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学胜，高妍丨马克思对蒲鲁东分工学说的批判及其实质

1846年，蒲鲁东在《贫困的哲学》一书中对无产阶级贫困问题继续进行研究，找寻诊治无产阶级贫困的“良药”。在蒲鲁东看来，无产阶级贫困问题是一个经济问题，因此在《贫困的哲学》第一章，蒲鲁东首先阐述了其经济学原理，在第二章中阐明其价值论。自第三章起，蒲鲁东构建了经济进化的十个阶段，即分工、机器、竞争、垄断、警察和捐税、贸易的平衡、信用、所有权、共有制、人口。其中分工是经济进化理论的第一个阶段。所谓经济进化理论，指的是价值先后以使用价值、交换价值和综合价值三个形式展现出来。其中，使用价值在矛盾的状态下出现了交换价值，使用价值与交换价值之间是对立统一的关系，二者相互影响、相互渗透，产生综合价值，而综合价值才是价值的本真意涵。在政治经济学视野下，社会的前进就在于不断解决价值构成问题。蒲鲁东为使其学说更富说服力，将当时风靡的“哲学心理学”的相关结论运用到社会经济学中，指出社会上的所有人，无论是野蛮无知，还是其未来发展拥有无限可能，都是平等的。在人类社会经济进化的过程中，人类的普遍进步引导着所有人从原始的消极平等发展为智能方面积极的平等。借此，普遍或均等的贫困就会转变为社会福利上的平等。蒲鲁东从经济进化与智能发展一致性的角度出发，发现分工在本质上是实现生活条件和知识平等的重要方式。“分工既可以通过形成多样化的职业、产生产品的比例和交换的平衡，实现社会财富的增长；也会在工艺和自然的各个领域，为人类智慧创造性的发挥开辟广阔的前景，使其内化并永存于一切劳动者的身上。由此可见，分工不是人类智慧的结果，而是社会经济进化和智能发展的首个阶段。”回顾蒲鲁东的理论学说，一言以蔽之，便是为解决社会贫困问题，实现社会公平正义创造了以分工为起点的经济进化理论。

（二）分工的特点：“真正的二律背反”

蒲鲁东认为在自然界中，事物的对立面和综合面之间的对抗是同时产生的，在《贫困的哲学》第三章第一节中，蒲鲁东重点探讨了分工原则的对抗性后果。在蒲鲁东看来，价值的二律背反也体现在了分工规律上，分工劳动增加了社会财富，促进了社会进步，促进了社会公平。但是劳动分工“导致了否定自己的目的”，并最终“自我毁灭”了，也就是说，在机器化大生产的环境下分工最终使工人沦落为资本家的附庸，“使智力无用武之地，使财富为害于人，使平等无从实现”。

古典经济学家们也关注到了分工问题，蒲鲁东先是对古典经济学家们研究的经济学给予很高的评价，认为经济学是“一切科学中最渊博、最纯洁和最适于实践的科学”，“既是一种关于观念的理论，又是一种自然神学，又是一种心理学”。然后指出古典经济学家们在探讨分工问题时，过于重视分工的有益之处，忽视了分工对社会产生的危害。在蒲鲁东看来，除了萨伊以外，以亚当·斯密为代表的古典经济学家们只看到了分工“好的方面”，忽视了分工“坏的方面”。这些古典经济学家们并未触及造成分工两面性的根基。为凸显其思想的原创性，他对分工“好的方面”只进行了轻描淡写的阐述，着重探讨了分工造成的“坏的方面”，指出分工在如下方面败坏了人的灵魂：其一，分工造成工人劳动日工资降低，饱受肉体的痛苦和灵魂的折磨。由于工人工作日长度不能超过16至18小时，所以资本家只能从劳动价格入手，不断降低工人的工资。而且，监工的工作与小工的劳动不能等量齐观，小工承受着身体和灵魂的双重摧残。其二，分工造成人的劳动技能单一，引起智能衰退，带来了人的退化。高明卓绝的印刷技术变成了白痴行业，印刷术沦为机械性行业，排字工人们当中，识字的人占极少数。其三，分工还造成了精神衰退以及文学和艺术的衰落。在古代和中世纪，博古通今的文人很多，且受到世人的极大尊敬，但是当下文人消失了，只剩下了分工后不同行业的人，如工业家、律师、医生、银行家、商人、教师、工程师、图书专家等。文学变成了人类渺小的官能，享受文学的人是有闲阶级和野心家以及传达西奈山诫命的神权祭祀和主张人民主权之上的信徒。蒲鲁东秉持着二律背反原则，对分工带来的种种弊端进行了以上控诉。与古典经济学家们不同的社会主义经济学家，只看到了财富生产带来的对个体的压迫与社会的不公，完全否定了资本主义社会制度的合理性。蒲鲁东力图调和古典政治经济学与社会主义理论之间的矛盾，秉承着“正题→反题→合题”的原则，构造出自认为超越古典经济学和社会主义理论的社会科学。

