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本小书，道尽西方知识史

《脚注》编后记里将本人的推荐作为这个中译本的缘起，实则我的意见微不足道，不过书的作者格拉夫敦倒是我比较熟悉的一位学者。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伊始，我到普林斯顿求学，当时那里的历史系犹如满天星斗，延续着六、七十年代以来在美国历史学界的霸主地位。仅就欧洲近代史领域而言，虽说劳伦斯・斯东（Lawrence Stone）和卡尔・萧舒客（Carl E. Schorske）已退休，但娜塔丽・戴维斯（Natalie Z. Davis）和罗伯特・达恩顿（Robert Darnton）依然能耸动学界的视听。那时格拉夫敦已是资深教授，但在这一堆学者中，他似乎仍只在行内备受尊敬，行外的声名不算烜赫。

在九十年代中期以前的美国，相较于大行其道的标榜以人类学方法、下层视角和微观分析为门径的近代文化史，格拉夫敦擅长的从文艺复兴到启蒙时代的学术和知识史研究显得过于专精、冷僻，甚至给人以掉书袋的感觉。我自然受此风气影响，读博期间上了整整两学期达恩顿的课，而从未旁听格拉夫敦的讲课。直到开始教书头两年，除了对他那一簇类似马克思的胡子印象深刻之外，可以说对格拉夫敦的学术脉络并无了解。

Anthony Thomas Grafton (1950-)，普林斯顿大学历史系Henry Putnam校聘讲座教授

但一切都在不知不觉中改变了，不过数年，格拉夫敦已被视作当代美国史坛最具威望的史家之一，并且成为史学界乃至整个人文学界的重要代言人，针对来自美国四面八方的对高等人文教育的问难，他不遗余力地捍卫人文研究不可取代的意义。[2] 他的史家兼人文学护教者（apologist）的地位持续至今，势头有增无减，其学术地位获得广泛认可可见于获得巴尊奖并当选美国历史协会主席。而我自己则随学术趣味和视野的转换，需要研读他著作的机会也越来越多。

我在普大任教的后几年，他正好主持那里的人文学委员会。我至少三次为举办学术会议寻求过他的支持（当然主要是求取经费），印象中他从未拒绝过我的请求。不像有些美国史学界的学者，格拉夫敦颇重视东亚史的研究，我记得当年普大聘任艾尔曼教授，格拉夫敦也是有力的支持者。

我在普大任教的后几年，格拉夫敦正好主持那里的人文学委员会。

不过他在美国学术界乃至公众视野中身份的转化，也有其背景。九十年代中后期，挟带炫目的欧陆理论而来的史学风尚的魔力明显减退，美国史坛取向开始经历一个由高明转向沉潜的变化。就像以阐释后现代史学理论著称的女史盖布瑞乐・斯碧戈尔（Gabrielle M. Spiegel）在 2009 年美国历史协会的主席演讲中提到的，始自六、七十年代的语言学转向影响下的史学革命终于落下帷幕，后现代史学潮流渐成明日黄花，学界面对的是如何收拾残局。

每当大潮褪去，海岸线外耸峙的若干岛屿便格外引人注目，格拉夫敦就是那几座岿然不动的岛屿中的一座。相较之下，他的学术品质顿然显得深厚，且能经受时间之检验。

格拉夫敦的背景，无论家庭还是学术，都不寻常。作为犹太后裔，他的祖父曾是沙皇的骑兵。而作为学者，他的领域异常宽广，但就核心而言，是以学术史和精英知识传播史为重心的近代西方文化史。简单来说，就是包括古典文化和基督教在内的知识系统在文艺复兴以来的西方世界里，如何得到传承、改造并在各领域内体现出来。从人文、宗教和科学的著述，到艺术与建筑的实践，再到阅读的历史的和书籍的制作等等，都是这一过程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些无疑也都是格拉夫敦关照的方面，说他是一位全能型的西方知识史的探究者并不为过。

六十年代他在芝加哥大学攻读博士，期间为了博士论文的研究对象而去伦敦瓦堡研究所（Warburg Institute）从学于意大利史学大家莫米利亚诺（Arnaldo Momigliano），从此深受莫氏学风和学识规模的影响。学界一般视他为莫米利亚诺最出色的弟子之一。而我推测格拉夫敦心底里的另一位偶像是艺术史家潘诺夫斯基（Erwin Panofsky）。

