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李根蔓
摘要：由古至今，书籍装帧艺术历经传统工艺和审美的高峰，也接受着工业化社会带来的挑战。中国古代书籍装帧是集哲学观念、文化思潮、装帧技艺为一体的综合性艺术，蕴含着中和、象意、美善等传统美学观念，表现了古人处理书籍与人、书籍与自然、技术与艺术的智慧，有显著的民族传统和人文关怀。近十年来，面对设计中的“现代性危机”以及传统文化当代诠释的兴起，设计师不断尝试构筑兼具传统性与现代性的设计语言，并将“间性”“意”与“生命体验”引入现代书籍的整体设计，这不仅使现代书籍设计呈现出更具民族特征的美学品格，也对传统美学的现代阐释以及装帧工艺的传承改良有着积极意义。
关键词：古代书籍 装帧艺术 传统美学 现代书籍设计
中图分类号：G232.3
书籍装帧从传统过渡到现代，不论是装帧方式、载体形态，甚至“装帧”本身的意涵都发生了变化。“装帧”一词最晚在清代就已出现，清黄爵滋撰《仙屏书屋初集》提到，“李穆堂先生题词，公后嗣因旧纸漫漶，重装帧，额属更书之”。[1]这里的装帧是装订整理的意思。五四运动前后，书籍装帧艺术在学贯中西的艺术家引导下开启了现代化序幕，表现出初步的构成意识和整体意识。21世纪初，学界在反思之前装帧二元化倾向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从“从装帧到书籍设计”[2]的观念，“装帧”的义涵至此有了明显的狭义和广义之分，狭义的“装帧”指材料选择、封面设计、版面布置及装书成册，而广义的“装帧”或者“装帧设计”则与“书籍设计”的内涵相似，包括书籍的整体性、功能性、构造性等内容。
近十年来，随着学界对设计领域“现代性危机”[3]的反思，学者们一方面思考书籍设计中传统与现代、附属性与独立性、人文性与功能性等问题，一方面探索传统美学思想在书籍装帧艺术中的表达，以此构筑书籍设计中兼具传统性与现代性的设计语言。
一、中国古代书籍装帧的演变及特征
“书籍”一词在唐代文献可见，唐颜师古注《汉书·货殖传》言：“越国不计其事，书籍不见其名”[4]，这里的书籍是“文献”“典籍”的意思。在漫长的历史中，书籍的发展历经了不同形态，李致忠从书籍使用目的的角度，将书籍分为以甲骨、青铜为载体的“初级书籍”和以竹、木、帛、纸为载体的“正规书籍”[5]。若以阅读和保存来看，正规书籍的装帧形式可分为卷轴形式，如简册装、卷轴装；卷轴与册页的过渡形式，如旋风装、经折装；册页形式，如蝴蝶装、包背装、线装。装帧的内容则包括形制、版面、图绘等。从书籍的制作、排版及内容的演变来看，古代书籍装帧有以下三项特征。
一是书籍形态的演变具有继承性和交叠性，表现为下一形态的装帧对前期装帧方式的遗存和改进。在书籍形式上，运用最广的是卷轴装和册页装，旋风装和经折装作为过渡性的装帧，在形态上可以看到明显的卷轴和册页的特征，如旋风装是用一幅比书页宽厚的长纸条作为底衬，再将书页鳞次栉比地粘在衬纸上，既有卷轴的展卷方式，也具备册页的翻合特点。[6]经折装的每一页折叠相连，保留了卷轴装开合的完整性，又有册页书籍的版面特征，更易于携带和收纳。
二是书籍的装帧重视人与物之间的交互性，体现出书的工具化及工具的人化。这里的工具，是书作为人自我的延伸与世界沟通，表现了人的情感和意志。古代书籍装帧蕴含着人们表达思想、体验情感、传递信息的期望，书籍形态的演变也始终关切着人的书写方式和行为习惯。如卷轴装到册页装的过渡虽有印刷技术、造纸工艺的影响，但也伴随着人们生活习惯从跪坐到正坐，阅读方式从展卷到翻页的改变。