（三）消除分工弊病的途径：重组劳动

蒲鲁东认为，劳动可以通过分工、机器、竞争等方式组织起来根除社会贫困这一人间痼疾。对于如何既保存工人的专业技能，又最大限度地把分工与多样性结合起来，蒲鲁东给出的答案是在认识到分工的“正题”“反题”后，寻求一种“合题”来彰显分工的积极作用，同时消除分工的消极影响。合题的方式就是重组劳动，从而既发挥工人的专业技能，又让工人技能多样化，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

那么如何重组劳动呢？蒲鲁东的观点是借用机器。蒲鲁东再次将心理学和政治经济学的概念进行了“加工”，指出劳动可以把才能加以区分，通过行业分工将才能均衡化，然后依靠机器把智能武装起来。机器通过把分工所割裂的部分劳动联合起来，降低劳动强度，从而提高劳动生产率，增加社会财富，最终实现自由的“突飞猛进”。正因此，《贫困的哲学》中经济进化系列的第二个时期便是机器，用机器“重建被分工规律严重破坏了的平衡”。在蒲鲁东看来，机器便是自由的象征，是人类驾驭自然的标志，是人格的标记。虽然“机器”是自由的标志，但并不是蒲鲁东经济进化系列的终点，蒲鲁东在论述机器带给人类自由之后，紧接着就阐述了机器造成的矛盾——资本和雇佣劳动的起源。

在蒲鲁东那里，劳动重组的最终目标是实现社会的自由与平等。为了实现社会的自由平等，蒲鲁东在考察分工问题时求助于古典经济学家的经济理论。蒲鲁东发现，亚当·斯密主张分工本质上是由于人类的交换倾向所造成的，且认为，人类与动物的不同，是因为人类可以把不同才能的人结合成共同的资源，依靠互通有无、物物交换和互相交易的一般倾向增进同种的幸福。在充分吸收这一思想的基础上，蒲鲁东也承认分工引起的交换，主张发行劳动券来建设“人民银行”以实现劳动平等。平等是蒲鲁东思想的价值旨归，消灭不平等，实现人的自由就是蒲鲁东奋斗的目标。在他看来，当人们在现实中进行平等的产品交换时便是平等与自由最直接的表现。这种对于产品直接交换的推崇正是19世纪法国小资产阶级思想的充分展现。

二、马克思对蒲鲁东分工学说的批判

马克思与蒲鲁东都关注到了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异化现象，并透过异化现象探赜分工问题，但二者在具体考察分工问题时出现了分歧。后者认为分工是不变的永恒规律，前者则认为分工是一个历史范畴。后者声称，自亚当·斯密以来的全部政治经济学家们只是强调分工“好的方面”，并未看到“坏的方面”，前者则对后者的这一观点进行了勘正，基于文本事实对古典政治经济学分工理论予以理论澄明和客观评价。

（一）马克思批判蒲鲁东分工脱离历史现实

蒲鲁东简单粗暴地按照二律背反原则对分工进行了一分为二的划分，即将分工简单地分为“好的方面”和“坏的方面”，欲求“好的方面”，消除“坏的方面”。马克思将蒲鲁东的这一思想以框架的形式整理直观地呈现出来，如下所示：

