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在所有的苏轼传记中，论影响力，林语堂的《苏东坡传》当首屈一指。这本书堪称两个文学大师跨时空的心灵对话。二十多年前，我写过一篇读后感，称喜欢苏东坡又喜欢林语堂的读者如我，读此书获得了双重的艺术享受。
近两年，我又沉浸在苏轼的文学世界，开始了系列文章的写作。读的相关书籍、资料多了，再回头重读林语堂的《苏东坡传》，发现此书并不是那么完美，甚至存在一些瑕疵和谬误。作为一本作家传记，文学性当然是必要的，但更重要的是严谨和准确，传记不是小说，没有出处的想象和想当然都是禁忌。这本《苏东坡传》（以下简称林传）是林语堂用英文写成的，我手头有两种中译本：一本是1992年6月海南出版社出版，宋碧云译；一本是2006年5月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张振玉译。这两种译本所呈现出的语言样貌有较大差异。本文参照了两个译本，部分也核对了英文原版（湖南文艺出版社2017年6月），引用林传段落，除特别说明处，皆自宋译本。
林语堂著《苏东坡传》（宋碧云译本）
以我有限的视野和学识，给大师著作挑刺，无异于蚍蜉撼树，然西哲有言“我爱我师，但我更爱真理”，东坡亦有言“如蝇在食，吐之乃已”，虽有吹毛求疵之虞，胪列如下，以求教于同好。
1.苏轼的生日
林传写苏轼生于宋仁宗景祐三年（1036）十二月十九日，作者说“本书年龄都按西式算法”。实际上，南宋学者王宗稷《东坡先生年谱》有记载：“十二月十九日，东坡生日。置酒赤壁矶上。”所以，十二月十九日，不可能是西历，只能是中国传统的农历，按西式算法苏轼的生日应是公历1037年1月8日，这已经是学界共识。
2.苏轼祖父苏序不识字吗?
林传明确说苏序是个“不识字”（illiterate）的乡下文盲老农，这未免有些武断。曾巩为苏序写的墓志铭云其“读书务知大义，为诗务达其志而已，诗多至千余篇”；苏洵在《族谱后录》中说父亲“喜为善而不好读书”“晚乃为诗”；苏轼《苏廷评行状》说爷爷“幼疏达不羁，读书略知大义，即弃去”。由此可知，确切地说，苏序不喜欢读书，但并非不识字，不然晚年怎么能写出千余首诗呢？
3.苏家和程家是一个村的吗?
林传写道，苏轼的姐姐嫁给了表兄程之才，被夫家虐待至死，苏家、程家因此关系恶化。苏洵为女儿的死非常愤怒，他编了一份族谱，刻在石头上，又立了一座亭阁，有一天当众宣读这篇文章（《苏氏族谱亭记》）：“村里某人——指他的大舅子——代表了一个有势力的家庭，他给村中带来道德的混乱……”
程家是眉山人，这个似乎确凿。如司马光给苏轼母亲写的墓志铭云：“夫人姓程氏，眉山大理寺丞文应之女。”苏轼《外曾祖程公逸事》云：“公讳仁霸，眉山人。”有一说称程夫人是青神县人，但我没有查到相关记载。同样，也没有查到苏家和程家是同村的记载。两家都为眉山望族。苏家虽穷，但远祖苏味道也曾是唐朝宰相。所以，苏、程两家同属眉山县，甚至可能同在眉山城，林语堂谓之同村（village）不知从何说起。
李公麟绘《东坡扶杖醉坐图》
4.苏轼的初恋情人是堂妹?
