远古溯源：从 “氐羌” 到 “昆明”“邛都”

经济由原始农耕向游牧转让。黄河中上游及洮河流域乃至岷山上游今川西北地区，继齐家文化发展的有寺洼文化和安国文化。这两种文化与卡约、唐汪文化年代相当，并与之有共同渊源和许多共同特点，今主要的不同是寺洼、安国两种文化仍是以农耕为主要文化，畜牧业占明显比重，对于上述黄河中上游及上游两大类型的青铜文化，考古学界与民族史学界都判断属于氐羌族群的文化遗存。他们在政治上与夏、商王朝有何种联系无明确的记载，在经济、文化方面与中原地区的相互影响，则已在考古文化中有所反映。

渭水流域及陕北，山西、河南西部，在夏代或为夏朝中心地区，或为夏朝西部诸方，除夏启曾对有扈氏进行征伐涉及今关中地区，很少见到夏王朝与西方及西北方各族矛盾冲突的记载。《诗・商颂・殷武》说：“昔有成汤，自彼氐羌，莫敢不来享，莫敢不来王，曰商是常。” 可能在商灭夏之后，西方与西北各部落方国随之臣服，但商代中晚叶，武丁以来的甲骨卜辞却反映出商代主要边患与征伐方向都比较集中在西方和西北方，主要方国有土方、方、羌方、鬼方与周方等。

在这些方国中，土方与方为西方劲敌，卜辞记录往往是商王亲征，对土方，武丁妇好也曾统兵征伐。卜辞中 “登人” 是征伐征集军队的意思，征土方、方一次征集达 3000 人，甚至 5000 人，征伐和入侵的次数也非常频繁。

从事甲骨学研究的专家，曾对武丁以来的边患与商朝的征伐作过统计性研究，不仅发现卜辞表明当时的主要威胁来自西起汧陇，从西方和北方环绕商朝的地带，而且有时西方或西北各部落、方国 “联合行动或结成联盟时，方常常居于主导地位。在有关战争的卜辞中，涉及方的不论数量还事类上看都居首位”。卜辞中对方战争的记录达二三百条，土方也七八十条、对下危、巴方等战争内容也三五十条不等，“而对羌方、马羌、羌龙战争卜辞的总合不超过三四十条”。但卜辞中商朝捕获羌人，“只羌” 或用羌人作人牲、做奴隶，都是统称为 “羌”，却不具体记载是方人、土方人、下危人，还是巴人。“这就启示我们，商代用人牲的羌的涵义并非仅限于羌方的臣民，而是对西北游牧民族的统称；‘只羌’卜辞不是卜对羌方的战争，而反映了对西北各方国边民有组织的劫掠运行”。

商朝不断向被他视作羌人的各部落、方国进行征战，有时并非因为被征伐的部落、方国有侵入与掠夺行为，而是专为捕掠人口，即 “只羌”，除此以外，商朝还强迫已被征服的部落、方国进贡人、畜等，充分表现了奴隶占有制的商王朝民族压迫的特点。他们将这些主要是俘获也有一定数量进贡的羌人，用于祭祀祖宗、上帝、河岳或祈年、法灾等重要祀典，从两三人至上百人不等，其中武丁卜辞有 “戊子卜，宕，贞亩今夕用三百羌于丁。用” 契，“丁是武丁至祖庚、祖甲之世祭祀最隆重的祖先之一，多认为是指祖丁。辞末缀验辞‘用’，表现占卜后三百羌人一次被杀祭了。这是甲骨文中能确知的一次实际杀机的最高数字”。

在被商王朝当作羌人或氐羌的方国中，也有和商朝关系比较好、甚至在商朝做官，参与商王对羌人的征伐，或者先与商处于敌对关系，后又成为商朝诸侯的。前者如鬼方，卜辞记录表明不仅罕见商王对鬼方的战争，而且 “鬼族的代表人物良武丁时起就参与王朝的祭祀、征伐、掠夺羌人等活动，常与当时统治集团中的一些重要成员相提并论，连是否‘得疾’都受到商王的关心”。《史记・殷本纪》记述纣王曾 “以西伯是、九侯、鄂侯为三公”。九侯即鬼侯。在卜辞中也有占卜是否让鬼族人参加祭祀作杀牲者，“验辞记占卜结果令鬼与周一同担任这个职务”。纣时 “三公” 是何种性质的官，难断，卜辞中有令鬼与周同参加商王祭祀活动作杀牲人的记载，证明商末鬼方与周的首领确曾在商王朝廷用事。

