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
关中书院主持人多是学者硕儒，名震一时，声教所及，不仅陕、甘，甚至川、豫、鄂等邻省学生也不远千里，纷纷负笈前来求学。关中书院对清代不绝如缕的关中理学和淳朴敦厚的关中士风，都发挥过重要的作用。
路德在关中书院讲学时的学生阎敬铭，进士，光绪年间任过军机大臣。阎敬铭好财务，巧精算，是大清“总管”。但因不满慈禧修颐和园动用国家巨款，被革职回乡。人生虽遭遇坎坷，但他有一颗善教之心，回到梓乡教书授徒，传播知识，培养后人，同样被历史称颂。
关中书院主讲柏景伟早年的学生有同治年间进士，官至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大臣、军机大臣兼管顺天府尹事赫赫有名的赵舒翘。
赵舒翘（1848—1901），字展如，号琴舫，晚年号慎斋。长安区大原村人，20岁受业于同里关中大儒柏景伟。清穆宗同治九年（1870）科试一等补廪生，同治十二年中举人，翌年又中进士。授刑部主事，光绪二十四年晋升刑部尚书，他为官清廉，不畏权贵，心存正气，执法严明。且智慧超人，博学多才，著作等身，学富五车，不但是一位卓越的政治家，还是中国近代著名的法律学家。《清史稿》载：“居刑曹十年，多所纂定……能傅古义，为时所诵。是时朝廷矜慎庶狱，以舒翘谙律令。”有《提牢备考》《慎斋文集》《慎斋别集》《温处盐务记略》《慎战要言》《慎疾箴言》《像刑录》传世。
《明清西安词典》载：“八国联军攻陷北京，赵舒翘随慈禧太后逃往西安。侵略者同清政府代表奕劻、李鸿章在北京谈判中把赵舒翘指为支持义和团的‘祸首’之一，坚持处于极刑。”最终，一代廉吏赵舒翘做了清廷崇洋媚外的牺牲品。
还有柏景伟的关门弟子，诗、书、画“三绝”的艺术大家宋伯鲁，当年在陕西，乃至全国都是一位举足轻重的人物。
宋伯鲁
宋伯鲁，字芝栋，亦称子钝，晚号芝田，陕西礼泉县人。清末进士，当过翰林，任过御史，戊戌变法中的风云人物，戊戌变法的主角之一的梁启超先生曾指出：台谏诸臣中，唯宋伯鲁“屡奏定国是，废八股，劾奸党。言诸新政最多”。宋伯鲁认为方今国事艰危，人才乏绝是由八股科举考试制度造成的，废八股是变法维新最紧迫的要务。于是他断然上谕，请求光绪帝下诏，将浮饰八股文章永行停业。
辛亥革命中他担任秦陇复汉军兵马都督张云山的军务参谋兼秘书长，堪称清末到民国年间陕西第一等人物。
宋伯鲁博学多识，于经、史、子、集之外，尤工诗、书、绘画，且著述甚丰，有《新疆建置志》《新疆山脉志》《西辕琐记》《地理辩证发微》《焚余草》《己亥谈时》《知唐桑艾录》《海棠仙馆诗集》《心太平轩书画论》等20种。著名书画艺术家寇遐、张寒杉先生等尊称其为“关中书苑”的鼻祖。康有为则盛赞其书法为“集碑帖之大成”。1931年，陕西省举行有史以来首次书画大赛，宋伯鲁以79岁的高龄应邀参赛，技压群芳，位居榜首，成为街谈巷议中“第一人中最老人”。1923年以后宋伯鲁还曾担任陕西省通志馆馆长兼总纂，主持修纂《续修陕西省通志稿》，晚年仍奉献社会，鞠躬尽瘁。
下来说一下宋伯鲁的同门师友寇卓先生，他俩一起受学于关中书院，师从柏景伟先生。光绪十一年（1885）中举，并与学友宋伯鲁同时优贡进京。
寇卓（1857—1927），清末学者。字立如，号悔庵。陕西临潼张北里（今西安市阎良区关山镇康桥村）人。
寇卓先生不仅是出于关中书院柏景伟门下的关学传人，后又求教于三原贺瑞麟先生，研学程朱理学。寇先生与牛兆濂同出贺瑞麟门下。当年，关中学者有两大系：一为三原贺瑞麟，为理学家之领袖，一为咸阳刘古愚，为经学家之领袖。而寇卓又是刘古愚先生门下学生，成为关中理学经学领袖之传人。他的学问集三位大家之长，堪称关中少有之大儒。