林传写道：“东坡有一个堂妹，是他初恋的对象，他至死对她柔情万缕。她是他的亲堂妹。”我发现林大师有一颗八卦的心，书里前后有三处说到此事，而且还煞有介事对苏轼两首疑似“情诗”做了一番考据，以证实其所言不虚。实际上，林传此说完全是想当然耳，仿佛太阳下的雪难以经得起暴晒。
这个堂妹是苏轼二伯苏涣的幼女，唤作“小二娘”，小他三岁。苏轼没有亲妹妹，所以这个二大爷家的妹妹便如同亲妹妹一样，且年龄相仿，是从小的玩伴，感情深厚是自然的事。林传中有一段话：“听到堂妹的死讯，曾写信给她儿子，说他‘此心如割’。”实际上苏轼《与外生（甥）柳闳》原文是这样的：“人来得书，知奉太夫人康宁，新妇外孙各无恙。北归万里，无足言者，独不见我令妹、贤妹夫，此心如割。介夫何负，亦早逝，念之痛不去心。数年岂贤隽厄会耶？相见，当一恸以写之。”显然，苏轼“此心如割”是因为堂妹、妹夫双双不在人世，林传只说堂妹而故意不提妹夫，以此误导读者。而早先堂妹去世的消息，还是妹夫柳仲远写信告知的。后来，苏轼还分别为堂妹和妹夫写了祭文。其中《祭亡妹德化县君文》谓：“宫傅之孙，十有六人。契阔死生，四人仅存。唯我令妹，慈孝温文。”意思是苏轼这一辈共有十六人，如今只有四人还活着，我这个好妹妹慈祥孝顺，温文尔雅。的确，苏轼和这个堂妹感情深挚，但也只是兄妹之间的感情，而不可能是爱情。在中国传统习俗中，不同于表兄妹，堂兄妹之恋绝对是禁忌。它如同一道心理大闸将一切男女之情阻隔，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即使在隐秘的心灵一角，任何正常的人都不会生出爱情的萌芽，何况是熟读儒家经典教义的苏轼呢。于苏轼而言，这位堂妹与胞妹无太大差别，而哥哥即使再疼爱喜欢自己的妹妹，产生的只能是亲情而不会是爱情。
故此，林传尽管言之凿凿，堂妹初恋情人之言却可谓荒诞不经。
5.范仲淹是王安石变法的反对派?
第八章，林传将王安石变法分为当权派和反对派，并列出较为详细的名单。其中，反对派中范仲淹的名字赫然在列，不禁令人哑然失笑。王安石变法也称熙宁变法，起始于熙宁二年，即1069年，而范仲淹死于1052年，也就是说，范仲淹死后十七年才有了熙宁变法，他怎么反对？
6.通判是个什么官?
神宗熙宁四年（1071）苏轼任杭州通判，通判是个什么样的官职？林传说是“助理官员”（assistant），“除了会审讼案外并没有太多责任”。实则不然。通判一职为宋太祖赵匡胤所创设，是仅次于知州的二把手，但对知州有监督、监察之责，有权直接向皇帝报告，州府发布政令必须由知州与通判共同签署方能生效。除讼案会审之外，还负责兵民、钱谷、户口、赋役等诸多事物，权力并不小。苏轼任杭州通判期间，并非如林传所谓有“诗人身份已经足够了”，而是问囚决狱、巡视各县、监视乡举、督导水利工程等。苏轼公务繁忙，并不是一心游山玩水、寻僧访道。苏轼首先是国家政府官员，其次才是诗人。
赵孟頫绘《苏东坡像》
7.王闰之父亲是进士吗?
王闰之是苏轼的第二任妻子，林传称她是“进士的女儿”。王闰之的父亲名王介，字君锡，青神县人，他是进士吗？这顶桂冠恐怕不能随便戴。王介死后，苏轼写了一篇《祭王君锡丈人文》，并未提及其进士出身，后给王闰之写的祭文中也未提及这一点。而在给第一任妻子王弗写的墓志铭中，明确道出其父王方的身份是“乡贡进士”。古代读书人考中进士是一生的荣耀，即使隐居不仕，进士出身依然光耀门楣。所以，如果王介是进士，苏轼不可能不提。我想，应该是林语堂把王弗的父亲和王闰之的父亲弄混了。
8.王朝云是王闰之买的丫鬟?
关于朝云的出身，林传的说法是自相矛盾的。十一章说，苏轼在任杭州通判期间，在名妓中“有两个女人和他特别亲近”，一个是琴操，被他说服赎身出家；一个是朝云，当时只有十二岁，后来嫁给他为妾。十五章又说，朝云是苏太太买的丫鬟，“有人甚至说，苏东坡带她回家时，她已是杭州出色的名妓，仔细研究，便知道与事实不符。”其实，朝云就是一名歌妓，杭州本地人，认识苏轼后，深受苏轼喜爱，就把小丫头带回家，先做侍女（丫鬟），后做侍妾。苏轼《朝云诗并引》中把她和白居易能歌善舞的家伎樊素相提并论，可以印证。明代袁中道《次苏子瞻先后事》一文有云：“妻王季章已死，歌舞妓皆散，唯朝云依依不肯去。”
值得一说的是，“妓”在古代首指以歌舞为业的女子，十二岁的朝云就是一名歌女。
9.白堤是白居易所建?
