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文学史上，汉末建安时期的“三曹”成就卓著，声高誉远。“三曹”之一的曹丕，创作上与其父亲曹操和弟弟曹植，并驾齐驱。曹丕在创作之外，还兼善理论学术著作。《典论》就是他当魏太子时撰写的一部论文集，二十篇，分别探讨和论述了“古者经典文事”等许多重要问题。可惜这部书的大部分篇章在唐宋之际就亡佚了，其中的《论文》一篇，由于被梁代肖统辑入《文选》而得以完整保存下来。
《论文》阐述的是关于文章批评和写作方面的问题。所谓的“文章”，包括诗赋等纯文学作品，也包括精心构思而成的说理和应用散文，大致相当于广义的文学。因此一向被认是一篇文学理论批评文章。在我国文学理论批评史上，它的地位很高，是迄今能见到的第一篇文论专著。其中提出探讨的问题很有理论价值。同时，作为首篇文学理论批评文章，本文在写作上也颇具特色，对后世同类文章影响大，直到今天仍有学习和借鉴的意义。
这篇文章可分成八段来读，按先后顺序主要探讨和论述了四个问题。
从开头到第四段，阐述的是文学批评问题。作者首先批评了“文人相轻”的不良风气，认为这是很早以来就存在的一种文坛弊端。为说明自己的论点，他举了古、今两个例证，古的例子是东汉前期的班固小瞧和他水平不相上下的傅毅的文章；今的例子是举出孔融、陈琳、王粲、徐干、阮瑀、应瑒、刘桢等七位当代作家，说他们各自学问都很大，写作上都有独创精神，因此都象骏马良驹一样，自恃快足，各逞才能，并驰文苑，不相示弱。从这两个例子可以看出，“文人相轻”这种弊端不但古已有之，而且于今为烈，在当时文坛上是严重存在的，有必要提出来予以批评和纠正。
作者所批评的这种文坛积习，实际上包含着相互关联的两种错误态度。一种就是文章开头揭橥的“文人相轻”之病，只看别人文章的短处，甚至专门寻找人家的疵点，进行贬低、嘲讽。同时，它还包含着另一种错误态度，就是文人自贵，自以为是。“善于自见”—只会看到自己的长处，而又“暗于自见”—看不到自己的弱点。这在班固嘲笑傅毅的话音背后已能隐约感觉到，而在七子抖缰竞逐时，就看得更加清晰。抑人扬己，重己轻人，这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或者说二者之间还有些因果关系，“文人相轻”的直接原因之一，就是“谓己为贤”，缺乏自知之明。因此，作者的意思不是一味地反对批评，他是同时反对胡乱批评别人和拒绝别人批评这两种错误态度。它们对于开展文学评论、促进文学创作，都十分有害。作者第一次从理论上揭示出并且力图搬开这两块连在一起的绊脚石，是很有意义的。
那么，怎样才能“免于斯累”，避免文人自贵和相轻的错误，开展正确的文学批评呢？作者主张一定要“审己以度人”，先全面正确地考察自己文章的优、缺点，然后持同样的态度去衡量别人的作品，切不可用自己的长处去衡量别人的短处。正是本着这种态度，作者对上面提到的七位当代作家及其作品进行了具体的评论（这便是“建安七子”之称的由来）。他指出：王粲以写辞赋见长，好的作品可以敌过前代辞赋大家张衡和蔡邕。徐干的辞赋缺少遒劲之气，但也可以同王粲媲美。不过，这二人其他体裁的作品就比较平平。陈琳和阮瑀的奏章文告在当代最为出色。应瑒的文章气势平和而不雄壮，刘祯的文章则雄壮而又欠严谨精密。孔融的气质才性都很高妙，超过一般人，毛病是不善于议论，以至于常夹杂诙谐、戏谑的词句，但其中写得好的，也能比得上古代名家扬雄、班固的同类文章。—这些评论究竟怎样？从今天尚存的七子作品来看，再参考历代评论家对七子的评价，可以说基本上是允当的，有些评语常被后人引为定论。特别值得称道的是作者的批评态度很坦率、持平，好就说好，坏就说坏，于褒扬之中能指出弱点，批评之中又能见到长处。这很值得今天的文学评论者学习。
