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元”一词为民国时期出现并广泛使用的时间概念，今之《现代汉语词典》和《辞源》《汉语大词典》虽均未将其列条诠释，但其特定的时间指向，且一以专指民国元年，一以表示民国纪元，一以特指百多年前推翻满清革命爆发的辛亥之年，却确定无疑。例如：
《西北革命史征稿》中卷《先烈纪传》方象堃传“辛亥之役入曹印侯军幕，谋猷筹划，独得大体，遇事不稍瞻循。军中惮之。民元出为甘泉县、临潼县丞，地居山僻，所在多游民无赖，数谋蠢动，象堃集众丞署前，喻以大义，言辞慷慨，声泪俱下，众感悟罗拜，各归家安生业，县民至今称之” 的记载；
冯仲裕传“辛亥西安起义，尝随民军东西两路作战，以勇敢闻。民元年加入国民党陕支部，担任重要工作与郭希仁、吴希真、王绍文、姚树陔诸人皆相友善”的记载，与夫胡亮天传“辛亥山西义师起，桐溪经营大同，往来并代间，亮天常左右之。民元与党人郭宗道同游淮上，因入陆军第十九师师长孙禹行幕”的记载；
张鸿道传“辛亥反正，弃职回陕加入革命。民元充陕西省议会秘书长兼修史局编纂，七年充靖国军第三路秘书长，十三年充河南省政府秘书，十七年充国民军第十军秘书长”的记载，便无一不是专指民国元年的确例。
《西北革命史征稿》上卷《西北革命大事记》如下各条的记载，即：
民元前七年乙巳（清光绪三十一年）秋，井勿幕归自日本，以同盟会员开始运动西北革命。
民元前六年丙午（清光绪三十二年）春，同盟会党人井勿幕、邹子良等三十余人在三原招开全体会议，决定征收会员及推进会务各方法。井、邹诸人旋赴北山各县，占划于耀县创设畜牧场，派人于宜君马栏及黄龙山各地查勘铁矿，并为党人联合秘密机关。是时廷议筑西潼铁路，由官方借外资办理，陕西在藉职官张拜云、吴宝三等，联合地方绅商，上书邮传部争之，请由当地募股改归商办，清廷不许。
民元前五年丁未（清光绪三十三年）蒲城教育分会会长兼高等小学堂教员常自新等进行革命，谋泄为县令李体仁拘捕刑讯，学生原斯健死于杖下，激起全省各学堂罢课风潮。
民元前四年戊申（清光绪三十四年）张拜云、李仲特、焦子静、王子端等十余人，发起于西安设立健本学堂……
民元前三年己酉（清宣统元年）陕西新军混成协成立，钱定三、张翔初、张靖清、张伯英诸人先后回陕服务新军，开始运动军界同志及哥老会党人加入革命团体，张伯英、常自新诸人于省城南院门设一武学研究社，为军界革命同志秘密聚会地点。陕西省咨议局成立，郭希仁推副议长，同志如李仲特、井崧生、柏筱余等皆为议绅。
民元前二年庚戌（清宣统二年）三月，井勿幕第三次回陕，召集党人在泾阳柏氏花园开会，报告东南各省革命情形，并拟自西北发难计画，决议实行联合会党共同进行。议定后，勿幕与郭希仁、焦子静、邹子良诸人遂在城南大雁塔开会，哥老会党徒遂有正式加入者……
民元前一年辛亥（清宣统三年）九月初一日，陕西新军举义光复西安，外县各地党人豪杰及哥老会党徒纷起响应。
便无一不是其表示民国纪元的确例。
高又明《柏筱余先生纪念碑》“辛亥岁正月，各商号经理以清账目、贺春节集其家，君告以将有远行，经理中公推年高者三人进谏，以历年用款太多，千金立尽，徒滋物议，对家中正当开支反靳而不予，一旦远出，负责无人，前途固不堪设想也。君以赞助革命事属秘密，未便发表，仅示以为公众谋福利，本身并未浪费而已。遂于二月初偕王悟尘、王麟编及余束装东行，抵洛阳订造马刀、长矛各千，来复铳百，以提倡武术名义分批运陕（存寄三原、耀县各地，民元起义时，集药王山之民军所持武器多仰此）。”
“时宋教仁、于右任、陈英士、谭人凤诸先生主持总会于沪上，君为宋、谭所契重，赞襄党务之外，深虑陕西军火运入不便，乃嘱余留沪，攻制造炸弹、炸药之学（迨民元升允率甘军入陕，陕西军火不继，所持以御敌者，即开厂自制之炸弹；拒甘军于乾县、咸阳间，始终未能越雷池一步，谓非君未雨绸缪之功欤！）”的记载（同载《西北革命史征稿》下卷《西北革命先烈碑志哀诔杂文汇录》）。
以及鲁迅 《三闲集·无声的中国》的：“拿最近的事情来说，如中日战争，‘拳匪’事件，民元革命这些大事件，一直到现在，我们可有一部像样的著作？” 《华盖集续编·马上日记之二》的：“ 中国自民元革命以来，所谓文艺家，没有萎黄的，也没有受伤的，自然更没有消灭，也没有苦痛和愉悦之歌”等记述，也无一不是其特指彼时爆发反清革命的辛亥之年的确例。
所以了解这段历史的各位高贤，想必一望而明悉其三种义项及夫各自所指与三者之间的区别所在。遗憾甚至吊诡的地方诚在于，其一、二两种义项和用法来历，似乎不用多想即了然于胸矣，而第三种义项和用法的来历，却令好多人茫然不得一解。
《现汉》《辞海》《汉大》之所以一例避而不收此词，想必也是大家俱皆不明所以有以致之，或者其背后似还深藏着某种不为今人所知、亦难为外人道的秘辛在焉。《汉大》不收“民元”而只收“民元革命”，并且仅举前示鲁迅两例而不多作一字之解释，也恰足以证明此点。兹因翻书一再遇到这个问题，遂生抛砖引玉之想，不知有无博学贤达愿慨示一言以启茅塞？返回搜狐，查看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