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世山 | 从殷墟文化看晚商文化与商王朝

西方自文艺复兴以来，学科逐渐形成哲学、经济学、法学、教育学、文学、历史学、理学、工学、农学、医学等十大门类，直到今天仍然在通用。中国古代的学术分类体系粗放，直到晚清仍然分经义、治事两类；其中治事细分为兵、刑、天官、河渠、乐律等类。这种旧式的知识分类体系已经不能满足培养人才、学术研究和社会发展需要。为适应建设现代学术的新要求，以京师大学堂为代表的中国教育机构开始按西学的门类设置学科[4]，直到今天，世界各大学的学科设置也是如此。19世纪末以来，地下新的材料不断出土，如殷墟甲骨文（1899年）、敦煌藏经洞（1900年5月26日）、明清大内档案（1918年被发现流散）三大发现极大地促进了学术研究。新发现促成新学问，材料愈扩充，学问愈进步。王国维说：“古来新学问起，大都由于新发现。”[5]所以，傅斯年在《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中喊出了“我们不是读书的人，我们只是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6]的口号。因此，作为扩充新材料的重要手段，以田野调查和发掘为特点的考古学作为新的学科门类，自20世纪初进入中国以来便迅速得到学界的重视和推广。

中国早期考古对象为什么选择殷墟呢?众所周知，殷墟是商朝晚期王都遗址，传世文献和殷墟甲骨文中称为“商邑”“大邑商”。周人灭商后，周公二次东征、分迁殷遗民而成废墟。此后，殷墟与现实关联的事件是秦末项羽与章邯在殷墟的盟会，《史记·项羽本纪》：“项羽乃于期洹水南殷墟上。”其后湮没无闻。1899年，甲骨文发现。1908年，罗振玉确认甲骨文出于河南安阳小屯。[3]1917年，王国维考证甲骨卜辞所见商先公先王的名称、世系与《史记·殷本纪》的商先公先王的名称、世系大多相合[8]，证明司马迁作的《殷本纪》基本上是可信的。1925年王国维在清华讲授《古史新证》，在“殷”条下说：“盘庚以后，帝乙以前，皆宅殷墟。知《纪年》所载，独得其实。”[9]正由于殷墟及甲骨文的发现和研究，《古本竹书纪年》记载的“自盘庚徙殷至纣之灭，二百七十三年更不徙都”[10]这个有关殷墟作为商代晚期都城的基本年代框架被学界接受。

19世纪末以来，安阳殷墟被私掘烂盗成风。1928年，历史语研究所在广州成立，下设考古组专门从事考古工作，首选工作地点在殷墟。殷墟考古以抢救保护殷商文物为始，后来逐渐扩展到理清殷墟文化的年代、搞清大邑商的范围、功能区划，并以研究殷墟商文化、构建真实的商史为重要任务。

二、殷墟文化的基本特点

殷墟文化的构成要素多样，各类建筑遗迹和多类文物展示出鲜明而又典型的商代晚期的典型商文化形态。

建筑形式有房址、作坊、水井、窖穴、墓葬、陪葬坑和祭祀坑等，形式、功能多样。其中居住类的四合院建筑与墓葬两类建筑在形式和规模上表现出明显的等级差别。

居住类建筑有台基式、平地起建、半穴式，以前两种形式组合而成的四合院建筑群最为典型。最具代表性的是小屯北地商王的宫殿区建筑群，早年发掘了甲、乙、丙三组共53座建筑基址[11]。其中以乙二十为主殿的四合院为朝，复原面阔约90米，进深约53米[12]。其北是乙七四合院，为商王的宗庙[13]，复原东西45米、南北至少40米。以乙七为主殿的四合院内有大批成排分布的小葬坑，发掘者将这些小葬坑分为北、中、南三组，其中北、中两组是祭祀祖先留下的遗迹[14]。墓葬有带四条墓道的大型、带二条墓道的中字形、单一条墓道的甲字形、无墓道的中小型、灰坑葬式。其中西北冈的商王陵规模最大，“十”字形、带四条墓道，墓室面积近400平方米；随葬器物精美，殉人众多[15]。商王陵的发掘，在殷墟考古和中国考古学史上，在商王朝乃至中国上古史研究上都具有重要意义，为研究商文化和商王国、商代社会结构和社会性质及发展水平提供了重要证据。