在这部分中，作者还批评了“贵远贱近”和“向声背实”两种错误态度，也颇有意义。有些人看文章总是向后看，越古越好；又有些人在评论时根本不作具体考察，只是望风而上，盲目崇拜名家。对这两种弊病，前人已经看到并且批评过了（如桓谭和王充），但批而不绝，因此本文又一次提出批评，但没有过多花费笔墨去重复前人的理论。
第五段，作者提出了他的“文体论”，就是关于文章体裁的划分和对其各自特点的看法。他认为：“文本同而末异”，各种文章既有基本的共同性质，也有各不相同的特点。接着，他举出了一些文体，把它们大略地进行了归纳分类，分成四科八体，并且概括指出其各自的特点是：“奏议宜雅，书论宜理，铭诔尚实，诗赋欲丽”。“雅”、“理”、“实”、“丽”，这四个字下得很精当。“奏”和“议”这两种文体是呈给皇帝看，议论国家大事的，所以一定要写得严肃庄重、典雅大方；“书”和“论”这两种文体是分别用来记事和说理的，因此必须写得条理清楚、逻辑性强；“铭”和“诔”一是用简约的文字刻记人的功德或警语，一是叙说死者生前事迹的，当然应该以素朴、质实为佳；“诗”和“赋”一是侧重抒发主观情感，一是侧重状写客观物态的，则不妨写得形象生动、辞采华丽一些。应该指出的是，这四个字并不是对四类文章内容上最本质特点的概括，而是区分它们在表现形式上的不同之处。当然也有对各类文体内容的认识作为前提，但主要着眼点是后者而不是前者。这样偏重于形式上区分文体的作法，是比较肤浅一些，但在当时历史条件下，作者能有意识地去作这种区分，能概括到这种程度，应该说已经是难能可贵的了。从此，我国古代才正式出现了“文体论”这门学问。
第六段，作者提出了著名的“文气说”。他首先指出，各种文章都是“以气为主”的。这“气”是什么？历来解释纷纭，考察作者前后文的意思，大体上是指文章中反映出来作家的气质个性。它具体融化在作品里，则表现为作品的精神风貌，大致相当于今天所说的艺术风格。“文以气为主，气之清浊有体，不可力强而致”，实质上说的就是作家气质个性和作品艺术风格之间的关系。是说文章的各种不同精神风貌都有自己的根基，都是作家的气质个性凝聚而成，不是写文章时可以勉强拿来，想要哪种风格都成的。他以音乐为例，说同一支歌曲，曲调节奏都是一样的，但不同的人演唱起来，由于各自引气行腔“不齐”，就会唱出各种风味情调来。引气行腔之所以“不齐”，有巧拙之分，又各有其根本成因，也是深深植根于各人的气质个性中，而不是一般的可以言传身教的基本方法，因此即使是父、子、兄、弟之间想互相学习，也很难办到。总之，作者认为，文章各种风格的形成紧紧地和作家的气质个性连在一起，有什么样的气质个性，就会写出什么风格的作品来，这是完全正确而且十分深刻的。 即“风格就是人”，公元三世纪初的我国文论家曹丕，早已提出了这样见解。至于作家的气质个性又是怎么形成的，文章没有深入到这一层次具体论述。