三是书籍的装帧艺术与书画艺术相互影响。从书法与书籍装帧的角度来看，书籍制度和书写材料的改进使文字的书写效率提高，加快了书法艺术的发展，如简册书的自然纹理促使隶书波磔的形成，见证了篆书至隶书的过渡。书籍中的印刷体也借鉴了古代书法艺术，欧体、柳体、颜体、赵体在不同刊本中流行。明代末期，“馆阁体”成为朝中追捧对象，现代印刷体“宋体字”的前身也在彼时逐渐成型。此外，书籍中辅助排版的界格和栏线也极为考究，与书籍版面上的文字、图绘一起构成东方文字特有的富有节奏韵律的版面艺术。
中国古代书籍的装帧艺术如此发达，除了与独特的审美观念、高超的装帧技艺有关，还得益于良好的书籍文化生态。一是古代社会对书籍保存和修复的提倡。古代书籍的装帧始终考虑到书籍的收纳、保存、避蠹，如卷轴书中纸张的“过潢”、册页书中“金镶玉”的修复方式以及书函书帙的使用等。二是文人积极参与书籍装帧的记录与品评。书籍作为古代文人的手中之物，常以咏物的形式出现于诗词书画、篇章文赋之中。随着书籍出版的兴盛，更多的文人参与了书籍版本和装帧的论述，并出现了有关书卷考证、书籍鉴赏的专著。就书籍的品评而言，清代藏书家孙庆增在《藏书纪要·装订》中所说的“装订书籍，不在华美饰观，而要护帙有道，款式古雅，厚薄得宜，精致端正，方为第一”[7]至今广为流传。三是古人对出版行业的重视。在古代，传播先贤的思想和学问被认为是一项功德，出版图书往往伴随着强烈的道德观念。叶德辉在《书林清话》中说：“积金不如积书，积书不如积阴德，是固然矣。今有一事，积书与积阴德皆兼之，而又与积金无异，则刻书是也。”[8]周家胄《装潢志》曰“每见宋装名卷，皆纸边至今不脱，今用绢折边不数年便脱。切深恨之，古人凡事期必永传”[9]，就代表了此类观点。
总之，中国古代书籍装帧是一门综合艺术，融合了当时的哲学理念、文化思潮、装帧技艺，也表现出古人处理书籍与自然、书籍与人、技术与艺术关系时的方法和智慧。不同的书籍形式彰显了当时的技术水平和审美风尚，也形成了该形制所独有的艺术特征。
二、传统美学思想在中国古代书籍装帧中的表达
在书籍制作和使用的过程中，审美意识往往伴随着某种功能出现。如甲骨作为初级书籍需要锉平、打磨，竹简在编连时也需削制、等齐，这既是制书的程序，也是美化的过程。随着制书工艺的精良以及审美需求的提升，书籍装帧中的“审美”逐渐从“混沌”状态上升为“有意识”的美化，在中国古代书籍装帧艺术里，这种有意识的美化往往在传统美学思想的统摄之中。
中国传统美学思想是以儒道禅为主干的思想潮流，其中表现出的对人存在的感性思考以及对审美意识、艺术创作的讨论，不仅丰富了书籍的文化内涵，也影响了书籍装帧艺术的发展。与此同时，书籍作为载体，其形制的演变也成了审美文化的一部分，丰富了传统美学的内涵和表现形式。
（一）贵在中和的审美趣味
“中和”作为美学范畴的出现最初与乐论相关。在周乐中，中声、中、和是名异实同的概念，总称为中和，指的是不同音律的和谐。[10]以中和论乐不仅有乐论的性质，更具有社会伦理、政论的意义。春秋战国时期，子思在《中庸》提到“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11]，将“中和”收摄至儒家以仁、礼为中心的儒家思想中，并赋予其形而上的关乎道的价值。《周易》扩大了中和的内涵，使其一方面延续“中”之中正、中行的含意，一方面把“和”与宇宙变化、生命活动、生命创造联系起来，给予审美活动更多的启发。