以殷墟大邑商都城为中心的商代手工业门类多，技术先进，有铸铜、玉石器加工、骨器、陶器以及漆木器制作等，尤其是铸铜、制玉手工业技术体现出高超的技术和工艺水平，产品为定制化生产，具有独特的艺术风格。殷墟范围内发现有多处手工业作坊遗址，规模有大有小，大的多类手工业作坊区如铸铜、制陶、制骨等集中连片分布[16]，其中小屯供电区东南的苗圃北地一带，铸铜手工业区面积达2.5万平方米；殷墟西部的孝民屯一带（今安钢厂区）铸铜手工业的面积超过4.5万平方米，两个铸铜手工业附近还有制陶、制骨作坊区，连片分布；小的功能单一，散居于某个族邑之中或附近，可能附属于某个族邑之下。在殷墟外围还有一些居民点也发现有手工业作坊，如殷墟东北方向近10千米的辛店商代晚期遗址，其中铸铜手工业区达70万平方米，其规模在商代乃至上古时期首屈一指。这是一个以戈族为主体家族的族邑，考古发掘和研究证明，那里以铸造青铜器为核心业务[17]。

殷墟文物种类多，有甲骨、青铜和铅器、陶质类器、玉石器、骨角牙蚌器以及人和动物骨骼等[18]。各类材质的器物因出土场所不同有明显差别，其中最普通材质的陶质类实用器物既出于生活场所、手工业生产作坊，还出于墓葬，贵重材质的器具如青铜类、玉器等大多出土于墓葬和祭祀遗存，部分出于窖藏等遗迹。最能彰显殷墟商文化基本形态及其特点的是陶和青铜容器。实用的陶容器器类多达26类，有鬲、甗、甑、斝、鼎、簋、豆、盘、觚、爵、罍、觯、尊、方口器、壶、瓿、钵、盂、盆、罐、瓮、勺、缸形器、筒形器、坩埚形器、器盖以及建筑用陶排水管；陶器种类远多于一般普通聚落，这是殷墟作为晚商都城这种大型都邑遗址的特征之一，其中在生活场所、手工业生产作坊区出土陶器数量又以鬲、盆、罐、簋、甑、瓮最多，其他器类明显少[19]。青铜容器的种类、数量与陶器大致相近[20]，其中高等级的贵族墓葬出土的青铜酒礼器最多，如殷墟二期早段的殷墟妇好墓[21]，随葬器物有1928件，在214件青铜容器中，酒器有觚、爵、角、斝、觯、尊等类、共163件，占青铜容器总数的76%。殷墟二期晚段的花园庄东地M54[22]，随葬青铜容器40件，其中酒器有觚、爵、尊、斝、彝、罍、觥等共25件，占整个青铜器礼器总数的62.5%；另有陶酒器觚、爵、罍共18件。殷墟三期的以郭家庄M160[23]为代表，随葬青铜礼器有40件，其中酒器有觚、角、尊、卣、斝、罍、觯等31件，占整个青铜器礼器总数的77%，另有陶酒器觚、爵、罍12件。殷墟低级贵族墓葬随葬酒礼器明显少，兹不备举。青铜器和陶器用于墓葬随葬时，不同规模的墓葬间组合、数量差别明显，一半的墓葬中随葬有觚和爵、数量最多，晚期的陶觚、爵又几乎为非实用的明器。相比之下，西周时期酒礼器大减。如随州市叶家山西周早期的曾国国君墓M65[24]，出土青铜酒礼器有爵、觯、尊、卣、壶共6件，占出土青铜礼容器总数的28%以上。周都镐京遗址发现西周中期的长囟墓[25]出土青铜器中，酒器有觚、爵、卣、罍、壶共计8件，占整个青铜礼容器总数的25%。三门峡市上村岭的西周晚期M2001，是虢国诸侯墓，为已知最高等级的墓葬之一，出土青铜酒礼器有方彝、尊、爵、觯、壶共计13件[26]，占青铜器礼容器总数的23%以上；考古发现的西周这类墓葬还有很多。两相比较，可见商代礼器以酒礼器为特色。