马克思从社会历史事实出发，基于时空维度对蒲鲁东荒谬的分工二律背反原理进行了严厉批驳。从时间维度看，蒲鲁东认为不需要对每个时代分工的具体特征进行具体分析，妄图仅用一个“分”就来说明不同时代的分工，而在马克思看来这是匪夷所思的事情。马克思一针见血地指出，德国城乡分离用了3个世纪，而城乡分离使社会各个方面都发生了变化。马克思质问道：“难道14世纪和15世纪的分工……不是一定与已经存在充分发展的殖民地的17世纪时的分工有根本的不同吗？”显然，蒲鲁东的理论是站不住脚的。从空间维度看，马克思指出蒲鲁东在研究分工问题时并未考虑到世界市场。14世纪和15世纪世界上还未出现殖民地，而17世纪许多地方都建立了殖民地。因此，“市场的大小和它的面貌所赋予各个不同时代的分工的面貌和性质，单从一个‘分’字，从观念、范畴中是很难推论出来的。”蒲鲁东并未意识到不同时代、不同地点、不同情况下的分工具有差异性，妄图仅用一个“分”字就对分工进行定性，根源就在于他没有认识到分工具有历史性，因此也没有对分工的起源与发展进行科学的考察。

与蒲鲁东将分工抽象化、永恒化不同的是，马克思批判蒲鲁东分工学说之前，就在《德意志意识形态》的文本中锻造了“唯物史观”之利器。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恩格斯以分工范畴为突破口，研究分析了分工与所有制、分工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关系，开启了唯物史观视域下资本主义制度的现实批判之路。在《哲学的贫困》中，马克思拿起锻造好的“唯物史观”之利器，批判蒲鲁东的唯心史观，指出蒲鲁东没有认识到生产中的各种形式是历史的和暂时的，看不到社会制度的产生、发展与灭亡，在资本主义社会心存幻想的同时对资本主义社会进行教条式批判。在马克思看来，只有从现实世界出发，追溯不同历史时代的分工发展演进过程，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角度理解分工与所有制的关系，才能破除蒲鲁东将分工永恒化的神话，粉碎蒲鲁东建在天上的理论大厦。马克思更关注现实资本主义社会关系中的分工，指出工场手工业分工是“政治经济学的一切范畴的范畴”。这种理解同样体现在《资本论》及其手稿中，马克思在那里对分工的类型进行了划分并对资本主义生产中分工与协作之间的相互关系进行了探讨，丰富了马克思的分工理论体系。

（二）马克思批判蒲鲁东对古典经济学的评价

马克思在创作《巴黎手稿》时就开始关注古典经济学家对分工问题的考察。通过摘抄亚当·斯密、萨伊、斯卡尔培克、穆勒等政治经济学家们关于分工的论述，马克思透视分工之实质，追问分工异化之动因。并且他还对政治经济学家们分工认识的局限性进行了研究分析，认为政治经济学家们没有解释为什么劳动是私有财产的本质，指出亚当·斯密由于没有解决分工的起源问题，因而才陷入了“分工—交换”循环论证的怪圈。

在《哲学的贫困》一书中，马克思特意指出和批判了蒲鲁东对政治经济学家分工理论的错误看法。蒲鲁东认为古典经济学家们仅仅看到了分工“好的方面”，并未看到分工“坏的方面”。在马克思看来，亚当·斯密实际上已经指出了分工带来的不良影响，因为亚当·斯密认为个体之间才能的差异并没有我们想象得那么大，不同职业的人的不同才能，“与其说是分工的原因，不如说是分工的结果”。换言之，亚当·斯密认为人与人之间本身的差异是很小的，而造成人与人之间不同差异的是分工。对此，蒲鲁东选择视而不见，认为从亚当·斯密以来，没有一个经济学家认识到分工规律的负面效应，萨伊才是认识到分工既有“好的方面”又有“坏的方面”的第一人，但这显然不符合事实。实际上，亚当·斯密的老师亚·弗格森比亚当·斯密“更尖锐、更明确地揭示了分工的消极方面”。另外，勒蒙泰认为萨伊剽窃了他的分工理论，蒲鲁东却在文中根本没有提到，他虽然提到勒蒙泰指出分工败坏了工人的灵魂，但对此却未作出补充，而是要求经济学家们进行新的研究。