在中国古代书籍装帧艺术中，“中和”一是表现为对立统一的形式美法则。如册页类的书籍多以中轴式装订，既整洁美观又符合人的视觉习惯。装订的眼孔有八眼订、六眼订、四眼订，考究的还有龟甲式和麻叶式，虽出于实用目的，同时也使书具有平面构成的节奏感。二是表现为一种情感的适度及规则意识。在中国古代艺术创作的语境里，这个情感往往指向“礼”的要求。如书籍版面的边框、界栏最初来源于简册书中竹简之间自然形成的边界，这一特征被缣帛书、册页书继承，或织成界道、或印于书中，直线的界栏又发展为万字栏、竹节栏、博古栏等，其中，博古栏将古器物、龙凤、山石、芝草等多种图形整合为边栏，极具特色。界栏和边框既有条理文本、匡正版面的作用，又保留了古人的遗风雅意，体现出中和、含蓄的审美效果。
（二）以象寄意的创作手法
“象”与“意”的美学内涵在《周易》中被阐述得极为丰富。《系辞传》曰：“圣人立象以尽意，设卦以尽情伪”[12]。意思是圣人以“象”来表达思想，通过设卦来反映事物的情态。就“象”而言，《周易》里有三层意思，一是指卦象。二是指卦象所代表、象征、模拟的形象。如，“《易》者，象也。象也者，像也。”[13]三是“使其像”，指模拟事物形象使之成为八卦之象的过程。就“意”与“象”的关系而言，“象”的目的是载道、达意，而“意”蕴于象中，使“象”区别于“形”而具有更多形而上的内涵。“象”与“意”的探讨影响了“意象”和“意境”美学意义的生成，在中国美学史上具有广泛而深刻的影响。
在古代书籍装帧中，也有诸多对“象”与“意”的运用，一是以“意象”造型。意象是客观物象经主体的意识、情感、观念加工后所呈现的具有象征意义的形象，较有代表性的是书函设计中的“月牙套”“云头套”“如意套”，函套模拟云、月、如意形象的同时也承载了丰富的想象和良好的寓意。二是独特的“取象”方式。古人的“取象”是经过提炼、概括、抽象的“结构性模仿”“功能性模仿”，如“揭之若蝴蝶翼”[14]的蝴蝶装是对蝴蝶动态的取象，册页书籍中书耳、版心、书脑、象鼻既是对形象的模拟，也是对功能的模拟。
（三）尽善尽美的价值追求
从字源的角度来看，美和善在早期都具有好的、实用的含义，是使人产生安全、愉悦的事物和状态，如《国语》曰：“无害焉，故曰美”[15]。随着以宗法血缘关系为主的封建社会的发展，美与善除了保留感官上的评价外，还延伸至道德、政治、伦理等领域。孔子在前人观念的基础上提出“尽善尽美”的命题：“子谓韶，‘尽美矣，又尽善也’。谓武，‘尽美矣，未尽善也’。”[16]从孔子对韶、武之乐的评价可见，他对音乐形式的要求既强调了艺术的“善”与“美”，即内容符合礼制且形式具有感官的愉悦，同时也区分了“善”与“美”，即美的形式不一定有善的内容，善的内容也不一定有美的形式，但在美善的关系中，善是主导的，是美的实质，如朱熹所释：“美者，声容之盛；善者，美之实也”[17]。
