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以宽：增减记账法 | 会计口述历史

地 点：

北京市西城区张以宽家中

项目负责人： 曹巧波

现场工作人员：

- 现场访谈 / 王纪平

- 摄影、摄像 / 曹巧波

张以宽:

增减记账法

张以宽 (1929—2023)，男，天津人，原北京工商大学教授，他是20世纪五六十年代商业会计制度的主要执笔人和增减记账法的主要设计者之一。1952年毕业于南开大学贸易系。先后在原商业部会计制度处、北京商学院（现北京工商大学）工作，曾任北京商学院会计系副主任。

张以宽教授接受采访，左：王纪平 右：张以宽

我是 1952 年从南开大学毕业的。 在 1949 年入学的时候，我读的是贸易系，因为我喜欢会计，所以把会统系（会计统计系）的会计、统计课也选修了，毕业以后几十年做的都是会计、审计的实务和教学工作。

在进入南开大学以前，我曾经在银行、企业工作过，接触会计比较早。在南开大学学习的那一段时间，石毓符 [i] 、李宝震、管锦康 [ii] 、谷源田 [iii] 、杨学通 [iv] 等一些很知名的教授都在贸易系开课。他们现在都已经不在了，管锦康是去年（2013年2月）走的，李宝震、谷源田走得早，谷源田的夫人张英元教授 [v] 活了104岁，长寿。

后选择会计是因为会计专业比较实。 在南开大学读书的时候，我就在天津立信会计学校兼职教会计课。 一班课是 45 元钱，讲的是潘序伦的《基本会计学》。

我在南开大学学了3年就提前毕业了。我当时的同学中现在还从事会计工作有金中泉 [vi] ，他是南开大学贸易专修科毕业的。我们毕业的时候，搞会计的人不多，因为贸易系的毕业生一般搞商业、管理业务，搞会计的比较少。

以后，我想搞经济核算，或者搞会计，当时是国家统一分配工作。1952年我从南开大学毕业以后，被分到华北行政委员会贸易局财务处，从事审计工作。1953年华北大区撤销以后，我被调到商业部财会局会计制度处，负责编写会计制度。我在商业部的时候，国家规定财政部统管会计工作。商业部制定会计制度的形式有两种，一种是商业部制定好相关会计制度后报财政部审查，另一种是商业部和财政部联合制定。1964年我搞完增减记账法 [vii] 之后，调到北京商学院任教，直到1995年1月退休。

我之所以写东西比较实，是因为我跟企业的基层联系比较多。 我在商业部的时候，认识的各地商业局批发零售企业的人比较多。 当时在商店，我没做会计，做的是业务，会计的工作是把当时的业务反映出来。 银行就不同了，银行要每天结账： 收入多少，付出多少，结存多少，需要碰账。 谁要是碰不上，大伙都要加班，只能吃煎饼果子。 差一分钱也不行，那叫“合龙门”。 银行本身就像会计，收钱、付钱、结存、拢账，每天都得拢起来，哪天拢不起大家都不能下班。

我这么多年搞了会计审计业务和教学。 刚到北京商学院的时候，北京商学院还没有设立会计系，有个系叫商经系，还有一个财务会计教研室。 我从事会计、审计、商业经济等方面课程的教学工作，历任教员、讲师、副教授、教授，后来当了硕士生导师。 肖泽忠是我指导的第一个会计硕士生，他后面一位是谢志华，后来还有很多。 财务会计教研室后来成立了会计系，我当副主任，负责科研工作。 第一任系主任是刘恩禄教授，他干了很多年。 后来我调到商业研究所当所长了，专门搞科研。 我在社会上参加的活动比较多。 在会计审计这方面，我写的东西比较多。 我还参加了很多的社会团体并担任职务： 中国审计学会常务理事、副秘书长、副会长； 中国商业会计学会的常务理事、副会长； 北京市会计学会常务理事； 北京市审计学会副会长； 北京市商业会计学会副会长。 1996 年，我又担任中国会计学会常务理事。 我还受聘担任审计署审计教材编审委员会的委员、《审计研究》杂志的副主编、中祥会计师事务所的注册会计师。 我 1992 年被评为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的专家和商业部的优秀专家。 按照我现在的年龄，那些“职务”都过期了。 我今年 84 岁，还有 3 个职务： 中国商业会计学会顾问、中国会计学会环境会计专业委员会委员、中国审计学会环境审计专业委员会顾问。