马克思体认到蒲鲁东并没有超越古典政治经济学家们，因为他和古典政治经济学家一样，把分工、信用、货币等范畴概念看作永恒不变的，认为这些抽象的概念早就存在于“天父”的怀抱中了。实际上，这些概念都是现代工业的产物。综上所述，蒲鲁东只是抽象地、一分为二地认识到分工存在着“好的方面”和“坏的方面”，并且在对古典政治经济学家观点一知半解的基础上就开始进行错误评价。

（三）马克思批判蒲鲁东消除分工弊病的方法

对于蒲鲁东提出的重组劳动用机器消除分工弊病的方法，马克思追问道：当市民社会中的劳动不再是人的本质力量，又该怎么重组劳动、解决分工问题呢？其实，分工与机器的紧密联系只是蒲鲁东头脑中的奇妙运动，机器的大规模运用确实在劳动总量上降低了工人劳动，问题是，在资本主义私有制的情况下，机器为资本家占有，机器运作目的是为资本家创造价值，并非服务于劳苦大众。因此，蒲鲁东的方案，即将分工、机器等概念置于经济进化系列之中，试图通过调整经济概念运行的顺序，解决构成价值问题，实现产品的直接交换，从而将曾经经济运行中资本家占有的财富归还给社会，最终实现人的自由，实质上是寄托非暴力革命实现社会改良。而究其根源，是他把资本主义制度当成了天然合理的制度，在承认这一制度的前提下提倡所谓的“互助主义”的救世良方。马克思认为，劳动组织方式应该依据生产工具的种类进行划分，封建社会运用手推磨的生产方式，资本主义社会运用大机器进行生产。如果只是从一般分工角度进行理解，那么就忽视了分工与机器的历史性了。实际上，分工是机器生产和发展的前提，没有分工就不会有机器，同时机器的使用推动着分工的发展，二者相互联系、相互作用，并不是蒲鲁东所构想的单一的克服弊端、向前发展的关系。蒲鲁东的这种理解不过是在头脑中进行消灭分工的活动，消灭分工弊端的方法也注定只是头脑中的幻想。

马克思其实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就已给出了解决分工问题的正确途径，即“消灭分工”。为何如此？其原因在于：首先，社会生产力、生产关系、意识这三要素之间存在着矛盾冲突。分工使精神活动和物质活动、享受和劳动、生产和消费由不同的人承担，若使这三个因素不发生矛盾，则只有通过消灭分工才可解决此问题。其次，劳动分工导致了个人利益、家庭利益与社会利益之间的矛盾。这些矛盾以及矛盾中所涉及的共同利益是现实的东西，而非仅限于观念。最后，自发的分工导致人活动的异化。只要分工还不是出于自愿，人的活动就其本身来说就是一种异己的力量。人被这种异己力量控制和驾驭，受这种力量的压迫。由于分工存在着种种矛盾，所以必须通过分工来进行消除。

此外，马克思和恩格斯还对消灭分工的条件给予了说明。消灭分工需要以生产力的巨大增长和高度发展为前提。分工的发展不是由个人喜好所决定的，它需要社会现实基础。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只有在生产力高度发展的基础上，人类才能从传统的旧式分工的束缚中解脱出来，真正地获得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原始社会，没有阶级，没有压迫，人们的生活也是自由的，但生产力水平低下，人类还需要和大自然进行抗争，还处于“人依赖人”的社会。进入到阶级社会后，物成了人类社会的主宰，“人的依赖性”社会被“物的依赖性”社会所取代。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旧式分工下的异化劳动使劳动不再是人的类本质的体现，不仅人与劳动产品相异化、人与劳动相异化、人与人的类本质相异化，还出现了人与人的异化。消除分工，就是消除异化分工、消灭私有制。在原始社会中，人类既可以采集又可以狩猎，其劳动形式是多种多样的。私有制却使分工下的人们被限制在狭小的工作地点，做着单调乏味的工作，导致了人的片面和畸形。而在未来社会中，“物的依赖性”社会必然会被“自由人的联合体”所取代，此时生产力高度发达，物质财富极大丰富，劳动复归其本质，真正实现了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共产主义社会的到来只能在遵循社会基本矛盾规律基础上，通过无产阶级社会革命的形式来实现。由此可见，马克思这种对分工问题的基本看法，跨越了蒲鲁东在彼岸世界寻求自由的藩篱，拒斥了蒲鲁东观念中的自由平等，强调了现实社会中的自由平等，为工人阶级的革命道路寻找到了真正的现实之路。

