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
赵峰，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人民大学全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心研究员。
李爱军，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
马慎萧，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
创新是引领高质量发展的重要驱动力。技术进步模式的演进是决定宏观经济运行过程中资本积累、收入分配的基础性因素。本文通过构建一个马克思主义的内生技术进步模型，对马克思偏向型技术进步的触发条件与演化规律进行了理论讨论，并在此基础上分析了我国马克思偏向型技术进步的阶段特征、成因及演化趋势。研究发现，在我国对先进国家进行技术追赶的早期，马克思偏向型技术进步体现出强劲的生产力发展“量”的一面，实现了物质资本的快速积累。随着劳动成本的提升，超过理想状态的资本积累规模则带来过剩产能等问题，导致资本使用效率下降，对宏观经济增长和收入分配结构的优化造成压力。当前，我国技术进步模式具有向有利于协调收入分配与资本积累间的关系、提升经济增长的质量的模式转换的有利条件和潜力。我国应当持续推进新质生产力发展，革新技术进步模式，实现更高质量的经济增长。
一、选题背景及意义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虽然我国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二，但大而不强、臃肿虚胖体弱问题相当突出，主要体现在创新能力不强，这是我国这个经济大块头的“阿喀琉斯之踵”。通过创新引领高质量发展已经成为我国发展的迫切要求。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通过积极吸收引进西方国家先进技术，实现了资本的快速积累与经济的高速增长。近年来，随着我国与发达国家技术差距逐渐缩小以及“反全球化”浪潮的此起彼伏，技术借鉴与模仿的可行空间正在不断消失。同时，既有的技术进步模式日益呈现出历史的局限性，生产资料的大量投入和积累也使得我国经济的供需两侧逐渐暴露出劳动生产率提升速度降低、投资效率下降和消费需求不足等问题。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指出，面对纷繁复杂的国际国内形势，面对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面对人民群众新期待，必须自觉把改革摆在更加突出位置，紧紧围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要解决好经济体制改革中的一系列问题，健全推动高质量发展体制机制，就必须立足中国经济增长模式转变的现实环境，科学合理地对中国技术进步模式的演化逻辑形成完整认识。
我国过去几十年的技术进步模式呈现出典型的“马克思偏向型技术进步”（Marx-biased Technical Change，MBTC）特征。然而，由于既有理论的不成熟和MBTC发生机制的复杂性，学界对MBTC的发展规律还存在诸多需要继续深入和系统讨论的地方。具体而言，我国MBTC的发展阶段、具体成因以及演化趋势等问题仍有待进一步剖析。本文在梳理和评述既有研究的基础上，发展构建了一个马克思主义的内生技术进步增长模型。模型基于马克思技术进步理论，从不同技术进步模式下资本技术构成向劳动生产率转化的机制展开讨论，为研究 MBTC 条件下资本积累、收入分配与经济增长的动态演化提供了一个可行的分析框架。进而研究了我国技术进步模式向有利于协调收入分配与资本积累间的关系、提升经济增长质量的模式转换的有利条件和潜力。
二、研究主要发现
本文构建的马克思主义内生技术进步模型在统一既有的MBTC理论框架的基础上，对MBTC的触发和演化规律进行了一般推导。从理论模型出发，本文进一步对我国MBTC的发展阶段、具体成因以及演化趋势等现实问题进行了经验分析。
本文在理论研究方面的主要发现有：与中性技术相比，MBTC技术具有更加典型的要素驱动特征。短期内，MBTC技术与中性技术一样，可以帮助企业实现个别利润率的提高。不过长期来看，依赖 MBTC模式提升劳动生产率的经济体必然会面对保持资本合理回报和优化收入分配结构两种政策目标之间的冲突。因此，虽然 MBTC 有在一定时期内通过要素驱动快速提升劳动生产率的潜力，但是为了保障社会再生产的长期稳定进行，处在 MBTC 路径上的经济体必须对技术进步模式进行适时革新。
本文在经验研究方面的主要发现有：我国的MBTC始于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2008年为界，我国的MBTC分为两个不同的发展阶段。技术赶超过程中物质资本的快速积累是我国MBTC第一阶段的主要成因。在此阶段中，MBTC很好地强调了生产力发展“量”的一面，使得我国迅速缩小了与先进生产力之间的差距。不过，由于劳动力成本的上升与外部需求环境的变化，从2008年开始 MBTC在我国已不再具备维持长期利润率稳定的基本条件，我国的MBTC由此进入了第二阶段。近年来，通过自主创新努力取得科技领域的尖端突破和重大进展，并在区域间对产业链进行合理布局，我国不断优化创新链与产业链的精准对接机制。生产力发展的“质变”为我国实现劳动生产率与劳动报酬同步提升的同时保持充足的资本活力和盈利空间提供了坚实的基础和充足的动力。我国技术进步模式也因此而具有了向有利于协调收入分配与资本积累间的关系、提升经济增长质量的模式转换的有利条件和潜力。
三、政策启示
我国MBTC技术进步模式的发展可以从生产力的“质”和“量”两个维度辩证地看待。作为一个后发大国，在我们对发达国家进行技术追赶的早期，MBTC可以很好地强调生产力发展“量”的一面，实现物质资本的快速积累，迅速缩小与先进生产力之间的差距。但是随着劳动成本的提升，超过理想状态的资本积累规模则会不可避免地转化成大量的过剩产能，导致资本的使用效率逐渐下降，使得收入分配格局改善和企业盈利目标之间产生冲突。
高质量发展是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要求推动居民收入增长和经济发展同步、劳动报酬增长和劳动生产率提高同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进入新发展阶段，社会主要矛盾发生重要变化，在保障劳动生产率快速提高的同时，如何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与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构建新发展格局，成为重大的战略选择。一方面，我们不能像资本主义国家那样通过压低劳动报酬来解决利润率的下降、宏观经济运行效率降低的问题；另一方面，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战略部署也对提升资本生产效率和盈利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适时地革新技术进步路径，在提升劳动生产率和劳动报酬的同时，也兼顾资本生产率的改善就成了高质量发展的题中应有之义。
想要经济在长期实现更高质量的增长，势必要充分强调生产力发展“质”的一面。技术长波上行期的“第二类技术窗口”是后发国家实现对先进国家的技术赶超的最佳时机。目前，上一轮全球技术波动步入了尾声，人工智能技术、新能源技术、第五代移动通信技术等新兴技术的崛起又标志着新一轮技术革命的到来。我们应当抓住历史机遇，加强原创性、颠覆性科技创新，推动技术革命性突破、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产业深度转型升级，发展以高技术、高效能、高质量为特征的新质生产力，实现经济发展的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
当前，新质生产力已经在实践中形成并展示出对高质量发展的强劲推动力、支撑力。近年来，随着我国科学技术发展理念发生巨大转变，技术效率驱动的劳动生产率进步正在替代以往过于依赖要素驱动的技术进步模式。可以预见的是，生产力发展的“质变”将为我国科技进步切换到高效率模式提供坚实的支撑。
(来源：《经济学动态》2024年第12期，本文为缩略版，注和文献略)返回搜狐，查看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