在清末黑暗污浊之官场，寇卓也是一位名声显著的清正之官。他初任四川大足县知事，因大足教案事，被保为直隶知州。在历知宜宾、德格、甘孜、巫山各州县时，多有惠政。每每去官之日，父老百姓攀辕门不可得，竟有泣送百里之遥者。后离川返陕时，四川数县百姓争送万民伞于途中，令人动容。先生官至清中宪大夫，正四品衔。
民国后，先生潜心研学，读经论理，常与他的学友礼泉宋伯鲁、蓝田牛兆濂赋诗饮酒相聚。并在西安孔庙内设国学讲习所，亲为教授，听者云集。应陕西省教育界多处请求，任过省立第三中学校长，后执教于省立法政专门学校。西北大学创立时，被聘任为该校首位国文教授。1912年还当过“督省顾问”，1923年出任陕西孔教会长。先生在西北大学期间声望很高，张凤翙及后来的刘镇华对先生均执弟子礼。寇卓病故于1927年10月30日，先生挚友牛兆濂为其撰墓志铭时，感曰：“先生之风兮，若山高而水长！”
十一
关中书院走出的英才人物中还有阎甘园，他是清朝末年的新文化倡导者，办报纸、办学校、建剧院、演话剧，等等，一生所干之事件件不凡，皆开陕西风气之先，是陕西近代史上富有传奇性的人物之一。
阎甘园先生在办学校上，值得一说的是，光绪二十九年（1903）九月在西安小车家巷成立陕西第一所私立学校“绅立蒙学堂”，第二年迁到西木头市，改名“甘园学堂”。
阎甘园
在古玩文物方面，阎甘园先生是西安最大的行家。据传，民初西安大藏家，盖以阎甘园为领袖，普通藏家，唯观阎氏所好而确定收藏方向。阎甘园先生所藏甚丰，多为稀世珍品。据说，文人雅集时，阎甘园随意出示数件藏品，即可令四座震惊一时。如此的收藏巨擘，竟然惊动了鲁迅。1924年夏，鲁迅应西北大学、陕西教育厅暑期讲习会之邀，从北京至西安讲学。在讲学之前，鲁迅和《北京晨报》记者孙伏园、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王桐龄、东南大学国文系教授陈锺凡、南开大学哲学系教授陈定谟等人至阎甘园家，观看了阎家收藏的书画、金石文物，阎甘园还赠给鲁迅《朝侯小子残碑》拓片一帧。鲁迅从未见过指书（即用指尖代笔写字），甚以为奇，阎甘园当场以指代笔作书一幅，送与鲁迅，宾主尽欢。鲁迅握着阎甘园的手说：“炎夏遇知己，可算同路人。”还赠给阎甘园第三子阎秉初一个精致的铜墨盒。此事，鲁迅在日记中有记载：“七月十九日午后，往南院门阎甘园家中看画。”
阎甘园还是一位享誉全国的书画名家，1927年，冯玉祥以阎甘园为师，研习书画，他在上海由柳亚子介绍，入南社，与黄宾虹、张大千、张善孖、王一亭等交往频繁，刘海粟聘其为上海美专金石考古顾问。他出版的《晚照楼书画集》（第一辑），由著名山水画大师黄宾虹题签。家住夏家什字的书法家陈泽秦称阎甘园先生：“书法，是真、草、隶、篆，无一不精；画是山水、人物，门门兼工。”
阎甘园在书法上也功力了得。辛亥革命后张凤翙在任职陕西都督期间，和张聚亭曾登门拜访，称阎甘园：“先生乃当世奇才，堪称三秦才子！”张凤翙曾给西安的四个城门命名，并请著名书法家题字：最重要的南门“永宁门”三字，请阎甘园先生书写；张自己题了名为“安远门”的北门；其余两门，名为“安定门”的西门，由居住在西城墙下白鹭湾的刘晖（春谷）书写；名为“长乐门”的东门，让居住在西南城角土地庙什字的宋伯鲁书写；可见阎之影响非凡，后张凤翙还和阎结成儿女亲家，一时传为美谈佳话。1942年，阎甘园去世，张凤翙主持料理丧事，并为之书写墓志铭、篆盖。