三、马克思批判蒲鲁东分工学说的实质

虽然马克思与蒲鲁东都有实现社会公平正义的“同归”，但在实现路径上却是“殊途”。分工作为研究社会公平正义绕不开的话题，马克思和蒲鲁东对此有不同的看法，即二者对于分工存在着不同维度的理解，这源于二者在考察分工问题时所处的立场与所运用的方法存在不同，蒲鲁东立足于唯心史观运用其所谓的“系列辩证法”考察分工问题，而马克思站在了唯物史观的高度运用历史辩证法考察分工问题。

（一）对分工不同维度的理解是批判的关键

蒲鲁东与马克思分工学说存在差异的关键就在于二者对于分工不同维度的理解。蒲鲁东停留于一般意义上来谈分工问题，他看不到不同所有制关系下分工的异质性。马克思则从社会生产关系角度把握分工，特别是深入到资本主义社会中勘探分工，把范畴概念置于社会历史现实中，并从中来把握分工的发展趋势。

蒲鲁东所谈的分工只是不同劳动者从事不同的劳动，即不同的人需要进行不同的劳动。他只是从技术层面关注分工问题，把分工视为一种“技术关系”，却看不到分工背后的社会关系，因此只能认识到在分工的作用下，具体的有用劳动的形成，却无法理解抽象劳动的社会内涵，更无法正确理解价值与交换价值的差别以及使用价值与抽象价值的真实关系。蒲鲁东肤浅地把价值与交换价值、价值与价值实体相等同，将私有制这种生产关系看作价值的“本质规定”。马克思则洞悉蒲鲁东分工学说的本质，指出蒲鲁东不懂经济发展的历史，不了解真实的经济社会生活。他批判蒲鲁东没有认识到在现实历史中，经济的发展包含着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双重维度，指出蒲鲁东只是从生产力的角度看待各种经济范畴。因此，当他去研究分工时，只是在“分”的意义上进行理解，抹杀了不同历史时代中分工的异质性，把分工看成一种永恒的规律和纯粹的抽象的概念范畴。由于缺乏对经济发展社会历史性的把握，蒲鲁东只能把现实的经济范畴看作经济范畴的化身，因此他认为只需要用抽象、观念和文字就足以说明分工问题。

马克思探讨劳动分工问题时，反对从劳动分工的概念上进行逻辑推演，而认为应从分工的社会历史发展过程出发，特别是应对资本主义社会形态下的分工进行考察，从而探求社会历史的发展规律。“马克思主要并不是对分工作一种实证分析，或者仅仅重视分工的技术性层面，而是旨在揭示分工的经济哲学或社会哲学意涵，也即分工之于人与社会的生存论意蕴。”在马克思这里，经济范畴发轫于现实的生产关系，同时也会随生产关系的变化而变化。研究物质生产时，不仅要看到物本身的生产，还要看到社会关系的生产与再生产。脱离社会关系谈分工，必然是抽象的。破解分工问题的关键就在于把分工置于社会历史中，融入社会关系中加以考察。在《哲学的贫困》中，马克思指出蒲鲁东所说的经济范畴的变化与他所提倡的社会有机体的抽象规律并不符合。经济范畴的变化以社会生产关系的变化为依据。而社会生产关系的变化也不是蒲鲁东所说的根据“某种复杂的公式”，即矛盾双方相互协调运行的，而是根据生产力的变化而变化的。马克思通过把生产力、生产关系和分工等经济范畴放在社会历史运动中进行理解和把握，不仅看到了分工等经济范畴背后的社会关系，同时也看到了分工等经济范畴的历史性和暂时性，并认识到人可以按照规律的运行来建立社会关系。这种考察改变了蒲鲁东建立在抽象法权基础上的形而上的研究分工的思路，彰显了强烈的历史感和现实感。