用格拉夫敦本人对潘诺夫斯基的评价来说，也就是“从视觉材料到文献，从文学到科学，从古典到巴洛克，他都能像芭蕾舞大师般轻松自如地把握”，或者“同时具有跳伞者的全局视野和松露采集者那种对细节的专注”。[4]格拉夫敦那种思想史、艺术史和科学史的奇特组合，其实也是典型的瓦堡学派的传统。莫米利亚诺和潘诺夫斯基都是和瓦堡研究所关系密切的学者，因此格拉夫敦在精神资源和学术身份上和他们有许多契合之处。

“说格拉夫敦是一位全能型的西方知识史的探究者并不为过”

奠定格拉夫敦学术地位的其实是他在博士论文基础上完成的关于文艺复兴后期欧洲的大学问家约瑟夫・斯卡利杰尓（Joseph Scaliger）的生平研究。不过对于一般知识大众而言，他的学术开始为人所熟悉大概要从1996年《脚注》英文本的出版算起。这并非他撰写的第一部面向广大读书人的作品，那一纪录似应属于由他主撰的《新世界,古文本：传统的威力与发现的震慑》(New Worlds, Ancient Texts: The Power of Tradition and the Shock of Discovery, 1992年由哈佛大学出版社出版)一书。

这是专为纽约公共图书馆一次大展而作，讲述发现新大陆之后的两个半世纪内，旧大陆的知识系统如何应对这一发现带来的观念上的冲击和挑战，新的知识体系又如何出现的故事。这是部有趣的著作，我个人甚至觉得比《脚注》易读，也足以显示格拉夫敦对文艺复兴时代文献和图像的掌握之全面和运用之自如。但可能因为是配合展览而作，读书界对这部著作的反响不如《脚注》热烈。

一部像《脚注》这样内容有些深僻的学术书能受到那么多的注意和好评，在美国并不多见。一如《新世界，古文本》，《脚注》显示了作者学问的深广和视角的独特。写作文字也是那种时而繁复，但却总是明晰而冷静的句式风格，间或冒出凝练的神来之笔。比如他讲到文艺复兴时期用拉丁文撰写的人文主义史家虽仍崇尚古典的叙述模式，实际已开始注意档案文献的重要，评论说：

“在一些匀整的人文主义的经典史撰里，有着如云石一般熠熠生辉的不带脚注的拉丁文，在用此构成的优雅的拱形壁龛里，中古意大利和现代法兰西的演说家突兀地口吐着西塞罗的圆周句，但在此之下却是由档案著录和巨细靡遗而立场执著的询访构成的巨大花岗岩基础”。

又比如他提到吉本对他那时代持怪异或狂热观念的教会史家和古物研究者的冷淡态度，形容吉本“用一股新古典主义轻蔑的北极寒风吹萎了他们对于过去进行想像性再创造的鲜嫩萌芽”。

但《脚注》不能算是一部轻松的读物，尤其最后三章，细节和线索之多难免会考验一般读者的耐性。虽然苛刻的评论者会说这三章间或有过于追求细节的倾向，但总体来说这不是格拉夫敦的问题，而是这三章涉及的人物和著作即便对于了解近代西洋史学和文化的人来说也会显得陌生，就好比讨论中国现代学术的形成，却从乾嘉的卢文弨、翁方刚和王鸣盛谈起，甚至追溯到更早的吕大防和郑樵等人的著述。但格拉夫敦能将这么多头绪整理得井井有条，正文的叙述交错呼应，配合以内涵丰富的脚注。

他在《脚注》里赞扬兰克的史学评论给人以“交响乐般的密度”（symphonic density）的感觉，我认为《脚注》的论述也给人以类似的感觉。

"《脚注》显示了作者学问的深广和视角的独特。写作文字也是那种时而繁复，但却总是明晰而冷静的句式风格，间或冒出凝练的神来之笔。"

《脚注》顾名思义自然是对脚注成长史的考察，但读者首先需要了解的是，格拉夫敦关注的对象有宽狭两个层面。所谓狭，是指他的对象基本只是史学脚注；所谓宽，是指在这一范围的限定下，任何提供史学依据并加以批判和说明的方式都属于探讨的对象，这就涵盖了正文以外各种形式的评注，包括格拉夫敦特别提及的兰克擅长的附录等形式。此外，中文世界的读者容易被书的标题或开篇的议论误导，以为这主要是谈脚注作为一种辅助工具如何成为史学规范的过程。

