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起《人民日报》高度关注的中外合作办学出了什么问题？

中国教育主管部门的顶层设计用心良苦，不甘心单向输出学生，造成教育“逆差”，但仍有些“一厢情愿”。新的中外合作办学形式，将从注重数量、形式，向强调质量、内容转化，在设立准入门槛的同时，建立更严格的退出机制。

2017年12月7日《人民日报》教育版显著位置刊出了题为《中外合作办学如何提质增效》的文章，对现阶段中国高等教育国际化进程做了比较深入的读解。作为国际教育从业人员，我希望根据多年来的观察和实践，对党媒的评论做出分析和补充。

顶层设计的初衷

文章中的数据能够大体看出中国教育主管部门的整体布局：

截至2016年底，在学科专业布局方面，本科及以上中外合作办学项目中，工学约占37%，管理学约占26%，两者合计约占63%。

从学科的角度看，工科超过商科的格局已经定型。中国教育部国际司在中外合作办学的审批过程中严格控制商科项目的数量，确保了不同专业之间的大体平衡。

文章没有提及的另一个重要手段是调控中国学生在国外的学习时间。本科层面的2+2（两年国内学习外加两年国外留学）、3+1（三年国内学习外加一年国外留学）项目已经不是主流，教育部批复的合作办学项目倾向于全部在国内授课（海外师资按比例介入）的4+0形式。

显然，无论是中国政府还是中国院校，都不甘心单向输出学生，造成教育“逆差”。教育部主导的4+0形式明显在提升国内大学的主动性，同时向外方施加压力，加快引进更多优质教育资源（师资、教学大纲、教材、教法等），以满足国家整体的人才战略。

国外师资成为最大短板

在当前形势下，中国教育主管部门的顶层设计用心良苦，但在竞合的国际关系里，还有些“一厢情愿”。

《中外合作办学如何提质增效》敏锐地抓住了国外师资“缺斤短两”的严重问题。按照教育部的规定，国外大学在中外合作办学项目中应该投入三分之一的师资、三分之一的教学时间和三分之一的教案，这3个“三分之一”在实际合作过程中很难实现。即使实现了，也是强度过大的集中授课，有点像国际版的“填鸭式”教学。

这种现状的根源其实是中外核心资源的争夺与摩擦。师资是大学的核心竞争力，相对而言国外师资的成本要普遍高于国内，国外大学转移师资到国内，还要顾及到本校授课的正常进行，成本比预想还要高。

同时，国外大学的教案有知识产权方面的保护，在与中方谈判时，往往会将其中无形资产的价值也计算在内。

师资成本抵销了中外合作办学收入中相当大的一部分，对于国外院校而言，4+0的合作形式更像是单方面的师资输出，说得更直白些，就是中方出钱买国外老师，这样的合作缺乏可持续发展的动力。

“一窝蜂”的经济根源

文章中提到“如今，我国中外合作办学机构和项目有2572个，在校生规模近60万人。”不断扩张的规模背后，是经济利益的驱动形式。

中国教育国际化的基本方式是中外合作办学，很多国内大学都热衷于此，除了完成教育厅、教育部下达的国际化指标（学生出国留学、教师出国培训等）外，也是高收费、创收的好机会。

合作办学国内学习阶段，每年的学费已经是常规学费的若干倍，动辄每年5、6万元人民币，甚至更高。

中国教育国际化的初衷是提升国内教学质量，分流国内相对过剩的教育需求，这势必使用经济杠杆，势必以钱的标准设置准入门槛。

国外师资不足的情况下，为了保留高收费的招生资格，中国高校也巧立名目，用各种手段强行“国际化”，以满足教育部和省厅的要求，应付教育主管部门的检查。

“双一流建设”与国际化挂钩，将很可能倒逼出新的中外合作办学形式，从注重数量、形式，向强调质量、内容转化，在设立准入门槛的同时，建立更严格的退出机制。