三、陶质类文物所见殷墟文化的构成

从中国新石器时代到西汉时期，作为普通材质的陶质类产品为所有社会成员使用，贵重材质如青铜器、玉器等产品基本为上层阶层成员所有。其中陶质类文物是反映各地文化基本特点、划分考古学文化的主要依据，用以探讨族群关系及其文化源流的主要依据。基于贵重材质的技术、产品往往兼具易于传播、流传广的特点，其中原创型者可揭示所在群体和社会的发展水平、上层社会的思想意识和等级观念等，非原创型者可揭示个体或群体间的交流关系等。

探讨殷墟文化的构成，主要依靠陶质类文物。基于文化风格、结合科技手段辅助分析可见，殷墟文化陶质类器可分为14组以上[27]，据此可进一步探讨殷墟文化的内部构成以及形成、变化过程。

通过对殷墟文化因素的研究，可知其中一组始终处于主导地位的考古学文化因素（A组），它也是以殷墟遗址为中心的晚商考古学文化殷墟类型的主体因素；还有一些明显处于从属地位的考古学文化因素，它们源自商考古学文化的其他类型以及其他考古学文化。A组的器类和数量最多，经常共出，演变序列最清晰，代表了以殷墟遗址为中心的晚商文化殷墟类型的典型风格。如果对A组做进一步分析，还可分为源自先前的早商和中商文化、殷墟时期的创新形态两类。A组以外的其他组文化因素组群较多，但各自的代表性器物出土数量明显少。其中有源自商考古学文化其他类型的，包括B组（郑州、许昌地区）、C组（河南登封一带）、D组（山东西南部商文化安邱堌堆类型）、E组（河南南部一带）、F组（山东泰沂山脉以北地区）、H组（晋中地区商文化）、I组（山东南部商文化）等；还有源自商时期其他考古学文化的，包括陕西关中地区的先周文化、晋陕高原青铜文化（黄河西为李家崖文化）、甘肃省清水县黄河拐弯部的西岔文化、京津唐地区的大坨头文化、安徽江淮地区的青铜文化、湖北东部蕲春市毛家咀组遗存、山东半岛的珍珠门文化等文化因素。此外，还有一些暂不能确知来源但文化风格非典型殷墟文化的特殊器物。这些处于从属地位的其他文化因素中，B组数量最多，几乎见于殷墟各个时期，其他组的则很少，多见于某个或某几个时段。据它们在殷墟文化不同时期的出现及数量的多少，可推知商代晚期的考古学文化与商考古学文化殷墟类型的关系，可探讨商代晚期大都商邑与其他地区的人或人群的动态联系。

四、从殷墟文化看晚商文化与商王朝

通过包括殷墟文化在内的商代考古学文化的综合研究，可进一步探讨商文化的内涵类型、商文化与周边青铜文化的关系以及人群的互动等。

有关商王朝的研究中，由于安阳殷墟、郑州商城的相继发现和研究，在考古学文化定性上，从殷墟文化追溯到郑州二里岗文化，确认了两者属于同一考古学文化系统及其有机联系。关于两个考古学文化的国族属性，由于殷墟甲骨卜辞确证了殷墟是商代晚期的都城遗址、殷墟文化是商代晚期商文化的代表，进一步确认郑州商城作为商代早期都城、二里岗文化是商代早期商文化的典型类型。