在首章部分，格拉夫敦确实生动地谈到当代学者如何在脚注中上下其词或选择性引证，以此作为学术谋杀的伎俩。他特别提及两个与普大历史研究传统密切相关的例子。一是曾任教普大的纳粹史专家大卫・亚伯拉罕（David Abraham）抄袭杜撰史学证据的事件，另一是有关康托洛维奇撰写的传记《弗里德里希二世》的传奇。

必须指出的是，在这一正一反的两例中格拉夫敦本人就或明或暗地采用了选择性引证的方式来施行他提到的那种学术谋杀。在亚伯拉罕的例子上，格拉夫敦虽然在《脚注》里明确告诉读者他和亚伯拉罕曾同事数年，但在正文和脚注里对亚伯拉罕的主要指摘者耶鲁史家亨利・特纳（Henry Turner）却公开揶揄。这可以看出他的同情在哪一边。

而隐晦的方式则表现在讨论恩斯特・康托洛维奇 (Ernst H. Kantorowicz)的著作上。中古史大家康托洛维奇的成名作是中古重要的神圣罗马帝国君主弗里德里希二世的传记。据说他先出版了不带脚注的正文部分，结果其论点之新异引起德国学界对他学术水准的怀疑。面对汹汹而来之指控，康托洛维奇随后“不慌不忙”地出版了内容详赡的脚注部分，结果“秒杀”了他的批评者。这，当然是在我去上普大中古史家的读书课时，那位老师第一时间用漫不经意的语气告诉我的故事，因为他知道这种充满正能量的故事必能激发我由崇拜而生向往中古史之心。

康托洛维奇的成名作是弗里德里希二世的传记

纳粹统治期间，康托洛维奇流亡美国，最终在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扎下根来，和潘诺夫斯基等共同开创了一个美国的学术黄金时代，并完成了巨作《国王的双体》（The King’s Two Bodies）。他的这则故事于是成了普大历史系的某种系训传奇。

康托洛维奇流亡美国并完成了巨作《国王的双体》

但恰恰在《脚注》问世前的几年，任教于纽约大学的中古史家诺曼・坎拓（Norman F. Cantor）出版了畅销一时的《发明中世纪》( Inventing the Middle Ages )，里面有专章讨论康托洛维奇的事迹和贡献，也包括了上面这则故事。但坎拓对康托洛维奇颇有揶揄，且指控康托洛维奇有支持纳粹理念之嫌。

这一指控引起史学界不少学者的不满，并引证事实加以反驳。坎拓原来在美国欧洲中古史大家约瑟夫・斯特瑞耶（Joseph Strayer）门下受业并一度在普大历史系任教，被视为斯氏的继承人，但他后来未能在普大获得终身教职，从此对普大历史系恨之入骨。

虽然他著述丰硕，却是颇为主观的史家。细心的读者会发现格拉夫敦在谈到康托洛维奇时，在脚注里却只字不提《发明中世纪》。正是用这种忽略的手法，格拉夫敦在更公允的评说康托洛维奇著作引发的争议之余，也暗示了他对坎拓学问的不屑。[7]

"细心的读者会发现格拉夫敦在谈到康托洛维奇时，在脚注里却只字不提《发明中世纪》。正是用这种忽略的手法，格拉夫敦在更公允的评说康托洛维奇著作引发的争议之余，也暗示了他对坎拓学问的不屑。

《脚注》一书的真正目的，或者说真正贡献，不在于告诉我们脚注的出现是西方史学职业化的标识，或者脚注本身如何沦为学术政治的工具，这些早已是西方学术从业者的常识。《脚注》刚出，剑桥研究书籍史的名家大卫・麦基特瑞克（David Mckitterick）就在《纽约时报》的书评里说，脚注真正重要的意义并不在于用来堵住批评者的嘴，也不是显摆作者的博学，而是使作者的论述获得延伸。

在《脚注》里，格拉夫敦讲述给读者听的正是一个这样的故事，只是情节要比我们的预期曲折复杂得多。这是一个从16世纪后期到兰克时代为止，史家如何通过脚注的运用方式来做出史学风格和理念上种种抉择的故事，目的或是为了建立及捍卫历史知识的权威性，或是为了回应他们所面对的史学传统，而他们做出这些抉择的同时也确立了西方史学的研究方向和手段。

