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药反腐深入推进，让SPD模式（Supply Processing Distribution，医疗用品供应链物流管理）在进入大众视野的同时也引发了行业热议。
SPD模式伴随十年前“两票制”“零加成”“营改增”等改革开始兴起，药品耗材逐步从利润端转向成本端，让医疗机构产生了基于供应链一体化服务的精益化管理需求。SPD助力医疗机构在供应链管理中降低成本、提升效率，明晰的大数据、信息化、可追溯等特点，让医药产品的资金流、物流、信息流情况更加透明。
然而，硬币总有两面。部分观点认为，SPD服务模式无法解决医药链条存在的根本问题，并且在以往直接或变相“二次议价”中，部分SPD服务商凭借“独家”地位，向药品耗材企业收取其它费用；更有甚者，部分医疗机构还试图通过SPD向企业要返利，或维持“以药养医”，将商业贿赂、垄断腐败等违法违规行为进行隐藏。
长期以来，SPD模式都被视为解决医疗腐败的手段之一。同时，SPD模式服务合规合法性、服务专业性，也在医药产业转型升级和深化改革的过程中遭遇到持续拷问。
业内人士表示，对于医疗机构、企业双方来说，在医改不断深入，合规监管趋严下，“零加成”“两票制”等政策持续倒逼行业改革，还想通过不法手段继续维持过去“养尊处优”的日子，必然是行不通的。想要长久发展不能眼中只盯着药品加成的利润，否则只会导致产品质量下降、医生更功利，医药大环境陷入发展失衡、恶性循环。
SPD合规服务引关注
“利益链条冲突愈发强烈”
提及SPD服务，必定追溯到药品流通行业“十二五”发展规划，其中明确：“推动医药物流服务专业化发展，鼓励药品流通企业的物流功能社会化，实施医药物流服务延伸示范工程，引导有实力的企业向医疗机构和生产企业延伸现代医药物流服务。”
SPD是supply（供应）、processing（管理）、distribution（配送）三个英文单词首字母的缩写，指的是一种以医院医用物资管理部门为主导、以物流信息技术手段为工具，将全院的医用物资院内流通集中管理的方法。
在这一模式下，SPD服务供应商与医疗机构签订服务合同，对接和管理数量众多供应商，医院内医疗物资的供应、库存、加工、配送等工作全部交由SPD服务提供方来完成。可以说SPD模式以信息化、智能化为基础，大幅提升了医院管理水平，医院内场地、人力、运营、资金占用等成本都可转移至SPD服务商，达到效率最大化。
事实上，SPD模式并不算新概念，但SPD业务的兴起却与逐渐深入的医改大有关系。近几年，SPD模式迎来集中爆发期，这背后是“零加成”“两票制”等一系列政策出台，药品流通环节大变。
对于医疗机构来说，当流通环节和利润空间被砍掉，药品从原本等利润项变成负担重大等成本项；因此，医疗机构便把这部分的成本转嫁到外部由第三方承担，大大促进了SPD模式的发展。另一方面，通过对药械耗材的集约化管理，SPD模式做到采、供、用、结算全流程留痕，简洁高效地实现了院内流通数据可追踪化，有助于防止浑水摸鱼、腐败等现象的滋生。
在此背景下，这个能够提升医用物资精细化管理水平、降低人工成本、提升供应链管理效率的SPD模式，虽然早在2009年由南京鼓楼医院以药品业态率先引进国内，但是直到2017年，相关产业才繁荣起来，医药商业企业、第三方服务企业、软件硬件供应商等多方出手参与市场竞争。据公开数据显示，2022年SPD项目中标数高达275项，与2016年仅有3项相比，6年涨幅超过91倍。
然而，SPD模式逐渐应用后，并非如预期一般“十全十美”，反而产生了更多难以预计等问题。行业专家指出，过去由一家SPD服务供应商提供医院所有需求的产品，不论药品、耗材都由提供SPD服务的公司配送， 存在比较大的合规风险，出现企业垄断的可能性也很大。
除此之外，在当前SPD服务供应商主要有两种模式，一种是第三方SPD服务商，另一种是“集中配送”，即药械企业直接承担SPD服务。其中，药械企业这种“既当裁判员又当运动员”的行为被业内诟病许久，严重影响医院内控风险，极易形成非公平的商业竞争。
