为公共知识传播贡献的“时间”是需要额外去“挤”的。我们不希望像学术数据库一样为内容获取设置屏障（见结绳志文章《新自由主义与学术数据库垄断》），因而并未采取以“内容付费”来盈利的方式。在学术界日益生产资料化的今天，不以积累（经济或声望）“收益”的知识生产带来的一个问题是，它有可能牵制个人“在学术界谋生存”的学术生产，我们与许多学界朋友约定的采访、约稿，常常因为大家忙于学界琐务而拖延，或难以实现。此外，我们五位编辑也切身地体会到，编辑工作中包含的琐碎的劳动面向（包括改错别字、与创作者来回沟通、催稿甚至自己上手译校写作等），以及这类需要占据一定时间的工作对于个人学术生活的牵制。这无益于平台的可持续发展，并且可能让我们倾注了热情和兴趣的一项事业陷入道德伪装下的剥削。2021年9月，我们受《文化人类学》杂志编辑在《开放获取》一文中提出的“非盈利的收益增补模式”启发，注册了“爱发电”平台，在不给内容获取设限的情况下号召读者为平台存续众筹。目前积累的收益将首先用于网站服务器的续费、界面改版设计，但在一个知识资本化、学界求生日益艰难的背景下，如何维持一个“公共人类学”平台的发展动力和共同创作的理想，仍是我们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1] 以马林诺夫斯基的经典工作为例，在特里恩布田野调查中他创立了长期田野方法，而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则是他相对隔绝地滞留在特里恩布前后近四年的重要原因。但在马林诺夫斯基的民族志中，对世界大战、太平洋殖民的政治治理和当时爆发且传入南太平洋的西班牙流感却只字未提。他在《一本严格意义上的日记》中常常以缩写提到对未婚妻艾尔茜·梅森（Elsie Rosaline Masson）的思念，并在田野结束后与梅森完婚。两人后来双双感染西班牙流感，马林诺夫斯基更是在漫长的康复期中完成了相关写作（Young，2004）。梅森曾是一位记者和旅行作家，但婚后她作为写作者的形象逐渐让位于著名人类学家的妻子和写作助手（Wayne，1985）。由此，我们不难看到家与田野的隔绝、家务与田野的隐形分工、人类学理论与知识生产场景的剥离、“错过疫情”、长期田野工作与短期媒体写作的阶序关系等一系列延续至今的问题。这些问题持续至今，在新冠肺炎疫情的背景下被重新照亮。

主编：李伟华 ‍

编辑：李雨洋返回搜狐，查看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