总括子午岭以东被商王朝统称为羌的部落与方国，大致有三种情形：一种是游牧的羌人部落，但受商的文化影响较多，在今山西北部、陕北至河套一带发现商代这种游牧人的文化遗存颇丰富，方是这种人的代表。他们是商朝在西方的劲敌，是商朝主要的征伐对象。一种是夏遗民之未臣服于商朝者，如土方，经过征服，可能大多与商融合，也可能有一部分往北成为匈奴人的来源之一，对龙的崇拜等文化特征在匈奴人中流传，大概与夏人遗裔土方加入匈奴族体有关。第三种即如周人、鬼方等，与商王朝关系较好。周人是华夏三支主要来源之一，鬼方与楚人关系密切，也和春秋时赤狄等隗姓狄人有渊源关系。在古代民族史上，对鬼方的族属争议极多，他们如何被误认为是商朝西北方劲敌，将在周代氏羌诸部中叙述。

秦国从襄公受周王之命从西戎手中收复歧周镐京地区，到秦昭王灭义渠戎，在陇山地区及陇以西今甘肃省东部原为诸戎分布之区均已设立郡县，前后经历了 5 个世纪。在这 5 个世纪中，秦族自身完成了由抵御西戎而强大的过程，并奠定了统一诸夏的基业，秦国郡县以内原有的诸戎也都华化，成为华夏民族的一部分来源。

今甘青川西北的氐羌族群，同在战国逐渐强大。从秦襄公至秦武公将近百年，主要精力放在收复汧陇以东、华山以西的平原地区，也已开始了兼并陇山地区诸戎的尝试。公元前 688 年，即秦武公十年，“伐邽、冀之戎，初县之”。这是秦国设县的最早记录，也是春秋时期最早的设县记录之一。秦邽县，西汉改为上邽县，属陇西郡，应劭说：“即邽戎邑也”，故址在今甘肃省天水市西南，冀县在汉代属天水郡，故地在今天水市西北甘谷县。但从西河以西，包括今陕北及陕甘交壤地区，仍为诸戎比较集中分布之区。秦自公元前 627 年，即穆公三十三年被晋国及姜戎大败于崤山之后，即停止了向东方发展的进程，一直到战国时期以前，秦国主要是向西兼并诸戎。秦穆公用由余，“西戎八国服于秦” 。

二、“昆明” 与 “邛都”：彝族先民的部落联盟

春秋战国时期，彝族先民在西南地区形成了多个部落联盟，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 “昆明” 和 “邛都”。《史记・西南夷列传》记载：“西南夷君长以什数，夜郎最大；其西靡莫之属以什数，滇最大；自滇以北君长以什数，邛都最大…… 其外西自同师以东，北至楪榆，名为巂、昆明，皆编发，随畜迁徙，毋常处，毋君长，地方可数千里。” 这里的 “昆明”“邛都” 正是彝族先民的早期部落称号，他们以游牧、农耕为生，创造了早期的青铜文明。

“昆明” 部落主要分布在今云南西部、中部地区，《史记》中描述他们 “皆编发，随畜迁徙，毋常处，毋君长”，展现出典型的游牧民族特征。他们逐水草而居，畜群是其主要财产，这种生活方式使他们拥有较强的机动性和适应能力。在长期的游牧过程中，“昆明” 部落积累了丰富的畜牧经验，善于饲养马、牛、羊等牲畜，其畜群规模不断扩大，不仅满足了自身的生活需求，还通过与周边部落的贸易，换取了其他生活必需品，促进了经济的发展。

而 “邛都” 部落则位于今四川西昌一带，与 “昆明” 部落的游牧生活不同，“邛都” 部落较早地发展了农耕文明。他们利用当地肥沃的土地和适宜的气候条件，种植粟、黍等农作物，逐渐形成了定居的生活方式。为了提高农业生产效率，“邛都” 部落的先民们不断改进农业生产工具，从最初的简单石器，逐渐发展到使用较为先进的青铜农具，极大地推动了农业的发展。同时，他们还掌握了灌溉技术，通过修建沟渠，将河水引入农田，保证了农作物的生长水源，使得农业产量稳步提升。除了农业，“邛都” 部落的手工业也有一定发展，他们擅长制作陶器、纺织等，其制作的陶器不仅造型精美，而且实用性强，在周边地区享有盛誉。