格拉夫敦用一种既同情又时而反讽的笔调来描述形形色色的现代史学先驱者如何让脚注扮演了多重的角色。他告诉我们近代史学的渊源，特别是其技术手段，早在兰克时代以前就已臻成熟。这些手段往往发源于意想不到的角落和群体。不少在现代学术系谱中不再被津津乐道的人物，比如皮埃尔・培尔（Pierre Bayle）、让・勒克莱尔（Jean Le Clerc）、尤斯图斯・默泽（Justus Möser），都曾起过关键的作用。

史学撰作就其目的、风格与手段的使用而言，新与旧之间也很难说有截然的分界。格拉夫敦曾概括莫米利亚诺的一个基本论点，即前批判性史学（pre-critical）阶段的学者不仅创造了史学新传统，而且还制作了诸多工具，为属于批判性史学阶段的现代史家所沿用。[9] 格拉夫敦在《脚注》中无疑延续了莫米里亚诺的这一看法，强调早在高度职业化的现代史学出现以前，史学的类型和风格就已非常多样，只是“在近代早期的欧洲又找到了新的传人，焕发了新的生命力”。

"格拉夫敦用一种既同情又时而反讽的笔调来描述形形色色的现代史学先驱者如何让脚注扮演了多重的角色。"

在《脚注》第一章里，格拉夫敦提醒读者不能将当代史学实践中习以为常的那种例行公事式的脚注和历史上脚注对史学做出的贡献混为一谈。他的兴趣不仅在于具体探讨这类贡献，还在于找出史学脚注起源的精确的时间和空间点。

所以他一开始就把西方古代便出现了的“文法家的注疏”、“神学家的隐喻”和“语文学家的校订”，乃至文艺复兴时期作家给自己著作所写的评注等形式和现代史学的脚注区分开来，后者的诞生标志着史家在某时、某地出于某种原因“采取了专属于他们的叙述格局的现代形式”。或者说这是一种双重叙述的模式，正文部分是史家凭借史料和史观熔铸而成的叙述，脚注部分则讨论证据的来源和史学价值。

在接下来的六章里，格拉夫敦将目光集中在三个特征明显的阶段，即以古物研究者和教会史家为代表的十六和十七世纪，以博学派和哲学派史家为代表的十八世纪，和以兰克等职业史家为代表的十九世纪。但他的叙述模式却是由十九世纪回溯到十七世纪甚至更早。

此种模式的选择显然不是有意的。我认为这既不是为了增加读者的好奇心，也不是所谓倒放电影，而是要避免一种现代史学反对的目的论式（teleological）的分析。

也就是说，在兰克时代获得定型的现代史学脚注形式，其成立过程其实充满了不确定性和令人意想不到的缘由，越往前推，读者会发现其头绪越发纷繁，而这些头绪都以某种方式对脚注的成型产生过影响，所以不存在一个生物进化论般的线性过程。第一章的英文标题是 The Origin of a Species，正是套用了达尔文的《物种起源》的英文标题 The Origin of Species。[10] 但格拉夫敦的倒叙结构实际提示这一人文学的物种的形成并非如达尔文笔下的物种起源那般简单。

"这是一种双重叙述的模式，正文部分是史家凭借史料和史观熔铸而成的叙述，脚注部分则讨论证据的来源和史学价值。"

《脚注》用了两章的篇幅来讨论兰克对脚注的运用，实际是关于兰克及其史学的全面评述。多年前笔者刚读《脚注》时，第一印象就是为格拉夫敦笔下的兰克所吸引，深感这是读过的关于兰克史学撰述的最精彩的勾勒。

约翰・布劳（John Burrow）是对思想史家昆汀・斯金纳（Quentin Skinner）影响甚大的剑桥史家，他生前最后一部名作《史撰之史》（A History of Histories）特别指出《脚注》从文艺复兴和18世纪学术的视角对兰克作了甚为卓越的评述。

《脚注》第二章标题是“科学化史学的一则注脚”，实际是对兰克史学特征的釐清，也是对兰克建立了科学化史学这一通识的颠覆。格拉夫敦笔下的兰克是复数的兰克，而非人们津津乐道的“史学即史料学”的单数的兰克。讲述的是史学实践中富有激情的兰克，而非后代史家心目中的形象刻板的兰克。

