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间（1916—1985），原名童天鉴，是我国现代著名诗人。自创作之初，他便自觉肩负关注社会变革与人民命运的使命，尤其强调诗歌当鼓舞人心、唤起民众。他的诗风质朴，语言简练，却饱含力量，如同一篇篇战斗的檄文。
在中国新诗的璀璨星空中，田间是我深为敬重的一位诗人。一本《田间诗选》，我反复翻阅多遍。他在抗战时期写下的那些“街头诗”，在烽火连天的岁月里，发挥了难以估量的鼓动作用。至今我仍能背诵其中一些篇章。如1938年的《假使我们不去打仗》：
假使我们不去打仗，
敌人用刺刀
杀死了我们，
还要用手指着我们骨头说：
“看，
这是奴隶！”
又如1943年的《坚壁》：
狗强盗，
你要问我么：
“枪、弹药，
埋在哪儿？”
来，我告诉你：
“枪、弹药，
统埋在我的心里！”
这些诗句平朴而激昂，短小精悍，寓意深远，不因时光流逝而褪色。
1956年7月，田间应邀参加中国共产党成立35周年庆典，毛泽东主席与他亲切交谈。谈到延安的“街头诗运动”时，毛泽东主席说：“你们搞的‘街头诗运动’影响很大，各解放区都写‘街头诗’，对革命起了很大作用……”作为抗战前夕崛起的诗坛新星，田间诗作始终洋溢着火热的时代气息和鲜明的爱憎感情。
田间出生于安徽无为县（今安徽无为市）羊山脚下，17岁考入上海光华大学。在校期间，他结识诗友，次年加入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参与《文学丛报》《新诗歌》的编辑工作。
“七七事变”后，他在武汉写下长诗《给战斗者》：
……斗争／或者死／我们／必须／拔出敌人的刀刃／从自己底／血管……／不能／屈辱地活着／也不能／屈辱地死去……
全诗充满火光、鼓点与怒吼，传达出中国人民誓死抗敌的决心。诗作在《七月》杂志发表后，震撼了整个抗战文坛。胡风欣赏他敏锐的感受与奔放的想象，闻一多称他为“擂鼓诗人”“时代的鼓手”。艾青也评价他年轻而富有生活气息与独特风格。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田间在担任中国作协文学讲习所秘书长、《诗刊》编委、河北省文联主席等职务期间，仍以明快的诗风、简短的诗行和深长的诗意，为新时代擂鼓高歌。这一时期的长篇叙事诗《赶车传》成为其代表作，通过贫农石不烂寻找乐园的历程，描绘了我国农民在党的领导下进行革命斗争的艰苦历程。该诗结构灵活，除第一、七部外，其余五部皆以人名为题，独立成章，深入刻画人物内心。诗句采用六言和七言三拍的格式，严谨而上口。诗人还设置抒情主人公，在每部中咏怀、议论或谴责，增强抒情效果。
田间的诗歌形式多样，信天游、新格律体、自由体均有尝试。在新诗的民族化、大众化方面，他不断探索，以平朴的描述和激昂的呼唤形成明快质朴的风格。
“文革”后，田间笔耕不辍，相继出版《清明》《青春中国》等诗集，仅从书名便可见其中深情与期望。
田间曾说：“真正的诗人，在琢磨诗歌的同时，是会琢磨自己灵魂的。”他一生在战火中淬炼，在时代巨变中经受考验，实现灵魂的升华。他那战鼓般的诗句，永远烙印在中国人民的记忆中。
1985年，田间病逝。他一生以质朴之心生活与创作，正如闻一多所说：“它摆脱了一切诗艺的传统手法，不排解，也不粉饰，不抚慰，也不麻醉，它不是那捧着你在幻想中上升的迷魂音乐。它只是一片沉着的鼓声，鼓舞你爱，鼓动你恨，鼓励你活着，用最高限度的热与力活着，在这大地上。”
“我自田间来，还回田间去。我死了，把我的骨灰撒在我家乡的土地上。”他始终眷恋着他所热爱的人民，将情思寄托于生养他的土地。他，就是这样一位属于土地、属于人民、属于时代的诗人与擂鼓手。
来源：《北京日报》、《阅读时代》2025年第11期
作者：徐廷华
编辑：王呈旭（见习）返回搜狐，查看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