[i] 石毓符(1908—1982年），男，天津人。天津市会计学会第一届理事长，天津市哲学社会科学联合会第二届副主任委员。中国民主同盟盟员。1932年毕业于南开大学商学院。1934年至1940年7月，在南京国民政府主计处会计局工作。其间，于1938年，被私立重庆中华大学聘为兼职 教授，后辞去会计局职务，在省立重庆大学和私立华西工商专科学校任教授。1941—1943年，任国 立复旦大学商学院教授。1942—1946年，在重庆兼职从事会计师业务。1945—1958年，任私立南 开大学会计统计系教授和系主任。其间，曾于1949—1952年，在天津工商学院（后改为津沽大学） 兼课。1958年，调入天津财经学院，任财政金融系主任，后任该院副院长。著有《中国货币金融史 略》《普通会计学》《企业财产重估价》《通货膨胀时期用物价指数记帐方法》《现阶段中国经济核算 制》《银行管理与经济核算法》《农业资金的来源问题》等。

[ii]管锦康（1918—2013年），男，浙江海宁人，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学的开拓者之一，天津财经大学终身教授。1943年7月毕业于重庆东吴大学法学院，1947年12月毕业于美国伊利诺伊大学研究院，获硕士学位。1949年夏，任天津工商学院（后曾改名国立津沽大学）副教授和南开大学讲师，在天津立信会计学校任教员及教务主任，同时任立信会计事务所会计师、天津立信会计图书社经理等职务。也曾在北京开办立信会计高级补习学校。1949年后相继在天津津沽大学、南开大学、河北财经学院、天津财经学院（现为天津财经大学）任教。其妻潘屹瞻为潘序伦长女。

[iii] 谷源田，生卒年不详，男，南开大学经济系教授。1933年从南开大学本科毕业后留校在经济学院担任助教兼经济研究所研究人员，著有《统治贸易与中国》《中国之工业讲义大纲》。

[iv] 杨学通（1909—1987年），男，从南开大学毕业后留校任教，后任中国人民大学教授。

[v] 张英元（1907—2010年），女，广东佛山人。主要研究方向为财务会计、国际金融。1932年毕业于南开大学。原天津财经学院教授。著有《商业会计核算》（合著）、《商业财务会计》（主编）、《会计上借贷原理溯源》《借贷记帐法文选》等。曾与曹禺同台排演话剧《争强》。

[vi] 金中泉（1928—），男，江西婺源人。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毕业于南开大学贸易专修科。自1960年起在北京商学院（现北京工商大学）任教。中国商业会计学会特邀理事，全国商业财会研究会理事，中国注册会计师。著有多本《商业会计学》教材。

[vii] 增减记账法是以“增”“减”为记账符号，以“资金占用＝资金来源”为理论基础，直接反映经济业务所引起的会计要素增减变化的一种复式记方法。它是在我国会计实务中实行的一种特有的记账方法。该法经过试行，从1966年开始在我国商业系统全面推行，工业企业和其他行业也有采用这种记账方法的。1993年7月1日《企业会计准则》实施后，增减记账法被借贷记账法替代。

《增减记账法》

发明增减记账法是李先念 [i] 、姚依林 [ii] 、王磊 [iii] 下达的命令、要求。当时全国正在推行鞍钢宪法 [iv] ，两参一改三结合 [v] ，过去用借贷记账法记的账，业务人员看不懂。例如，拿银行存款买商品时，借：商品；贷：银行存款。业务人员不懂。因此李先念就组织各方面的人士来改革借贷记账法。

1964 年 9 月份，我提出增减记账法，王磊派我去向姚依林汇报。 姚依林肯定了增减记账法，决定从 1966 年开始在全国商业系统推行。 一直到 1993 年我国准备学习国际会计准则，增减记账法执行了 20 多年。

当然也有人持不同意见，葛家澍、杨纪琬他们主张使用借贷记账法，认为不懂借贷记账法的人，学了就能懂。 我 1964 年 9 月份提出增减记账法， 10 月份就到了北京商学院，但搞增减记账法这个工作我一直在做。 商业部负责制定制度，我虽然不占商业部的编制，但是还帮着商业部做工作。 当时增减记账法有很广泛的应用基础。

1981 年，我写了一本《增减记账法》，这本书由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出版，发行了 10 万册，我给了学校图书馆 20 本。 后来这本书经日本名古张以宽编著的《增减记账法》屋商科大学津谷原弘教授翻译后在日本出版，日本九州大学的西村明、藤田昌也教授也翻译过，他们曾邀请我到名古屋商科大学访问交流。 另外，我还组织编写了《增减记账法研究（合订本）》，很多著名教授的文章都在上面刊登过。