Leopold von Ranke (1795 —1880)

格拉夫敦告诉我们，新方法的奠基者和伟大的实践者常常会有意无意地压抑他们自己的历史记忆，会过于强调他们的开拓之功，兰克就属于这种情况。

兰克在史料检验（Quellenforschung）等方面的贡献常被他自己和他的追随仰慕者夸大了。在这一点上我们甚至不能过于信任兰克本人“对他所从事学科的发展史的描述”，因为“兰克讲述自己的历史，是为了增强他自己所从事的那类历史研究在技术上和情感上的吸引力，而不是对史学的发展史作全面而翔实的描述”。

就是因为兰克的权威地位，所以他宣称自己在史学方法上的独创性很晚才遭到学界的批判审视。

兰克的史学源泉来自多方，从18世纪的史家到比他长一辈的尼布尔（Barthold Georg Niebuhr）和赫曼（Gottfried Hermann），对兰克的史料批判意识和史学撰写手法都产生过重大影响。

当然格拉夫敦并非第一个指出兰克在史料批判方面的继承性，格奥尔格・G・伊格斯（Georg G. Iggers），甚至更早的安托万・基扬（Antoine Guiland）和赫伯特・巴特菲尔德（Herbert Butterfield）都曾得到类似的结论。格拉夫敦的贡献在于从史撰的角度对兰克的学术特征和变化做了更加细腻和令人信服的说明。

格拉夫敦集中分析了史学评注在兰克史学中的作用。兰克并非从其史学生涯的一开始就强调注释的必要性，他也并不总是认为注释的存在是天经地义的，这和十九世纪德意志语文学和实证主义传统中的其他一些代表人物类似。

兰克清醒认识到脚注与史学叙述之间存在着紧张关系。即便在他学术的成熟期，他的史学旨趣仍旧和古典传统十分接近，即追求叙述的完整性，并且注重文字的感染力（虽然在后面这点上兰克的崇拜者阿克顿勋爵并不以为然），为此兰克有时甚至不惜以牺牲脚注为代价。

但格拉夫敦提出了一个值得重视的观点：作为一种形式的史学评注固然在兰克之前已臻于纯熟，但兰克之所以能赢得他那新史学宗师的地位，相比于他“迷人的文风和深奥的史学思想”等因素，他在运用脚注中体现出来的“修辞魅力”（rhetoric appeal）更为关键。

什么才是通过脚注体现“修辞魅力”？我的理解是这并不是指兰克通过脚注告诉他的读者他依据的是何种史料，其价值如何，而是指兰克能将脚注和叙述有机结合在一起，也就是格拉夫敦描述的兰克“将文献的滋味与纹理带入自己的叙述中去”。

格拉夫敦举了一个具体的例子，就是兰克在《教皇史》第四卷中利用账簿、使节的报告和教宗日记等材料来描写一位简朴、固执、果断的方济各修士——后来的教宗西斯都五世，并再现罗马天主教节日庆典的华丽场景。这使兰克的著作本身给人一种亲历般的震撼力，也成为类似于档案的文本。

所以在《脚注》的作者看来，兰克史学的威力不在于通过脚注来显示材料的充分，或者在脚注中体现如何“科学地”运用史料，而在于通过对脚注的巧妙运用构建起史学叙述的大厦。

“在《脚注》的作者看来，兰克史学的威力不在于通过脚注来显示材料的充分，或者在脚注中体现如何‘科学地’运用史料，而在于通过对脚注的巧妙运用构建起史学叙述的大厦。”

既然对格拉夫敦而言，兰克并非现代史学脚注模式的创立者，他的考察对象便转向了十八世纪。

第四章的副标题是“一段启蒙时代的插曲”，格拉夫敦对十八世纪史学脚注的讨论在全书中也像一段插曲，这倒不是说这一时期只有过渡的意义，而是这一时期的史学已有不少精彩的研究在先，格氏的工作主要还是对已有成果的吸取概括，间或分享自己的创获。

约翰・布劳说，夸大十九世纪史学革命的后果就是造成了现代学者对十六、十七世纪学术创造性贡献的懵懂无知和对十八世纪史学的系统性贬抑。[13] 这种倾向经过莫米利亚诺等人的努力已经得到了纠正。格拉夫敦对十八世纪史学的描述大体延续了当年莫米利亚诺经典研究的路数，有十分积极的评价，认为当时的史学多元而丰富，是一个“博学的文献收藏家和破除对传统史书之迷信的批评家们，与对社会和文化的发展进行哲学性思考的有学之士共存”的时代。