关中书院走出的杰出人物宋联奎，也很了不起。宋联奎（1870—1951）字聚五，亦作菊坞，晚号菊叟。祖籍云南，因其父迁居陕西，出生西安，遂以西安为籍。清光绪十一年（1885）从甘肃皋兰、兰州回陕，翌年春考中秀才。清光绪十五年（1889）乡试中举人。十六年（1890）就读于西安关中书院。清末时先后任过四川忠州、资州、直隶州知州，加四品衔，叙府知府、宁远府知府、云南楚雄府知府等。1912年5月应张凤翙电邀回西安，任都督府顾问。1913年冬，任陕中道观察使。1934年被聘为陕西通志馆馆长，主持《续修陕西通志稿》的编纂，同时主编《关中丛书》。
“西安事变”爆发后，各界推举宋联奎与王典章等社会知名人士赴南京，为促成“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奔走斡旋。
值得特别介绍的是，宋联奎在西安的寓所宋家花园，最早大约建于民国初年，开始规模较小，而后逐渐扩大，面积达30余亩，园内多楼台亭榭之属，树木花卉遍布其中。何正璜《西北考察日记•西安记》记载：“宋家花园为长安宋聚五氏之祖茔，后在其中植花种竹布置亭馆，遂成近郊之名胜，春郊宴游多憩于此。竹篱为门，中有一阁，额为‘城南草堂’，今亦荒芜。唯白桦翠竹各蔚为林，颇为幽静耳。”可惜整座园子毁于“文革”，遗迹几无存留。
而在抗日战争前期，宋家花园曾红火一时，成了抗日进步人士经常聚会的地方。周恩来曾到宋家花园做客，并在这里会见各界知名人士。连位于东大街的“陕西省邮政管理局”，以及“西安邮政管理局”也先后迁来宋家花园办公。1940年5月，周恩来赴重庆途经西安，应中华邮政第三军邮段总视察林卓午少将的邀请，于5月9日向陕西省邮政局职工作《关于抗战形势与对策》的时事报告，并书赠林卓午“传邮万里，国脉所系”的题词。这个题词强调了邮政通讯在国计民生中的重大意义，指出邮政事业直接关系到国家的命脉。
1981年4月24日，林卓吾的长子林孝祥先生，将父亲珍藏40多年的周恩来题词，捐献给国家，由邮电部收藏于国家邮票博物馆。1981年5月9日，为纪念周总理为林卓午题词41周年，邮电部发行J70《传邮万里，国脉所系》纪念邮票1枚。而我作为一名集邮文化的研究者，深为这枚邮票主图的原地诞生于西安而振奋。所以就记住了宋联奎的寓所，西安城南瓦胡同村的宋家花园。
十二
再有康寄遥先生，1894年就读关中书院，毕业后关中书院改为陕西第一师范学堂，康留校任教。辛亥革命时随张凤翙起义，1912年任陕西省财政司次长，1913年主办西北大学预科，任校长。1914年在上海主编《国民杂志》月刊，主办《正报》。1921年信仰佛教，开展佛化工作。还创办了《佛化随刊》，出版逾百期，至1948年停刊，在全国很有影响。
康寄遥
康寄遥先生曾担任华洋义赈会陕西分会会长、华北慈善联合会主任监事等职，长期主持陕西赈济工作。他所主持的佛化社既是一个佛教居士团体，也是一个佛教慈善机构。西安东关龙渠堡，旧有“寂园”一处，传为康寄遥居士寓所，而康先生本人亦自号“寂园居士”。他留下遗著有《陕西佛寺纪略》《重修扶风法门寺真身宝塔工程纪略》等。
任过关中书院主讲的还有一位张西轩先生。张西轩（1872—1929），名效铭，字西轩，号铁崖。陕西朝邑（今属陕西大荔）人。清光绪二十年（1894）乡试举人。初任朝邑华原书院、大荔丰登书院山长，继主讲礼泉烟霞、三原宏道、长安关中书院，曾任长安县学训导、西安府学教谕。