综合有关商代晚期的商考古学文化的研究，以空间关系为背景，可见以殷墟都城遗址为代表的殷墟类型是典型商文化类型，分布区以安阳为中心，北到邢台，南近郑州，西近太行山脉，东接古黄河。在其周边是晚商文化的其他类型[28]，如南面郑州、许昌地区的关帝庙类型，东面有分布于山东泰沂山脉北部的苏埠屯类型、泰沂山脉以南的前掌大类型，豫东与鲁西南为安邱堌堆类型，南面有淮河中游地区的天湖类型，西北方有晋中地区的杏花村类型和临汾—运城盆地的晚商诸侯国，西方的渭河中游有老牛坡类型，北面的河北中部有曹演庄类型。这些文化类型的出现和演变，反映了其背后的商代人群及其互动状态。商王朝以都城一超独大，是包括商王在内的统治者的活动中心。传世文献记载了商代晚期商王的活动地域，《战国策·魏策》记载：“殷纣之国，左孟门而右漳釜，前带河，后被山”；《史记·孙子吴起列传》也说：“殷纣之国，左孟门，右太行，常山在其北，大河经其南。”历代认为，此区域即是商王畿的范围，商王畿范围可达千里。《诗经·商颂·玄鸟》说：“天命玄鸟，降而生商，宅殷土芒芒。古帝命武汤，正域彼四方。……邦畿千里，维民所止，肇域彼四海。”《汉书·地理志》：“河内本殷之旧都，周既灭殷，分其畿内为三国，《诗·风》邶、庸、卫国是也。”郑玄《诗·邶鄘卫谱》：“邶、鄘、卫者，商纣畿内方千里之地，其封域在《禹贡》冀州太行之东，北逾衡漳，东及兖州桑土之野。”细加考订，上述文献所说的商王畿范围，西接太行山，北近石家庄，南近郑州，东到濮阳，大体包括河南中部偏北及河北南部地区[29]。如果与前述商文化的有关类型比较，其中殷墟类型的分布区域与传世文献记载的商王畿范围契合，可证殷墟类型分布区为晚商王畿区。

文献记载商王朝的统辖区分内服、外服两部分，其中内服为王畿区，治以百官，外服治以诸侯，此制后为周王朝所继承。出土文献与传世文献均可证。西周早期康王二十三年的大盂鼎铭文说：“我闻殷遂命，唯殷边侯田与殷正百辟，率肄于酒，古丧师巳。”《尚书·酒诰》也记载：“在昔殷先哲王……自成汤咸至于帝乙……越在外服，侯、甸、男、卫邦伯；越在内服，百僚庶尹惟亚惟服宗工，越百姓里居，罔敢湎于酒。”前述殷墟商文化类型外有多个商文化的类型，其中一些重要发现可证这些地区为商王朝的诸侯国统辖区。如东面山东地区，青州的苏埠屯有带墓道的大墓[30]，铭文可证这一带为商王朝的小臣亚醜封国。北面的寿光为纪侯封国[31]，殷墟甲骨文中称

侯[32]。滕州前掌大一带是史氏所封的薛国[33]。在南面，河南正阳闰楼一带为亚禽的封国[34]，其南的罗山天湖一带为息国所在[35]。在西面，山西南部的浮山桥北发现带一条墓道的大墓，出土先族青铜器[36]，殷墟甲骨文中称为先侯，可证浮山一带为先国所在。偏南的闻喜酒务头的商晚期高级贵族墓地，有多座带一条墓道的大墓以及车马坑[37]，大墓有子匿铭文，可知为商王子封国。在北方，石家庄市栾城区周家庄村发现带一条墓道的大墓[38]，临近的灵寿西木佛也发现带一条墓道的大墓和车马坑[39]，均可证这一带有一个诸侯国。结合这些发现，明确可证殷墟商文化类型外的晚商文化其他类型分布区为商王朝外服的诸侯统辖区。从考古学文化看，它们除了都有典型的殷墟文化因素外，本土文化特点浓厚。在地域上覆盖范围广，东到山东潍坊，北近北京，西到陕西西安，南抵汉水，东西、南北跨度达上千千米。

此外，在商考古学文化的外围分布着其他考古学文化，如东方有岳石文化，东南方向的江淮地区青铜文化、宁镇地区青铜文化，南方的吴城文化、费家河文化、斑竹文化，西南方向的峡江地区遗存，四川盆地的三星堆文化、金沙文化，西方的汉中地区青铜文化、以陕西关中为中心的先周文化、刘家文化以及其西的寺洼文化、辛店文化，西北方向的朱开沟文化、李家崖文化、西岔文化，北方的大坨头文化、围坊三期文化等。商考古学文化周边的这些考古学文化，与商考古学文化的面貌明显不同。关于它们的国族属性，学界大多不认为属于商文化的一部分，但也有学者认为商王朝的疆域应该不限于已知考古学文化分布区[40]。