第七段，作者充分肯定和强调了文章的作用和价值：“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认为文章的实用价值极大，可以用来经邦治国，是一种伟大而不朽的事业。前面说过，本文所谓的“文章”，是包括诗、赋等纯文学作品的。把这种文章的作用看得如此重要，在文论史上是前所未闻的。特别是两汉时期，由于统治者“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文人学者多以治经注疏为贵，诗、赋等文学创作很不受人重视，被蔑为“小技”、“小道”。文学创作者则被看成与“娼优”“博奕”之徒同等。本文作者则不然，他明确提出写文章、搞创作也是一种经理国家、建功立业的大事业，应该和其他功业处于同等重要的地位。当然，作者更重视的，还在于文章作品可以使作者传名后世这一功用。从这一点上着眼，他甚至认为写文章、搞创作比其他功业还有意义。因为在他看来，建立其他功业往往是要托足于权门，爬上一定的政治地位才能实现的。即使已经建立了功业，要传名后世，还需依赖史官的记载。写文章搞创作，则全不要这许多啰嗦条件，好的文章作品只要一写出来，就自然能够起到经邦治国、匡时济世的作用，而且不需依靠“良史之辞”，自能流传身后，使作家扬名万古。
正是基于对文章作用、意义的这种认识，作者苦口婆心地劝说世人一定要以古代著书立说的圣贤为榜样，不受外境的险夷、穷通所影响，不为眼前的琐事杂务所困扰；珍惜比美玉还宝贵的时光，争分夺秒地写文章、搞创作，用最大的精力和干劲去建立这“千载之功”。应该指出，作者如此看重文章的价值，是有他明显的阶级功利目的的。他这种强烈的以文章扬名身后的思想，也鲜明地打着他的世界观的烙印。但是，同历史上那些视文学为玩物，以及只顾自身享乐，醉生梦死的统治者相比，他这样重视文学的价值和作用，企图用文章建功立业的思想，应该说是一种向上、进步的观点。特别是他这种抬高文学的地位，热情鼓励创作的主张，在客观上，无疑是非常有利于文学发展的。建安时期是我国文学史上创作的昌盛时代，这当然是由很多原因促成的，但作为统治集团的曹氏父子的重视和倡导，起码也是其成因之一。
本文所以能提出上述这些重要的理论问题，不能只看成作者个人的智慧；主要应当说是社会发展的结果和需要，同时也是文学本身发展的结果和需要。比如关于文学社会地位的提高，到东汉末年就已经逐渐受到人们重视了，并不是曹丕一个人旱地拔葱式地拔起来的。再比如“文气说”的提出，就和当时盛行品评人物，品评人物又特别重视人的气质精神的风气有密切关系。对于文学批评态度的矫邪树正，则是因为文坛上既出现越来越多的批评，但又风气不正，急切需要纠正过来。至于“文体论”的提出，更是离不开文学本身的发展，诚如清代纪昀所说：“建安黄初，文章体裁渐备，故论文之说出焉，《典论》其首也。”当然，作者主观方面的努力和贡献，也不容抹煞。社会和文学本身发展的结果和需要固然决定着这些理论的必然提出，但是同时代人多得很，究竟由谁提出，为什么“《典论》其首也”？这就有个人主观条件起作用了。简言之，曹丕之所以提出了这些理论，因为他有很多有利的条件。众所周知，曹氏父子在当时不但中原政界的霸主，同时也是文坛的盟主。但由于曹操位高事繁，曹植处境不利，实际上文坛的领袖正是曹丕。他对当时的作家和创作情况既非常了解，又十分关心，再加上他本有雄厚的学识修养和丰富的创作经验，因此，他才能在历史条件提供了可能的前提下，写出了这篇理论意义很高的文章。
至于本文在写作上比较成熟，艺术技巧方面有许多特点可以借鉴，当然更应该主要归于作者本人文笔的功力了。下面我们就来分析一下。
首先，这篇文章篇幅短小，总共还不满六百字，但它的容量却相当大，论述的问题很多，既有理论，又有批评。理论中既有关于文学外部规律如功用价值的论述，又有对文学内部规律如文气问题、文体特点的阐发。批评中既有对几种错误态度的批评，又有对多位作家作品的具体评论。可说是一篇名副其实的文学理论批评文章。这样丰富的内容，都包容在不到六百字的篇幅里，十分凝练。我们常常赞叹古人的作品惜墨如金，其实不只是文学作品，文学理论文章也同样如此。