清末，朝廷腐败，内忧外患。张颇具民族气节，急欲振兴中华，对于开办延长油矿奔走呼号，曾被推选为油矿筹备会理事。他主张振兴中华应从科学技术教育入手，力主教育事业须从学制上改革，并积极支持成立陕西大学堂。1912年，张出任陕西军政府教育司司长及省教育促进会会长。为了移风易俗，与友人孙仁玉、吕南仲、李桐轩等建议，凭借“宜春园”旧址成立陕西易俗伶学社（即今易俗社前身）。张还提倡设立女子学堂，使妇女有受教育和参加社会活动的权利，并首任陕西省女子学校校长，主持女校工作十多年。为办好女校，他克己奉公，艰苦创业；唯才是举，广揽饱学名士，聘请本省剧作家孙仁玉和湖北李冠三、山西万寿芝等到女校任教。1927年，冯玉祥附蒋反共后，新任西安市市长、原宋哲元部军法处处长萧振瀛在陕西残酷地杀害了大批进步青年，女子学堂教师梁午峰亦被捕入狱，梁的妻子和幼弟日夜守屋哭泣。张问明情况后，拄着拐杖四处奔走求救，还直接拍电报给冯玉祥，愿以全家生命作担保，终使梁午峰获释。梁午峰也是一位著名学者，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担任陕西省图书馆首任馆长。
关中书院走出的人才中还有以救国救民为己任的国民党元老于右任（陕西三原人），书院门街上有于右任纪念馆。
田克恭《西安老街巷》中的《关中书院》一文写道：“关中书院是所谓‘忠臣’明末祝万龄参政殉国处。祝万龄，咸宁县人，是冯从吾的学生，受冯的忠君思想影响很深，由于堵剿李自成、张献忠农民起义军有功，由知府升到参政（省官）后，回到西安。李自成攻陷西安后，祝万龄穿戴着‘参政’衣冠，到关中书院祭孔子的‘斯道中天阁’哭拜先圣孔子后，自缢身亡。”如此以死追随无道昏君的“忠臣”，其愚也够奇葩的啦！
《碑林区志》载：嘉庆、道光年间，书院仍历有增修，而至咸丰、同治年间，因连年兵燹，教育荒废，关中书院关闭。同治十二年（1873），布政使谭钟麟重新整顿关中书院，参照朱子白鹿书院规章和课程设置，修正了书院的课程，并提出重躬行、讲经义、稽史事、通时务、严课程五则办学要求。光绪七年（1881），巡抚冯誉骥于院内设立“志学斋”，选拔高才生入斋学习。数年后，按察使黄彭年会同布政使曾龢，为书院增建斋舍，并广购珍贵图书，以供师生借阅参考，书院面貌为之一新。关中书院规制，设山长一人，由抚台聘请，掌管教务；监院一人，专管庶务；斋长二人，代表生徒，协助书院管理。课程有经、史、子、集，考课有诗、古文、词、八股试贴、策论、杂著等。每月一官考，分月由大吏来主考。成绩优秀被列为超等、特等的给以奖赏。除此以外，每月课堂测验二次或三次，由山长主考，成绩优异的给予“膏火”生活津贴而无奖赏。肄业生员，根据学业成绩，可举为贡生、廪生和附生。关中书院的经费旧有生息银3190余两，另由粮道每年补贴经费3000两。
关中书院在其发展中，通过会天下学者士子，延请学富德高的名儒执掌教席，声名远播，使关中书院成为一所有着广泛影响的文化机构。特别是它与设在附近的西安府学、长安县学、咸宁县学以及文庙、文昌宫、崇圣祠和咸长考院等一起构成了当时西安府的文教区，尤其是一庙三学历史街区格局的形成最为特别。明人周宇《修学记》即盛赞这种三学一庙比邻布局之妙，吾西安居省会，郡一邑二故学三，而庙一。庙当城南门之东，宅巽离中，郡学掖而右，咸宁邑治在东，故学亦东，长安邑治西，学亦在西。一庙三学，翼比朋翔，乔木联荫，清泮通流，宏规壮观，盖凡为学宫者，或鲜其俪，得以昌盛。
为明清时期的西安培养了一大批杰出人才，其中既有文理兼备的贤达，也有荣登关学之冠的状元。确实可以彪炳史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