（二）历史观的不同是批判的根本

如果说马克思纠正了蒲鲁东关于古典经济学家的错误评论是基于其对古典经济学家文本的了解与掌握，那么马克思立足于唯物史观实事求是地评价古典经济学家就是他驳斥蒲鲁东关于古典经济学家错误评论的底层逻辑。蒲鲁东从“社会天才”的普遍理性出发，在唯心史观的视域下探讨分工问题，非客观地对古典经济学家进行评价，制造了政治经济学的形而上学。而马克思早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对于分工问题便实现了从唯心史观向唯物史观的转变。因此，马克思是在唯物主义的视域下探讨分工问题，为解决分工问题真正找到了现实出路。

蒲鲁东分工学说的出发点是“社会天才”的普遍理性。在蒲鲁东那里，真理是理性与经验的统一，在理性与经验的逻辑优先性问题上，理性是起主导作用的因素。社会发展及其展现出来的经验事实都是理性作用的结果，是某一思想规律外化的产物。社会发展不断地与理性进行确证，从而实现理性与经验的协调一致。尽管他反对先验地证明上帝的存在，蒲鲁东认为上帝是社会基础的永恒的本质，但是上帝不会轻易地被人所感知和确证。绝对概念无法用二分法进行拆分，而其他概念被二分法拆分后，每一个方面都不能脱离另外一个方面单独地存在。这些概念只有在相互对立的概念中才能保持存在的真实性，人们可以运用自己的理性思维认识把握这些运动着的矛盾的概念。可见，蒲鲁东的分工学说是建立在这种唯心主义的历史观之上的。“社会天才”的普遍理性是蒲鲁东一切经济范畴概念的逻辑起点，因此作为蒲鲁东经济进化理论的第一时期的分工也是以普遍理性为前提的，并在此基础上展开关于分工两分法的论述。他之所以将解决分工弊端问题的方法诉诸观念而非现实，原因就在于，他根本不相信能够在历史和现实中找到解决社会问题的途径，这无疑体现出了小资产阶级的局限性。他试图建立一个小资产阶级的联合体，在这个联合体中，资产阶级社会能够实现公平、正义和自由，这种联合体把之前的社会组织结构进行重新的经济组合，把之前的社会组织中的财富归还给社会，从而实现非暴力的社会改良。这种观念中的运用注定只能存在于观念中以及蒲鲁东的著作中，当观念观照到现实，蒲鲁东的思想便成了空中楼阁。

相比于蒲鲁东思想中的闭门造车，马克思分工学说的出发点是现实的个人与社会物质生产活动。Paul McLaughlin指出，“马克思比蒲鲁东更欣赏‘真实’的历史”。基于唯物史观，马克思和恩格斯通过分工阐明了意识的起源，指出意识与人类生产、交往活动和语言共同存在，且受生产力的发展程度和分工的具体形式的制约。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看来，人与人之间最初只是存在着基于生理和地理差异的自然分工，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人的意识随之发展，体力与脑力的分工也随之产生。随着自发分工的发展，社会生产力迅猛发展，出现了更多剩余的大量生产，一些人得以脱离物质劳动，进行专门的精神劳动，从而实现了“物质劳动与精神劳动分离”。这种分离使得真正的分工得以出现，意识成为现实的想象。同样，消灭分工也应是现实的而非想象性的，需要“重新驾驭这些物的力量，靠消灭分工的办法来消灭”。这种唯物史观的立场和观点充分体现在马克思对蒲鲁东的批判当中。恩格斯就指出，《哲学的贫困》是马克思在“已经彻底明确了自己的新的历史观和经济观的基本点”之后完成的。奥托·吕尔也指出，同之前的著作相比，马克思在《哲学的贫困》一文中对蒲鲁东的批判，特别是对蒲鲁东分工思想的批判表现出了“旁若无人和俨然自信”。唯物史观宛如一盏明灯照亮了马克思探究分工问题之路，使其分工理论实现了质的突破。