商考古学文化周边的这些考古学文化中，有些与殷墟大邑商都城有明显的联系。如湖北东部的蕲春市毛家咀遗存，代表考古学文化基本特征的陶器虽与殷墟文化明显不同，考古学文化属性不属于商考古学文化，但具有毛家咀遗存典型风格的陶鬲出土于殷墟都城遗址的王宫区，且与商王甲骨卜辞同出；毛家咀附近的新屋湾青铜器窖藏出土商末的有铭青铜器，为典型商文化风格，据李学勤先生研究[41]，其中器主盂为商王文丁之子，可见两地联系密切。多重证据显示，这里是商王朝分封的诸侯国，国君当为商王族之后，此地也应为商文化的一部分，属于商王朝的统辖区[42]。这种情况在商王朝周边其他地区也存在，如先周文化，在考古学文化层面不属于商考古学文化；先周文化中也多有商式因素，殷墟大邑商也出土先周式联裆鬲。但传世文献、殷墟甲骨文、周原凤雏甲骨卜辞证明周人臣服于商王朝，周人臣服于商王朝时，先周文化自然是商文化的一部分。只是到周文王时叛商、武王灭商完成王朝更替。即周人臣服于商王朝时，其活动地域是商王朝最外圈的统辖地区。周原凤雏甲骨记载商王册封周方伯[43]，周方伯可能指周文王。

殷墟甲骨卜辞中有很多方国[44]，现所知这些方国处在商考古学文化的外围地带。如考古最新发现的陕西清涧县寨沟大墓[45]，是晋陕高原的方国；以吴城城址[46]为代表的吴城文化是江西赣江流域商代方国。据传世文献和殷墟甲骨卜辞可知，对商王朝来说，他们时叛时服。在臣服于商王朝时，这些方国所在地区也为商王朝疆域的一部分。《诗·商颂·殷武》记载：“昔有成汤，自彼氐羌，莫敢不来享，莫敢不来王。曰商是常。”意自商灭夏，疆域西边与氐羌相邻，后者臣服于商。综合商代考古学文化研究所见，在商代中期开始，商人的势力的西界已达陕西关中西部，殷墟甲骨文记载的羌方即考古学所定性的刘家文化族群。由此可知，商王朝的疆域和商文化的分布范围，不仅涵盖考古学上的商文化，还应包括像毛家咀遗存、先周文化等与商王朝都城有密切联系的外圈其他一些考古学文化的分布区。《汉书·贾捐之传》说：“武丁、成王，殷周之大仁也，然地东不过江、黄，西不过氐、羌，南不过蛮荆，北不过朔方。”以商代考古学文化态势衡量，贾捐之所说商代四至与商王朝的实际疆域大致相近。

此外，商文化之外还可画出一圈青铜礼器文化圈[47]，明显比商王朝疆域大，可视为商文化影响圈。

总之，晚商文化分为以都城文化为代表的主流商文化和外围广大地区的非主流文化两种形态，它们分别对应商王朝疆域的三层地理空间：中心区域对应典型晚商考古学文化殷墟类型的分布区；次级区域对应晚商考古学文化的其他非典型类型分布区；外围区，对应晚商考古学文化外围其他一些考古学文化区[48]，这也与从殷墟甲骨文字出发探讨商代地理[49]、从商代族徽铭文角度探索商王朝疆域和管理机制[50]的认识基本一致。

[1]顾颉刚：《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古史辨》第一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第59-66页。

[2]胡适：《治学的材料与方法》，《新月》第1卷第9号，1928年11月，收入《胡适文存》第3集卷2，1930年；又见《中国现代学术经典·胡适卷》，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第743页。