近年来，三星堆遗址、金沙遗址的考古发现中，出土的青铜神树、纵目面具、金杖等文物，其造型与彝族民间传说中的 “天地树”“祖先神” 有着惊人的相似性，有学者推测，彝族先民可能参与了古蜀文明的创造，为西南地区早期文明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三星堆遗址出土的青铜神树，高达数米，枝繁叶茂，上面栖息着各种神鸟，与彝族民间传说中连接天地的 “天地树” 极为相似。在彝族的传统观念中，“天地树” 是沟通天地神灵的桥梁，人们通过对 “天地树” 的祭祀，祈求神灵的庇佑和恩赐。而金沙遗址出土的纵目面具，其夸张的双眼造型，也与彝族传说中的祖先神形象相契合。这些相似性表明，彝族先民与古蜀文明之间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或许在远古时期，他们就已经在文化、经济等方面进行了深入的交流与融合。

三、古莽国与六祖分支：彝族早期发展的重要节点

商周时期，在我国西南地区出现了第一个氏族部落政权 —— 古莽国。大约公元前 13 世纪，在澜沧江两岸的景东彝族自治县、云县及怒江沿岸一带，居住着一个以游牧为主的土著部落。约公元前 12 世纪，这个部落的一部分进入洱海地区，与当地土著部落相互融合，并以洱海为中心，建立了古莽国。研究成果显示，古莽部落与昆明部落有着直接的渊源关系，秦汉时期的昆明族群正是古莽部落的后裔。随着社会历史的发展，古莽国逐渐分化为众多部族，活动在滇西、滇中一带的古莽部落后裔，演变发展成为昆明族群。昆明族群的一些风俗习惯，如曲头、木耳、环铁、裹结等，一直为后来的彝族所承袭。因此，可以说商周时期的古莽国是以彝族为主体建立的第一个地方民族政权，它的出现标志着彝族先民在社会组织和政治形态上的重要发展。

在滇、川、黔等各地彝区流传的彝文古籍记载，大约在公元前 12 世纪的西周、春秋时期，在今昭通一带，彝族历史上发生了一件影响深远的大事 —— 六祖分支。当时的彝族共祖笃慕，在落宜山举行了盛大的六祖分支大典。笃慕娶了三个妻子，长房尼以咪哺生下慕雅切和慕雅考两个儿子；次房能以咪冬生下慕雅热和慕雅卧两个儿子；三房明以武吐生下慕克克和慕齐齐两个儿子。这六个儿子在后续与其他部落的融合过程中，依次形成了武、乍、糯、恒、布、默六大支系，也就是俗称的彝族六祖。

六祖分支后，各支系分别迁往不同方向发展。长房之子慕雅切（武部）和慕雅考（乍部）迁往滇中，并向滇南方向拓展。在滇南，他们充分利用当地的自然条件，发展农业和畜牧业，种植了水稻、玉米等适应当地气候的农作物，饲养了大量牛羊。在长期发展过程中，他们与当地其他民族相互交流、融合，

形成了具有滇南特色的彝族文化。次房之子慕雅热（糯部）和慕雅卧（恒部）两部向北拓展，后来又向四川凉山方向发展，成为凉山彝族的祖先。他们在凉山地区，凭借勇敢和智慧，适应了山区的生活环境，以畜牧业为主，兼营农业，在山谷间开垦农田，种植青稞、土豆等耐寒农作物。三房之子慕克克（布部）和慕齐齐（默部）向云、贵金沙江两岸发展，成为贵州、云南交界地区彝族的祖先。他们在这一地区与其他民族相互往来，开展贸易活动，促进了当地经济的发展。六祖分支标志着彝族先民从单一的部落群体逐渐走向更为复杂的部落联盟阶段，对彝族的发展壮大起到了至关重要的推动作用。

约春秋早期，在云南楚雄州境内，出现了一个以彝族先民为主体的国家 —— 古滇王国。古滇王国的彝族先民掌握了先进的农耕技术，他们使用牛耕和铁制农具，极大地提高了农业生产效率。古滇王国的兴起，进一步彰显了彝族先民在先秦时期的发展成就和文化创造力。古滇王国的农业生产不仅满足了本国人民的生活需求，还通过贸易等方式，与周边地区进行经济交流，促进了区域经济的繁荣。同时，古滇王国在手工业、艺术等方面也取得了显著成就，其制作的青铜器造型精美、工艺精湛，展现了当时高超的艺术水平。

四、结语

从远古时期的 “氐羌” 部落，历经漫长岁月，分化出 “昆明”“邛都” 等部落联盟，再到古莽国的建立、六祖分支以及古滇王国的兴起，彝族先民在西南这片广袤的土地上，留下了深深的历史足迹。他们在迁徙与融合中，不断吸收其他民族的先进文化和生产技术，逐渐形成了具有自身特色的文化体系和生产生活方式返回搜狐，查看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