“尽善尽美”在古代书籍装帧艺术中有较为丰富的表现维度。一是形式与内容的统一。如御制文献、宗教文献、祭祀文献的装帧与一般书籍在材质和形制上都有所不同。二是审美与实用功能的统一。这一特点几乎涵盖了书籍装帧艺术始终，表现在书籍的形态演变、版面设置等方面。三是物质特征和文化意义的统一。在中国古代文化中，受“天人合一”“天人感应”思想的影响，许多事物除了其本身的物质特征，还有其象征意义带来的文化特征，这点也被运用于古代书籍装帧。较有代表性的是成书于乾隆四十六年（1781）的《四库全书》，其经、史、子、集四部书衣均为绢面制作，分为青、赤、白、黑四种颜色，这四种颜色对应着春、夏、秋、冬四季。绢面材质表明书籍的重要性，标识鲜明的色彩除了美观还有图书分类的功能。乾隆为此作诗，并将《易经》元、亨、利、贞的思想融合其中，曰：“浩如虑其迷五色，挈领提纲分四季，经诚元矣标以青，史则亨哉赤之类，子肖秋收白也宜，集乃科藏黑其位，如乾四德岁四时，各以方色标同异。”[18]这体现了官修丛书隆重、整体的装帧意识。
总之，中国传统美学思想影响着古代书籍的装帧形制、造型语言及价值理念，书籍的装帧又进一步丰富和实践了传统美学的内容。值得注意的是，传统美学思想运用至书籍装帧还有一个转化的过程，例如在思想层面上以美善合一为导向，技术层面中以意象造型、观物取象为方法，物质层面的构造上强调物质特征与文化意义的结合等。特别是“物质特征”与“文化意义”的关联方面，正是当前中式设计所需要参考借鉴的。古代书籍装帧艺术根植于文化传统，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其中所体现的极具民族特性的审美风格也影响着现代书籍艺术的发展。
三、中国古代书籍装帧的美学内涵对现代书籍设计的启示
现代设计的概念在20世纪初从日本引入，俞剑华在当时的设计技法著作《最新图案法》总论部分将“Design”寓意为“图案”，具有“根据方案设置图样”的含义。[19]随着五四运动之后知识普及从精英式走向大众化，新式学校的美术教育培养的人才成为现代化书籍装帧的主要力量，许多装帧艺术家本身也是文学家、画家，如鲁迅、钱君匋等，他们融合中外设计理念，重视书籍装帧的书卷气以及封面的思想性，开启了现代书籍设计的序幕。20世纪60年代，中国首次选送书籍参与莱比锡国际书籍艺术博览会，扩展了书籍设计的国际交流，呈现了新中国的精神面貌和时代精神。
20世纪80年代，受商品经济和西方功能主义设计的影响，书籍装帧在传统与现代、商品性与书卷气、从属性与独立性的问题上有了更多讨论。学界开始对之前“装帧”具有的二元化倾向作“拨乱反正”，提出“从装帧到书籍设计”的观点。近十几年，伴随着学界对“现代性危机”的反思以及传统文化当代阐释的兴起，中国古代书籍装帧艺术以及传统美学思想得到进一步的重视和解读，运用至现代书籍设计中，体现出独特的文化传统、情感体验和人文关怀。
（一）关注书籍设计中的“间性”特征
间性论是学者商戈令根据中国传统间性思想提炼出的非实体性且具有普遍哲学内涵的概念，他将“和”“中”“诚”“通”等范畴纳入间性的概念中，指除了实体以外的非实体因素，包括联系、结构、组织等。这不同于哲学意义的“主体间性”，主体间性是形容主体与主体之间的关系，“间性”也不等同于系统性，系统性强调的是目的和功能，间性探讨的是“在怎样的间性状态和条件下，事物生成和完善才有可能（止于至善）的问题”[20]。中国古代传统美学和艺术结构普遍运用了“间性”的概念，以“和”来说，绘画的“虚实相生”、文章的“首尾照应”皆为间性要素“和”的表现。将中国美学中的“间性”语言运用至书籍设计，能丰富书籍设计的内容，完善书籍的整体功能。
从间性的角度来看，书籍设计是由实体部分和间性部分组成的，这其中蕴含了两层关系，一是设计本身作为非实体的间性与书籍作为物的实体的关系。设计必须通过作为实体的书籍表现自身，作为实体的书籍也因此被赋予了丰富的时空性、思想性以及情感性等内容。二是设计中的实体要素与间性要素的关系。设计既是对可见的实体存在的设计，也是对秩序、关系、过程、组织、间隙等间性要素的把握。