[3]王沉森：《什么可以成为历史证据》，《中国近代思想与学术的系谱》，上海三联书店，2018年，第375页。

[4]《孙家鼐议复开办京师大学堂折》（1896年），余音：《孙家鼐创办京师大学堂风云》，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296页。

[5]王国维：《最近二三十年中国新发现之学问》，《学衡》第45期，1925年9月。收入姚淦铭、王燕：《王国维文集》第四卷，中国文史出版社，1997年，第33页。

[6]傅斯年：《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1册，1928年5月，第9页。

[7]罗振玉：《殷商贞卜文字考》序，玉简斋石印本，1910年；收入罗继祖：《罗振玉学术论著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3页。

[8]王国维：《殷卜辞所见先公先王考》，《殷卜辞所见先公先王续考》，1917年，收入《观堂集林》，乌程蒋氏刊本，1921年；中华书局据商务印书馆版影印修订本，1959年，第409-450页。

[9]王国维：《古史新证——王国维最后的讲义》，清华大学出版社，1994年，第56页。

[10]《史记·殷本纪·正义》引《括地志》。原作“七百七十三年”，“七”当为“二”，见范祥雍：《古本竹书纪年辑校订补》，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第21页。

[11]石璋如：《小屯第一本·遗址的发掘与发掘：乙编·建筑遗存》，历史语言研究所出版，1959年，第3页。

[12]杜金鹏：《殷墟宫殿区建筑基址研究》科学出版社，2010年，第290页。

[13]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教研室商周组：《商周考古》，文物出版社，1979年，第68页。

[14]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殷墟的发现与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第63-64页。

[15]梁思永、高去寻：《侯家庄第二本·1001号大墓》，历史语言研究所，1962年。梁思永、高去寻：《侯家庄第三本·1002号大墓》，历史语言研究所，1965年。梁思永、高去寻：《侯家庄第四本·1003号大墓》，历史语言研究所，1967年。梁思永、高去寻：《侯家庄第五本·1004号大墓》，历史语言研究所，1970年。梁思永、高去寻：《侯家庄第六本·1217号大墓》，历史语言研究所，1968年。梁思永、高去寻：《侯家庄第九本·1129、1400、1443号大墓》，历史语言研究所，1996年。梁思永、高去寻：《侯家庄第七本·1500号大墓》，历史语言研究所，1974年。

[16]孟宪武：《殷墟都城遗址中国家掌控下的手工业作坊》，《殷都学刊》2014年第4期，第13-20页。

[17]孔德铭、孔维鹏、于浩、申明清：《安阳辛店铸铜遗址的年代、性质和布局探讨》，《南方文物》2019年第5期，第106-115页。

[18]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殷墟的发现与研究》第八部分，科学出版社，1994年。

[19]牛世山：《殷墟文化的多样性——以陶质类容器为视角》，《李下蹊华——庆祝李伯谦先生八十华诞论文集》，科学出版社，2017年，第469页。

[20]岳洪彬：《殷墟青铜礼器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第27页。

[21]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殷墟妇好墓》，文物出版社，1980年。

[22]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殷墟花园庄东地商代墓葬》，科学出版社，2007年。

[23]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殷墟郭家庄商代墓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8年。

[24]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随州市博物馆：《湖北随州叶家山M65发掘简报》，《江汉考古》2011年第3期，第3-40页。

[25]陕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长安普渡村西周墓的发掘》，《考古学报》1957年第1期，第75-86页。

[26]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三门峡市文物工作队：《三门峡琥国墓》第一卷，文物出版社，1999年。

[27]牛世山：《殷墟文化的多样性——以陶质类容器为视角》，《李下蹊华——庆祝李伯谦先生华诞论文集》，科学出版社，2017年，第469页。牛世山、岳洪彬、岳占伟：《殷墟文化的多元因素再分析——以陶鬲为例》，《南方文物》2019第5期，第72页。

[28]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中国考古学·夏商卷》第六章第二节，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

[29]宋镇豪：《论商代的政治地理架构》，《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学刊》第1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第18页。