林传写道，西湖“两道长堤跨过湖面，一是白堤，一是苏堤，分别由唐朝白居易和宋朝苏东坡这两位大诗人所建立”。将白堤称作白居易所建，学贯中西的林语堂实在不该犯这种常识性错误。白堤，原名白沙堤，白居易《钱塘湖春行》一诗云：“最爱湖东行不足，绿杨阴里白沙堤。”由此可见，白堤在白居易任职杭州前就有，跟白居易没半毛钱关系。
10.苏轼定州阅兵穿的是军服吗?
元祐八年（1093）十月，苏轼出任定州知州。定州是与辽接壤的边防重镇，所以苏轼兼任马步军都总管，也即当地最高军事长官。林传写道，一次阅兵“他穿上军服（military uniform，张本译为戎装），举行校阅，要将校副官按阶级排列”。此事源自苏辙为哥哥写的墓志铭，原文为：“公命举旧典，元帅常服坐帐中，将吏戎服奔走执事。”这里说得很明白，苏轼穿的是“常服”，即日常官服，将吏们穿的是“戎服”，即军服。宋朝重文轻武，军事首长常由文官担任，武将担任副手，所以，苏轼没必要穿军服以示军威。
张大千绘《东坡居士笠屐图》
11.苏轼的临终对话
苏轼临终前的一段对话，林传这样写道：“长老贴近耳边说，‘现在想想来生吧！’苏东坡缓缓低语，‘西天也许存在，不过设法到那儿也没有用。’钱世雄站在旁边，就对他说，‘尤其这个时候，你一定要试试看。’苏东坡最后一句话是‘试就不对了。’”（It’s a mistake to try）张译本则为“勉强想就错了”。
林语堂在序中说，书中对话都有出处可查，而且尽可能引用原句。可惜，苏轼临终前这一段对话他没有引用原句，只是写出了他自己的理解，造成译本都没有准确表达出原意，甚至流失了其中的精魂，非常令人遗憾。
我看到的几本书，如李一冰的《苏东坡新传》，王水照、崔铭的《苏轼传》，孔凡礼的《苏轼年谱》，朱刚的《苏轼十讲》，都基本引用了原句。宋代傅藻的《东坡纪年录》、周煇的《清波杂志》皆记载了苏轼临终前耐人寻味的对话。苏轼杭州的老朋友、僧人维琳长老来常州看他，钱世雄在侧。苏轼弥留之际已失去了听觉，维琳对着他耳朵大声喊：“端明宜勿忘西方！”苏轼曾为端明殿学士，故称呼他端明，让他不要忘了西方极乐世界。苏轼喃喃说道：“西方不无，但个里着力不得。”西方不是没有，但这里头不应用力。钱世雄也在他耳边大声说：“固先生平时履践，至此更须着力。”苏轼说：“着力即差。”苏轼留给世界的这最后四个字可谓醒世名言，包含了他的生命哲学和人生境界。着力，即执着、用力，既违背了道家的自然法则，也违背了佛家随缘勿执的理念真谛。苏轼了无挂碍、洒脱飘逸地乘风归去，这是他辞世仙化的最美方式。
写到这里，我想起了现代文学史上的一则逸事。1934年，由刘大杰标点、林语堂校阅的《袁中郎全集》出版，书中有不少断句错误，比如《广庄·齐物论》中的一段，正确的断句应为：“色借日月，借烛，借青黄，借眼；色无常。声借钟鼓，借枯竹窍，借……”而书中的断句错为：“色借，日月借，烛借，青黄借，眼色无常。声借，钟鼓借，枯竹窍借……”鲁迅对此讥讽说“‘借’得他一塌糊涂”。
“两脚踏中西文化，一心评宇宙文章”，这是林语堂先生的自我评价，我以为他是当得起的，在现代文学史上他可以说是“作家+学者”的人物。这本《苏东坡传》被称作中国长篇传记开标立范之作，但存在恁多瑕疵，似乎太不应该。这就像一道美食吃出了几粒沙子，未免牙碜，令人遗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