（三）方法论的突破是批判的重点

蒲鲁东在研究分工问题时，在他所捏造的系列辩证法中探寻分工的二律背反，在概念的矛盾运动中寻求一种平衡。而马克思坚持文明的辩证法（即“历史的辩证法”），把人类社会历史看作社会前进的运动过程，科学地看待分工问题。

蒲鲁东在1843年发表的《论人类秩序的建立》一文中，效仿傅立叶的研究方法编造出来了“系列辩证法”。所谓系列辩证法，就是从一个概念向另一更高级的概念演进所形成的系列。在系列辩证法中，蒲鲁东结合了哲学和政治经济学的元素，认为这是一种简单明了且推进社会进步的新的形而上学。蒲鲁东认为二律背反原则虽然呈现了事实，但是并不代表已知事实是事实的全部。必须运用系列辩证法超越二律背反，因为系列辩证法是演绎法、归纳法和二律背反综合的结果，系列辩证法克服了二律背反的认识断裂性。同样，人类理性是按照体系的方式存在的，不是孤立的个体。任何事物都应该通过人类理性捕捉它的前项、后项和综合项，从而达到对事物的整体性认识。系列辩证法中的范畴也不是随机任意排列的，每个范畴与前后概念都是相互联系的。前一个概念中包含的经验事实的矛盾将会推动系列向前发展，出现更高一级的范畴。马克思认为，在蒲鲁东的系列辩证法中，只有竞争和垄断这一对范畴才真正构成了正题和反题。而分工与机器是不同质的范畴，分工是经济范畴，机器是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使用的生产工具。因此，蒲鲁东捏造的系列辩证法只是其寻求“头脑中的奇妙运动”罢了。

在马克思看来，分工把人类带入到了文明社会，促使人类走向阶级社会。文明与阶级两个概念虽看似矛盾，但实际上二者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劳动分工可以视为阶级与文明产生的原因，而阶级和文明可以看作分工的结果。分工引领人类社会摆脱了蒙昧走向了文明。但是，随着社会的发展，资本主义社会下存在的劳动异化问题让人类文明陷入了“片面”发展的困境。只有真正在社会历史中探求分工问题，才能真正认识到分工的二重性，认识到人类文明在矛盾对立冲突中的运动发展。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虽然资本主义社会创造出了令人惊叹的现代文明，但是资本的逐利性注定让资本主义社会成为历史性、暂时性的存在，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已经展现出新的前景和新的希望。因此，对马克思而言，历史辩证法，而非停留于概念范畴运动的系列辩证法才是真正看待和解决分工问题的有力武器。

综上所述，马克思和蒲鲁东尽管都看到了资本主义制度下人民的穷苦生活，意识到资本主义制度的弊端，渴望人类的自由平等，在某种程度上成了反抗资本主义消极后果的同路人，但实质上却呈现出两种截然不同的路线，即唯物史观与唯心史观、历史辩证法与系列辩证法、科学社会主义与小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的差异。在分工问题上，马克思基于唯物史观从所有制的角度进行探讨，研究生产资料的劈分和劳动成果的劈分，蒲鲁东则是从唯心史观出发从一般的、日常的角度进行探讨，因此蒲鲁东只能对分工问题及其消极后果作出想象的理解，马克思则真正回到了社会现实中呈现分工问题的由来及其解决之路，真正使他们二人共同致力于的人的自由、平等、全面发展问题具有了现实可能性。这种不同构成了马克思学说与蒲鲁东学说的实质差异，也正因此，鉴于蒲鲁东学说在当时的工人运动中所产生的巨大影响，澄清和阐明这种不同对马克思主义的存续和发展就显得十分必要。这同时也提示我们，时下在讨论如劳动分工、异化等具体问题时，应警惕抽象的主观主义理解的误区，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则、立场和方法。唯有如此，才能真正找到问题的症结及其正确的解决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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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杜 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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