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日本战国时期，武田氏长期以来宣扬着“人是城，人是垣，团结是朋友，内斗是仇敌”的理念，成为了当时君主与臣子和谐相处、上下齐心的典范。然而，细细分析其历史，就不难发现，在这番所谓“团结”的光环背后，武田家族的内部分裂问题却始终未曾消失，反而在信玄与胜赖两代君主之间一以贯之，且比周围的强邻更为严重。值得特别注意的是，武田家的内斗与其他战国大名不同，其他豪门的内部分裂多是围绕着门阀重臣或一门众利益集团展开，而武田家则呈现出明显的甲斐系与信浓系两派对立的局面。
武田信玄的“经略信浓”可说是其一生中最为成功的对外扩张之一。按后来的“太阁检地”标准，武田家从甲斐国的23万石跃升为甲信两国50万石的大名，堪称“骤然富贵”。然而，这一切的背后却付出了极其沉重的代价。自天文十一年（1542年）攻灭诹访氏开始，到永禄四年（1561年）的“第四次川中岛之战”，武田家用了近二十年才最终将信浓纳入囊中。期间，武田家的每次征战都需要甲斐国的百姓承担沉重的军役和赋税负担，这也使得甲斐国内的民众承受了极大的压力。
战国时期的大名在扩张过程中通常依赖地方支持，尤其是在征战时，地方的农民需要为战事提供人力资源和物资支持。武田信玄在早期尝试过“以战养战”的战略，试图将南信浓的诹访、佐久等地区作为供给兵员和粮草的基地。然而，这一战略并未如愿，在上田原一战失利后，诹访湖西四乡爆发了大规模反乱。迫于压力，武田家不得不采取较为温和的统治方式，以保持信浓地区民众的稳定。然而，频繁的征兵与过重的税负始终让百姓苦不堪言，民众反抗的声音此起彼伏，甚至有国人众通过拒缴年贡、抵制征兵等方式来表达不满。这种局势让甲斐国内也陷入了困境，无法迅速调动充足的兵力。
《妙法寺记》详细记载了甲斐国民众的悲鸣和反抗，表现出当时甲斐内部浓厚的厌战情绪。信玄意识到这一点后，逐渐将统治重心从甲斐转向北方信浓，转移资源的同时，他也开始疏远甲斐本地的重臣。随着更多的重臣被派往信浓任职，甲斐国内的经济压力得到了些许缓解，但随之而来的则是甲斐系家臣在武田家中的影响力逐渐衰退。
除了封地转移外，战损也是甲斐系家臣日益式微的原因之一。从上田原、户石城到川中岛，武田系所损失的板垣信方、甘利虎泰、横田高松等人，都是信虎时代的老臣和甲斐国系的中坚力量。而随着战争的不断推进，马场信房、内藤昌丰等信浓系新晋将领逐渐崭露头角，他们的崛起使得甲斐系的地位逐渐动摇，政治态势也因此发生了变化。
尽管“第四次川中岛合战”给武田家带来了极大的损失，但从战略上来看，武田家依然掌握了北信浓的主导权。此后，武田家进一步向西侵入飞驒，向东扩展至上野，基本完成了对越后地区的战略包围。此时，武田信玄面临着两个战略选择：一是与上杉、芦名等关东强国联合，继续压缩上杉家的生存空间，逼迫其瓦解；二是支援今川家对抗松平氏，从远江、三河的战线展开，趁着织田信长与周边势力纠缠不清之际，进军近畿，顺势占领琵琶湖。
然而，这两个选择都未能得到信浓家臣团的支持。上杉家兵力强大，正面交锋必定导致惨重的伤亡；而西侵美浓的道路艰险，且面对织田信长时没有必胜的把握。经过深思熟虑后，信玄选择了放弃“甲骏相”三国同盟，出兵征讨今川家。短期内，这一决策的确带来了巨大的好处，武田军轻松击败今川家，骏河、远江的富饶也能帮助弥补长期战争带来的财政赤字。然从长远来看，这一决定无疑是一种短视行为，甚至自毁根基。
一方面，武田出兵骏河，必然会与北条、今川两家形成对立，而武田家原本需要集中力量对付上杉，现在则多了一个东线的北条敌人。另一方面，武田家在骏河没有稳固的根基，尽管迅速击败了今川家，但却无法轻易消化这一地区。骏府城在战争中被摧毁，远江的大片土地也被松平家占据。最终，武田信玄的“骏河侵攻”将武田家推入了进退两难的境地。
或许正是预见到了这一战略悲剧，信玄的嫡子武田义信在此时发动了兵谏，愤而流放自己的父亲。这一事件，也标志着武田家族走向衰落的开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