在书籍设计的间性特征中，除了将间性要素运用至平面设计、色彩布局、立体构成外，还可以将间性运用于书籍设计的叙事性表达。其中具有代表性的是“势”的运用，《说文》曰：“势，盛力权也”[21]，本义有力量、权势的含义。在美学与艺术中，势往往强调的是艺术结构运动的力量及其形象，如绘画讲究“取势”，书法讲究“运势”。就主体来说，势蕴含着生命力的触发与彰显；就客体而言，势是一种潜在力量及运动趋势的演变。在书籍设计的叙事中，通过对“势”的运用，能够将力量感、生命感和情感引入作品，使设计中的叙事区别于平铺直白而更富有张力，丰富书籍设计的表现维度。
（二）重视“意”在书籍设计中的运用
中国传统美学以生命为美、和谐为美、意象为美，设计师通过对“意”的运用，能营造一个以书籍为中心的世界，使读者在视觉、触感、情感、想象的引领下感受书籍传达的能量和价值。这对设计思潮中的“工具理性”倾向以及泰勒对现代性所隐忧的“感觉的缺失”“意义的脆弱”[22]方面能作一定的平衡和补正。
“意”在书籍设计中的运用主要表现为意境的营造。作为功能性和审美性兼具的书籍，其意境的场域是开放的、互动的。意境的营造需要设计师的精心酝酿，也有待读者在想象和情感的联结中参与完成。《曹雪芹风筝艺术》（2006年度“世界最美的书”）在排版上将精致的风筝插图衬以留白，似以白底为天空，风筝正遨游天际，风筝之线执于读者手中。整本书的设计虚实相生、情景交融，极具节奏性、灵动感和人情味。
在现代书籍设计中，“意”的运用还包括将书籍作为“所指”，而非“能指”，让书籍本身成为意义，这以概念书的设计最为典型。如日本设计师原研哉从信息与人关系的角度评价书籍时说：“用有着合适的重量与厚度，并且手感良好的材料来做信息的表现载体，显然要比储存在一块记忆卡中的信息表现方式更能给人带来良好的使用感和满足感。”[23]在某种程度上，书籍自身的构造就是意义。
作为概念书籍，《蚁呓》（2008年度“世界最美的书”特别奖）保持了极大的开放性，它既是一本书，又不单纯是一本书。《蚁呓》的主角是蚂蚁，这里的蚂蚁是一种对人的隐喻，蚂蚁以传统自然的“仰观俯察”“观物取象”的方式呈现，这种极具代入感的设计使读者在翻阅图书时既好像在观物，又似乎在观己，引发读者对群体生命的同情和思考。如果读者愿意，也可以加入此概念书的续写，使其成为一本开放式的系列主题图书。如果说《蚁呓》的特点是“开放”，那么徐冰的《天书》则是“回绝”，徐冰以传统的制书方式，通过刻版、活字印制了并不是汉字的“汉字”，让人在一种既熟悉又陌生的状态中思考人与文化之间的关系，此时的书并不是“书”，却以特殊的方式参与着意义的生成。
（三）将生命体验引入书籍的整体设计
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学界就已对书籍的“整体设计”开展讨论，在不同的阶段，“整体设计”也被赋予各式的理解，如邱陵在《书籍装帧艺术史》中所提到的整体设计是与过于侧重封面设计相对的。[24]吕敬人认为书籍的整体设计应包括内容与设计定位、材料品种与印制方式以及销售流通等。[25]尹成君等学者将书籍的整体设计分为“内在意蕴美”和“外在形式美”[26]两个部分。总的来说，以上讨论虽然扩大了书籍“整体设计”的内涵，但对书籍“整体设计”的阐述仍没有脱离主客二分的范围，主要将“整体”焦距于书籍本身。中国古代书籍装帧艺术也重视整体性、整体美，与现代提倡的“整体”有所区别的是，古代书籍装帧设计中的整体性不仅是程序的增减或元素的更迭，更是一种围绕着生命体验的有机组合。这与古人的“诗性思维”方式、“天人合一”的哲学理念，以及传统美学的特质有关。从这个角度出发的整体性设计应该包含三个层面：天与人、物与我、身与心。