对脚注的不同态度最能体现这种丰富性。格拉夫敦认为脚注作为一种规范已经在十八世纪的史撰中蔓延开来，文献的系统引证也越来越普遍，这在英国史家中尤其常见。比如吉本和他的批评者都“含蓄地接受，注释为检验一位历史学家在考证方面的专业能力提供了测试手段”。

但像伏尔泰这样重要的启蒙史家却对代表技术层面的脚注不予重视，原因在于伏尔泰在探讨有关气候和社会等因素对历史发展的作用时，脚注成了绊脚石，因为那些阐释性的“魅力四射”新史观，在当时的工具条件下是无法通过精密运用资料的方法来推衍的。

所以脚注的应用一方面和历史叙事的构建产生了紧张关系，一方面也和宏大甚至带有玄想性质的史学推论产生冲突。

格拉夫敦指出，脚注的运用在十八世纪得以极速成长，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启蒙哲人对沙龙中的有闲阶层传授新观念时，脚注成了有效的辅助。无论在文学还是史学领域，通过对注释的的批判来达到摧毁对手的学术信誉也成为一时风尚。

有名的例子之一就是牛津一位叫戴维斯先生（Mr. Davis）的人物对《罗马帝国衰亡史》的注释的挑刺。

十八世纪的史家中，吉本无疑是最为杰出的，而脚注在吉本史学作品中的功用也早有包骚客（Glen W. Bowersock）的详尽探讨在前。[14] 格拉夫敦在这方面未见得有后来居上。即便是对吉本史学的整体判断，格氏亦遵循莫米利亚诺定下的基调。照后者的看法，与其说吉本开创了新的史学风格，毋宁说他是将十八世纪的史学中看似对立的两大取向结合到了一起，即同时具备了古物研究家的渊博与哲学派史家的深思和雄辩。

《脚注》在支持这一论断的同时，倒是指出这种史学组合并非吉本所独有，日耳曼传统下的尤斯图斯・默泽是一位有类似特点的史家，只是锋芒和知名度不如吉本而已。

不过需要提到的是，默泽在史学史和思想史上重要性早有他的同胞梅尼克（Friedrich Meinecke）详尽地阐述，格拉夫敦从史学工作的角度对默泽的补充甚有价值，但是《脚注》认为默泽在哲学思辨方面逊色于吉本则学界未必都能同意。

"与其说吉本开创了新的史学风格，毋宁说他是将十八世纪的史学中看似对立的两大取向结合到了一起，即同时具备了古物研究家的渊博与哲学派史家的深思和雄辩。"

格拉夫敦对史学脚注形成的考察最后聚焦于十六、十七世纪。这无疑是格拉夫敦最有发言权的领域。

《脚注》在讨论兰克时，已经提到“整个十七世纪，历史研究成为了传统方法与新方法产生相互碰撞和冲突的诸多领域之一”。格氏在《脚注》之后出版的《史学前史》(What was History) 一书里，对十七世纪史学中的那种“巨兽角力”般的冲突有更为全面的阐述。

在十七世纪，以语文学为基础的文献批判和史料考订开始施展出前所未有的力量，也是在这一环节，格拉夫敦找到了现代脚注的直接起源，但与这起源有关的人物则形形色色，包括人文主义学者、教会史家和被称为古物研究者（antiquarians）的群体。

《脚注》的最后三章就是从文献征引和脚注成立的角度对这些学者的工作加以考察。其中第六章是全书中篇幅最长的一章，而且有个奇特标题《教会史学家和古物研究者蚂蚁般的劳作》，我们也可以戏称作《格拉夫敦对教会史学家和古物研究者蚂蚁般的考古工作》。

所谓古物研究者，其实和中国古代的吕大临、马端临乃至钱大昕之类的学者在旨趣和方法上颇为相类。对于古物研究者在西洋史学上的意义和贡献，莫米里亚诺的讨论最为精辟。那些学问看似冷僻专狭、沉溺于搜求古物古文献的人物，经莫米利亚诺的挖掘分析，已被视为现代西方史学的重要先驱，他们的特色也就像格拉夫敦在别处概括的那样：“在方法上极度现代，而在无尽而难获的残简断片的追寻上永怀忧郁之心”（radically modern in method but eternally melancholy in its pursuit of endless, elusive fragments）。