我在北京工商大学教了 8 年书，教书的过程中上了很多会计学的课。 在跟学生讲借贷记账法的过程中，我感觉学生有思维转换的困难。 把增减转换成借贷，我觉得是加重了学生负担。 因为在中世纪借贷资本产生的时候，借贷反映的就是借贷关系、借主贷主。 当时借贷并不是符号，是丁字账的借方、贷方，代表借主和贷主形成的借贷关系。 后来把它用在商业上，“借”“贷”成了符号。

我写《商业会计制度》，用的都是增减记账法。 一直到 1993 年财政部推行会计制度统一化，推行企业会计准则，我国才改用借贷记账法。 增减记账法也存在了 20 多年，确实有很多实用的地方。 现在，我认为增减记账法今后还会有所发展。 为什么呢？ 增减记账法取消了记账符号，增减不是增方和减方，认为增减是增方和减方那是“借方贷方”思维，增加、减少是事物的本质，是数量变化的标志。 现在搞办公无纸化，电子信息化，一些东西已经看不见了，有没有必要在借贷里绕？

用借贷记账法主要是为了统一会计语言，与国际上统一会计语言。 但是对于那种不需要上市的企业，特别是一些小的企业，确实可以用增减记账法，更简单一些。 其实大企业也并不是不可以用增减记账法。 我有一篇文章写了江西铜矿，它有好几千人，它也用增减记账法。 用一句话说，能用借贷记账的，就能用增减记账。 因为本来就是这么一回事： 财产增加记增，财产减少记减，费用增加记增，收益增加记增。 20 世纪 80 年代末 90 年代初我曾经参加过一个中日交流合作项目。 日本九州大学西村明教授和我，还有好多日本其他的教授，在北京开过一次会。 他们对增减记账法还是认同的。 那企业为什么不用呢？ 学校做不了企业的主。 但是做学问还是可以研究增减记账法的。 他们到中国来过好几次。

1995 年 1 月，我从北京商学院退休，近 20 年来写的东西比过去有所发展，为什么？ 因为我后来研究了传统文化，包括《易经》《道藏》、儒学、佛法，这些都展示着人类的文明。 所以我后来写了《〈易经〉哲理与现代财务》《〈易经〉哲理与现代会计》《〈易经〉哲理与现代审计》。

对后来者，我的希望是两条： 一个是研究问题要深； 另一个是知识面要宽，要把管理、财务、会计联系在一起来研究，要理论联系实际。 更主要的是研究要有中国特色。 因为你周围的环境土壤就是这样，你要承认特色，但有特色也必须看到一般，研究特色的时候不要忘掉一般，研究一般的时候要分析有没有特色。

[i] 李先念（1909—1992年），男，湖北黄安人。曾担任国家主席、全国政协主席。1962年4月，担任中央财经小组副组长。

[ii] 姚依林（1917—1994年），男，安徽池州人，曾用名姚克广。曾担任国务院副总理等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长期担任国务院财贸部门的领导工作。

[iii] 王磊（1914—1994年），男，原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1936年参加革命，1937年入党。先后担任山西洪赵县委组织部长、灵石县县长、汾阳县县长、晋绥行署贸易局副局长、西北农民银行副经理等领导工作。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1950年任西南大区贸易部部长，1953年任中央商业部副部长，“文化大革命”后期任北京市委书记处书记，1978年3月后任商业部部长，1982年后任国务院财贸小组组长，国家经委党组副书记、副主任。

[iv] 鞍钢宪法是我国鞍山钢铁公司于20世纪60年代初总结出来的一套企业管理基本经验。1960年3月11日，中共鞍山市委向党中央作了《关于工业战线上的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运动开展情况的报告》。毛泽东在3月22日对该报告的批示中，高度评价了鞍钢的经验，提出了管理社会主义企业的原则，即开展技术革命，大搞群众运动，实行两参一改三结合，坚持政治挂帅，实行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这些原则被称为鞍钢宪法，并在全国范围内推广。

[v] 两参一改三结合：干部参加劳动，工人参加管理，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工人群众、领导干部和技术员三结合。

(整理人：赵健，尹成彦；会计史特约审阅人：张辉、宋小明；试读读者：李玉波、冯凌。）返回搜狐，查看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