“天”不仅仅是客观世界的天，也指与人相对应的天然存在事物，以及自然而然发生的态势。在这种观念下的整体性设计不只是传达信息，还应涵盖整个阅读活动甚至生命体验。此时，设计不是作为一种“对象”去赋予书功能，而是作为一种“关系”或者说是人与世界相处的方式展开。
在天人关系之下，还有更为具体的物与我的关系，这里的物我关系并非认识论中的二元分立，而是通过书籍的设计让书作为导引，使人进入更为本真的阅读。如存在主义哲学家海德格尔所说：“本真的阅读是对业已召唤我们在场的东西的会聚”[27]，阅读作为一种“会聚”，尤其强调阅读本真的参与性、体验性和联结性。而这种参与和体验，正是以书籍的材质、内容以及作为非物质载体的设计完成的，设计的目的不是为了凸显封面或者技艺，而是为了帮助阅读行为自然而然地发生。在这个过程中，人也自然进入存在与思想、身体与心灵合一的体验。
将生命体验引入书籍的整体设计，既需要考虑到人的“五感”需求，也需将书籍本身的色彩、材质，甚至动静、时空因素纳入其中。《植物先生：二十四节气植物研学课》（2020年度中国“最美的书”）以二十四节气为纲，从身边常见的24种应时的植物入手，开启作者游记、抒情、科普的历程。该书籍的设计者充分发挥作为载体的“纸”的特征，研发出包括花叶纸、果实纸、原皮纸、染色纸、水印纸在内的24种定制纸。不同纸张的肌理、纹路、质地与文字内容一起营造了独属此书的氛围，此时纸张作为载体和叙述者是被凸显的，同时也是“隐身”的，书籍所蕴藏的天时、地气、材美、工巧与作者的文字内容共同营造了美的场域，给读者带来既有感官性又具思想性的沉浸式体验。
四、结语
总之，不论是书籍装帧还是书籍设计，都是人结合客观的环境赋予书籍功能、思想及情感的方式。设计作为一种文化形态，本身也无法脱离整体的文化生态而存在。如装帧艺术家邱陵所说：“传统的概念并不是单指过去的或古老的，应该是延续不断的意思。犹如一条大河，占据着空间和时间，从古代流经现代又流向未来”[28]。中国古代书籍装帧艺术有其独特的形制和艺术特征，从书籍的形态演变过程能够看到古人将技艺巧思、审美趣味、价值追求蕴藏于书籍的制作之中。对中国古代书籍装帧艺术的欣赏和传承不能只是移植竖排、繁体、线框等传统元素，而是要在认识古代书籍装帧艺术价值的基础上，站在现代书籍设计需求的立场上，从传统的视觉经验和美学土壤中提炼设计语言。
此外，不仅现代书籍设计需要从传统的书籍装帧艺术中汲取灵感，传统的美学思想和装帧技艺也需要通过现代阐释和活态传承来焕发新的生机。未来的书籍设计更有其多学科、多地域、多文化的语境，只有扎根本土文化的同时积极实践新的设计理念，扩展书的内涵和边界，探索设计中更多“美善合一”的表现形式，才能使更具民族特征和现代特色的书籍设计得以呈现。
（作者单位：湖北大学图书馆）
参考文献
* 本文系湖北省教育厅人文社科青年项目“中国古代哲学工夫论的美学向度研究”（项目编号：22Q002）的研究成果。
[1]〔清〕黄爵滋.仙屏书屋初集（卷三）[M].清道光二十六年活字印本.