其次，本文虽是一篇理论文章，而且篇小量大，但读来自然流畅，轻松活泼，毫无枯燥的感觉，这是很难得的。作为理论文章，首要的当然是理论观点正确，说理清楚，以理服人，最好也能助之以情感，引人入胜。而这往往被许多理论文章的作者所忽视。本文作者注意了这一点，虽然写的是精心构思的理论文章，但用的却是散文笔调，文章中不论是阐述理论观点，还是批评作家作品，都能作到以情运笔，娓娓而谈，态度很随便，似乎想说什么就写什么，很有魏晋文章的共同特色—“通脱”。在具体技巧上，文章恰当地运用了比喻和俚语，既便于说理透辟，也增加了文章轻松活泼的情调。
第三，本文虽然用散文笔调写成，具有通脱、自然的特点，但又不失之于“散”，而是外散内严。前面我们分四个部分来分析，目的在于讲清它们的内容和理论意义。实际上，文章的四个部分，特别是前三部分，是有严密内在联系的整体结构，并不是几块互不相干的拼凑板。这整体结构的重心在哪里呢？就是第一部分的批评论。作者在文章第二段已经对此作了明确的说明：他之所以写这篇《论文》，主要目的是为纠正当时文人之间严重存在的自贵和相轻的恶习，而代之以“审已度人”的批评态度。为了证明自己这种纠正的必要和立论的正确，给人们作出一个具体的榜样，作者亲自进行了一次评论实践。这两层意思互相结合，共同构成了文章的重心，因此写得比较详细，占了全部篇幅的一半以上。而二、三部分的文体论、文气说，则都没有展开论述，只分别用了几十个字，讲清观点便赶紧收住。因为这两部分在文章结构中不是重心，主要是为前边批评论中的两层意思提供理论据的。它们一是从文章的客观方面立论，说明因为文章体裁不同，“故能之者偏”；一是从作家主观方面着眼，说明由于作家气质个性不同，文章的精神风貌也决不能一致。二者归到一点，目的都在于说明作家各有所长，也各有所短，“鲜能备善”，绝少“通才”的道理。而这正是批评文人自贵、相轻的理论根据，同时也是评论七子作品的理论根据。作者评论王粲、陈琳、阮瑀，主要着眼在文体方面；评论刘桢、应璆，主要从文气角度；而评论孔融、徐干，则二者兼而用之。可以看出这三部分的关系是非常紧密的。至于文章价值一部分和全文的关系，虽不像前三部分钩嵌得那么严谨，但也决不是孤立无关的文字。在当时大多数人对文学的重要意义认识还很模糊的情况下，作为首篇完整的文论文章，适当强调一下文学的社会作用，以期引起人们的重视，是十分必要的。作者的精心构思还表现在这一部分之后，又轻轻添了几笔，这就是前边我们留下没作分析的第八段：“融等已逝，唯干著论，成一家言。”这一段没什么理论可言，但在结构上却并非蛇足。清代的姚永朴看到了这一点，他说：“案此数句，回微七子，而深服伟长(徐干字)《中论》。”这话很对，说明作者是有整体结构观念的，因此最后又来个小收煞，把文章“回缴”即兜回到前边的重心上去。
最后，还须指出，批评论虽然是《典论·论文》的重心所在，是作者写作此文的主要目的，它们在后来乃至今天也确实很有意义；但是，本文在理论上更主要的价值，却不在这里，而在后三部分。特别是“文气说”影响最大。它讨论、品评的虽是具体问题和作家作品，但却上升到理论高度，提出了新鲜的见解。这样的理论，也就有了普遍而深远的意义，赢得了应有的历史地位。返回搜狐，查看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