理论上，SPD服务只是管理物流信息，不应当介入采购行为，然而，部分医疗机构在选择SPD服务企业时没有公开招投标，很容易产生暗箱操作和垄断利益；此外，由于SPD在药械物流管理，尤其是围绕高值耗材、检验试剂等特殊物品，很可能牵动采购、仓储、设备乃至部分科室的内部利益，如果没有合理有效的监管手段，很容易滋生腐败，使腐败集中化、隐蔽化。
“SPD实施的整个过程，本质上还是一个产业链博弈的过程，其中既包括医疗机构内部利益和权力冲突，也涉及外部产品供应商的竞争。”专家进一步表示，低值耗材的利益冲突对SPD服务尚不明显，但随着医药反腐、医保合规、飞行检查等工作开始“啃硬骨头”，高值耗材、带量采购等开始引发强烈的利益链条冲突，比如“账实不符”，部分高值耗材极易出现院内人为操作的情况，SPD服务商必须维护好内外各方的利益，想办法解决“账实不符”的问题；这也意味着“没关系、没渠道的人干不了SPD！”
警惕“二次议价”卷土重来
严格监管SPD变相收费
实际上，SPD模式并非第一次引发业内争议，此前SPD模式一度与医疗机构“二次议价”“药房托管”等产生难以撇清的关联而饱受市场争议。
2020年2月，国家卫健委、教育部、财政部、人社部、国家医保局、国家药监局等6部门联合发布《关于加强医疗机构药事管理促进合理用药的意见》，要求公立医疗机构与企业合作开展物流延伸服务的，应当按企业所提供的服务向企业支付相关费用，企业不得以任何形式参与医疗机构的药事管理工作。
对于这一政策的颁布，行业普遍认为是针对打着“物流延伸服务”旗号，行“药房托管”之实际的行为进行规范和限制，尤其对于“医院向企业支付相关费用”可谓是“打中七寸”，SPD合规服务得到了监管部门越来越多的关注。
更进一步，整顿“二次议价”也成为肃清行业价值导向的关键点。“二次议价”是医疗机构对中标药品的再次“砍价”方式，是医改推进过程中，医疗机构和药企之前长期难以跨越的障碍。具体而言，是指医疗机构在省级药品集中招标的基础上，对中标药品进入医院采购之列时，表面根据中标价格与药物公司签订合同，暗地里却与药物公司重新定价并执行“二次议价”的采购价格，中间的差价通过购货商返还医疗机构，进行的第二次杀价。
这种方式表面上看可以进一步降低药价，实质上，只会增加企业报价压力，最后医疗机构赚取差额。随着公立医院取消药品加成后，直接或变相“二次议价”要“返利”的情况也开始引发关注，SPD也因此被产业链各方看中，作为灰色交易的重要环节。
“以往的二次议价，有些SPD服务商会对配送商提出各种要求，如果不能满足要求，扣率被降低甚至直接被产品替换的情况，企业也是敢怒不敢言。”某企业负责人表示，SPD其实也仅仅是医药供应链条的一环，一系列可能存在的不合规行为，最终都是在为医疗机构补齐“费用空间”。
“二次议价”一直以来都饱受行业争议。早在2016年2月，由华山医院等5家上海三甲医院与徐汇、普陀、闵行等6个区所属公立医疗机构一起组成了上海市公立医疗机构药品集团采购联盟，并委托上海医健中心开展GPO工作。上海GPO模式采用“两段式报价”，一个价格为“结算价”，即签订采购合同的价格；而另外一个价格，则是“供应链成本分摊”。
彼时，“供应链成本分摊”就引发了医药领域的广泛热议，许多从业人员认为上海五院六区原GPO项目就是披着SPD外衣的“二次议价”，按照要求，厂商必须按照低于招标价申报GPO结算价与愿意接受的供应链成本分摊，尽管上海GPO模式形容自身采购是“供应链优化”“药品服务价值延伸”……但从业者普遍认为本质上依然是变相“返点”，即药企将药品售价的一定比例额外返还给医院。
行业观点认为，SPD模式不存在支付托管费，只是企业为医院提供服务换取市场，然而，部分SPD在实际运作过程中却是掩耳盗铃。随着带量采购深入推进，“二次议价”乱象也愈发得到监管重视。
不难感受到，监管部门对于医疗机构“二次议价”以及变相或以SPD供应商名义收取供应商费用的情况，已经给予了高度的监管关注，下发文件的目的无疑旨在“敲山震虎”。
专家表示，当前正在轰轰烈烈开展的医药反腐行动只是开始，为避免医药流通环节失衡，造成行业发展脱轨，国家正在从结构，制度，监管层面进行全方位设计，任何可能导致腐败滋生的环节都将是接下来合规监管的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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