[2]吕敬人.书籍设计 书艺问道[M].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09：2.
[3]“按从马克斯·韦伯到哈贝马斯的社会理论传统的分析诊断，所谓‘现代性危机’，其症结源于一系列不可逆转的现代性分化：人与自然的分裂、人与人的分裂以及人自身的系统性分裂。而功能物的现代设计是现代性分裂的客观基础。因此，不在设计物上实现人与物的融入与对话，所谓‘解分化’就是一句空话。”参见：吴兴明.反省“中国风”——论中国式现代性品质的设计基础[J].文艺研究，2012（10）：16-27.
[4]〔汉〕班固.汉书（卷九十一）[M].〔唐〕颜师古，注.清乾隆武英殿刻本.
[5]李致忠.中国古代书籍史[M].北京：文物出版社，1985：32.
[6]旋风装与龙鳞装是否为同一种装帧制度在学界有争议。本文认为，旋风装与龙鳞装为同一种装帧方式的不同名称，就其内部而言，书页鳞次栉比恰似龙鳞，从内向外卷筒后，书页似旋风。
[7]〔清〕孙从添.藏书纪要[M].清嘉庆黄氏士礼居刻本.
[8]〔清〕叶德辉.书林清话[M].李庆西，标校.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8：6.
[9]〔清〕周嘉胄.装潢志[M].北京：商务印书馆，1939：5.
[10]陈竹，曾祖荫.中国古代艺术范畴体系[M].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58.
[11]〔汉〕郑玄，注，〔唐〕陆德明，音义.礼记（卷十六）[M].四部丛刊景宋本.
[12][13]黄寿祺，张善文.周易译注[M].北京：中华书局，2016：504，516.
[14]〔清〕叶德辉.书林清话[M].李庆西，标校.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8：18.
[15]〔清〕董增龄.国语正义21卷（卷十七）[M].清光绪章氏训堂刻本.
[16]杨伯峻，译注.论语译注[M].北京：中华书局，2009：33.
[17]〔宋〕朱熹.四书章句集注23卷（论语卷）[M].宋刻本.
[18]张淑敏.乾隆御笔避暑山庄碑诗[M].北京：新华出版社，1998：147.
[19]《最新图案法》总论中写道：“图案（Design）一语，近始萌芽于吾国，然十分了解其意义及画法者，尚不多见。国人既欲发展工业，改良制造品，以与东西洋相抗衡，则图案之讲求，刻不容缓！上至美术工艺，下迨日用什器，如制一物，必先有一物之图案，工艺与图案实不可须臾离。”参见：越生文化主编；李超分卷主编.中国近代艺术文献丛刊 美术卷（第1辑9）[M].上海：上海书画出版社，2019：15.
[20]商戈令.间性论撮要[J].哲学分析，2015，6（6）：54-65.
[21]〔汉〕许慎.说文解字[M].〔宋〕徐铉，等，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700.
[22]在《现代性的隐忧》这一章节中，泰勒认为其隐忧的形式包括“感觉的缺失”和“意义的脆弱感”。参见：查尔斯·泰勒.世俗时代[M].崇明法，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16：355-357.
[23]原研哉.设计中的设计[M].朱锷，译.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06：104.
[24]邱陵.书籍装帧艺术史[M].重庆：重庆出版社，1990：7.
[25]吕敬人.书籍设计 书艺问道[M].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09：3.
[26]尹成君等学者认为：“‘外在’形式美与内在‘意蕴美’共同构成了书籍设计的‘整体’美学形式。”参见：尹成君，冯志才.当代中国书籍设计“整体”审美观的建构与思考[C]//首届中国设计理论暨首届全国“中国工匠”培育高峰论坛论文集.北京：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2017：10.
[27]马丁·海德格尔.思的经验[M].陈春文，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8：98.
[28]邱陵.书籍装帧艺术史[M].重庆：重庆出版社，1990：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