[30]山东省博物馆：《山东益都苏埠屯第一号奴隶殉葬墓》，《文物》1972年第8期，第17-30页；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青州市博物馆：《青州市苏埠屯商代墓地发掘简报》，《海岱考古》第一辑，山东大学出版社，1989年，第254-273页。

[31]寿光县博物馆：《山东寿光县新发现一批纪国铜器》，《文物》1985年第3期，第1-11页。

[32]如《甲骨文合集》H36416、H36525。

[33]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滕州前掌大墓地》，文物出版社，2005年。

[34]刘文阁、余新宏、刘群、李安娜：《河南正阳闰楼商代墓地》，国家文物局：《2009中国重要考古发现》，文物出版社，2010年，第44-48页。驻马店市文物考古管理所：《河南驻马店闰楼商代墓地发掘报告》，《考古学报》2018年第4期，第457-510页。

[35]信阳地区文管会、罗山县文化馆：《河南罗山县蟒张商代墓地第一次发掘简报》，《考古》1981年第2期，第111-118页；《罗山县蟒张后李商周墓地第二次发掘简报》，《中原文物》1981年第4期，第4-13页；《罗山蟒张后李商周墓地第三次发掘简报》，《中原文物》1988年第1期，第14-20页；河南省信阳地区文管会、河南省罗山县文化馆：《罗山天湖商周墓地》，《考古学报》1986年第2期，第153-198页。李伯谦、郑杰祥：《后李商代墓葬族属试析》，《中原文物》1981年第4期，第33-46页；范毓周：《息器、妇息和息国》，《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6年第4期，第112-116页。

[36]国家文物局：《山西浮山桥北商周墓》，《中国重要考古发现（2004）》，文物出版社，2005年，第61-64页。桥北考古队：《山西浮山桥北商周墓地》，《古代文明（第5卷）》，文物出版社，2006年，第347-394页。崎川隆：《先族铜器群初探》，《饶宗颐国学院院刊》创刊号，2014年。

[37]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山西闻喜酒务头发现商代晚期大型高等级贵族墓地》，《中国文物报》2018年12月28日第8版。山西省考古研究院、运城市文物工作站、闻喜县文物局：《山西省闻喜县酒务头商代墓地发掘简报》，《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2022年第10期，第6-55页。

[38]《河北石家庄周家庄墓地初步推断系商代后期贵族墓葬群》，新华网，2020年12月10日。

[39]龚正龙：《河北灵寿西木佛遗址勾勒晚商时期滹沱河畔聚落生活画卷》，2023年7月25日版。

[40]宋新潮：《殷商文化区域研究》，陕西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221页。

[41]李学勤：《谈盂方鼎及其他》，《文物》1997年第12期，第56页。

[42]牛世山：《湖北东北部晚商文化的新认识——从蕲春毛家咀遗址和新屋塆青铜器谈起》，《南方文物》2020第4期，第121-127页。

[43]曹玮：《周原甲骨文》，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02年，第64页。

[44]很多学者的研究中涉及这方面。如钟柏生：《殷商卜辞地理论丛》列出方国地名84个，艺文印书馆，1990年。孙亚冰、林欢：《商代地理与方国》统计有158个方国，实际把商王朝下面的诸侯国也纳入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第259页。

[45]徐壮、白瀛：《陕西发现一处商代高度发达的青铜文明和区域政治的中心》，新华网，2023年5月3日。

[46]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吴城：1973—2002年考古发掘报告》，科学出版社，2005年。

[47]徐良高：《文化因素定性分析与商代“青铜礼器文化圈”研究》，《中国商文化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8年，第227-236页。

[48]牛世山：《多元多彩大邑商》，《人民日报》2018年10月17日24版。牛世山：《湖北东北部晚商文化的新认识》，《南方文物》2020年第4期，第121-127页。

[49]郑杰祥：《商代地理概论》，中州古籍出版社，1994年。

[50]李伯谦：《从殷墟青铜器族徽所代表的族氏的地理分布看商王朝的统辖范围与统辖措施》，《文明探源与三代考古论集》，文物出版社，2011年，第136-171页。

作者：牛世山（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原文刊于：《黄河文明与可持续发展》 第24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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