格拉夫敦的描述也再度证实古物研究者除了勤勉和渊博之外，对引证方法和文献考订等法则的确立也功莫大焉。如果说莫米利亚诺的卓越贡献是开掘出古物研究者在史学史上的意义，那么格拉夫敦相对应的贡献可说是对十六世纪晚期至十八世纪的文人共和国（Republic of Letters）的学术工作的考究。[18]《脚注》最后三章中对人文主义学者和古物研究者的讨论，无论是德图还是基歇尔或培尔，都在这个脉络里展开。

"格氏在《脚注》之后出版的《史学前史》(What was History) 一书里，对十七世纪史学中的那种“巨兽角力”般的冲突有更为全面的阐述。"

文人共和国是以通讯方式组成的一个跨越欧洲的学术文化共同体，这群对知识孜孜以求且精力旺盛的学者，大部分是胡格诺教徒，但也包括耶稣会士等天主教人士。他们涉猎的范围涵盖了文献学、语文学，博物学、年代学、自然科学等许多方面。这一群体通过书简来交换意见、分享成果和相互声援，并以鲁汶、莱顿、鹿特丹、巴黎、伦敦、布拉格、罗马等大都市为据点来传播他们的声音。

格拉夫敦从学术角度对这一现象的研究使我们不得不重新认识宗教改革到启蒙运动时期的文化。尤其在十七世纪这一政治专制与宗教对立的严酷时代，文人共和国成员遵奉的知识上的平等开放和精神上的容忍隐然为未来投射出了光芒，而他们建立的庞大的知识网络和十八世纪后形成的西方知识体系有千丝万缕的联系。

正是因为有这样的交流系统存在，使得十七世纪在文献资料的搜集和知识的分享等方面远较之前容易。照格拉夫敦的描述，文人共和国中的一些领袖人物吞噬知识的能力犹如巨兽，仿佛恐龙一般主宰着他们心目中的文明世界。史学只是他们掌控的学术版图中的一小块。他们中有些重要代表的史学贡献为人熟知，比如吉本，有些却为人所遗忘，比如如今被视为大哲学家和数学家的莱布尼茨，实际也是杰出的史学编纂家。

而《脚注》第六章中反复提及的耶稣会士阿塔纳休斯・基歇尓（Athanasius Kircher）不仅是格拉夫敦所形容的那种文人共和国的知识巨兽，更是一个异形的巨兽，因为他的学术兴趣远远迈出了西方和人文的范围，而且新旧糅杂，不可方物。在最近的一篇妙趣横生的文章里，女史家宝拉・芬德琳（Paula Findlen） 甚至形容基歇尔是“一人组成的高等研究院”（A one-man Institute for Advanced Study）。

Athanasius Kircher, S. J. (1602–1680)

A one-man Institute for Advanced Study

在第六章里，格拉夫敦详细讨论了文献征引如何成为十七世纪史学工作的常态，他的解释经常是出人意料的。比如，强调在文献汇编和征引的基础上撰写自身的历史是西方基督教会的一个悠久的传统。这种文献征引的形式原本并非出于学术上的考虑，而是出于护教的目的。但这一传统在十七世纪的教会史家那里获得了新的生命。

在这天主教与新教斗争白热化的时代，双方都试图通过文献的搜集、编纂和引证来捍卫自身立场，求得所谓历史的“真相”，于是教会史家成了追求学问的急先锋。而当知识的原始积累到达一定程度，便“逐渐让位于分析和专注研究的时代”，也就是注重“明确地引用和分析历史证据”，虽然这种引用和分析常带有预设的目的，证据的择取也时常不客观，但当时的学者已经开始认识到，历史叙述的可信性需要通过史料考证来说明，而不是像以往诉诸修辞手段就可以解决。

基歇尔有些规模浩大的学术工作就是在这一背景下进行。而他的对立面、加尔文派的大学者伊萨克・卡索邦（Isaac Casaubon）在这些方面也丝毫不差。和教会史家的工作重叠或平行的是古物研究者的工作，源自于古典时代的古物研究“在十四、十五世纪抽出新芽，在十六、十七世纪怒放”。

随着文献的批判工作的展开，古物研究者对文献性质的敏感也在增强，同时对钱币和铭文等物质的研究造就了视觉上的敏感。虽然他们的工作后来遭致吉本那样的史家时不时的嘲讽，实际却为吉本提供了如何解读和利用史料的有效方法。

"历史叙述的可信性需要通过史料考证来说明，而不是像以往诉诸修辞手段就可以解决。"

如果说脚注的实质在于提供并分析史学证据，那么十七世纪的教会史家和古物研究者的工作可说已经具有了这种特征，但脚注本身还是一种特殊的形式，只有采用了这种形式，脚注才可以说是真正地诞生了。

这种形式出现在皮埃尔・培尔等人的著作里，出现的原因却更令人意想不到。

整个十七世纪，学者除了面对来自于宗教和政治的压力，还要面对各种新思潮的冲击。古人和古典的权威不断被这些新思潮削弱甚至摧毁，其中笛卡尔对历史知识的有用性和可信性的批判尤其致命，直接危机历史学的存在合法性。今天我们或许将脚注看作学术可靠性的一种自然的表现方式，但在十七世纪晚期，脚注却是以一种形式主义的姿态出现，这种形式主义的灵感恰恰来自于对手笛卡尔哲学的逻辑演绎方式，目的是要证明历史知识也具有恒常的意义。

培尔这样的历史学知识的捍卫者创制出双重叙事这一形式，“使每个论点都清清楚楚地紧随所有相关证据而生”，在他看来，引用的形式和内容同样重要。培尔等人的努力说明史学危机和迈向“科学化”的步伐早在十七世纪晚期就出现了。有趣的是，培尔自己最有名的著作《历史与批评辞典》（Dictionnaire Historique et Critique）却是历史怀疑主义的极致——以注释的形式来颠覆古典的权威。

总之到了十七世纪末，史学脚注的重要性已经不言而喻。勒克莱尔那样的学者不仅视脚注为历史学批判理性的标志，还将这种认识体现在写作脚注的具体方案中，并在作者和出版界的配合下，最终落实到书籍的图版上，于是接近现代形式的史学脚注诞生了。

“培尔自己最有名的著作《历史与批评辞典》（Dictionnaire Historique et Critique）却是历史怀疑主义的极致——以注释的形式来颠覆古典的权威。到了十七世纪末，史学脚注的重要性已经不言而喻。”

至此，格拉夫敦对脚注形成史的考察告一段落，那是层段积累而造成的历史，充满了不确定的人为因素，但这些人为的因素又和近代西方不同阶段的丰富的文化背景密切相关。

脚注史的考察不仅成了理解西方史学重要人物的学术脉络和个人旨趣的途径，也成了理解存在于历史书写本身的种种紧张关系的钥匙。格拉夫敦反对将脚注成长的过程纯然看作福柯式的权力运用的结果，而回归莫米利亚诺提倡的重视学术史上个人的作用。他研究的虽然是西方史学中脚注的演变，对于我们重新审视近代的中国史学与西洋汉学的学术渊源也具有参照价值。比如西洋汉学中以脚注见长的伯希和等人，看来继承的并非以兰克等职业史家的风格，更接近的是十七世纪以来古物研究者的传统。

同样当尘埃落定，脚注作为一种必要的学术手段全面登场时，脚注和史学书写之间存在的内在紧张却并未消失，这种内在紧张曾经困扰过兰克、尼布尔、吉本甚至文艺复兴时期的史家，今后依然会困扰具有反省能力的史家，因为这一问题并不只是技术性的，而是渊源于史学书写自身的特点和局限。

格拉夫敦讨论的重点虽然是脚注，但终极关怀无疑是在史学文本和史学书写。现代史学演进的方向固然是越来越技术化和严谨化，脚注功能日益强化是这一过程最明显的标志，但史学作品终究不是纯技术化的产物，脚注也只能严守其辅助的地位。

这让我想起以前写博士论文时，有时纯粹为了要显示自己读书仔细而在无关紧要的脚注上花费精力。余英时先生注意到了，便提醒我说，学术论著关键还是在于论述本身的原创性，脚注毕竟是次要的。

他特别引用了一则真实的趣事来说明这一观点。有一群牛津的老教授在看巨星亨弗莱·鲍嘉（Humphrey Bogart）演的一部片子，突然对其中的一句台词击节称赏，原来鲍嘉对人说：“把正文给我，别管脚注！”（Give me the text, forget about the footnotes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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